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走向更高程度的民主。每个人包括中国人自己，都在问一个问题，即“中国最后会形成怎样的民主模式？”在这方面，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多教训，一些是积极的经验（坦桑尼亚），一些是负面的经验（老挝）。美国毫无疑问认为他们的模式是最好的，但他们对自己民主模式盲目的信仰不应该被不假思索的接受。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会仔细考虑各种不同的模式，然后基于国情选择对他们来说最适合的模式。在本文中，我们将考察，当中国试图发展出更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为什么需要谨慎看待目前西方的宪政模式。本文考察了美国总统选举中使用的电子投票系统，并提出这种电子投票方式可能增加了操纵选票的机会。本文也着眼于古代世界实行过的民主模式，并将这些模式与现代体系进行比较。最后，本文提出一种安全的匿名电子投票机制，用于公众事务决策。在结尾，我们提出一种潜在的危险，即如果公众不能控制投票议题，那么就存在独裁者将公民投票作当作橡皮图章的危险。

引言

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现代化，这产生了更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政治意识的人口。参与网上政治性论坛的网民急速增长。因此很明显，中国需要发展民主制度，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这将会是怎么样的制度？克莱门斯（1999）认为中国将逐步走向多党制民主。不仅西方呼吁改变。在这件事上，中国人本身不是消极被动的。胡锦涛主席提及“民主”时将其称为“人类的共同追求“（松顿2008引用）。俞可平，一位杰出的中国政治学者，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中国的民主治理和政治改革》。以下是班志远（2012）翻译的部分摘录：

民主是一件好事，这不仅是对于特定人群或某些官员是这样，对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更是这样。简单地说，对于那些更关心自己利益的官员，民主不仅不是一件好事，事实上，这是一个糟糕的事情，甚至是一个坏事。试想，在民主原则下，官员必须由公民选出，因此必须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他们的权力受到民众的制约，他们不能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不得不坐下来和民众谈判。 仅这两点就已经让很多人不喜欢了。因此，民主政治是无法自行运作的，它需要民众自己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官员一起推进和实施。

吉利（2008）指出民主化并非总是成功的，并以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菲律宾为例。他还指出，长期的一党执政体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运作良好，但是对缅甸和老挝则是灾难。

图1 中国的教育水平，来源：Zhang, Huan, and Li (2006).

从中国本身，以及来自周围的亚洲国家的经验来看，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开始民主化的进程。在2008年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先生说“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现在中国已经在村与乡镇进行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同时，他一直认为，如果人民有能力管好村里的事务，他们就能够处理好乡镇和县的事务，然后是省的事务。在这整个过程中，中国人应该基于国情，逐步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我们想在本文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民主模式？

民主模式：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

西方世界出现了两种政治体制：君主立宪政制和共和制。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人们认为共和政体比君主政体更进步，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说法。那时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密切相关。而今天，两种政体的这些差异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很难说像美国、意大利或墨西哥这样的共和制国家的社会比君主制如瑞典，加拿大或日本更进步。

日本和加拿大并不要求世界其他地区效仿他们的君主立宪制。日本并不向中国人宣传恢复帝制。加拿大不主张任何国家效仿他们尊崇英国女王。既然中国收回了香港，直接清除了英国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美国，就不那么谦虚了。它标榜自己的民主模式是世界的标杆，要求其它国家效仿（亨廷顿1984）。美国声称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应该复制美国的民主模式（盖默1994）。它宣称要自己比北欧或日本的君主制更现代化和民主，因为从一开始美国的宪政就是基于人民主权而设计的。既然如此，本文的重点将是评判美国的民主模式，然后提出更可行的替代方案。

我们将在这里证明，美国对民主的陈述是受误导的。美国对民主标签的挪用，是对“民主”最初意思的根本误解。民主是一个希腊词，字面意思是“平民统治”，而现代作者往往将其翻译为人民统治,但这就回避了“平民”这个词的细微差别。这个词不只是意味着“人民”，而是“平民”或“劳动群众”，所以在古代世界它本来的意思是由劳动阶级统治：

“平民政体”（英文版为democracy,即民主，《政治学》中译为平民政体——编者注）一词的确解应该是自由而贫穷——同时为多数——的人民所控制的整体；相似地，“寡头政体”一词的确解应该是富有而出身（门望）较高——同时又为少数——的人民所控制的政体。（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1290 第312-313页）

同寡头政体的特征，门望（出身世族）、财富和教育相对照，平民政体的特征适得其反：出身低微、贫穷和鄙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 1317第312-313页）

事实上，美国的宪法结构是独立战争时期北方各州自耕农和工匠与南方贵族奴隶主达成的一种折衷和妥协。虽然只有25%的白人家庭拥有奴隶，但是奴隶制对商品生产和出口贸易至关重要。以剩余生产的角度看，美国主要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所以直到内战，美国上层阶级是由奴隶主占据的。奴隶主想要一个真实权力集中在他们和其它富裕阶层手中的共和国：而不是简单的民主制。他们选择的宪政结构是很大程度仿照罗马共和国。在奴隶社会，如古罗马，或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有三大主要阶层（圣克鲁瓦1981）：

（1）最上层是贵族，不直接生产，只依靠他们拥有的奴隶生活。

（2）在贵族阶级下面是为生活而工作的自由公民阶层。主要是农民或工匠的小家庭。

（3）在底层是没有政治或公民权利的奴隶阶层，是贵族的私有财产。

图2 奴隶制的冲突

在这个体系中，主要阶级冲突一方面存在于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另一方面，存在于奴隶主和自由公民之间（图2）。 奴隶没有政治权利，无论是在罗马或美国，奴隶主都用鞭子和锁链实现对奴隶的统治。自由公民，另一方面，有公民权利，而且人数远多于富裕的奴隶主，这意味着奴隶主的政治权力会受到自由农民和工匠的潜在威胁。奴隶主与自由农民的主要冲突和土地有关。奴隶制的发展意味着更多的土地处于大奴隶庄园的控制下，威胁着平民沦为无产者（罗斯托夫兹夫1927）。

罗马宪法通过巧妙地设计赋予自由平民表面的权力，而实际上将权力集中在在元老院层面。罗马的国家结构是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每年选举两位执政官，每月轮流在官邸执政。他们相当于今天的美国总统。他们拥有最高的军事和民政权力。

（2）罗马参议院，可以通过法令，执政官通常从这个阶层选出。美国参议院明确地效仿了这一点。

（3）公民大会或百人团大会选举执政官。百人会议最初是军事单位，不同阶层的军队有不同的百人会议。排名最低的阶层，无产者阶层，只有在更高阶层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投票。每个百人团投票选出他们属意的执政官，并派代表参加百人团大会投票给他们选择的执政官。这种严密的间接选举制度被美国采用来选举总统，每州选举代表组成选举团，由他们投票给总统候选人。

（4）平民议会—这一大众民主的议会可以通过法律。然而，它不能设置自己的议程，只能对行政官提出的议案进行表决，而行政官总是来自上层阶级。美国没有类似平民议会的机构，而是由众议院取代。

这种结构的影响是，罗马的行政权力总是由奴隶主贵族阶级掌握。罗马的参议院，同样地，也总是由奴隶主而不是平民组成。在美国影响也类似。美国前10位总统只有两个，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不是奴隶主。然而，共和国也依赖自由公民，特别是军队。因此他们表面上被给予权力。在罗马，两种机制被用来实现这一目的：首先是选举，特别是间接选举，其次是行政官在平民会议上对议程的控制。对于选举，古代政治理论家认为，总是有利于富人。亚里士多德说，“就任用行政人员而论，抓阄（抽签）法素来被认为属于平民（democratic）性质，选举法则属于寡头（oligarchic）性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 1294第201页）“富人可以花钱影响选举，而且可以经受教育成为有说服力的演说家。其次，间接选举往往会扩大初始选举结果中偏差的影响。例如，选举团制度下，小布什赢得了选举，尽管他比阿尔·戈尔的公民选票少，（斯塔尔2001）。

如果宪法规定行政权力集中在选举出的官员手中，这对富人是有利的。赢得总统选举需要一大笔钱，候选人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富有的赞助人。在社会剧烈的时代，富裕阶层可以利用强大的的总统制，不顾大众的反对实行严苛的政策。（见图3和4）。俄罗斯的总统制是个例子，它的影响已经在后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表现出来 ，这肯定与中国读者有关。

同时，古代罗马至少允许一些直接民主的要素存在，而在美国，直接民主的元素，平民会议，被清除了，由众议院取而代之，在那里仍然是金钱说了算。这个机构的选举完全被两个官方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控制，它们都依赖于富裕的个人和公司的提供资金。因此，美国所谓的代表机构，仅从统计意义上看，无法代表总体人口。

图3 纳粹礼的含义：百万富翁站在我身后，注：德国共产党的杂志 Arbeiter Illustrierte Zeitung 封面，恶搞希特勒的口号“百万人站在我身后”。希特勒的意思有百万选民站在他的身后，而这份杂志则认为，这些不过是用希特拉的百万富翁支持者的钱买来的选票。

图4 当议会反对叶利钦的私有化计划时，叶利钦派坦克攻击俄国议会（杜马），图片来源：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en/b/ba/Tanks_before_Russian_White_house.jpg

每一级政府官员平均而言，无论从其阶层还是社会成就来言，都比他们所代表的民众更为优越。例如，国会成员的个人净资产估计在80万美元（政治响应中心 2009），是美国家庭净资产中位数的六倍以上（巴克斯等 2009）。自从20世纪50年代，15%的众议院和25%的参议院成员来自13所名牌大学。而这样的毕业生占所有成年人的不到1%。二十世纪，律师和商人只占人口10%左右，但是占了同期国会超过75%的名额，在这段时间。总统、最高法院法官、州和地方议员和高级官员也是类似的情况（卡恩斯 2011）。

如果所有这些权力还不足以保护美国的精英阶层的利益，那么宪法还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否决权制度使任何激进的改革都变得非常困难。要进行改革，首先得控制一个政党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这个党将需要掌控三个选举机构：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即使这样，改革措施仍可能被一个未经选举的最高法院否决。

最后一次这样的改革成功在美国发生，是1854年主张废奴的共和党的成立，并且他们总统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在1860年当选。

马克思提出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借用了罗马共和国的形式：

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例如，在100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法国大革命的很快导致拿破仑帝国的成立，这是另一个从古代借用的形式。在拿破仑的统治下，现代社会的国家机器趋于完善，而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越来越多地体现出镇压工具的特征：

在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下，政府都被置于受议会控制，即受有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地位。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在1870年，巴黎发生了民众起义，导致被称为巴黎公社的诞生，公社是法国当地政府的一个单位。公社的宪法结构对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并通过马克思，影响了苏联宪法。马克思所观察到的公社的关键创新是：

（1）常备军被由志愿者组成国民卫队所取代，并由自治机构管理；

（2）公社议员由普选产生。这些议员主要是工人；

（3）公社支付给议员不超过普通工人的工资；

（4）其他更高的机构的选举是分层次的和间接的。

他写道：

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作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将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务；这些地区的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仍须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像有人故意胡说的那样加以废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严格负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这种民主模式后来被列宁所接受。根据他的表述这种模式的核心原则（见图5）是：

（1）议会机构应由苏维埃取代，并由间接选举产生；

（2）所有代表必须可以罢免；

（3）支付给代表的工资不超过一个普通工人工资。

这三项原则随后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作家作为民主理论的基石。这些原则在法国暴露出一些缺陷，但并不明显，因为整个制度并没有完全付诸实践。

公社的罢免原则，被纳入苏联宪法，也被写进了美国一些州的宪法。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没有被大量使用。如果存在一个群众的集会，定期举行会议并质询那些代表，群众对代表的回应不满意就撤换他们，那么这有些效果，但如果这是一个代表10000或100000选民的代表，那么撤换他是不太实际的。这种撤换机制有很大的惯性，因为它需要一个相当一部分选民提出撤换的要求，然后进行投票。因此，虽然这种机制在检查公职人员行为不端方面有些效果，但它无法高效运作。它至多可以阻止某个代表严重滥用他的职权。

间接选举原则，虽然在革命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暂时的协调机制是合适的，但如果作为一个长期的制度，却是有严重缺陷的。一个像公社或俄国议会（苏维埃）的体系只有在被革命分子掌握时才可能领导推翻旧的专制制度。

随着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成为俄罗斯的主人。彻底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措施，伴随着许多社会措施，如离婚自由，同性恋人权与教育体系的重组。伴随着苏维埃的掌权，工人阶级热情高涨，数百个苏维埃在革命后的几周成立，这是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群众参与公共管理。不幸的是，这不是最后一次。

考察一下俄罗斯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国家结构。每1000个城市居民，或100个乡镇居民，有权选举一个代表参加地方苏维埃。地方苏维埃负责当地的城市或乡镇事务。然后当地苏维埃选送代表参加全俄代表大会，每25000个城市居民或每125000个农村居民选出一名代表。全俄代表大会一年举行几次，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相应的选出17个政府委员。

图5：马克思所设想的民主

显然这是一个为先锋队组织量身定制的层级体系。任何选举制度都是贵族化的，并会趋向于增强有组织纪律的政党的影响力。在间接选举的制度下，这种倾向被加强了。考察一下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左右政党影响力的因素。在每一个级别的选举中有两个步骤是必要的。一个人首先必须先被提名，然后必须成功当选。

如果一个无党派公民和一个布尔什维克成员参加选举，很明显布尔什维克成员更可能被提名为候选人。然后，鉴于布尔什维克起初较高的声誉，它的成员更容易击败站在其反对立场的独立候选人赢得选举。 人们可以看看这其中的概率，在合理的假设下，一个布尔什维克党成员得到提名的机会是普通公民50倍 ，提名后当选的几率是普通公民的4倍，这样一个布尔什维克在当地苏维埃中当选的几率是普通公民的200倍。

因此如果布尔什维克占俄国人口的0.1%，那么他们可以占据地方苏维埃的20%的席位。在每个层级上的选举情况都是如此，层级越高，党员比例越高，直到顶部，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布尔什维克党员。这种各层级的权力集中甚至在1918年内战全面爆发前已经发生。既然政府被唯一党派控制，那么真正的政治辩论只能发生党内，如果该党感受到威胁，它可以行使中央权力禁止反对团体活动。

这种对苏维埃权力的转移是对工人阶级自治的不可避免的背离。从前工人阶级民主的参与机构苏维埃，在内战后越来越多地被边缘化。紧接着，在1918年春季选举中赢得了很多席位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所控制的苏维埃被强制关闭。

恩格斯说，很讽刺的是，在巴黎，正是主张密谋的布朗基主义者，尽了最大努力来实现法国的民主。而讽刺的另一面，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名义上致力于继承巴黎公社的民主精神，并且短短几个月就获得了政权，却建立了一个高度贵族化的政权体系。最初，贵族统治的经典论调——国家需要由最优秀的人来统治，被用来证明这种制度的正当性。布尔什维克党，被认为是由最具政治意识和奉献精神的工人阶级成员组成。在沙皇秘密警察制度下，加入布尔什维克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即使革命后不久加入党的勃列日涅夫一代领导人，也经历了抗击纳粹入侵的巨大的困难和危险，当时任何被德国人俘虏的共产党员都被会处决。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20世纪50年代入党的人不需冒着危险：他们只是把这当成一个职业。亚里士多德指出，贵族制会蜕化为寡头制。我们在今天寡头统治的俄罗斯看到了这个最终结果。

中国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在1940年声称,中国的民主革命将与马克思所分析的法国大革命的情况有显著不同。他说，因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发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很大部分地区被日本殖民统治），而且中国革命者与苏联结盟，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将比欧洲更为激进：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

他说，在这场革命中诞生的国家，既不同于“欧美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他对于革命后建立何种政治体制并不很明确，他说：

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这套制度和苏维埃制度的关键区别似乎是在毛的设想里，人民代表大会里将有不止一个政党。他并没有明确要采用直接或间接选举，也没有明确这些选举是否以以多党竞争的形式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采用的选举制度遵循苏联模式，在最低一级政权进行直接选举，更高层级的政权采用间接选举。这种新式的联合政权被理解为占主导的共产党保留了一些较小的政党政治权力，同时保持对政权的整体控制。

在20世纪60年代，毛担心共产党垄断的政治权力会导致腐败。因此，他主张建立基层民主，由革命委员会代替党和政府，并鼓励人们通过大字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批评权威人士等。

对毛民主思想的历史解释是有争议的。房宁（2010，178）写道：

毛的悲剧是，他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来实现他渴望的民主。他的方法让他失望。由于其固有的缺点，民主政治最终陷入矛盾，从而导致无序和混乱。

最近出现了的提案增加中国基层民主的提议。然而，这些改革限于间接选举的框架内。

如何才能避免美国或罗马共和国式的不具代表性的选举制度？

“民主”这个词来自希腊，“共和”来自罗马。古代雅典提供了另一种政治制度。在古雅典，像罗马一样，奴隶制是经济的重要部分，但在这里，是自由农民和工匠，而不是有钱的奴隶主，控制了国家。因此，必须理解“民主”对于雅典人原本意味着什么（芬利1983）。这里有三项原则（见图6）：

（1）所有公民参加一个大规模的公民大会，它进行了所有的立法工作，决定宣战，签订条约等事务；

（2）政府日常管理由一个从公民中随机抓阄选出的委员会进行，委员会拟定公民大会表决的的议题 ；

（3）人民掌控法律。所有法院都是由从公民中随机挑选组成的陪审团掌控，没有专职的法官。

其目的是要确保所有的决定或者由所有民众一起做出，或者由科学的有代表性的人口样本做出。众所周知，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个准确的民意调查需要从总人口中随机挑选很大数量的样本来进行调查。这源于统计学上的均值回归现象。如果您从人口中选择一个随机样本，样本均值将倾向于模拟总体平均值。古希腊人在他们的政治体系中直接使用了这一科学定律。为了使样本可靠，它们必须是无偏的。他们通过使用一种青铜时代的复杂系统实现了样本的随机性和无偏性（道琼斯1939）如图7所示。

抽签原则是在现代科学民意调查中使用的原则。它也被用于在盎格鲁-撒克逊司法体系下选取陪审团。后一种情况可能追溯到到前封建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塞斯和摩根1852）。

虽然由所有民众投票决定事务在一个城邦国家是可行的，而在一个更大的国家，这是具有挑战性的，但不是不可能的。一些国家现在偶尔会举行全民公决，但 组织起来是昂贵和耗时的。这些困难被用来当作代议民主替代直接民主的理由。然而，我们在上文已经说明，“代议制民主”在实际操作中，譬如在美国，并没有代表民意。

图6 雅典民主

图7 Kleroterion,注：这一设施用于雅典的陪审团选取制度。青铜识别票插进去，表示合格的陪审员，这些陪审员同时分在不同的部落。有一个附加在上面的管子，装满了不同颜色的骰子。骰子被一个一个的释放，每一个骰子对应于一行识别票。每个骰子的颜色决定对应列的识别票的所有者们是否被选择任行政人员或者作为陪审员。每个法庭的前面都有一个kleroteria。其他的kleroteria还用于选取议会。左下方的是识别票。右下方是投票令牌，用于投是或者否。

另一方面，随机抽样，确实能够使得立法和决策真正具有代表性，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纪的民主将重新引入这些制度。事实上，时代杂志（）报道说，在中国一些地区已经引入这种制度（即浙江温岭市泽国镇的“协商民主”制度，可参考《中国记者》2011年第05期《协商民意调查》以及《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2期《温岭民主恳谈的意义及局限》——编者注）：

中国沿海地区泽国（人口120000）拥有自己的投票系统，并做出所有的预算决策。该技术已被更新：现在投票系统是由一个由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菲什金领导的团队进行开发的。每年，有175人被随机选择，以代表总人口。他们被选出做出重要的决策。不同意见的专家将撰写简报供他们参考。他们先在小型会议上向专家进一步提问，澄清一些疑问。然后他们在全体会议上，听取专家的意见，进行全面的讨论。小型会议和全体会议可以进行多次。最后进行投票做出的预算决策将被当地政府采纳。做这件事需要三天。这个过程已经发展五年多，从决定某个公共工程（比如是新建污水处理厂，还是道路建设）到整个预算工作。尽管参与者并不是很有经验，但结果是非常成功的，并且60%公民是农民。中国政府正在将这项制度推广到其它地区。（克莱因2010）

现代信息技术使得对公民进行随机选择在技术上轻而易举。然而，这种制度也有政治上的缺陷。普通公民很难确信这种电子分配选择系统是公平公正的。他们不了解这个软件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它选择一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他们不能确定这样的选择是随机的，还是被操纵的。

对电子筛选系统的不信任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到直现在彩票抽奖仍然使用摇匀的编号球——基本上仍和古雅典的随机抽选系统相同。

利用现代技术

电子技术可以应用于国家的直接民主。一些国家已经就重大问题举行了全民公投。公投的频率和它的操作复杂性以及费用相关，也和政治家还权于民的意愿相关。

我们对比一下电视领域发生的事情。每周都有真人秀节目或比赛，电视台会让观众打电话给参赛者投票。从电视公司的角度来看，他们可以通过收取观众话费盈利。数字技术可以迅速统计来电和短信数据，使得这种广泛参与的节目模式成为可能，商业利益导致了一个正在发展的技术，如果在国家政治领域应用这些技术，就可以让公民对行政部门行使真正的民主控制。（刘和赵2010）

手机，作为一种直接民主的手段，优势在于廉价的，简单的，在大多数国家广泛普及，即使在农村地区。手机使用者可以在几秒钟内发送和接收信息。手机利用现有网络，可以在固定电话普及率低的地方使用。相比之下，传统的台式电脑更昂贵，而且或多或少需要连续的电力供应。此外，台式和笔记本电脑带来的安全问题也是选民需要考虑的问题。一位选民肯定很难相信通过电脑投票真的是保密的。选民怎么知道有没有软件在操纵选票：他们的选票真的被如实记录和计算了吗？

小布什利用投票机制赢得的两次选举充满争议（沃夫2006）。第一次选举使用旧计算机打卡。在这次选举中，由于佛罗里达州投票机无法计票，他惊险获胜。最高法院宣布他获胜，但对废弃票进行计票后的结果表明，他事实上输掉了选举。在他的第二次选举中，使用了电子投票机，他又赢了。之前的2004届总统选举有相当大的争议，因为选举所普遍使用的新投票机由迪博尔德公司生产，而这家公司的董事承诺确保俄亥俄州的选票投给布什：

布什的支持者参加了一个筹款晚会，主人写道，我致力于帮助俄亥俄投出他们的选举人票。这没什么奇怪。但瓦尔登奥德尔恰好是迪博尔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的触摸屏投票机在美国越来越广泛的被使用。例如，在2002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在佐治亚州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而这场选举完全依赖于迪博尔德投票机。虽然2002年的选举有许多异常，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投票机出错了，但也没有证据表明投票机正确的进行了计票，因为它没有留下痕迹。（克鲁格曼2003）

这让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肯尼迪2004年）：

计算机科学和密码学专家对此处的科学问题充满热情。他们的共识是电子投票的可追溯性，即电子机器应该提供给选民查验的记录，计算机系统打印出纸质选票，由选民验证确认。这种纸质选票交给选民私下保留，然后由官员核验。大多数机器没有这个功能（包括马里兰州的机器，而内华达州的机器则装配了选民可核查收据打印机）。虽然有些机器可以在选举结束时打印投票总数和信息，但这些都不被认为是选民可验证的。现在，我们暂时将争论撇开。

大多数投票机不支持提供可用于审查的纸质证明，因此我们应当考虑以下假设的情景。这是选举之后的第二天早晨，俄亥俄州还未公布投票结果，看起来现任总统如果拿下俄亥俄，就将赢得全国大选，但他目前只有2000票。一个民主党的律师团队已经在质疑投票计数结果，因为好几个州选民们声称，布什的得票数和投票后的民调截然不符。不幸的是，这些地区使用的迪博尔德投票机器不提供可供选民核实的投票记录，所以公众的争议很大（这归因于迪博尔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位著名的布什募捐者在选前声称他将保证总统在俄亥俄获胜）。因此，这场野蛮的选举变成了阴谋论者的舞台，政府的信任又受到了打击。

《科学》有很好的预见性，因为非常相似的情况确实出现在一些备受争议的州，引起公众怀疑投票机被操纵投票给布什：

最明显的是选后民调和官方统计数字之间的差异，而且不是偶然的，在布什获胜的十一个摇摆州中有十个州都是如此，比如说新罕布什尔州，选后民调和官方统计的投票差异是5%，这是前所未闻的。在内华达，俄亥俄，新墨西哥和爱荷华的选后民意调查显示克里赢得了坚实的胜利，但官方统计都显示布什获胜，这是令人奇怪的结果。而在没有激烈竞争的州，选后民调却非常准确。在犹他的民意调查预测，布什将以70.8%对26.4%取胜，实际结果为71.1%对26.4%。在密苏里，在那里的投票民调预测布什以54对46取胜，最终结果为53对46。这种反常现象的一个解释是触摸屏电子投票机的广泛使用。这些机器使得结果偏向于布什。（帕伦蒂2006）

经济学和统计评论（卡和莫雷蒂2007）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迪博尔德投票机的使用和布什的得票结果有明确的相关性，虽然他们不能确定这是舞弊的证据。相反，他们认为投票机可能对支持克里的拉美裔选民产生不利影响。2004年美国选举是否被操纵已经无法知晓，但争议凸显了一个事实，即任何电子投票系统，必须保证是公正的、公开的和值得信赖的。需要注意的是从爱尔兰来的警示，2004年花了5000万欧元购买高科技投票机。不幸的是，机器从来没有被使用，因为不实用，不支持在特定机器上审查所有投票。政府花了数以百万计欧元的购买他们，最终却在2012年被以微不足道的70000欧元出售。

为了让目前电视节目中使用的电话投票技术应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必须做的事情是使其安全，而目前不是这样。在流行电视节目电话投票中，只要观众愿意支付费用，他们可以按自己意愿进行多次投票。投票计数软件可以只计入某个号码的一次投票，但这不能阻止有人用不同号码投票多次。这表明每个选民必须拥有一个绑定的投票号码，且只能投一票。如果选民信任政府，那么他们可以用注册过的手机号码投票。但如果选民不信任政府呢，他们会担忧自己的投票信息会影响政府在未来对待他们的方式吗？

匿名和代表选举权

根据上述讨论得出的结论是，需要的是一种方法，保证选民只可以投一次票，并保证他们可以匿名投票。一种通过电话举行电子公投的机制，称作Handivote（科克肖特和Renaud 2009），操作如下：

在一个固定的时期，选民进行登记，被添加到官方选民名册。一旦选民的选举权通过验证，他们会把自己的手伸进一个箱子，取出一个含有选民证的密封信封（见图8）。这张证上有一个选民号码，就像一个信用卡号。这个号码是独一无二的，但因为是随机的，所以号码只有选民自己知道。

选民号码分为两个部分：

（a）唯一的选民身份证，在中国将有9或10位数字；及

（b）一个秘密的个人识别号码（PIN），四位数类似银行卡号。

每当有公民投票时，选民可以拨入电话并使用选民号码进行投票。或者，选民可以把选民号码以短信形式发送并投票。

计票软件确保每个选民号码只能投一次票。此外，没有人能够将投票与选民联系起来。选民打电话的时候可以隐匿他们的电话号码。或者，他们用公共电话投票。打电话投票将是免费的。

（3）一旦公民投票时间结束后，选举委员会将公布两份名单：一份是所有选择“是”的选民号码，另一份所有选择“否”的选民号码。

图8 带PIN的选民卡（徐天设计）

这提供了一个公开的核查手段。这样，一个选民检查他的投票是被正确记录，是非常简单的。已公布的选民号码只包括选民身份证号，不包括个人识别号码，以防止非法利用选民证操纵投票。

相比赖和范提出的多重盲签名技术（2003），handivote机制可以应用于传统的非智能手机。王，韩，和陈（2006）详细说明了加密电子投票技术，但问题是非专业人士不容易理解，因此不确定投票是公平的。

选举当局也将公布选择“是”或“否”的投票总数，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进行确认的。公布投票清单也允许独立机构对投票计数进行验证。这就避免了暗箱操作，使得公众不再怀疑选举被操纵。

正确地解释选票证是至关重要的。每个选区都必须发布它已发行的选票号码的范围。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未发行的选票进行欺诈。每个登记投票的人都必须有自己的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选举登记官员将负责确保发给选民的选票数等于记录的选民身份证号码数。

非二元表决

在上述提到的泽国的试点中，由随机选取的委员会决定预算问题。预算决策对参与式民主是更具挑战性的。公投只是让选民投“是”或者“否”。只有在某个机构先提出详细的预算案，并把其提交给选民批准时，选民才只需要投“是”或者“否。程序上和许多国家议会就国家预算进行投票没什么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议院或者选民如果不喜欢这个预算案，就只能进行完全否决。

另一种选择是引入另一种形式的投票，允许选民改变预算内的一些选项，而不是简单否决它。而预算：

有多个方面：国防、卫生、交通、教育等；

有正面和负面的方面：对税收有利，对支出不利；

每个目标都是数字：欧元，美元或人民币；

目标之间有依赖关系。如果我们忽视政府的借贷，基本的关系是支出总和必须等于税收收入总和。

这个更复杂的问题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这已经超出了普通人的经验。例如，如果政府要求公民个人建议中国应该花费多少在健康领域，他们很可能会低估所需花费。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可能是：健康支出应该增加，减少或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可能有一个坚定的观点。具体的选择可能是，对于每一项支出，选民投票选择增加支出10%，减少10%，或不变。假设3亿人投票增加卫生支出10%，2亿人选择不变，和100 万人投票减少10%，只要简单的加权平均就可以得出结果（见表1）。

表1 平均投票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结果将是增加3.3%的健康支出。这提供了一个决定政府大笔支出的可行方案。每个选民的选择可以汇聚一起得出一个数字，从而达到一个共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可能最后得到一个不可行的组合。这就需要一个程序来解决分歧。假设选民表决通过增加4%的总开支，但是又表决通过只增加2%的税。那么这里有三个潜在的解决方案：

我们假设支出决策是给定的，优先于税收决策决定，所以结果是，税收和支出都增长4%。

（2）我们假定税收决定是给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和开支将上升2%。

我们增加3%的税收和开支。这可能是最不令人满意的决策。

如果人们要在这些问题上做出明智的决定，就必须先进行充足的讨论，这可以采取文章的形式，专家之间的电视辩论，公众成员之间的电视辩论，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全民公投，互联网上和社会媒体网站中将有广泛的讨论。也可以在每个镇或乡村的大厅里举办公众辩论，让人们直接面对面辩论。

许多中国人生活在农村地区，这一事实必须被考虑在内。一方面，手机的普及率在中国已达到75% 。鉴于这种高普及率，两个因素可能会阻碍在参与式民主中使用手机：

农村环境和文盲会阻碍短信功能的使用。有证据表明，农村地区，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使用移动技术。手机实际上有助于解决这些国家的文盲问题（卡莫迪2010）。最近的研究报告说，文盲不一定是使用手机的障碍（诺奇和黄2012；Srivastava 2012）。

此外，文盲也不是公民讨论事务的障碍。古代的直接民主，涉及所有公民的参与，无论其文化水平。它是有效的，因为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在公共场所参与辩论。投票并没有涉及阅读或写作，就和今天大部分事情一样。在中国农村当然是可行的。在城市里，公民一般都可以使用电视，用于传输指令投票，这只需要认识数字即可。大多数文盲拥有识数能力，因为他们要使用现金。例如，考虑一个简单的决策问题：每天还是每周收集一次垃圾。选项可以口头传达给选民，同时设定某个数字为对应的选项。选民只要简单的选择数字就可以进行投票。

讨论

通向直接民主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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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威廉•保罗•科克肖特 凯伦•雷诺

译者：赤望

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走向更高程度的民主。每个人包括中国人自己，都在问一个问题，即“中国最后会形成怎样的民主模式？”在这方面，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多教训，一些是积极的经验（坦桑尼亚），一些是负面的经验（老挝）。美国毫无疑问认为他们的模式是最好的，但他们对自己民主模式盲目的信仰不应该被不假思索的接受。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会仔细考虑各种不同的模式，然后基于国情选择对他们来说最适合的模式。在本文中，我们将考察，当中国试图发展出更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为什么需要谨慎看待目前西方的宪政模式。本文考察了美国总统选举中使用的电子投票系统，并提出这种电子投票方式可能增加了操纵选票的机会。本文也着眼于古代世界实行过的民主模式，并将这些模式与现代体系进行比较。最后，本文提出一种安全的匿名电子投票机制，用于公众事务决策。在结尾，我们提出一种潜在的危险，即如果公众不能控制投票议题，那么就存在独裁者将公民投票作当作橡皮图章的危险。

引言
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现代化，这产生了更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政治意识的人口。参与网上政治性论坛的网民急速增长。因此很明显，中国需要发展民主制度，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这将会是怎么样的制度？克莱门斯（1999）认为中国将逐步走向多党制民主。不仅西方呼吁改变。在这件事上，中国人本身不是消极被动的。胡锦涛主席提及“民主”时将其称为“人类的共同追求“（松顿2008引用）。俞可平，一位杰出的中国政治学者，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中国的民主治理和政治改革》。以下是班志远（2012）翻译的部分摘录：

民主是一件好事，这不仅是对于特定人群或某些官员是这样，对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更是这样。简单地说，对于那些更关心自己利益的官员，民主不仅不是一件好事，事实上，这是一个糟糕的事情，甚至是一个坏事。试想，在民主原则下，官员必须由公民选出，因此必须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他们的权力受到民众的制约，他们不能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不得不坐下来和民众谈判。 仅这两点就已经让很多人不喜欢了。因此，民主政治是无法自行运作的，它需要民众自己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官员一起推进和实施。

吉利（2008）指出民主化并非总是成功的，并以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菲律宾为例。他还指出，长期的一党执政体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运作良好，但是对缅甸和老挝则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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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的教育水平

来源：Zhang, Huan, and Li (2006).

从中国本身，以及来自周围的亚洲国家的经验来看，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开始民主化的进程。在2008年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先生说“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现在中国已经在村与乡镇进行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同时，他一直认为，如果人民有能力管好村里的事务，他们就能够处理好乡镇和县的事务，然后是省的事务。在这整个过程中，中国人应该基于国情，逐步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我们想在本文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民主模式？

民主模式：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
西方世界出现了两种政治体制：君主立宪政制和共和制。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人们认为共和政体比君主政体更进步，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说法。那时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密切相关。而今天，两种政体的这些差异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很难说像美国、意大利或墨西哥这样的共和制国家的社会比君主制如瑞典，加拿大或日本更进步。

日本和加拿大并不要求世界其他地区效仿他们的君主立宪制。日本并不向中国人宣传恢复帝制。加拿大不主张任何国家效仿他们尊崇英国女王。既然中国收回了香港，直接清除了英国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美国，就不那么谦虚了。它标榜自己的民主模式是世界的标杆，要求其它国家效仿（亨廷顿1984）。美国声称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应该复制美国的民主模式（盖默1994）。它宣称要自己比北欧或日本的君主制更现代化和民主，因为从一开始美国的宪政就是基于人民主权而设计的。既然如此，本文的重点将是评判美国的民主模式，然后提出更可行的替代方案。

我们将在这里证明，美国对民主的陈述是受误导的。美国对民主标签的挪用，是对“民主”最初意思的根本误解。民主是一个希腊词，字面意思是“平民统治”，而现代作者往往将其翻译为人民统治,但这就回避了“平民”这个词的细微差别。这个词不只是意味着“人民”，而是“平民”或“劳动群众”，所以在古代世界它本来的意思是由劳动阶级统治：

“平民政体”（英文版为democracy,即民主，《政治学》中译为平民政体——编者注）一词的确解应该是自由而贫穷——同时为多数——的人民所控制的整体；相似地，“寡头政体”一词的确解应该是富有而出身（门望）较高——同时又为少数——的人民所控制的政体。（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1290 第312-313页）

同寡头政体的特征，门望（出身世族）、财富和教育相对照，平民政体的特征适得其反：出身低微、贫穷和鄙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 1317第312-313页）

事实上，美国的宪法结构是独立战争时期北方各州自耕农和工匠与南方贵族奴隶主达成的一种折衷和妥协。虽然只有25%的白人家庭拥有奴隶，但是奴隶制对商品生产和出口贸易至关重要。以剩余生产的角度看，美国主要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所以直到内战，美国上层阶级是由奴隶主占据的。奴隶主想要一个真实权力集中在他们和其它富裕阶层手中的共和国：而不是简单的民主制。他们选择的宪政结构是很大程度仿照罗马共和国。在奴隶社会，如古罗马，或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有三大主要阶层（圣克鲁瓦1981）：

（1）最上层是贵族，不直接生产，只依靠他们拥有的奴隶生活。

（2）在贵族阶级下面是为生活而工作的自由公民阶层。主要是农民或工匠的小家庭。

（3）在底层是没有政治或公民权利的奴隶阶层，是贵族的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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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奴隶制的冲突

在这个体系中，主要阶级冲突一方面存在于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另一方面，存在于奴隶主和自由公民之间（图2）。 奴隶没有政治权利，无论是在罗马或美国，奴隶主都用鞭子和锁链实现对奴隶的统治。自由公民，另一方面，有公民权利，而且人数远多于富裕的奴隶主，这意味着奴隶主的政治权力会受到自由农民和工匠的潜在威胁。奴隶主与自由农民的主要冲突和土地有关。奴隶制的发展意味着更多的土地处于大奴隶庄园的控制下，威胁着平民沦为无产者（罗斯托夫兹夫1927）。

罗马宪法通过巧妙地设计赋予自由平民表面的权力，而实际上将权力集中在在元老院层面。罗马的国家结构是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每年选举两位执政官，每月轮流在官邸执政。他们相当于今天的美国总统。他们拥有最高的军事和民政权力。

（2）罗马参议院，可以通过法令，执政官通常从这个阶层选出。美国参议院明确地效仿了这一点。

（3）公民大会或百人团大会选举执政官。百人会议最初是军事单位，不同阶层的军队有不同的百人会议。排名最低的阶层，无产者阶层，只有在更高阶层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投票。每个百人团投票选出他们属意的执政官，并派代表参加百人团大会投票给他们选择的执政官。这种严密的间接选举制度被美国采用来选举总统，每州选举代表组成选举团，由他们投票给总统候选人。

（4）平民议会—这一大众民主的议会可以通过法律。然而，它不能设置自己的议程，只能对行政官提出的议案进行表决，而行政官总是来自上层阶级。美国没有类似平民议会的机构，而是由众议院取代。

这种结构的影响是，罗马的行政权力总是由奴隶主贵族阶级掌握。罗马的参议院，同样地，也总是由奴隶主而不是平民组成。在美国影响也类似。美国前10位总统只有两个，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不是奴隶主。然而，共和国也依赖自由公民，特别是军队。因此他们表面上被给予权力。在罗马，两种机制被用来实现这一目的：首先是选举，特别是间接选举，其次是行政官在平民会议上对议程的控制。对于选举，古代政治理论家认为，总是有利于富人。亚里士多德说，“就任用行政人员而论，抓阄（抽签）法素来被认为属于平民（democratic）性质，选举法则属于寡头（oligarchic）性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 1294第201页）“富人可以花钱影响选举，而且可以经受教育成为有说服力的演说家。其次，间接选举往往会扩大初始选举结果中偏差的影响。例如，选举团制度下，小布什赢得了选举，尽管他比阿尔·戈尔的公民选票少，（斯塔尔2001）。

如果宪法规定行政权力集中在选举出的官员手中，这对富人是有利的。赢得总统选举需要一大笔钱，候选人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富有的赞助人。在社会剧烈的时代，富裕阶层可以利用强大的的总统制，不顾大众的反对实行严苛的政策。（见图3和4）。俄罗斯的总统制是个例子，它的影响已经在后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表现出来 ，这肯定与中国读者有关。

同时，古代罗马至少允许一些直接民主的要素存在，而在美国，直接民主的元素，平民会议，被清除了，由众议院取而代之，在那里仍然是金钱说了算。这个机构的选举完全被两个官方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控制，它们都依赖于富裕的个人和公司的提供资金。因此，美国所谓的代表机构，仅从统计意义上看，无法代表总体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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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纳粹礼的含义：百万富翁站在我身后

注：德国共产党的杂志 Arbeiter Illustrierte Zeitung 封面，恶搞希特勒的口号“百万人站在我身后”。希特勒的意思有百万选民站在他的身后，而这份杂志则认为，这些不过是用希特拉的百万富翁支持者的钱买来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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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当议会反对叶利钦的私有化计划时，叶利钦派坦克攻击俄国议会（杜马）

图片来源：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en/b/ba/Tanks_before_Russian_White_house.jpg

每一级政府官员平均而言，无论从其阶层还是社会成就来言，都比他们所代表的民众更为优越。例如，国会成员的个人净资产估计在80万美元（政治响应中心 2009），是美国家庭净资产中位数的六倍以上（巴克斯等 2009）。自从20世纪50年代，15%的众议院和25%的参议院成员来自13所名牌大学。而这样的毕业生占所有成年人的不到1%。二十世纪，律师和商人只占人口10%左右，但是占了同期国会超过75%的名额，在这段时间。总统、最高法院法官、州和地方议员和高级官员也是类似的情况（卡恩斯 2011）。

如果所有这些权力还不足以保护美国的精英阶层的利益，那么宪法还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否决权制度使任何激进的改革都变得非常困难。要进行改革，首先得控制一个政党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这个党将需要掌控三个选举机构：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即使这样，改革措施仍可能被一个未经选举的最高法院否决。

最后一次这样的改革成功在美国发生，是1854年主张废奴的共和党的成立，并且他们总统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在1860年当选。

马克思提出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借用了罗马共和国的形式：

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例如，在100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法国大革命的很快导致拿破仑帝国的成立，这是另一个从古代借用的形式。在拿破仑的统治下，现代社会的国家机器趋于完善，而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越来越多地体现出镇压工具的特征：

在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下，政府都被置于受议会控制，即受有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地位。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在1870年，巴黎发生了民众起义，导致被称为巴黎公社的诞生，公社是法国当地政府的一个单位。公社的宪法结构对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并通过马克思，影响了苏联宪法。马克思所观察到的公社的关键创新是：

（1）常备军被由志愿者组成国民卫队所取代，并由自治机构管理；

（2）公社议员由普选产生。这些议员主要是工人；

（3）公社支付给议员不超过普通工人的工资；

（4）其他更高的机构的选举是分层次的和间接的。

他写道：

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作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将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务；这些地区的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仍须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像有人故意胡说的那样加以废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严格负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这种民主模式后来被列宁所接受。根据他的表述这种模式的核心原则（见图5）是：

（1）议会机构应由苏维埃取代，并由间接选举产生；

（2）所有代表必须可以罢免；

（3）支付给代表的工资不超过一个普通工人工资。

这三项原则随后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作家作为民主理论的基石。这些原则在法国暴露出一些缺陷，但并不明显，因为整个制度并没有完全付诸实践。

公社的罢免原则，被纳入苏联宪法，也被写进了美国一些州的宪法。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没有被大量使用。如果存在一个群众的集会，定期举行会议并质询那些代表，群众对代表的回应不满意就撤换他们，那么这有些效果，但如果这是一个代表10000或100000选民的代表，那么撤换他是不太实际的。这种撤换机制有很大的惯性，因为它需要一个相当一部分选民提出撤换的要求，然后进行投票。因此，虽然这种机制在检查公职人员行为不端方面有些效果，但它无法高效运作。它至多可以阻止某个代表严重滥用他的职权。

间接选举原则，虽然在革命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暂时的协调机制是合适的，但如果作为一个长期的制度，却是有严重缺陷的。一个像公社或俄国议会（苏维埃）的体系只有在被革命分子掌握时才可能领导推翻旧的专制制度。

随着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成为俄罗斯的主人。彻底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措施，伴随着许多社会措施，如离婚自由，同性恋人权与教育体系的重组。伴随着苏维埃的掌权，工人阶级热情高涨，数百个苏维埃在革命后的几周成立，这是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群众参与公共管理。不幸的是，这不是最后一次。

考察一下俄罗斯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国家结构。每1000个城市居民，或100个乡镇居民，有权选举一个代表参加地方苏维埃。地方苏维埃负责当地的城市或乡镇事务。然后当地苏维埃选送代表参加全俄代表大会，每25000个城市居民或每125000个农村居民选出一名代表。全俄代表大会一年举行几次，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相应的选出17个政府委员。

图5：马克思所设想的民主

显然这是一个为先锋队组织量身定制的层级体系。任何选举制度都是贵族化的，并会趋向于增强有组织纪律的政党的影响力。在间接选举的制度下，这种倾向被加强了。考察一下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左右政党影响力的因素。在每一个级别的选举中有两个步骤是必要的。一个人首先必须先被提名，然后必须成功当选。

如果一个无党派公民和一个布尔什维克成员参加选举，很明显布尔什维克成员更可能被提名为候选人。然后，鉴于布尔什维克起初较高的声誉，它的成员更容易击败站在其反对立场的独立候选人赢得选举。 人们可以看看这其中的概率，在合理的假设下，一个布尔什维克党成员得到提名的机会是普通公民50倍 ，提名后当选的几率是普通公民的4倍，这样一个布尔什维克在当地苏维埃中当选的几率是普通公民的200倍。

因此如果布尔什维克占俄国人口的0.1%，那么他们可以占据地方苏维埃的20%的席位。在每个层级上的选举情况都是如此，层级越高，党员比例越高，直到顶部，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布尔什维克党员。这种各层级的权力集中甚至在1918年内战全面爆发前已经发生。既然政府被唯一党派控制，那么真正的政治辩论只能发生党内，如果该党感受到威胁，它可以行使中央权力禁止反对团体活动。

这种对苏维埃权力的转移是对工人阶级自治的不可避免的背离。从前工人阶级民主的参与机构苏维埃，在内战后越来越多地被边缘化。紧接着，在1918年春季选举中赢得了很多席位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所控制的苏维埃被强制关闭。

恩格斯说，很讽刺的是，在巴黎，正是主张密谋的布朗基主义者，尽了最大努力来实现法国的民主。而讽刺的另一面，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名义上致力于继承巴黎公社的民主精神，并且短短几个月就获得了政权，却建立了一个高度贵族化的政权体系。最初，贵族统治的经典论调——国家需要由最优秀的人来统治，被用来证明这种制度的正当性。布尔什维克党，被认为是由最具政治意识和奉献精神的工人阶级成员组成。在沙皇秘密警察制度下，加入布尔什维克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即使革命后不久加入党的勃列日涅夫一代领导人，也经历了抗击纳粹入侵的巨大的困难和危险，当时任何被德国人俘虏的共产党员都被会处决。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20世纪50年代入党的人不需冒着危险：他们只是把这当成一个职业。亚里士多德指出，贵族制会蜕化为寡头制。我们在今天寡头统治的俄罗斯看到了这个最终结果。

中国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在1940年声称,中国的民主革命将与马克思所分析的法国大革命的情况有显著不同。他说，因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发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很大部分地区被日本殖民统治），而且中国革命者与苏联结盟，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将比欧洲更为激进：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

他说，在这场革命中诞生的国家，既不同于“欧美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他对于革命后建立何种政治体制并不很明确，他说：

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这套制度和苏维埃制度的关键区别似乎是在毛的设想里，人民代表大会里将有不止一个政党。他并没有明确要采用直接或间接选举，也没有明确这些选举是否以以多党竞争的形式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采用的选举制度遵循苏联模式，在最低一级政权进行直接选举，更高层级的政权采用间接选举。这种新式的联合政权被理解为占主导的共产党保留了一些较小的政党政治权力，同时保持对政权的整体控制。

在20世纪60年代，毛担心共产党垄断的政治权力会导致腐败。因此，他主张建立基层民主，由革命委员会代替党和政府，并鼓励人们通过大字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批评权威人士等。

对毛民主思想的历史解释是有争议的。房宁（2010，178）写道：

毛的悲剧是，他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来实现他渴望的民主。他的方法让他失望。由于其固有的缺点，民主政治最终陷入矛盾，从而导致无序和混乱。

最近出现了的提案增加中国基层民主的提议。然而，这些改革限于间接选举的框架内。

如何才能避免美国或罗马共和国式的不具代表性的选举制度？
“民主”这个词来自希腊，“共和”来自罗马。古代雅典提供了另一种政治制度。在古雅典，像罗马一样，奴隶制是经济的重要部分，但在这里，是自由农民和工匠，而不是有钱的奴隶主，控制了国家。因此，必须理解“民主”对于雅典人原本意味着什么（芬利1983）。这里有三项原则（见图6）：

（1）所有公民参加一个大规模的公民大会，它进行了所有的立法工作，决定宣战，签订条约等事务；

（2）政府日常管理由一个从公民中随机抓阄选出的委员会进行，委员会拟定公民大会表决的的议题 ；

（3）人民掌控法律。所有法院都是由从公民中随机挑选组成的陪审团掌控，没有专职的法官。

其目的是要确保所有的决定或者由所有民众一起做出，或者由科学的有代表性的人口样本做出。众所周知，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个准确的民意调查需要从总人口中随机挑选很大数量的样本来进行调查。这源于统计学上的均值回归现象。如果您从人口中选择一个随机样本，样本均值将倾向于模拟总体平均值。古希腊人在他们的政治体系中直接使用了这一科学定律。为了使样本可靠，它们必须是无偏的。他们通过使用一种青铜时代的复杂系统实现了样本的随机性和无偏性（道琼斯1939）如图7所示。

抽签原则是在现代科学民意调查中使用的原则。它也被用于在盎格鲁-撒克逊司法体系下选取陪审团。后一种情况可能追溯到到前封建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塞斯和摩根1852）。

虽然由所有民众投票决定事务在一个城邦国家是可行的，而在一个更大的国家，这是具有挑战性的，但不是不可能的。一些国家现在偶尔会举行全民公决，但 组织起来是昂贵和耗时的。这些困难被用来当作代议民主替代直接民主的理由。然而，我们在上文已经说明，“代议制民主”在实际操作中，譬如在美国，并没有代表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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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雅典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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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Kleroterion.

注：这一设施用于雅典的陪审团选取制度。青铜识别票插进去，表示合格的陪审员，这些陪审员同时分在不同的部落。有一个附加在上面的管子，装满了不同颜色的骰子。骰子被一个一个的释放，每一个骰子对应于一行识别票。每个骰子的颜色决定对应列的识别票的所有者们是否被选择任行政人员或者作为陪审员。每个法庭的前面都有一个kleroteria。其他的kleroteria还用于选取议会。左下方的是识别票。右下方是投票令牌，用于投是或者否。

另一方面，随机抽样，确实能够使得立法和决策真正具有代表性，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纪的民主将重新引入这些制度。事实上，时代杂志（）报道说，在中国一些地区已经引入这种制度（即浙江温岭市泽国镇的“协商民主”制度，可参考《中国记者》2011年第05期《协商民意调查》以及《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2期《温岭民主恳谈的意义及局限》——编者注）：

中国沿海地区泽国（人口120000）拥有自己的投票系统，并做出所有的预算决策。该技术已被更新：现在投票系统是由一个由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菲什金领导的团队进行开发的。每年，有175人被随机选择，以代表总人口。他们被选出做出重要的决策。不同意见的专家将撰写简报供他们参考。他们先在小型会议上向专家进一步提问，澄清一些疑问。然后他们在全体会议上，听取专家的意见，进行全面的讨论。小型会议和全体会议可以进行多次。最后进行投票做出的预算决策将被当地政府采纳。做这件事需要三天。这个过程已经发展五年多，从决定某个公共工程（比如是新建污水处理厂，还是道路建设）到整个预算工作。尽管参与者并不是很有经验，但结果是非常成功的，并且60%公民是农民。中国政府正在将这项制度推广到其它地区。（克莱因2010）

现代信息技术使得对公民进行随机选择在技术上轻而易举。然而，这种制度也有政治上的缺陷。普通公民很难确信这种电子分配选择系统是公平公正的。他们不了解这个软件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它选择一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他们不能确定这样的选择是随机的，还是被操纵的。

对电子筛选系统的不信任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到直现在彩票抽奖仍然使用摇匀的编号球——基本上仍和古雅典的随机抽选系统相同。

利用现代技术
电子技术可以应用于国家的直接民主。一些国家已经就重大问题举行了全民公投。公投的频率和它的操作复杂性以及费用相关，也和政治家还权于民的意愿相关。

我们对比一下电视领域发生的事情。每周都有真人秀节目或比赛，电视台会让观众打电话给参赛者投票。从电视公司的角度来看，他们可以通过收取观众话费盈利。数字技术可以迅速统计来电和短信数据，使得这种广泛参与的节目模式成为可能，商业利益导致了一个正在发展的技术，如果在国家政治领域应用这些技术，就可以让公民对行政部门行使真正的民主控制。（刘和赵2010）

手机，作为一种直接民主的手段，优势在于廉价的，简单的，在大多数国家广泛普及，即使在农村地区。手机使用者可以在几秒钟内发送和接收信息。手机利用现有网络，可以在固定电话普及率低的地方使用。相比之下，传统的台式电脑更昂贵，而且或多或少需要连续的电力供应。此外，台式和笔记本电脑带来的安全问题也是选民需要考虑的问题。一位选民肯定很难相信通过电脑投票真的是保密的。选民怎么知道有没有软件在操纵选票：他们的选票真的被如实记录和计算了吗？

小布什利用投票机制赢得的两次选举充满争议（沃夫2006）。第一次选举使用旧计算机打卡。在这次选举中，由于佛罗里达州投票机无法计票，他惊险获胜。最高法院宣布他获胜，但对废弃票进行计票后的结果表明，他事实上输掉了选举。在他的第二次选举中，使用了电子投票机，他又赢了。之前的2004届总统选举有相当大的争议，因为选举所普遍使用的新投票机由迪博尔德公司生产，而这家公司的董事承诺确保俄亥俄州的选票投给布什：

布什的支持者参加了一个筹款晚会，主人写道，我致力于帮助俄亥俄投出他们的选举人票。这没什么奇怪。但瓦尔登奥德尔恰好是迪博尔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的触摸屏投票机在美国越来越广泛的被使用。例如，在2002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在佐治亚州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而这场选举完全依赖于迪博尔德投票机。虽然2002年的选举有许多异常，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投票机出错了，但也没有证据表明投票机正确的进行了计票，因为它没有留下痕迹。（克鲁格曼2003）

这让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肯尼迪2004年）：

计算机科学和密码学专家对此处的科学问题充满热情。他们的共识是电子投票的可追溯性，即电子机器应该提供给选民查验的记录，计算机系统打印出纸质选票，由选民验证确认。这种纸质选票交给选民私下保留，然后由官员核验。大多数机器没有这个功能（包括马里兰州的机器，而内华达州的机器则装配了选民可核查收据打印机）。虽然有些机器可以在选举结束时打印投票总数和信息，但这些都不被认为是选民可验证的。现在，我们暂时将争论撇开。

大多数投票机不支持提供可用于审查的纸质证明，因此我们应当考虑以下假设的情景。这是选举之后的第二天早晨，俄亥俄州还未公布投票结果，看起来现任总统如果拿下俄亥俄，就将赢得全国大选，但他目前只有2000票。一个民主党的律师团队已经在质疑投票计数结果，因为好几个州选民们声称，布什的得票数和投票后的民调截然不符。不幸的是，这些地区使用的迪博尔德投票机器不提供可供选民核实的投票记录，所以公众的争议很大（这归因于迪博尔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位著名的布什募捐者在选前声称他将保证总统在俄亥俄获胜）。因此，这场野蛮的选举变成了阴谋论者的舞台，政府的信任又受到了打击。

《科学》有很好的预见性，因为非常相似的情况确实出现在一些备受争议的州，引起公众怀疑投票机被操纵投票给布什：

最明显的是选后民调和官方统计数字之间的差异，而且不是偶然的，在布什获胜的十一个摇摆州中有十个州都是如此，比如说新罕布什尔州，选后民调和官方统计的投票差异是5%，这是前所未闻的。在内华达，俄亥俄，新墨西哥和爱荷华的选后民意调查显示克里赢得了坚实的胜利，但官方统计都显示布什获胜，这是令人奇怪的结果。而在没有激烈竞争的州，选后民调却非常准确。在犹他的民意调查预测，布什将以70.8%对26.4%取胜，实际结果为71.1%对26.4%。在密苏里，在那里的投票民调预测布什以54对46取胜，最终结果为53对46。这种反常现象的一个解释是触摸屏电子投票机的广泛使用。这些机器使得结果偏向于布什。（帕伦蒂2006）

经济学和统计评论（卡和莫雷蒂2007）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迪博尔德投票机的使用和布什的得票结果有明确的相关性，虽然他们不能确定这是舞弊的证据。相反，他们认为投票机可能对支持克里的拉美裔选民产生不利影响。2004年美国选举是否被操纵已经无法知晓，但争议凸显了一个事实，即任何电子投票系统，必须保证是公正的、公开的和值得信赖的。需要注意的是从爱尔兰来的警示，2004年花了5000万欧元购买高科技投票机。不幸的是，机器从来没有被使用，因为不实用，不支持在特定机器上审查所有投票。政府花了数以百万计欧元的购买他们，最终却在2012年被以微不足道的70000欧元出售。

为了让目前电视节目中使用的电话投票技术应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必须做的事情是使其安全，而目前不是这样。在流行电视节目电话投票中，只要观众愿意支付费用，他们可以按自己意愿进行多次投票。投票计数软件可以只计入某个号码的一次投票，但这不能阻止有人用不同号码投票多次。这表明每个选民必须拥有一个绑定的投票号码，且只能投一票。如果选民信任政府，那么他们可以用注册过的手机号码投票。但如果选民不信任政府呢，他们会担忧自己的投票信息会影响政府在未来对待他们的方式吗？

匿名和代表选举权
根据上述讨论得出的结论是，需要的是一种方法，保证选民只可以投一次票，并保证他们可以匿名投票。一种通过电话举行电子公投的机制，称作Handivote（科克肖特和Renaud 2009），操作如下：

在一个固定的时期，选民进行登记，被添加到官方选民名册。一旦选民的选举权通过验证，他们会把自己的手伸进一个箱子，取出一个含有选民证的密封信封（见图8）。这张证上有一个选民号码，就像一个信用卡号。这个号码是独一无二的，但因为是随机的，所以号码只有选民自己知道。

选民号码分为两个部分：

（a）唯一的选民身份证，在中国将有9或10位数字；及

（b）一个秘密的个人识别号码（PIN），四位数类似银行卡号。

每当有公民投票时，选民可以拨入电话并使用选民号码进行投票。或者，选民可以把选民号码以短信形式发送并投票。

计票软件确保每个选民号码只能投一次票。此外，没有人能够将投票与选民联系起来。选民打电话的时候可以隐匿他们的电话号码。或者，他们用公共电话投票。打电话投票将是免费的。

（3）一旦公民投票时间结束后，选举委员会将公布两份名单：一份是所有选择“是”的选民号码，另一份所有选择“否”的选民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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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带PIN的选民卡（徐天设计）

这提供了一个公开的核查手段。这样，一个选民检查他的投票是被正确记录，是非常简单的。已公布的选民号码只包括选民身份证号，不包括个人识别号码，以防止非法利用选民证操纵投票。

相比赖和范提出的多重盲签名技术（2003），handivote机制可以应用于传统的非智能手机。王，韩，和陈（2006）详细说明了加密电子投票技术，但问题是非专业人士不容易理解，因此不确定投票是公平的。

选举当局也将公布选择“是”或“否”的投票总数，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进行确认的。公布投票清单也允许独立机构对投票计数进行验证。这就避免了暗箱操作，使得公众不再怀疑选举被操纵。

正确地解释选票证是至关重要的。每个选区都必须发布它已发行的选票号码的范围。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未发行的选票进行欺诈。每个登记投票的人都必须有自己的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选举登记官员将负责确保发给选民的选票数等于记录的选民身份证号码数。

非二元表决
在上述提到的泽国的试点中，由随机选取的委员会决定预算问题。预算决策对参与式民主是更具挑战性的。公投只是让选民投“是”或者“否”。只有在某个机构先提出详细的预算案，并把其提交给选民批准时，选民才只需要投“是”或者“否。程序上和许多国家议会就国家预算进行投票没什么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议院或者选民如果不喜欢这个预算案，就只能进行完全否决。

另一种选择是引入另一种形式的投票，允许选民改变预算内的一些选项，而不是简单否决它。而预算：

有多个方面：国防、卫生、交通、教育等；

有正面和负面的方面：对税收有利，对支出不利；

每个目标都是数字：欧元，美元或人民币；

目标之间有依赖关系。如果我们忽视政府的借贷，基本的关系是支出总和必须等于税收收入总和。

这个更复杂的问题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这已经超出了普通人的经验。例如，如果政府要求公民个人建议中国应该花费多少在健康领域，他们很可能会低估所需花费。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可能是：健康支出应该增加，减少或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可能有一个坚定的观点。具体的选择可能是，对于每一项支出，选民投票选择增加支出10%，减少10%，或不变。假设3亿人投票增加卫生支出10%，2亿人选择不变，和100 万人投票减少10%，只要简单的加权平均就可以得出结果（见表1）。

表1 平均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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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结果将是增加3.3%的健康支出。这提供了一个决定政府大笔支出的可行方案。每个选民的选择可以汇聚一起得出一个数字，从而达到一个共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可能最后得到一个不可行的组合。这就需要一个程序来解决分歧。假设选民表决通过增加4%的总开支，但是又表决通过只增加2%的税。那么这里有三个潜在的解决方案：

我们假设支出决策是给定的，优先于税收决策决定，所以结果是，税收和支出都增长4%。

（2）我们假定税收决定是给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和开支将上升2%。

我们增加3%的税收和开支。这可能是最不令人满意的决策。

如果人们要在这些问题上做出明智的决定，就必须先进行充足的讨论，这可以采取文章的形式，专家之间的电视辩论，公众成员之间的电视辩论，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全民公投，互联网上和社会媒体网站中将有广泛的讨论。也可以在每个镇或乡村的大厅里举办公众辩论，让人们直接面对面辩论。

许多中国人生活在农村地区，这一事实必须被考虑在内。一方面，手机的普及率在中国已达到75% 。鉴于这种高普及率，两个因素可能会阻碍在参与式民主中使用手机：

农村环境和文盲会阻碍短信功能的使用。有证据表明，农村地区，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使用移动技术。手机实际上有助于解决这些国家的文盲问题（卡莫迪2010）。最近的研究报告说，文盲不一定是使用手机的障碍（诺奇和黄2012；Srivastava 2012）。

此外，文盲也不是公民讨论事务的障碍。古代的直接民主，涉及所有公民的参与，无论其文化水平。它是有效的，因为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在公共场所参与辩论。投票并没有涉及阅读或写作，就和今天大部分事情一样。在中国农村当然是可行的。在城市里，公民一般都可以使用电视，用于传输指令投票，这只需要认识数字即可。大多数文盲拥有识数能力，因为他们要使用现金。例如，考虑一个简单的决策问题：每天还是每周收集一次垃圾。选项可以口头传达给选民，同时设定某个数字为对应的选项。选民只要简单的选择数字就可以进行投票。

讨论
从第二十世纪初到今天，政治决策一直由政党领袖做出。这些政党的领袖在议会控制议程，并通过其决定。公众的作用仅仅是为某个政治领袖赋予合法性。在直接民主下，领导人和政党的作用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将不再能够成为政客；

他们必须致力于动员公众舆论；

他们将主要在思想上影响公众；

他们将为信念而不是自己的职业而工作。

图9 瑞士格拉鲁斯州的一次民主集会，2006年,图片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Landsgemeinde_Glarus_2006.jpg

中国共产党早期未直接掌权时，运作模式虽然和多党制国家的政党不同，但也有相似之处。中国目前正在讨论如何不在重蹈苏联覆辙的情况下扩大民主。这里有一个真正的危险，即如果采用美式的总统制和多党制，最终就会演变成寡头统治，就像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

另一种选择是利用信息技术的力量，使得民众直接参政。这些机制为社会主义政治面临的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这可以确保少数人无法主宰政权。通过公民投票直接决定重大问题，将防止任何少数人强加自己的意志于公众。既然工人阶级占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将占主导地位。传统反对群众民主的意见是，这会成为专制者的工具。在英国，历史上一直以来对公投持怀疑立场。阿特利， 20世纪40年代后期工党总理 ，如此拒绝了丘吉尔提出的全民公投的提议：

我不能同意将公投引进到我们的国家生活中，它和我们的传统不相容，而且公投往往成为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工具。希特勒对公民投票操纵历史，使英国不可能接受这种制度。（博格达诺1988，12）

他担心的是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可以操纵投票议题。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投票只是独裁者的工具，民主只是纸面上的。另一方面，如果二十一世纪的民主是按照雅典的原则，由随机选出的委员会拟定公民投票的议案，这些担忧将被减轻，因为委员会将最大程度上代表民众。

结论

在真正的民主下，上层阶级主导的议会制将消失。假设人们在这个意义上“赢得了民主”，这会最终导向社会主义，还是会出现一个更加稳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譬如瑞士？这都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二是工人运动的政治发展水平。真正的参与式民主制度，只能在一个有高度组织的群众运动和激进民主思想的国家建立。原来的先锋队理论，仍然适用。政党用其理念来动员和发展群众运动，仍然有效。在参与式民主下，领导和命令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政党只能通过说服来影响公众，而不是像苏共那样依靠权力来达到目的。对未来有明确的愿景，并且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指导，也是至关重要的。

致谢

我们感谢徐天在研究中提供的帮助。

注释：

保罗•科克肖特，是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计算机科学家和讲师。他在图像压缩，3D电视，并行编译器和持久性程序设计这些领域拥有研究成果，但使他受关注的，是他在经济计算领域的建议，尤其是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作者之一，主张对经济运行进行更高效的民主规划。

凯伦•雷诺，是一个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计算机科学家和高级讲师。她毕业于比勒陀利亚大学、南非大学和格拉斯哥的大学。她在电子投票和设计模式的可用安全性，技术采纳领域做出贡献。凯伦和保罗过去的五年一直在致力于开发handivote电子投票系统。

• 原文标题：Information Technology: Gateway to Direct Democracy in China and the World
• 原文链接：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2007243_Information_Technology_Gateway_to_Direct_Democracy_in_China_and_the_World?ev=prf_pub
• 作者:威廉•保罗•科克肖特、凯伦•雷诺
• 译者：赤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