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太平洋的风
在文革时期，有一个响彻祖国大地的口号，叫做“消灭三大差别”。所谓三大差别，是指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三大差别的存在是与“人类大同”、“自由人联合体”等理想相冲突的，所以应该予以消灭。然而，历史上消灭三大差别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却最终都归于失败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对消灭三大差别的问题重新做一番思考。本文着重讨论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脑体差别的问题在《漫谈脑体分工》（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6655 ）一文中已经做过大量论述。
三大差别是如何产生的？
城乡差别以及工农业的差别源于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分离则是人类的第一次大分工。
“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么，土地也同样占有农民，手艺也同样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恩格斯 《反杜林论》）
“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恩格斯 《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居民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国家官吏。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少得多。自城乡分离开始，农村和城市的对立就存在着，但这种对立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变得尖锐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新生的资产阶级就通过各种手段压榨农村劳动者，把他们从土地中赶走，让他们成为手工工场里的廉价劳动力。等到资本完成原始积累，工业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又利用大机器工业，彻底摧毁农村原有的手工业，让更多的农村独立劳动者破产，成为雇佣劳动者。农村中的资本主义也不断排挤小生产。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小农的收入往往都低于城市工人的收入，农业工人的收入也比不上城市工人，尤其是大机器工业的工人。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来源于脑体分工。中国古代就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也就是说，从古至今，有文化的动脑子的人，都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其典型的形象就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到了近代，随着工业的发展，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范围扩大了，不仅要管理国家，还要广泛地从事科学研究和具体的生产管理。于是，在士大夫之外，又增加了科学家、经理、技术专家等等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和在社会上的地方，一般说来要比普通劳动者高一些甚至高很多。关于脑体分工的发展历程，可以参考《漫谈脑体分工》一文。
为什么要消灭城乡差别
首先，共产主义要消灭阶级差别。如果农村和城市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劳动者，这两种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等都有较大差别，那么，即便是剥削者已经不存在了，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仍然是两个不同的劳动者阶级。阶级差别仍然存在。所以，消灭城乡差别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恩格斯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明确表达了这种思想：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点现在人们就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
其次，消灭城乡差别是作为消灭“旧式分工”的一个基本前提，而“旧式分工”的消灭是彻底实现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前提。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恩格斯 《反杜林论》）
最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城市里的卫生条件很差，人类粪便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时常引发疾病。只有通过城乡融合，才能既解决城市的卫生问题，又解决农村的肥料来源。
德国化学家李比希认为，食物和纤维长途跋涉经过几百甚至上千英里从乡村运输到城市，这就意味着土壤中的基本营养氮、磷、钾也同时被运走，其结果是非但肥力得不到回收，土壤的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因此遭到破坏。马克思在李比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资本主义造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从而造成了“新陈代谢断裂”，甚至可能破坏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阐释并发展了马克思这一方面的思想。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第十三章 《机器大工业》）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样它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必需。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的大众把粪便用于促进植物的生长，而不是任其引起疾病。”（恩格斯 《反杜林论》）
除了污染，还有城市的住宅缺乏问题。恩格斯认为，消灭城乡对立是解决住宅问题的根本办法。
“那么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问题同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靠供求的逐渐的经济上的均衡来加以解决。这样解决了之后，问题又会不断产生，所以也就等于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当时的情况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
“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从而可能着手消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的城乡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消灭这种对立，相反，它必然使这种对立日益尖锐化。对此，现代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已经有正确的认识。在他们的模范大楼中，城乡对立已经不存在了。可见，这里的情形恰好与萨克斯先生所断言的相反：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想解决住宅问题又想把现代大城市保留下来，那是荒谬的。但是，现代大城市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件事一开始，那就不是给每个工人一所归他所有的小屋子的问题，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这些消灭城乡差别的理由，自然是基于他们时代的问题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是否还存在呢？
消灭城乡差别的理由是否还成立？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后，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农业生产的全面机械化所带来的农村劳动人口的减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往往低于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比如，世界第二大粮食生产国美国，仅用全国人口2%的农业劳动力就生产了世界1/5的粮食，不仅能够供应本国3亿人口的粮食需要，还能有2/3的农产品对外出口。在这些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和工业劳动者的生活条件虽然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差距，但是基本已经属于同一个水平上了。农村里的劳动者也多是雇佣劳动者即农业工人。农业工人不像小农那样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去工业中心打工，变成工业工人或者服务业工人。
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城市化率刚刚过半，也就是说，全球人口的一半左右仍然生活在农村。这些农业人口主要分布在南亚和非洲。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许多农村地区甚至没有通电，更不要说水泥公路和自来水。城市的工业、信贷等等，不断造成农村独立劳动者的破产。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至于城市的污染和农村土地肥力耗尽的问题，已经被科技和工业的发展解决了。资本主义城市的卫生条件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发达的现代城市很少出现因为人类粪便处理不当而引发的疾病了。化学工业的发展，使得人类可以把矿物和化石燃料转变成化肥，从而解决土地肥力耗尽的问题。也就是说，以城市的卫生和农村的肥料问题来要求消灭城乡差别，已经不符合事实了。
但是城市住宅紧张问题仍然存在。其表现就是当今的资本主义大城市里高企的房价。住宅紧张的原因是因为人口过于集中，像北京上海东京这样的大都市，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上千甚至上万人。只有资产阶级住得起别墅，劳动群众居住的高层住宅往往建得很密集，让人感到压抑，而且远离自然环境，不利于儿童的成长。在这种人口密度下，即使实现了公有制，也最多是通过修建更高的房子增加劳动群众的人均居住面积，消灭极端紧张的住宿条件，却仍然会由于土地面积所限，无法让群众住进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舒适的住宅中（不一定是家庭为单位，也可以是多个联合家庭，或者小型公社住在一起）。因此，设想通过某种城乡融合的方式来解决城市住宅问题，仍然是有意义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消灭三大差别的设想
由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差别是造成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所以消灭三大差别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十七世纪，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他的名著《太阳城》一书中，就设想了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的消失。
“在太阳城里，一切公职、艺术工作、劳动和工作，却是分配给大家来承担的，而且每人每天只做不超过四小时的工作；其余的时间都用来愉快地研究各种科学、开座谈会、阅读、讲故事、写信、散步以及从事发展脑力和体力的活动，而且大家都乐意从事这一切活动。”（《太阳城》中文版 第24页）
“他们特别注意农业：没有任何一寸土地是不能收获的。他们根据风向和星座所处的良好位置来进行农业生产。到耕耘、播种、培土、除草、收获粮食和采摘葡萄的时节，除少数人留在本城之外，其余的居民一听到鼓声和号声，一看到旗帜，就带着工具到田野去，一切工作都能在不多的几小时内完成。他们利用一种装有风帆可以迎风走动的四轮大车，而当没有风的时候，装置着一种非常巧妙地转动的车轮，所以只用一头牲畜都可以牵动。”（《太阳城》中文版 商务印书馆1980年5月第二版 第24页）
十八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也认为理想的社会中应该不存在工农差别和脑体之间的差别：
“每个公民从十岁开始学习他禀赋适宜并看来能够从事的职业，但不得强迫。十五岁到十八岁是结婚年龄；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从事某种农业工作；重回本行业，或继续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工作时，到二十六岁则可担任本行业的工长。参看土地法第三条和第四条。如果他另选行业，那末，三十岁时才可以担任工长。每个公民到四十岁时，可不必有固定职业，成为自由工人，这就是说，他不脱离劳动，但只从事自己所选择的劳动，或只负担自己所承担的任务；他有权随意支配自己的休息时间。”（摩莱里 《自然法典》，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
“献身于科学和艺术的人的敏锐性、洞察力、灵巧、技艺和天才要高于体力，他们的人数在每种行业和每个城市都要作出规定。天资聪慧的公民的教育应提前开始，但是，这种学习或训练并不免除他达到从事农业年龄时参加某种农业劳动的义务。除了一定数额的少数从事科学和艺术的教师和学生外，任何人都应该遵守治理法第五条的规定，在三十岁以前不得从事科学和艺术工作。达到这个年龄以后，那些由于经验促进智力的完善而其才干已发展到胜任比原来职业更高职业的人，可以从事科学和艺术工作。”（摩莱里 《自然法典》，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
从如上摘录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十七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三大差别的消灭，并不是或者主要不是生产方式本身的改变，而是通过全体劳动者都承担农业劳动，脑力工作者从事体力劳动来实现的。
到了十九世纪，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影响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三大差别的消灭，不只是建立在对人所做工作的要求上，更重要的是生产组织自身的变化。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明确地意识到必须通过优化生产组织来消灭旧式分工，尤其是欧文，他特别强调了大工业在消灭旧式分工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空想主义者已经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结果，了解一方面是工人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是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这种劳动活动局限于单调地机械地终生重复同一的动作。欧文和傅立叶都要求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作为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他们两人都主张人口应该分成1600人到3000人的许多集团，分布于全国； 每个集团居住在他们那个地区中央的一个巨大的宫殿中，共同管理家务。虽然傅立叶在有些地方也提到城市，但是这些城市本身又只是由4个到5个这种相互毗连的宫殿组成的。根据这两个空想主义者的意见，每个社会成员都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业；在傅立叶看来，手艺和工场手工业在工业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相反，在欧文看来，大工业已经起着主要的作用，而且认为在家务劳动中也应该应用蒸汽力和机器。但是，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业中，他们两人都要求每个人尽可能多地调换工种，并且要求相应地训练青年从事尽可能全面的技术活动。在他们两人看来，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人的力量，这首先是通过经常调换工种和相应地使从事每一种劳动的‘会期’（用傅立叶的话说）不过长的办法来实现。”（恩格斯 《反杜林论》）
欧文所设想的公社或者说“联合家庭”，是生产生活教育一体，亦工亦农的经济体。“这种联合家庭是崭新的人类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人人在其中都将获得新的思想、新的情感、新的精神，并具有与旧世界的人完全不同的品行。为保障这种家庭的居住、工作、教育和娱乐而建立的制度，将完成不同于目前存在的生活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下，大城市所造成的邪恶将被消除，同时新的公社将把大城市的一切优点集中于一身，而没有大城市所造成的害处。公社的每一个成员从广阔的土地上得到的好处，将大大超过在目前的个人主义社会制度下最富有的地主所得到的好处。”（《欧文选集》第二卷 第19页）欧文不仅提出了新的人类经济组织的形式，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去建立这样的合作社。欧文的实践当然很快就失败，在私有制占主导的社会里，他不能不失败。虽然他自己失败了，但他的思想鼓舞了后来的人们，在一百多年后的中国，消灭了私有制的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了许许多多的工农一体的“人民公社”。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应该如何消灭三大差别？
1、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办法是工农融合，城乡融合，人口平均分布。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共产党宣言》）
平均分布人口的前提是大工业能够平均分布：
“从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什么空想。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力量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恩格斯 《反杜林论》）
大工业平均分布的前提是蒸汽力尤其是电力的普遍采用：
“大工业教会我们，为了技术上的目的，把几乎到处都可以造成的分子运动转变为物体运动，这样大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地方的局限性。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却是自由的。如果说水力必然存在于乡村，那么蒸汽力却决不是必然存在于城市。只有它的资本主义的应用才使它主要地集中于城市，并把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恩格斯 《反杜林论》）
“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报线输送到迄今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远距离，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恩格斯 《恩格斯致伯恩斯坦》）
将工业分散到农村，把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结合起来，从技术上讲是可行的。中国人民公社的工业建设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列宁和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马克思恩格斯是存在一定差别的。这种认识上的差别也直接反映到了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这些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到处都有的旅伴）是‘商业财富’（西斯蒙第的用语）比‘土地财富’（农业财富）占优势的必然产物。因此，城市比乡村占优势（无论在经济、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包括俄国在内）的共同的必然的现象，只有感伤的浪漫主义者才会为这种现象悲痛。与此相反，科学理论指出了大工业资本为这一矛盾带来的进步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使乡村处于从属的、不发达的、无助的、闭塞的状态，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版 第二卷 第196页—第197页）
列宁所提出的，不是把城市和农村混合起来以消灭城乡对立，而是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让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从农民变成工人。列宁所表达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是有差别的。如果说列宁说得还比较隐晦的话，那么斯大林对大城市的肯定就是非常直截了当的了：
“当然，这不是说，城市和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毁灭’（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笔者认为，列宁和斯大林之所以认为没必要把大工业打碎之后镶嵌在农村之中，污染和交通堵塞等以前的城市无法解决的问题，已经被现代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电力驱动的机器等等科学和工业发展所解决了。只要把城市的人口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合理地对工业和居住等进行规划，容纳数百万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大城市仍然可以让每一个人可以享受宽敞舒适的住宿，便捷的交通，一定的绿化设施。
不过，人们也许还是不喜欢高层住宅楼，而是向往与大自然更加亲密的别墅。在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之后，可以通过更平均地分布人口来满足人们的愿望。但这未必意味着要完全把城乡融为一体。通过发展相互之间高速互联的小城市和城镇，也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毕竟，交通工具的发展了，“城乡融合”的具体表现形式也会发生变化。
2、脑体差别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已经为消灭脑体差别创造了条件。
“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新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为生产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劳，以便有时间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废话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而现在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无知的人了。”（恩格斯 《反杜林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描绘了一幅脑体的旧式分工消失后的美好图景：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原始形态》）
如果人们渔夫和哲学家、农民和建筑师的合体已经成为平常之事，那么脑体差别的确就彻底消除了。但这样的状况，毕竟离现实比较远。斯大林提出，用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到技术人员水平的办法，就能消灭脑体之间的本质差别。但是“企业领导人员的工作条件与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一样”这一非本质差别如何消除，斯大林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办法，只是说这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解决。
关于脑体差别如何消灭的问题，《漫谈脑体分工》一文提出了一些设想。
“三大差别”何时消灭？
三大差别何时能消灭？消灭阶级差别是否就意味着消灭三大差别呢？
在列宁看来，消灭阶级就意味着消灭三大差别，或者说，如果三大差别还存在，就不能说阶级已经消灭了：
“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列宁 《伟大的创举》）
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沿用的就是列宁的说法：
“在上述基础上消灭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束缚人的才智全面发展的社会分工，消灭人们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一切差别和重大的社会不平等，主要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只有这些重大的社会差别消灭以后，才标志着阶级差别的最终消灭”。（肖前等主编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1983年7月第一版 第243页）
我们《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现实》一文中已经澄清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虽然仍然保留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但阶级和阶级差别都已经被消灭了。如果阶级差别的消灭和三大差别的消灭是同步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一个标志就是三大差别的消灭。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略有差别。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阶级消灭和城乡差别（以及工农差别）的消灭是同步的：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
“消灭城乡对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恩格斯 《反杜林论》）
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就意味着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消失。
但是，脑体分工却不同。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已经消灭，但是脑体分工仍然可以存在。脑体分工的彻底消失，要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现：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哥达纲领批判》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列宁还是存在一定差别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不存在了，但脑体差别仍然存在，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脑体差别才会消失；而列宁和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大都认为，三大差别的消灭是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
斯大林的观点从表述上与马恩类似。他认为，在消灭了剥削消灭了阶级之后，城乡对立跟着也就消灭了：
“在我国，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结果也正是这样。社会主义城市、我国工人阶级在消灭地主和富农方面所给予我国农民的巨大帮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基础，而不断地供给农民及其集体农庄以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更使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当然，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仍然是两个在地位上彼此不同的阶级。但是这个差别丝毫不削弱他们的友谊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线上。因此，过去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对城市的憎恨，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的基础，已经被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但是，阶级消灭并不意味着脑体差别的消灭（斯大林后来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又把脑体差别分为本质差别和非本质差别，认为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消灭了脑体之间的本质差别，但是没能消灭非本质差别。但是，斯大林并没有解释，这种非本质差别是否体现在收入上呢？如果是，能说这种差别是非本质的吗？）：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的需要、而是按他为社会所做的工作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不很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依然存在，劳动生产率还没有达到能保证消费品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只得不按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而按他们为社会所做的工作来分配消费品。
“共产主义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所做的工作、而是按一个有高度文化的人的需要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足以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的高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而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可以保证消费品十分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就有可能按各个成员的需要来分配这些消费品了。”（斯大林 《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年11月17日）》）
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但是只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即在共产主义自身的基础上充分发展的社会，脑体差别才会被消除。
毛主席的提法又不太一样。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但是却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三大差别一样也没有消灭。也就是说，毛主席眼中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仍然处于马恩所说的过渡时期（具体请参看《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现实》一文以及少年中国评论网站“辨析社会主义”专题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969 ）。不过，文革时期提出消灭三大差别（也有人提出了向按需分配过渡），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历史阶段。因为这相当于提出从过渡时期直接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忽视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合理的提法应该是，消灭阶级，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建立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再继续发展生产力，争取早日消灭脑体差别，从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