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有一段著名的言论指出，实用主义政治家，无论其是谨慎还是胆大，最终都发现自己在不经意地重复着早已过世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些提倡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都在追随着奥地利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思想。社会主义政治家跟从的则是德国已逝社会主义民主经济学家考茨基、伯恩施坦和鲍尔的理论。

一 背景

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主导思想一直是一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时期建立的思想。在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国际社会主义中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党派，其思想影响了包括英国工党和欧洲共产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直到20世纪40年代，反对俄国社会主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才有机会变革自己的经济制度。英国、新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相继走上经济体制转型的道路。这种经济转型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重点产业实行国家所有、教育和医疗纳入国家服务范畴、大部分新建房屋归国家所有、通过征用充公或者征收继承税方式削减私有规模房产、国家实施全员就业政策。当然，各国间还是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别。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农业纳入国家控制；在英国和波兰，国家农场只占很小的份额；英国的国家干涉主要通过市场参与来实现。鉴于作者对英国情况尤为熟悉，因此本文将主要对英国进行分析，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的经济政策有着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英国的工业国有化进程不如东欧各国走得深远。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国有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能源生产和供应系统：煤、油、气、核电和水力发电；大部分交通体系：道路、铁路、公交、飞机航线、机场、港口；通讯系统：广播、电视、邮件、电话；部分房屋交易和许多重工业：钢铁、造船、飞机制造、车辆生产。如此大规模的国家份额加上如火如荼的贸易联盟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严重威胁着英国经济中剩余资本主义成分的生存，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英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对如何应对经济危机展开了激烈争论。究竟应该保留现有资本主义成分，通过加大国家对价格和收入的控制来解决危机，还是扩大国有份额，采用新的国家投资银行赞助投资的方式解决危机？工党因其软弱和犹豫不决陷入瘫痪，于1979年被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激进政府取代。新政府的目标是回归经典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使得社会主义在1945年后所做的民主性改革被取缔。之后的十年内，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成为英国的主导政策，而且在社会主义民主经济最具影响的东欧国家也占据了优势地位。具有戏剧色彩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经济最为薄弱的联邦德国却是最后一个步入新自由主义的国家。

当前世界面临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我们重新确立社会民主政策和理想的历史性时机，但这不能成为对历史简单的重复。本文将试图提出一种与以往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不同的政策。不同点如下：（1）工业国有化不是我们关注的中心，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确保劳动价值得以全部实现的权利上。（2）我们提倡激进的货币调整政策，将经济整体导向一种基于劳动时间的非货币型“等价经济”。（3）我们不是着眼于将这种过渡建立在国家层面，而是建立在整个民主化的欧盟层面。

一个进入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社会需要在十字路口上做出选择和决策。一旦方向选择错误，可能前功尽弃。可能开始是向着社会主义前行，但最后可能走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都清楚，这种现象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过。最糟糕的是，在做出决策的当时没有办法立刻看清决策背后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很可能直到最后一刻，人们还坚信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如下关键特征：（1）经济应该建立在对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应用和实践上。根据这一理论，消费品的价格由生产这一产品的劳动时间决定，按照劳动时间分配劳动报酬。坚持实行这一原则可以消灭经济剥削。（2）工业归国家所有，按照国家计划运营而不受利润驱动。例如，零售业的运营是为了达到供求平衡而不是建立在获取利润的基础上。我们预想企业的国有化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应该发生在废除工资制度之后。（3）地方、国家、国家联盟各级决策民主化，特别是关于税收和国家费用的决策更要民主。决策民主化极为关键，可以防止私人剥削被国家剥削取代。

另外，我们高度认同马克思的一句格言，即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来完成。这反映出，我们提倡的是工人直接参与的民主而不是内阁或政党和政府控制的民主，反映出我们对社会主义过渡该如何进行的基本观点。与旧的社会民主强调政府直接接手私有企业实现国有化不同，我们倡导劳动者拥有积极的法律权利。当工人集体行使这些权利时，可以结束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二 货币和剥削

在社会主义运动占据主导力量之前，欧洲的经济将一直以资本为基础。马克思曾经指出货币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以一小部分货币开始，最后获取大量的利润。例如，马克思论述到，100万英镑的原始资本完成资本增值后可能变为200万英镑。

资本家比劳动人民更有钱，他们用这些钱来雇佣工人，工人为赚取工资而劳动。亚当•斯密说，在与雇主进行劳动力价格的讨论上，工人总是处于劣势。工人的工资远低于他们在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由于资本家出售商品的价值高于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因此，资本家变得越来越富，工人则和以前一样贫穷。这一过程是造成贫富差别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资本家还有第二种剥削方式来增加自己的财富：有息贷款。贷出货币的一方不用劳动就可以一年年富起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剥削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近三十年信贷业务的扩展意味着一大批工人和中低收入阶层遭受着银行和信贷公司的剥削。

除了支持剥削以外，这种货币经济还与社会需求相冲突，无法有计划地满足社会对资源的需求。和苏联不同，欧盟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供应由市场调节。这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利于调节商品供应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但不足在于，其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基本上向着富人的需求倾斜。目前，欧盟缺少一种以全社会为定向的机制，通过有意识地调节经济整体结构来迎接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公平地满足所有公民的需求。

三 如何实现转型

现在，讨论的焦点转移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上来。文章将逐条阐述这些措施，并解释每一条措施怎样帮助我们实现更为宏观的目标。

1.货币改革

欧洲货币政策主要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这一机构不受任何民主控制，负责为欧洲资本主义持续再生产提供有利的货币条件。中央银行独立于民主控制，实施严格的反通货膨胀政策，这可以说是代表了20世纪后期自由主义取得的一项关键胜利。如果工资随着价格上涨而上涨，通货膨胀本身并不一定有损穷人和工人的利益。受通货膨胀打击最严重的是租贷阶层，他们持有的资金和利息承担着资本贬值的危险。不过，因为这批人反对社会主义，所以，如果通货膨胀不会带来其他社会危害，那么社会主义政府就不用去担心这批人经济上的损失。

未来商品价格不确定可能导致社会心理的不稳定，从而使民众对社会秩序失去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府可以实行价格稳定政策。事实上，我们提出的用劳动量代替货币的提议与降低价格的长期性政策具有等值效果。

建立按劳支付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货币改革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要步骤。我们建议，从法律上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的义务是维持劳动货币的价值稳定。产生这一设想可能是因为1996年后英国工党政府实施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成功。当时，政府将货币政策的决策权从政治家手中移交给由经济学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并且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委员会必须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特定的范围。人们可能会以为这是项强力支持通货紧缩的政策，事实上不是这样。部分原因在于，与欧洲中央银行不同的是，该委员会的目标是必须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避免通货紧缩。我们提出的政策与英国政策不同之处在于目标的设定。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稳定以劳动衡量而不是以生活费用指数衡量的欧元价值。同时，我们建议组建一个民主的价值政策委员会来监控欧洲中央银行。设定这一目标的理由如下：（1）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按照劳动时间计算的欧元价值上涨，从而可以买到更多商品，降低生活成本。（2）一旦以劳动量计算的欧元价值趋于稳定，欧元钞票应该印上小时数和分钟数来代表劳动价值。这具有革命意义。它将清楚地向雇佣工人揭示现有经济制度如何欺诈剥削自己。假如一个工人一周工作45小时，拿到工资时发现欧元上印的小时数只有20小时，那么他知道自己每个星期的劳动被剥削了25个小时。这种办法可以提高社会主义意识，为其他社会主义政策提供有利的公众舆论条件。（3）最后，欧元将被重新命名并以劳动时间重新定义。欧元不再是一种可转让的物理货币。人们拥有以欧洲标准时间为衡量单位的电子卡，用来兑换含有同样劳动时间的商品。该卡禁止用于私人投机交易。

这一政策并不依靠经济学家委员会来调控欧元价值。民主参与原则意味着我们的价值政策委员会应由公平选举出来的经济学家和欧洲民众共同组成。价值委员会负责调查各个行业的劳动量，每个行业应该增加多少货币价值，从而为做出科学的货币稳定政策提供依据。

2.账户改革和压力下的公平价格

目前来说，所有公司都必须建立资金账户。国家应该为账目批准创造条件，同时，国家应该建立以劳动时间计算的账户，把劳动时间标注在所有产品上。

在开始阶段，法律不用规定公司必须以商品的实际价值出售。公司可以以高于或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但因为消费者现在知道商品是否要价太高，所以，他们会倾向于不再光顾那些售出商品的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的公司。这样，那些标价太高的公司会同时遭受心理压力和来自消费者的压力。这体现了社会大众的力量。

过渡阶段早期的劳动价值尚未标注在价格标签上，因此公司必须通过欧元和劳动时间之间的转换率来衡量商品的劳动价值。他们将工人的劳动小时数添加到产出上，为最终产品定一个劳动价值。

在国家和国家联盟层面上，欧盟应该建立两个账户系统——劳动账户和资金账户。考虑到欧盟的经济政策，劳动账户在许多方面比资金账户提供更大的信息量。政府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重新分配社会劳动，资金账户掩盖了这一事实。金钱是蒙在劳动力重新分配上的一层面纱。

3.从法律上确立劳动权的神圣地位

科学证明，在资本主义世界，商品的价格由商品的劳动价值决定。研究发现，对大部分经济体制来说，劳动价值和价格的等值关系都在95%或以上。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价值源泉的推论现在已经得到了科学证实。这一科学性的实施应该体现在法律上。

（1）不受剥削的权利。欧洲法律必须承认劳动是价值唯一的源泉。如果工人劳动所得低于其劳动价值，那么工人或工会有权控告雇主。考虑到前面提到的几项政策及其教育影响，由公民投票来通过这项法律应该相对容易。这项法律的通过会掀起一股工人运动的浪潮。工人们长期忍受欺骗的时代将就此终结。实际工资将大幅提高，有利于加强工人对社会主义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雇主阶层不劳而获的收入锐减。当然，那些积极的公司经理仍然会受到法律保护，有权获得他们投入公司管理的劳动所得，就像其他雇员一样。工人控告雇主的法律案件主要由陪审团而不是职业法官负责。陪审团成员从广大民众中挑选。与法官相比，他们更不容易受到雇主阶级利益的影响；法官因为其社会地位更加接近雇主阶级，容易受到影响。

（2）工业民主权。刚才谈到的法律权利保障了工人联合起来消灭剥削。但如果工会在法庭上赢得了给予工人全部劳动所得的诉讼，那么可能出现一些公司不再继续营业而选择关闭和解雇工人的危险状况。所以，旨在保护劳动权的法律还应包括工人有权投票选举公司大部分董事会成员的权利。迄今为止，我们谈到的政策措施大体上可以在短期内消除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剥削，但长远看来困难还很多。接下来，我们将考察其他需要采取的措施以保证长远目标。

4.消除其他形式的剥削

除了雇主对雇员的剥削外，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非劳动收入，最重要的是有息贷款和租金。

（1）高利贷。利息这种以钱生钱的获利方式上千年来一直被看成一种罪恶。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谴责它，罗马教廷对其勒令禁止，到今天，伊斯兰国家的法律依然禁止这种获利手段。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银行和其他资金出贷商的社会力量非常强大，使得这种伦理上的反对早已被遗忘。在那些正在经历飞速工业化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有息贷款为经济服务。通过银行，人们的储蓄可以用来投资到工业化生产中。但是，一旦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公司的投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内部利润。公司实际获取的利润一般都会高于进一步投资需要的资金。于是工厂不再向银行贷款，它们自己还借钱给银行。现在，银行将公司的财政盈余贷款给政府或消费者。有息贷款不再具备工业化进程时期那种积极的意义，它变成了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最初谴责的东西：高利贷。社会主义禁止将利息作为一种收入方式。社会主义不允许存在这样一个不劳而获的租贷阶层。很明显，一个倡导社会主义的政府必须通过法律禁止有息贷款。比如，可以规定，贷款债务的处理不再由民事法庭负责，对那些采用威胁手段强征利息的人应该处以严厉的刑事处罚。在实行这一步政策之前，社会主义政府需要寻找一个替代方案，确保出借和收取利息所服务的经济功能正常运转。

（2）租金。租金是另一种形式的剥削。社会主义认为租金不道德，因为土地所有者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是通过别人的劳动加上自然因素来致富。不过，在一个商品生产的社会，租金不可避免。在社会主义经济下，所有租金收入都必须上交国家用于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土地通常被国有化，但并未对所有土地的使用征收租金。如果土地用于矿物开采，那么是否征收租金没有什么差别，因为矿物开采由国有企业负责，征收租金也只是在国家不同部门间的虚拟转移。但若不对农业用地征收租金，会加大土地肥沃地区和土地贫瘠地区的农户间收入差距。就目前形势来看，土地国有化可能并不合时宜，因为这将使小户农与大土地所有者结成联盟。替代方案是对租用的土地征收土地税。交税的门槛要设得够高，确保小户农不用交或者象征性地交一点税，而对肥沃土地的大农户来说，很大一部分到手的租金都要用于缴纳土地税。土地国有化没收租贷阶层不劳而获的收入用于公共用途，而土地税收方案能达到与土地国有化同样的效果。而且，从理论上说，租贷阶层开展一场支持逃税的运动要比开展一场反对没收土地的运动更困难。

5.投资

寻找新的投资仍然是必要的。针对2008年这场经济危机，一些欧洲国家有必要对大部分银行实行控制。以此为基础，投资所需资金大体上可由国家控制的银行提供无息贷款来实现。在目前这样经济衰退的时期，即使是资本主义政府也不得不采取对银行系统进行控制的政策以确保银行信用度。但是这一步政策必须小心谨慎，如果没有处理好会导致资金证券的膨胀，曾经发生在苏联的抑制性通货膨胀将重新上演。

信用投资建立在将投资成本放在未来回收的假设之上。这对于个人来说是可行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今天的投资必须要符合今天的劳动力。我们不可能让我们的后代回到今天来为现在的投资而工作。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应该将税收收入作为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

6.信贷和信用危机

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着遭遇危机的风险，因为生产资料所有者阶级获取的收入高于他们实际能够消费的数量。在工业发展早期，多出来的资金通过银行这一渠道用于生产投资。随着劳动力不再富余，增加的资本投资面临着投资收益和利润降低的必然规律。如果投资和节余无法达到平衡，经济危机就发生了。

凯恩斯的解决方法是对生产资料所有者阶级征收赋税，然后将税收用于公共项目以保持经济上浮的趋势。1980年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则是降低对生产所有者的税收，同时对消费信用实行极为宽松的政策。这两种方法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效果。2008年信用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转折。信用过于宽松的政策使得债务与实际收入间的合理比率再也无法维持，导致了一场广泛的银行危机。国家没有眼看银行倒闭，对其采取了紧急援助。政府的措施阻止了连锁倒闭现象的发生，代价却是政府债台高筑，这在和平时期是前所未有的。那么，还有其他可行的政策方案吗？下面就是一项替代政策：任由破产的银行倒闭。储蓄保证方案针对的是大部分人。只有一小部分银行客户拥有比保证存款更多的储蓄额。如果银行倒闭，大部分人不会受到影响，他们的存款数额很小，而那些数量极少的富商却有上百万的储蓄存款。对这些富人来说，储蓄保证方案实际上根本起不到作用。如果这些保证计划之外的存款就此化为乌有，整个富人阶级都会受到威胁。亚当•斯密说，为什么金钱具有掌控他人劳动的力量？银行账户里上亿的资金为封建贵族阶级提供了特权。拉克希米•米塔尔或阿尔伯瑞兹之类的现代版大公爵的名字都出现在银行大储户的名单上，他们就像封建贵族一样，掌控着成千上万劳动者的劳动和生计。

如果所有银行都倒闭了，使用信用卡和支票购物就变得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能任由银行全部倒闭。可以宣布，除了储蓄保证计划内的存款外，在特定某一天之前的债务全部从法律上予以免除。这样一来，那些为了偿还抵押和债务辛苦劳作的人获得了解脱，纳税人卸除了国债的负担，银行具备了清偿债务的能力。同时，银行的储备责任变小了。尽管生产仍旧是私人所有，但由于革命性地消除了债务，对资本贵族的打击不亚于法国革命对土地贵族的打击。

1917年后的俄罗斯采取过这项政策。不久之后，民主德国在经历了超级膨胀之后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今天，一些政府走上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道路：印制钞票支付巨额债务。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对大大小小的储户都是一个打击。废除债务这种替代性政策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政治观点，即打击人民的主要敌人租贷阶层的利益，同时保护大部分人的利益。

7.调整价格水平

资本主义中央银行试图通过调整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率太高，银行就升高利率。这样可以抑制投资，减少需求，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么，如果我们禁止有息贷款，该靠什么来调整价格水平呢？或者进一步说，我们之前提到的价值政策委员会该依据什么来确保以劳动计算的欧元价值保持稳定呢？

一项替代性的控制措施是调整信贷总量。国家银行制定信贷总量和贷款最长时间标准。例如，如果价值政策委员会认为货币价值有下滑的危险，那么它可以限制贷款或者缩短贷款期限。如果贷款时间从10年降低到5年，每月的支付额就增加了，这和今天增加利率的效果是一样的。

另外一项调节价格的手段是税收。欧元这类的纸币本质上并没有价值。纸币的价值来自外界，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通过自己的货币来征收税费。人们需要钱来支付赋税，不得不接受纸币的价值。如果国家税收收入低于其财政支出，货币证券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因此，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调整价格的第二种方法是确定合适的税收水平。

8.国家金融

我们接下来谈谈国家金融这个大问题。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开销通常会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国家必须拥有一个易于收税而不易出现逃税的税收征收体制。瑞典之类的民主国家收入主要依靠税收收入和高效的行政系统。苏联政府的收入来自营业税和国有企业的收益。对于正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体来说，究竟选择哪一种税收征收模式是其面临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我们认为，苏联的税收模式有几大缺陷，最终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解体。（1）由于采用了营业税和增值税这类间接课税，加上依赖利润收益，苏联成为了站在工人对立面的集体主义资本家。（2）社会主义者历来反对间接课税，因为这是一种倒退的而不是进步的课税方式。（3）这种税收模式扭曲了价格结构，普遍贬低了劳动价值，降低了经济效率。（4）国企利润是一种隐性的收入方式，不容易受民主管理的控制。

因此，我们反对间接课税，大力提倡收入税和资产税。欧盟的基本税收应该从增值税转为收入税和资产税。根据欧盟范围内公民投票的结果，欧洲议会可以对支付给欧盟的税率进行调整。（1）在公众投票一致通过的情况下，议会或公民机构可以征收新制定的欧盟税，如关税或财产税。（2）财政预算项目应该由公民投票决定。（3）欧洲中央银行受议会管辖。

四 欧盟民主化

欧盟组织和国家成员间政治与经济的分化至少从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走上社会民主派应对经济衰退的老路。具体来说，预算限制政策、对货币缺乏监控和资金流等因素避免了欧盟国家回归到经典凯恩斯政策上去。同时在目前形势下，欧盟由于本身资金和能力不足，无法替代独立国家的功能，无法成为有利于欧洲工人运动在经典社会民主政治下表现自己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欧洲雇员阶级的组成，因为从广泛意义上讲，一个阶级不能独立于政治党派而存在。由此，我们认为，欧洲的工人运动有必要考虑自己的“委内瑞拉改革”作为建立新联盟的基础。这里提出的民主化是对古希腊欧洲民主原则的回归，同时消除了法国革命后建立的罗马共和国的残留元素。其核心是保证人民主权，代表真正的民主。

（1）人民主权是最基本最神圣的权利。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任何决策都应建立在公民投票的基础上。让欧洲联盟的公民而不是各国公民直接参与投票可以帮助欧盟成为真正的政治核心。基本权利的保证有利于促进欧盟范围的工人运动。贸易行业最先从中得到动力，逐渐走向实质上的联合。

（2）我们认为，议会不再由拿高薪的精英政治家们组成，而主要由公民组成。议会任期一年，政府职位任期最长两年，这样可以防止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专业政治家阶层。部分议会成员理论上由抽签而不是由各党派投票选出，目的是为了使更多的各阶层各性别的公民直接参政。

（3）委员会成员组成由议会负责，从议会人员中挑选。

（4）议会具有立法权。议会立法如果遭到国家代表委员会的反对，可以召集民众投票否决国家代表的决议。

五 政策实施的步骤

上面提到的这些政策措施对资本主义重要的功能成分起到了削弱破坏的作用，但如果这些替代政策没有按照一定的步骤实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工人获得自己全部劳动所得导致了以利润为驱动的生产走向终结，但同时也使得雇佣工人变得无利可图。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倾向于把资金留在银行而不用于生产，因为资金用来产生利息比用来雇佣工人生产利润更高。所以，在实施工人获得全部劳动收入政策之前取消利息制度变得极为重要。另外，有必要实行雇工投票制。雇工投票决定自己公司的管理层人员。管理公司的委员会成员大部分由雇工组成，这样可以防止资产流失和无利可图的工厂被资本家关闭。

完成这一阶段的过渡后，虽然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但是个体资本家的所有者地位将被大大削弱。资本主义经济的瓦解还要等到金融行业如股票市场和投资银行的利润大幅度降低才能实现。削减金融行业的利润是可以做到的，不会比20世纪20年代从结构上调整重工业系统困难。

第二阶段的过渡需要我们具体规划能力的发展，需要建立行政体系、民主监控机制以及用于操作这些计划的计算机网络和软件。开始阶段这些计划可以是指导性的，系统建立起来后可以转为强制性的。

六 结论

我们勾勒出了欧盟经济转化的模型，这种模型不同于德国民主社会的传统模型。下表列出了过渡的三个阶段。

我们当前的形势属于第一阶段。本文描述的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将在《走向新社会主义》一文中阐述。

与经典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不同，这里没有明显的企业国有化，也没有随之而来的是否需要补偿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公司结构政策的本质变化。因此，这里需要增值的就不再是资金而是劳动。企业无需国有化，国家也无需补偿股东。这和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相似，此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但没有补偿奴隶主。我们建议欧盟以同样的方式废除工资奴隶。股东们仍然可以持有公司股票，但无权从中获取收益。

可以看出，这样的计划提出了一个政治难题：我们该如何加强国际间政党和贸易同盟的合作，为这项计划的实现而奋斗？

参考文献

[1]PaulCockshottandAllinCottrell.TowardsaNewSocialism,volumeNottingham.BertrandRussellPress,1993.

[2]W.P.CockshottandA.Cottrell.AlternativenausdemRechner.PapyRossa,2006.

[3]L.T.LihandV.I.Lenin.Leninrediscovered:Whatistobedone?Incontext.BrillAcademicPub,2006.

•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童珊译
• 作者：保罗·科克肖特,阿林·科特尔,海因茨·迪特里奇
•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