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3月，伯恩斯坦抛出了系统的宣传修正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该书中，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等方面的基本观点提出怀疑。他顽固地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不会崩溃，《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过时了，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了很大的适应性并正在向社会主义进化，“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是民主化，政治大灾变的必要性和机会便越会减少。”因此，“实行革命的时代，今天已经过去了”，现在工人阶级只需进行合法的政治经济活动，即议会和工会工作，就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是不必要的了“。对此早有准备的卢森堡神速地完成了第二组批判伯恩斯坦的系列文章《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谈谈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4月初分5次连载于《莱比锡人民报》。同月，他把批伯恩斯坦的两组论文汇集成册，辑成《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单行本出版。在这部书的引言中，卢森堡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立场上，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她说，伯恩斯坦的“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而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因此，伯恩斯坦所理解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归根到底，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或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
在此书的正文中，卢森堡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了伯恩施坦的政治观点和经济理论。她形象地讥讽说：“伯恩斯坦把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加进一瓶社会主义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这种想法不仅更荒唐，其异想天开的程度也毫不逊色”。她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筑起一堵越来越高的墙，这堵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牢固更结实。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她还指出，“合法的改良和革命并不像在历史的食堂里的热炒和冷盘一样是可以任人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他们是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不同要素，既是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同时又像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伯恩斯坦主义的实质：“谁要是用合法改良道路来代替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把合法改良道路同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那他事实上选择的不是达到同一目的的比较温和的、稳妥的和缓慢的道路，而选择了另一目的，这就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是要在旧制度中做些非本质的变动。所以，从伯恩斯坦的政治观点中和他的经济理论中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是以改良资本主义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剥削的多些或少些，一句话，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
由此，卢森堡得出结论说，与伯恩斯坦的论战“已经变成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态的争论了。”卢森堡以层层剥笋方式总结说，伯恩斯坦的理论是一种堕落的理论，这种理论从放弃资本主义崩溃论开始，然后是放弃社会主义阵地，放弃唯物主义历史观，放弃剩余价值学说和价值规律，从未放弃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最终是放弃阶级斗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最后，卢森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巨大气魄，鄙夷地讥讽说，伯恩斯坦的书一出来，机会主义便完成了它理论上的发展，它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它仅是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潮破烂货的堆积，“连一点一滴的新思想都没有！没有哪个思想不是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马克思主义驳倒过、踩踏过、嘲笑过、摧毁过！”但与此同时，卢森堡没有足够估计到的在工人运动中战胜机会主义思想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流露出了低估伯恩斯坦主义的情绪，认为“伯恩斯坦的理论是给机会主义奠定基础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尽管如此，她仍然高瞻远瞩地认识到，伯恩斯坦是工人阶级和党的事业的危险敌人，对他的理论必须进行彻底清算。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部论战性著作，像一门火力威猛的大炮，以泰山压顶之势，摧毁性的轰击了伯恩斯坦主义，卢森堡像外科大夫操作手术刀那样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锋刃剖析修正主义的实质，运用严密的逻辑分析和辩证观点驳斥伯恩斯坦的种种谬论，运用精彩的文笔来突出和明确问题，用入木三分地辛辣讽刺来嘲弄痛击对手的要害，恰如其分地运用比喻和幽默来说服和争取同志，从而使该书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经典式的反修名著。
令人欣慰的是，在蔡特金等人支持下，卢森堡经过一年多的顽强奋战、奔走呼号，宣传群众，不断论战，她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理解，党内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党的主要领导人倍倍尔也表示要亲自出面主持和组织对伯恩斯坦的全面批判，他还让蔡特金转告卢森堡，要她做好准备，务必参加即将在汉诺威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为此，卢森堡于1899年9月中旬，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致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她明确指出，党内两种思潮的对立和斗争绝不是像伯恩斯坦分子所宣称的是出于“误会”，他们的主张和所谓“批评自由”是想使党改变性质，这是绝不能容许的，现在是党明确“宣布这种批评是一种堕落的理论，它在我们的队伍里没有容身之处的时候了。”她大声疾呼要警惕修正主义对党的侵蚀。再把伯恩斯坦分子的种种言行加以归纳后，他她强调指出：“那就必须非常严肃地看待倍倍尔说的迟早‘要打断’社会民主运动的脊梁骨的那一危险。”她对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默许和纵容修正主义的泛滥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和愤慨，她发表了《我们的起指导作用的中央机关报》一文，严正要求它对伯恩斯坦的理论公开而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批评该报持调和和掩饰分歧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促进党的分裂”，说明该报已进入了“机会主义的航道里游泳。”卢森堡正是根据伯恩斯坦已经堕落为党的异己分子的判断，在莱比锡召开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卢森堡公开要求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
1899年10月9日至14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党内两种思潮和势力的斗争波澜迭起，达到了新的高潮。大会议程的主题就是“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倍倍尔在会上作了长达6小时的主题报告，他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地驳斥了伯恩斯坦攻击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路线的谬论。
在会上，配合倍倍尔的报告，卢森堡4次登台发言，集中揭露和批判了伯恩斯坦分子爱大卫等人宣扬的“资本主义正在全面社会主义化”因而没有必要夺取政权的谰言。在10月11日的发言中，她指出，像历史上所有的没落的统治资产阶级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通过经济斗争和工会斗争去一点一滴的去“挖空”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不可能的，“如果以为无产阶级在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就能够获得经济权力，那是一种幻想，它只能夺取政权，然后才能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她还指出，“并不是无产阶级一心想用暴力手段进行暴力革命。”但是，这种事情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敌人。”针对伯恩斯坦等人把工资协议、工人参加合作社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措施乱贴社会主义标签的拙劣手法，她引用了恩格斯的一个比喻对他们进行讥讽：“人们只是忘记了，正如恩格斯说过的那样，如果人们把鞋刷子归入哺乳动物一类，那它绝不会因此长出乳腺来。”
由于卢森堡坚持不懈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铁面无情的，淋漓尽致的批驳了伯恩斯坦主义的种种奇谈怪论，把他们的可憎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乎无地自容，这招致了这伙人的疯狂攻击。他们集中火力对卢森堡进行了暴风雨般的攻击。卡弗罗梅影射她“虚构出一些妖怪并且狠狠地加以攻击”，以便自诩为“英雄”，还说这是搞“宗教裁判”。福尔马尔攻击卢森堡作为“这一批人中间最得力的先锋”，恰是一只乱叫唤的母鸡，“为了生下一个孵不出的蛋，用不着这样大声的咯咯叫。”
面对恶浪翻滚的污蔑和攻击，卢森堡多次向大会提出抗议。但她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没有以牙还牙进行人身攻击，而是平心静气地进行说理斗争。她在10月12日的发言中义正言辞地指出，她和同志们的批评绝不是搞“宗教裁判”，但绝不能允许借口“批判自由”对党的原则和路线滥施攻击，“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讨论的俱乐部，而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党，这个党必须有明确的基本观点。”
经过大会激烈的争辩，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和斗争下，伯恩斯坦分子不得不有所收敛，大会最后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大胜利。但这绝不意味着机会主义分子已幡然悔悟，放弃了他们的错误立场，而是采取一种以退为进的两面派策略，仅是改变了斗争方式而已。因为他们认为，大会决议仅是一纸空文，缺乏实际的约束力，可以随意理解和解释，仍可以依然故我，继续以各种手段兜售他们的货色。这从他们在大会上的最后表态和会后的声明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卢森堡面临的是一场无比艰巨的斗争。
“米勒兰主义”的波澜
当时修正主义思潮的滋生和蔓延，绝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仅有的，也是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19世纪后期，在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折关头，用本国工人的剩余价值和国外殖民掠夺的财富喂肥了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改变了统治手法，对部分工人阶级采取了和平收买的策略，从而使工人政党内的合法主义情绪得以泛滥，这在客观上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滋生和猖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的急剧增长则是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伯恩施坦主义得以像毒疮一样溃烂和蔓延，并成为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行动纲领。与德国的伯恩斯坦分子相呼应，国际上出现了许多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流派的头面人物，如英国的海德门，麦克唐纳，法国的米洛兰，饶勒斯，美国的龚柏斯；意大利的屠拉弟；奥地利的阿德勒，鲍威尔；比利时的王德维尔得等人。
1899年6月，法国社会党人亚*米洛兰实践了伯恩斯坦的理论，以社会党首领的身份，参加了反动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出任工商部长，与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里费合作共事。正如列宁敏锐地指出的那样，米勒兰入阁收“在真正全国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借此大肆吹嘘逐步“排除”资产阶级、“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性，甚至把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描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围绕着米勒兰事件，马克思主义者同伯恩斯坦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国际规模的论战。论战的中心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取得政权的道路问题。
卢森堡又一次的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她撰写文章，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猛烈抨击主张到资产阶级政府里去做官的机会主义者。在米勒兰入阁不足半月之际，卢森堡于七月初就及时的在《莱比锡人民报》发表了《一个策略问题》一文，深入细致地分析了革命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危害性。她说：“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作为政府的成员，……实际上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或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因此，……社会民主党人进入政府只会带来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引起腐败和混乱的后果。”最后，她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民主党按照自己的性质来说必须起反对党的作用，只有在资产阶级的废墟上它才能成为执政党。”
在1990年9月下旬召开的第二国际巴黎大会上，卢森堡坚决支持法国党内盖德等左派提出的禁止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决议。可是，由于考茨基等人的伪善和妥协，大会通过了考茨基起草的所谓“橡皮决议案”把米勒兰之流的背叛行径说成是无关宏旨的“策略问题”，从而为米勒兰主义打开了通行无阻的绿灯，使盖德，卢森堡等左派的斗争遭到了挫折。
之后，卢森堡继续坚持革命立场，写作了许多文章，如《法国的社会主义危机》，《卡尔马克思》，《社会民主党与议会民主》等，批驳伯恩斯坦主义及其实践——米勒兰主义。当德国党内老牌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等人吹捧米勒兰时，卢森堡怒不可竭，在致有人等信中认为对他“应该猛击一掌”。在党的各种会议的发言中，在群众集会的讲演中，卢森堡毫不倦怠地展开了反对米勒兰主义的斗争。卢森堡不屈不挠的坚定立场使修正主义者大为恼火，也招致了他们的密集攻击。他们从多次较量中败北的事实中总结了一点经验教训，懂得与她正面交锋很难讨得便宜。因为她立论深刻，思维清晰，逻辑严密，言辞犀利，谁也驳不到她。于是，他们变换手法，从侧面进攻，说她是个“外国人”，“不了解德国的情况”，对伯恩斯坦等人的批评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在1901年9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卢卑克代表大会上，他们公然把这套“理论”搬上了大会讲台。机会主义者李费舍尔跳出来攻击卢森堡说，她是“来自东方的外来者”，是一个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格格不入的人物”，她对党内一些活动家对攻击是不能容许的。对此，卢森堡十分气愤，她向大会提出了抗议声明，指出这不仅涉及对她个人的人身攻击，而且关系到她所代表的政治方向。但是，考茨基借口维护党的团结，拒绝在党刊上刊登这则声明。
在1902年9月13日至20日召开的党的慕尼黑大会上，尽管卢森堡已就广泛的议题，其中包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抬头的问题准备好了发言稿，但机会主义者把持的大会主席团竟然不允许卢森堡登台讲话，借口是为了保持党内的“和气”，不要因爆发争论而为敌人所利用，只允许她就普占区的波兰工人运动发言。对此，卢森堡感到十分气愤和忧虑，但却无可奈何，因为党内左派处于少数地位，备受排挤和压制，尤其是像卢森堡这样活跃的、令人注目的左派代表人物，更是他们的肉中刺、眼中钉，他们用迫使他缄口对卑劣手法来削弱其影响。卢森堡的艰难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在卢森堡等人的努力下，左派力量也开始集结起来。1902年春，卢森堡和著名的作家和左派活动家弗梅林一起被委任为颇负盛名的《莱比锡人民报》的政治部领导人，从而使该报成为左派的主要舆论阵地。卢森堡和梅林在该报共事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在右派的排挤下，她于当年6月又被迫离开了报社，但他和梅林的战争，友谊却长久地保持下来了为你好。从这一时期开始，卡尔李卜克内西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卢森堡、梅林、蔡特金、李卜克内西由此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左派阵营的实际上的领导人。
1903年9月中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累斯顿举行了党代表大会。党的策略问题仍是大会讨论的主题。伯恩斯坦、福尔马尔等人仍企图通过改变党的策略来改变党的性质。大会围绕过会选举、党应否争取副议长职位、修正主义的意图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卢森堡已就上述问题发言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就像上一年的慕尼黑党代表大会一样，她的发言要求遭到了拒绝，仅允许她就普占区波兰工人运动发表意见，理由仍是怕她“过分激烈”的言论“伤了党内和气”，在此情况下，无可奈何的卢森堡只能通过会下的积极活动参与这场斗争，大会以倍倍尔的发言为基调，通过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谴责了修正主义者想使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转变成向现存制度妥协的企图。
这次党代会使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达到了高潮。但是，这次大会是有很大缺陷的，这不仅表现在屈从于修正主义者的压力，不让卢森堡这样的革命左派发言，更主要的是满足于对修正主义者局部表现的批判，而没有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更坚决的斗争，从而使修正主义思潮和势力得以继续蔓延。这次党代会以后，德国党再也没有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声讨和批判。可是，从修正主义分子会上的发言和会后的活动来看，修正主义远远没有被克服，修正主义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活动中都在继续发展，使党的健康肌体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腐蚀。
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卢森堡最敏锐的觉察到了这种危险性。在德累斯顿党代会后的10月，卢森堡在《新时代》上发表了《破灭了的希望》一文，从剖析资产阶级对德国党内斗争的态度和意图入手，深刻的论证了把反对修正主义斗争引向深刻的必要性。她指出，当资产阶级在人民群众中日益丧失其拥护者以后，他们的希望就“至少通过修正主义的中介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推上资产阶级政治的轨道，折断无产阶级斗争的支柱。”她指出，鉴于资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人修正主义者的加紧勾结，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进一步采取行动，“如果说从前历次党代表大会谴责了修正主义实践的个别表现和修正主义理论，那么党在德累斯顿和德累斯顿以后，不仅更加尖锐地重复那一判决，并且还对修正主义另一个方面即它的政治伦理学和与此相关联的个人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也进行了声讨。”卢森堡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保卫其思想的纯洁性，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和腐蚀，修正主义者打着“自由批评”、“自由发表意见”何占资产阶级报刊上“自由撰稿”对旗号，“在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之间发生了一种思想渗透，资产阶级的腐败产生的毒素可以通过这种渗透畅通无阻地侵入产阶级政党机体的血液循环中去。”这是决不能允许的。
这样，1903年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者的高潮，也是双方正面冲突的告一段落，因为此后的党代会再也没有正式列入这个议题。但是，正面论战的降下帷幕并不意味着修正主义者销声匿迹了，更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终止了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了，而是标志着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
总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伯恩施坦主义滋生和泛滥的最初年代里，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的激烈论战中，卢森堡作为德国党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名“新兵”，朝气蓬勃，坚韧不拔、殚精竭虑，一直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列。她不顾修正主义者的围攻、压制、侮辱、打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全力保卫和精辟阐述兰被修正主义者所阉割、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对把为社会主义目标而从事阶级斗争的革命党改变为搞阶级合作和阶级妥协的改良党，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科学精神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那么，从1898年到1903年，通过对伯恩斯坦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分析和系统批判，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究竟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第一，卢森堡以极高的政治敏锐感指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她明确指出，斗争的实质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策略问题，而是社会与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即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目标问题。因此，这是“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态的争论”。把问题的实质点的如此明确和提到如此高度，这在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绝无仅有的第一人！
第二，卢森堡一巨大的理论勇气戳穿了伯恩斯坦之流散布的所谓新的资本主义“适应性”，普遍危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将得到稳定发展。卢森堡通过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论证一一予以驳斥。她指出，资本主义所有的新的使用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恰恰相反，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即她当时所说的“世界政策”和军国主义，只能使资本主义的内外矛盾更加尖锐和激化，严重的危及使不可避免的，从而为它自己的最后崩溃准备兰条件。
第三，卢森堡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了工人运动日常斗争与最终目的，即改良与革命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质的区别。她反复强调指出，社会改良与革命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社会改良只是手段，社会革命才是目的。针对伯恩斯坦关于社会主义的实现不需要通过革命，而可以通过质现存社会制度内逐步改良、普选制的改进、工会和合作社的进步的观点。她强调提出，改良与革命不是时间长短不同，一个社会制度转变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必须实行革命变革，“其秘密正在于由单纯的量变转变为新质”。她指出，伯恩斯坦不但把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而且要用社会改良来代替社会革命，这说明，他这思想上反对发展过程中的质变、飞跃，在政治上反对革命变革，反对夺取政权，这是一种市侩式的、庸俗的观点。她指出，资本主义不会“长入”社会主义，只有靠无产阶级的“铁锤”，即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第四，在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重新树立兰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权威。卢森堡杰出地运用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批判兰伯恩斯坦企图回避革命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她反复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原因从根本上说由两点，一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上产生的各种客观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二是工人阶级在主观意识上认识到只有通过社会变革途径才能消除这些矛盾的必然性。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根据这种认识，掌握客观矛盾发展变化的规律，利用它发展它，通过明确自己任务的革命无产阶级坚韧不拔和坚持不懈的斗争，以便在适当时机经过革命变革来解决矛盾，而不能像伯恩斯坦所主张的那样，折断无产阶级的“锋刃”，把它们“弄钝”，苟安于现状制度。这样，卢森堡把社会的发展、革命的产生看作是一个相互影响、辩证发展的过程，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革命是历史发展的认识论，从而重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权威。
- 本文选自《罗莎·卢森堡——生平和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