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跃群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办的大型政治性日报，简称《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德国科隆出版，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一度停刊。

1848年，当德国三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恩格斯决定从巴黎返回自己的祖国，投身革命，指导斗争。1848年4月11日，他们抵达德国的科隆。马克思抵达科隆后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虽然在各地的运动中最积极、最活跃，但他们人数较少，其中许多人与同盟中央失去了联系，因而不能通过同盟的组织担负起运动的领导责任。而且，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运动发展很不平衡，对各地盟员只能做一般的指示。在此情况下，创办一家大型日报，是指导革命运动的最好办法。因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报纸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创办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必要的资金。专程回到家乡巴门筹集资金的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认股的事，在这里希望极其渺茫。……我费了不少唇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但答复依然是不肯定的。……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这些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会把武器掉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同上，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5页）恩格斯说，从他父亲那里也弄不到一点钱，老弗里德里希“宁愿叫我们吃1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1000塔勒。”（同上，第25页）我们从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为筹措必要的办报经费而作出的艰辛努力。最后，马克思把自己刚刚得到的一笔遗产几乎全部献了出来，而恩格斯不得不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钱作为办报经费，方使报纸得以出版。

原定于1848年7月1日出版的《新莱茵报》因形势的变化提前出版了：“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九月法令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6月1日起就开始出版。”（同上，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页）

《新莱茵报》是在欧洲革命的高潮中诞生的。因此，它的出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说：“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同上，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0页）

《新莱茵报》从创刊号起，就决心“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向封建反动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开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新莱茵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除了负责报纸的出版、发行等事务外，亲自为报纸撰写稿件。他们在报纸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为报纸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几乎每期都有他们撰写的关于国内斗争和国际时事方面的重要评论文章和通讯报道。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卓越领导下，《新莱茵报》始终高举革命旗帜，忠实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热心充当人民喉舌，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与欢迎。恩格斯在回忆这段岁月时说：“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同上，第89页）正因为如此，《新莱茵报》引起了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极端仇视与恐惧，反动派把它视为洪水猛兽，攻击该报是“一切可恶报纸中最可恶的报纸”，并采取种种卑劣手段，千方百计要将其置于死地。1848年9月底，反动派在科隆实行戒严，严查《新莱茵报》，下令逮捕《新莱茵报》编辑恩格斯、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等人，迫使他们离开编辑部，同时对马克思进行威胁。面对反动派的迫害，马克思坚决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同上，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 40页）10月12日，《新莱茵报》复刊。报纸公开声明，它将继续“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维护全体人民的民主利益。”

《新莱茵报》的英勇斗争激怒了反动当局，普鲁士政府以各种借口企图用法律手段制裁报纸。在报纸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起诉23次之多。马克思7次受到庭审，恩格斯2次站到被告席上。在“按法律手续”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进行迫害没有达到目的之后，普鲁士政府于5月11日颁布一道命令：“查最近几号（！）‘新莱茵报’愈益坚决地煽动居民藐视现存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故该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博士应予被剥夺其外人待遇法（！），……令其于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境。”（同上，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00页）普鲁士反动政府找不到查封《新莱茵报》的借口，竟然把马克思当作“外国人”驱逐出境，以此迫使《新莱茵报》停刊。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一文中，揭露了反动政府的卑劣行径和荒谬借口，嘲笑那帮保皇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讳的、虚伪的。”马克思说：“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同上，第603页）马克思在总结该报一年活动的时候，特别强调了报纸的无产阶级性质，指出法国六月革命的灵魂，“就是我们报纸的灵魂。”（同上，第602页）

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出版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而停刊。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将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许多年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写道：“因为政府有整个军队作为后盾。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武器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同上，第11页）

从1848年6月1日正式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被迫停刊，《新莱茵报》仅仅存在了354天，共出版报纸301号。但《新莱茵报》在无产阶级报刊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评价的，它不愧是“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因为“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同上，第7、12页）列宁则称赞《新莱茵报》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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