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地位的变化是苏联各地重要的社会变化之一。革命给妇女带来了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工业化为男女同工同酬提供了经济基础。但是在每一个村庄里，妇女还得同几百年来的习惯作斗争。例如，来自西伯利亚一个村庄的消息说，在那个村子里，当集体农庄给予妇女独立的收入以后，妻子们曾经“举行罢工”来反对殴打妻子的行为，她们在一星期内就把那种由来已久的习惯粉碎了。

一位村主席对我说：“男人们全都嘲笑被我们选入村苏维埃的第一个妇女。但是在第二次选举中，我们选了六个妇女，这回轮到我们笑了。”一九二八年我在西伯利亚的一列火车上遇到二十个这样的女村主席，她们是去莫斯科参加妇女代表大会的。她们当中大多数是第一次乘火车旅行，只有一个人曾经离开过西伯利亚。她们是被邀请到莫斯科去就妇女的要求这个问题“给政府提意见”的；她们是由各县选派的代表。

在争取妇女解放的一切斗争中，最艰巨的是在中亚细亚。在这个地区，妇女被当做财产，从小就卖给人做妻子，而且从此凡出来时必须戴着那可憎的“帕伦亚”——一种用马鬃编成的长形黑色面纱，它遮盖全部面孔，阻碍着呼吸和视线。传统使丈夫有权杀死不戴面纱的妻子；毛拉——伊斯兰教的教士——以宗教来支持这种风俗。俄罗斯的妇女将妇女解放的第一个消息带到了这里；她们在这里设立了儿童诊疗所，在诊疗所里，本地妇女彼此见面时都不戴面纱。这里，大家讨论着妇女的权利和面纱的坏处。共产党对党员施加压力，要他们允许自己的妻子除去面纱。

一九二八年，当我第一次访问塔什干时，女共产党员所举行的一次会议宣布：“在落后的农村里，我们的妇女在受着糟蹋、折磨和杀害。但是今年我们必须废除讨厌的面纱；今年必须是具有历史性的一年。”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增加了这一决定的尖锐意义。一个塔什干学校的女学生利用假日在本村鼓动争取妇女权利。她的切碎了的尸体被用大车送回学校，车上写着：“这就是你们妇女自由的报应。”另一个女人拒绝了一个地主的追求，和一个共产党员农民结了婚；在她怀孕八个月的时候，那地主唆使了十八个男人强奸了她，并且将她的尸体掷在河里。

妇女们写作诗歌来表达她们的斗争。祖尔菲亚·汗，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被毛拉用火活活烧死之后，她村里的妇女写了一首挽歌：

啊，女人，世界将不会忘怀你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你身上的火焰——让他们不要以为它会将你化为灰烬。

燃烧着你的火焰已经成为我们手中的火炬。

正教压迫的堡垒是“圣波哈拉城”。在这里组织了一次戏剧性的摘除面纱运动。到处传播着这样的消息：在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天，将要发生“一件壮观的事”。在那一天，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都举行了妇女大会。在台上讲话的妇女号召大家“一齐把面纱摘去”。于是妇女列队走到台前，把自己的面纱掷在讲演人脚下，在街上举行了游行。街上已经搭有检阅台，台上的政府领导人向妇女们挥手致意。旁的妇女也从家里跑出来参加游行的队伍，把自己的面纱向台上掷去。那次游行打破了圣波哈拉城的戴面纱的传统。当然，事后有很多妇女在发怒的丈夫面前又将面纱戴上了。但是从那时起，面纱就越来越少了。

苏维埃政权利用许多武器来争取妇女的解放。教育、宣传、法律都起了作用。对杀害妻子的丈夫举行了公审大会；新宣传的压力肯定了法官有权将那些旧习惯认为无罪的人判处死刑。在中亚细亚，也和在俄罗斯本部一样，争取妇女解放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工业化。

我在波哈拉老城参观了一家新的纺织厂。这家工厂的厂长——一个脸色苍白、精神疲惫、日夜不睡地建设这项新工业的人——告诉我说，他并不期望这个工厂在一个长时期内会赚钱。“我们正在把农村妇女训练成新的工作人员，以便建设将来的土尔克斯坦丝织厂。我们的工厂是有意识地运用来废除妇女的面纱的力量；我们要求妇女在工厂里不戴面纱。”

纺织女工把他们的面纱换成俄罗斯式的头饰——头巾——的时候，写了歌子来歌颂生活的新意义。

当我到工厂去的时候，

我在那儿发现一条新头巾，

一条红色的头巾，一条丝织的头巾，

它是用我亲手的劳动买来的！

工厂的吼声响在我的心里。

它给与我节奏，

它赋予我活力。

人们读了这首歌以后不能不回忆起与此相对照的托马斯·胡德的《衬衣之歌》，那首歌描写出了英国早期的工厂的情形。

拖着疲乏而磨破的手指，

睡着沉重而发红的眼皮，

一个女人坐着，穿着不象女装的破衣，

匆忙地穿动着她的针和线。

在贫穷、饥饿和污秽里，缝着，缝着，缝着，

然而不断地用哀伤的音调，

她仍然唱着衬衣之歌。

在资本主义的英国，工厂是追求利润而进行剥削的武器。在苏联，工厂不仅是生产集体财富的手段，而且是有意识地用来打破过去的枷锁的工具。

• 本文节选自《斯大林时代》
• 作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