作者： 海西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媒体上照旧充斥着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讨论。其中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如何挽救岌岌可危的中产阶级。
美国的中产阶级衰落到何种程度了？
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研究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所占比例已不到一半，从1971年的61%减少到49.4%。中产阶级所占有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也从62%下降到43%。也就是说，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从收入上，所谓的中产阶级都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来源：皮尤研究中心①
与此同时，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财富差距也在拉大：
美国所谓的中产阶级，不是按照获得收入的方式，而是按照收入的多少来定义的。在皮尤的这项研究中，中产阶级家庭指的是家庭收入在中等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二到两倍的家庭。中产阶级的减少只是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占比的减少，而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生活水平是什么样的？美国自由派和左派的经济学家以及政客们，都反复指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已经停滞了几十年了。从下图即可看出，虽然美国中等家庭的货币收入（NOMINAL INCOME）增加了很多，但这几乎都是通货膨胀带来的假象，实际收入（REAL INCOME）增长极为有限。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不增长，但美国经济总体上一直在增长。从1970年到2015年，美国实际人均GDP增长了两倍多。普通家庭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国家财富的增长。这自然带来了前面谈到的中产阶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中产阶级“空心化”等问题。
中国工人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吗？
要解决中产阶级空心化的问题，首先是要找到问题的原因。上面已经说过，美国的中产阶级不是按照严谨的阶级定义，而是按照收入来划分的。所以，其实绝大多数中产阶级都是领工资的工人阶级。中等收入人群中，除了白领工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蓝领工人。
美国左派候选人桑德斯在一次讲话中就说道：
“当我们讨论中产阶级的崩溃时，向年轻的工人们指出一些事实是很重要的。比如，在1940、50和60年底，当我们在美国有制造业基地时，你可以从高中毕业，然后在工厂里找到一份工作。这是个美差吗？不是。这是份辛苦的工作吗？是的。这份工作脏吗？有时候是的。但是如果你在制造业工作，尤其是背后有工会撑腰时，你很可能靠自己工资让全家成为中产阶级。”②
所以，中产阶级空心化的实质是，美国工人阶级的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美国工人阶级的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呢？在另一次演讲中，桑德斯将其归咎于美国的贸易政策：
“我认为，失业率如此之高以及中产阶级处于崩溃中的原因之一，与这些灾难性的贸易政策有关系。这些政策来自于公司领导，而他们的责任感就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富有，想让他们的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却不怎么关心美国人民的需要。”
“我想看到中国人民生活在高生活水平的民主社会中。我希望看到那样，但我不认为，这必须以牺牲美国工人为代价。我不认为，我们国家不得不因为许多公司搬去中国而失去报酬不错的工作。我想看到中国人民做得好，但不想看到美国中产阶级崩溃，我将尽最大努力与之斗争。”②
在这个问题上，左派的桑德斯与右派的特朗普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美国梦不在了，美国中产阶级瓦解了，原因在于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
中国工人有没有“抢走”美国工人工作呢？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首先，美国制造业工作的确在减少，但美国制造业规模并没有缩减，而是在扩大。从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生产率与成本统计中可以看到，从1987年到2010年，美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有余，达到214.8%。尽管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岗位减少了1/3，但最终的制造业产值仍然增加了45%。
来源：http://www.tmtpost.com/1434663.html
这样看，是不是说美国工人阶级之所以陷入失业和收入下降的状况，不是因为中国工人抢了他们饭碗，而是技术进步，自动化和机器人造成的呢？
用机器取代人一直都是资产阶级用来对付无产阶级，有效压制工资的武器。但是，在自动化水平提高的同时，经济规模也在扩大，所以雇佣的总人数反而会上升。
美国最近三十多年来制造业就业人口下降的原因，是因为有许多行业都将生产转移到中国。
比如纺织服装业，随着大量产能转移到中国，美国纺织服装业日渐萎缩，企业数、人员持续减少，产值、利润下滑严重。据美国劳工部统计，1992～2002年，美国纺织服装业就业人数从158.6万人减至84.7万人，年均就业下降6.5%。1992～2002年，美国纺织服装业产出由1410亿美元减至1250亿美元，年均下降1.2%，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从2.2%降至1.1%。③
美国制造业大面积向中国转移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在美国大超市中出售的产品中，有很大比例都是“MADE IN CHINA”。美国左倾的经济学家把这种中国货充斥美国市场，造成美国企业倒闭，工人失去工作的现象，称作“沃尔玛效应”。据称，从2001年到2013年，沃尔玛从中国进口中国商品的行为，造成至少40万个工作的流失。
但是，情况真的像特朗普说的那样，中国人把美国人“强暴”了吗？其实，这种论调一直都有，但这是美国资产阶级转移视线的障眼法，他们希望挑动中国工人和美国工人的对立，以掩盖真正的罪魁祸首。这种把戏太低级，连中国资产阶级都看不过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时曾经刊文，指出了一个关键事实，那就是中国对外出口的商品，相当一部分都是美资企业的：
“看着源源不断的中国商品流向美国，其实，这些产品真正的老板大部分是外资企业。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外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的52.4%。另有统计显示，在这些外企中，美资企业占了约60%，也就是说，中国顺差的很多利润是进了美资企业的腰包。”④
中国贸易顺差的真实情况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关掉本国的企业，把工厂搬到中国，雇佣廉价的中国劳动力，然后把产品运回本国市场出售。中国工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吗？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如果跨国资本不是把利润放在本国人民利益之上，中国沿海是不会像变魔法一样，突然出现一大批外资工厂的。
中国农民工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劳资力量对比
在劳动和资本的经济斗争中，有许多因素起着作用。长期看，劳动力的价格取决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商品的价值。但是，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商品价值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定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值是不同的。但是，在某一代人里面，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确会有一个人们觉得正常的标准。不过，这个标准要表现为现实的工资，还得通过工人和老板之间的讨价还价来实现。
当工人议价能力强时，工人的工资甚至可能高于那一时期的劳动力价值，如果这一状态持续，甚至可能改变普遍认为的生活标准本身；而当工人议价能力弱时，工人的工资往往会低于劳动力价值，而且这种定工资状态持续较长时间，比如一两代人，就有可能压低了劳动力价值本身。也就是说，你的父辈或者祖父辈所认为正常的工人阶级生活标准，有可能远远高于你对自己生活的期望。
那么在劳资对抗的过程中，有哪些因素起着作用呢？我们知道，劳资斗争本质上是围绕着雇佣条件即劳动力价格的斗争，即劳动力的卖者和买者之间的斗争。决定买者和卖者力量强弱的，是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如果需求大于供给，则卖者强势，买者弱势；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则买者强势，卖者弱势。所以，当劳动力供给过剩时，工人议价能力就弱；而当劳动力供给不足时，工人议价能力就强。在这场比赛中，资本家占据主动，因为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可以用机器代替人，刻意造成失业人口即产业后备军，来扭转局面。不过，工人也可以通过组建工会等方式来实现垄断劳动力供给，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来抬高价格。总体上，劳动和资本的斗争有起伏波动，有时资本强势，有时劳动强势，很少出现资本单方面狂虐劳动几十年的情况。
欧美工人的组织程度高，政治环境也相对宽松，按道理工人不应该遭遇长达几十年的大溃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用文字说明可能不贴切，我们通过一些数据来进行说明。
下表是1992年主要国家和地区劳动人口的情况。可以看出，在中国大面积引进外资的初期，中国劳动力的数量超过了全球劳动力供给的四分之一，超过了欧盟、美国、拉美等主要工业化地区的总和。
来源：世界银行
1992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高达近百分之六十，而到了2012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在这二十年间，有两三亿农民进入城市，其中相当部分进入了制造业行业，而制造业中又有相当部分是外资企业。
中国大量处于潜在失业状态的农民进入城市，加上国企改革带来的大量城市失业人口，一下子增加了接近于欧美总劳动人口这么大规模的劳动力供给。而且，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所进行的工业化，还为跨国资本准备好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供应链。所以，一旦中国政府决定加入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秩序，中国庞大的过剩劳动人口就立马成为现实的劳动力供给，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欧美的工人阶级形成竞争关系。
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增加之快，从几次经济普查数据中，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变化即可看出。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时，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为8390.5万人，到了2014年第四次经济普查时，制造业就业人员达到了12515.1万人。十年间仅制造业就净增了4000多万人，增加人数比日本（不足一千万）、美国（一千一百万）和德国（五百多万）等其他三个主要制造业大国的制造业就业人口还要多很多。
中国工人比美国工人便宜几十倍，而且工人根本不能结成工会，议价能力很弱。加上中国环境方面的管制也很松，所以，许多美国企业选择将其生产能力迁至中国。
以纺织业为例，1992年，美国工人的人均工资为23938美元。⑤而那一年，中国城镇职工年平均收入才2677元人民币，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更低，才784元人民币。⑥1992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5.5149:1。也就是说，资本家雇佣一个美国工人的钱，就可以雇佣49个城市的工人，雇佣168个农民。90年代广东的工厂一月工资才几百块钱人民币（美国工人工资的几十分之一），农民们还争先恐后地去打工。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工人阶级尤其是制造业工人，要同资本家做斗争是很困难的。资本家只要威胁把工厂搬到中国，美国工人往往是不敢再继续斗争了。于是，越来越多的高薪工作在美国消失，越来越多的人只能拿到法定最低工资。
美国工人运动开始复苏
上周，美国最大运营商之一Version的员工结束罢工。这场罢工长达44天，参与人数约36000名，是近几年最大的一次罢工。VERSION员工罢工的原因也很具有代表性：低工资、公司用合同工代替正式工、裁员等等。Version早就开始训练一部分非工会工人以应对工会罢工，罢工开始后，他们宣称服务不会中断。但随着罢工持续，许多地方出现顾客因为服务中断而投诉的情况。最终，在美国劳工部的调解下，劳资双方达成了妥协，工人宣布他们取得了巨大胜利。这场胜利的罢工反映了近几年美国工人运动的高涨。
提高最低工资，是这场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
2013年12月，美国大约100个城市的快餐店工人酝酿5日举行大罢工，要求将目前每小时7.25美元的最低工资提高至每小时15美元。该抗议活动被美国媒体称为“美国快餐工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行动”。
2014年6月，在社会主义替代党的推动下，西雅图市议会投票通过了将最低工资提升至每小时15美元的议案。
2015年10月，波士顿、纽约、底特律、费城等美国270多个城市的快餐店工人再次走上街头，举行罢工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提高最低工资至每小时15美元。示威活动从纽约、波士顿、费城等地率先展开，当天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和活动的支持者将参加罢工和示威活动。除快餐店工人外，还有700多个城市的快递员、家庭护理、农场、养老院等行业的低收入者也给予声援，加入到抗议者行列。
美国工人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左翼力量的复兴，桑德斯的兴起就是最明确的标志。那么，美国工人运动为什么能够触底反弹呢？是什么样的经济力量在起作用？
拐点已至？
从前年开始，不断有新闻报道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新现象。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统计，中国依据生产力调整过的制造业工资在过去10年增加了两倍，从2004年的4.35美元/每小时增加到去年的大约12.47美元/每小时。在美国，按生产力调整过的制造业工资从2004年至今增长了不到30%，达到22.32美元/每小时。而美国工人比中国多出来的工资成本，被那里更低的天然气价格、价格低廉的棉花原料，以及当地的税收优惠和补贴所抵消。
一方面是中国工人工资不断上涨，另一方面则是欧美工人的工资增长停滞。当中国工人的工资涨到一定程度时，欧美工人就会逐渐恢复其原有的议价能力。
这种形势的改变可以反映在各种机构的研究中。比如，BCG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表明，在2004年时，中国的成本低于墨西哥，而到了2014年，墨西哥已经比中国还低了，而美国与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差距，也迅速缩小了。
中国农民工工资上涨，是超大规模的潜在人口即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枯竭的结果。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增长1.3%。2011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0.5、1.5、0.5和0.6个百分点。⑦
资产阶级如何应对危机？
在上世界八十年代，欧美社会就如何走出危机爆发了尖锐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希望去掉各种管制，回到自由的资本主义，而先进的无产阶级则提出通过进一步国家化即通过走向社会主义来应对危机。
除了工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分子破坏之外，有两个重要因素决定了斗争的走向：一个因素是苏联解体，使得走向社会主义的路线失去了政治感召力；另一个因素则是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其庞大的过剩劳动人口成了欧美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
今天，中国社会也面临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随着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日益枯竭，过去三十年盛行的血汗工厂模式显然已经面临危机。
那么，资产阶级政府是如何应对危机的呢？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手段，前两种方式是继续维持血汗工厂模式，倡导者是楼继伟部长；后两种方式则是促进中国向欧美等发达国家转变，进行产业升级并将血汗工厂转移至非洲，倡导者是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
第一，通过土地转移，“就业扶贫”，户籍改革等方式，加快释放农村劳动力，即希望通过政策手段，继续维持劳动力市场中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
第二，修订劳动相关的法律，削弱工人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楼继伟称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他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他说，国务院于2014年7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楼继伟：中国有50%以上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推动产业升级，用机器代替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竞争力。同时可以维持过剩人口，压制工资过快增长。
第四，迁移部分产业到印度和非洲。
“说到产业转移，大家直接想到的是东南亚，如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但转移到那边眼下也存在问题。林毅夫形象比喻道，如今中国“大水缸”已满，要往外溢，但东南亚“水缸”容量小，现时产业转移到那边存在不少问题。国内制造业人员就达1.5亿人，其中制鞋业就有1900万人，成衣和纺织业从业人员约有2000万人，数量巨大，而越南人口只有9000万，制造业顶多只有1000万从业人员；柬埔寨人口是1500万，制造业顶多只有200万人。现时企业转移过去，当地的工资水平上涨非常快。他的一项研究显示，2010年越南制鞋业工资只有国内的四分之一，去年越南制鞋业的工资已经是国内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二之间。
放眼过去，曾多次到非洲考察的林毅夫认为只有非洲才能更好承受溢出的“水”。非洲当地有10亿人口，而且现时发展状况与国内改革开放初期非常相似，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非洲整体工资水平世界上最低，有不少国家工资水平只有国内的十分之一左右，从劳动力成本上看，非洲是国内目前制造业往外转移的最好地方。同时其很可能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有20年左右的时间因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工资长期难上涨。”（《林毅夫：非洲是产业转移最后一站》）
中国农村劳动力是有限的，即使想尽办法将剩余的一些劳动力赶到城市，也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真正有效的办法，还是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
印度：下一个搅局者？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中国的农民加入全球劳动力市场，一下子改变了力量平衡，搅乱了欧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现在，当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时，印度或者非洲的农民会不会也扮演这样的角色呢？
我们知道，当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时，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几乎是等同于工业化国家劳动力总和的。而在今天，当中国已经接近于完成工业化之时，印度和非洲能起到当时中国所起的作用吗？的确有可能，至少从劳动力规模上看， 是这样。2014年，非洲和印度的劳动力总和接近九亿，与中国相当，达到中国、欧盟、美国、日本、拉美、俄罗斯等工业化地区的劳动力总和的二分之一左右。
来源：世界银行
虽然印度和非洲对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搅局作用没有中国当年那么大，但通过转移一两亿人口的制造业产业到印度和非洲，的确可以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压制中国工人阶级的工资斗争。现实也的确如此。许多资本家面对工资上涨，工人罢工斗争增加的状况，果断选择搬迁至东南亚、印度乃至非洲。产业大转移导致中国工人大面积失业的前景，的确造成了一定的恐慌情绪。
于是，许多人开始给中国打气，找各种理由证明印度不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其中，许多人提出的理由是，印度的基础设施太差，取代不了中国。
印度的基础设施的确比较差，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印度基础设施在148个国家中排名第85。现代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认为，目前印度基础设施相当于中国八十年代水平。
但是，中国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基础设施也不怎么样。这并不妨碍美国的企业搬迁到中国。实际上，印度政府只要建设好沿海几个城市，就可以像中国一样，成为全球新的加工厂。即使印度和非洲的政治制度文化等因素会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中国像印度和非洲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仍然不会改变。
因此，中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向印度转移资本家为了吓唬工人的一时举动，而是由资本的追利本质决定的理性行为。据世界银行估计，如果中国工人的工资再上涨百分之十，就会让印度增加120万个服装业的工作。
但是，我们在上面只比较了劳动力的规模，却没有比较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只有美国的几十分之一，而当印度准备接受中国的制造业时，其劳动力成本已经达到了中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不同机构公布的数字有差异，但大致在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范围内）。情况是很不同的。如果中国制造业大量向印度转移，其劳动力成本很可能会继续攀升。而当印度工人的工资涨到一定程度，资产阶级在综合考虑物流等成本之后，未必还愿意继续转移产业到印度。
另一方面，与中国工人一开始联合斗争就遭遇国家机器的强力镇压不同，印度工人阶级有结社组党等政治权力，工会和罢工在印度是合法的。非洲多数国家也一样。当印度工人遇到超剥削时，有比中国工人更好的条件去组织斗争。工人阶级的斗争促进工人阶级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反过来又有利于斗争，并最终会导致工资的提高。因此，资产阶级不太可能像在中国那样，如此长久地维持低工资。
总而言之，印度和非洲的过剩劳动人口，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延缓和削弱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作用，但印度工人未必能像当年的中国工人那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充当发达资本家对抗本国工人阶级的武器。
这是最后的斗争
美国、中国和印度的工人们也许相互不认识，但是在资产阶级看来，他们都是同一个市场里的商品。只要买家能找到更便宜的商品，卖家就没有力量去讨价还价。也就是说，美国、中国和印度工人的工资都下降，只会让资本家更占优势，而他们的工资都上涨，则会有利于各自在本国与资本家的斗争。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走向团结，这就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必然逻辑。现在展开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世界工人阶级与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这场斗争中，不同国家工人将发挥不同的作用。
当美国工人阶级起来要求更高的工资时，资本家仍然可以简单地把厂一关，搬到中国区。美国工人阶级虽然在斗争，但是美国工人阶级的规模毕竟不大，对全球劳资力量对比的影响是有限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占到全世界工业化国家工人阶级的一半。如果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大幅度地增加工资，将会极大地改善工人在资本家面前的谈判地位，有利地促进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发达国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工人阶级的政党的发展相对容易。随着工人运动的复苏乃至勃兴，左翼的或者说社会主义的思潮将重新回到工人阶级之中，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将重获新生。
当然，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会推动资产阶级加速向印度和非洲转移。如果产业转移不顺利，那么中国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会取得更有利的位置。而如果产业转移进展顺利，那么印度和非洲工人阶级的斗争就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向印度和非洲的产业转移，会加快印度和非洲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转移不是一瞬间完成了，它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仍然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等待转移，劳动力市场仍然是供大于求，但只要劳动力组织起来，仍然可以取得斗争的胜利，因为资产阶级是没有力量在几个月之类就召集几万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农民来取代在岗工人的。印度工人的斗争，让印度的投资环境变得更不“友善”，将会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产生积极影响。
印度和非洲会在最近几十年里完成工业化（未必是中国这种工业化，也可能是拉美化），至此，全球主要地区都已经完成工业化，主要劳动人口都变成了工人阶级。而各国无产者，也一定会在跟自己的剥削者的斗争中，逐渐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具有了真正的直接现实性。这时，最后的斗争就到来了。而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一定会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注释
①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files/2015/12/2015-12-09_middle-class_FINAL-report.pdf
② http://www.ontheissues.org/The_Speech.htm
③http://www.cacs.gov.cn/cacs/newfw/webzinedetails.aspx?webzineid=2046
④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3/23/c_122870466.htm
⑤ http://www.ncglobaleconomy.com/textiles/tables.shtml#table4a
⑥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4/content_629891.htm
⑦ 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