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2日，《真理报》除了其他的消息，还刊载了这样一则不大的简讯：
“斯大林诺消息。9月1口（《真理报》记者）。‘中伊尔敏诺’矿井的卡迪耶夫斯克的采煤工斯达设诺夫同志为庆祝国际青年节2l周年创造了风镐劳动的全苏新记录。在6小时一班的工作时间里，斯达汉诺夫开采了102吨煤，这是矿井一昼夜开采量的10%，挣了200卢布工资。斯达汉诺夫同志超过了至今无人超越的格里申、斯维里多夫和穆拉什柯工长”。
一开始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超过了普通定额的13倍！但是几天以后，全国就知道了矿工波兹德尼亚科夫、杜卡诺夫、孔采达格夫、伊佐托夫，最后是斯达汉诺夫本人所取得的更高的成绩。与此同时，工业各部门中的数十名革新者在听到这位顿涅菠克矿工的纪录后，勇敢地学习他的榜样。
在高尔基汽车工厂，亚·布西金领导下的工作队（关于他我们已经讲述过）打破了美国锻工的纪录。还记得克赖斯勒和福特是如何劝说我们的经济工作者的吗：为了准备生产——不，不，不是汽车，而只是发动机，最少需要7年的时间。然而正好7年后，高尔基汽车厂不仅一天生产出150-200辆汽车，而且从自己的集体中推出了一位革新者，他把大洋彼岸的工人们的最高指标抛在了后面。
在那些日子里，H.H古多夫成了机床制造业中的第一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他是以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字命名的莫斯科机床厂的铣工，开了金属快速加工法的先河。用这位革新者本人的话来说，斯达汉诺夫和其他煤矿工人的功绩使他受到震动。1935年9月，这位年轻的铣工拒绝利用外国的工艺，而是靠自己的经验在上夜班时完成了四个多定额。
在冶金工业取得杰出成绩的是M.马扎依，在铁路运输中是司机Ⅱ·克里沃诺斯。
在纺织工业中，当时最闻名的是伊万诺沃省维楚加城的织布女工叶夫多基娅·维诺格拉多娃和玛丽亚·维诺格拉多娃。她们二人勇敢地去看管一开始是100台，后来是144台织布机，超过了世界上至今所知道的成绩。大家都认为她们是姐妹俩，而实际上她们只是同姓，但是，正像她们自己所说的，是“劳动中的姐妹”。
在制鞋工人中，最负盛名的是尼古拉·斯麦塔宁，列宁格勒“斯科罗霍特”工厂的工人。他从事箍紧男皮鞋的工作，在一班的时间内一次加工了1 400双，另一次1 860双，大大超过了“拔佳”工（捷克斯格伐克）厂的工人们所创造的纪录。
我们不再继续列举了。第一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这一概念自然而然地并在到处成为日常现象）的名字至今仍广为人知。这是符合规律的，因为当时这些著名的革新者的劳动功绩已经载入了苏维埃国家的编年史，在苏联社会史的教科书中占有光荣的一席之地。
就是在1935年9月，一些记录的这样“爆出”的合理性并没有受到怀疑。这种开创了社会主义竞赛新阶段的首创精神是在生活的深处成熟的。数千名先进工人不断掌握新技术，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自己的技能，因而走向了更高的境界，更高的劳动组织。党及时地分析了为国家工业化进行斗争的全过程和技术改造的完成情况，制订了在当前情况下有助于工人阶级表现创造积极性的目前首要的措施。一开始，党、工会和苏维埃机构和报刊就支持伊佐托夫追随者们的运动。后来又赞成和推广了航空制造业工人们的重要的首创精神。
1934年11月，以明仁斯基名字命名的航空工厂的突击队员们通过报刊发表了致重工业所有突击队员的公开信。明仁斯基工厂的工人们呼吁所有的先进工人只能交出“优秀”和“良好”的产品。他们建议，只有那些不仅完成和超额完成定额，而且交出高质量产品的人才能被认为是突击队员。他们强调，此外，一个优秀工人应保持工作场所的洁净和整齐，经常通过技术学习来扩大自己的知识，把自己的经验传给同志们。
优秀工作者的运动就是这样诞生并极其迅速地发展起来的。这一运动席卷了成千上万名工人，在争取提高产品质量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一个交出半数以上得“优秀”，其余得“良好”的产品的人，才能被认为是优秀工作者）。这一运动恰恰起源于航空工业并不是偶然的。航空制造业是生产中最活跃和最“不安定的”部门。飞机和发动机的型号不可能长久不进行技术改进。这就是为什么航空工业突击队员会议会提出下述任务：使企业具有可花最少时间实现结构改善，并在最短期内转向新型飞机系列生产的技术和生产的机动能力。
与争取优质产品运动相联系的还有另一个高尚的创举。先进工人提出了不通过技术监督生产零件的可能性问题。于是他们开始得到这样的许可。但是，只有最严格要求自己，意识到全部责任的工人才能得到这样的许可。只有在工人大会同意后，行政部门才盖章授权。虽然在这条道路上不是没犯错误，但经验证明，获得如此崇高权利的工人是非常珍惜它的。
在第二十五年计划的中期，突击队员竞赛运动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这时各地的先进工人、工程师和生产领导人都确信必须重新研究从前的定额和从前的工作方法。
在第一批革新者中有铁路员工。党中央委员会号召交通运输战线的工作人员加速转运货物，为节省时间、为高度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而斗争。司机彼得·克里沃诺斯带着重要的建议来到共青团委员会。这位年轻的工人是工厂技工学校的毕业生，正在顺利地掌握驾驶蒸汽机车的技术。他说：“信任我们，让我运输苏联的一切财富：粮食、煤炭、矿石、机器和最有价值的资本——人。我们的所有财富正在一天天多起来。应当更快地运输，更多地运输……而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我们把机车充分利用起来，不是开小阀门，而是开大汽门行驶，提高锅炉的强度的话”。他的倡议得到了支持。1935年6月1日，在斯拉维扬斯克一格佐瓦亚区段，克里沃诺斯以当时的创记录速度——每小时31公里多地拉了一列沉甸甸的列车，而几天后就提高到了每小时50公里（当时的标准是每小时23公里）。《汽笛报》公布了他的成绩。其他许多人开始按照克里沃诺夫的方式从事劳动。图拉机车库的司机亚历山大·奥格涅夫在一个月内把蒸汽机车的时速提高了l倍。
1935年7月，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国家优秀的铁路员工。彼得·克里沃诺斯和其他的革新者们获得了奖章和纪念章。
劳功探索的气氛吸引了数千个先进的集体。
K.r彼特罗夫被联共（布）中央任命为卡迪耶夫斯克“中伊尔明诺”矿井的特派员。他本人过去曾在矿井当过钳工，看见过风镐代替了十字镐，电力机车代替了马匹。他看了并且想，为什么煤的开采量增长缓慢。他一次又一次地下到水平坑道里去。在这里，像从前一样，采煤工先采煤，然后把风镐放在一旁，再自己去加固工作面。在党和工会的会议上．在集体宿舍里讨论着这问题。党委会散发了600封致工人的信，请他们就如何改善煤的开采工作，应当在生产中作出什么改变，如何改变生活习惯和安排休息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几乎所有的人都作了回答。党委会的委员们分析了矿工们的建议，总结了经验，得出了结论：这个集体在准备向新的采煤工作法过渡。
与此同时，在高尔基汽车厂，按时超额完成计划的布西金和他的伙伴们在关心怎样制订定额。工程师们证实了他们的猜想：外国人在设计这个汽车厂时，所公开依据的是：苏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要比美国人低20%。让我们回忆一下建设开始时的情况和苏联专家与外国专家之间的争论吧！外国专家要求不仅在生产厂房中，而且在办公用房中安装巨大的钢筋混凝土柱子。理由只有一个：在苏联建筑质量不好，所以最好是保险点，保证其具有超强度。汽车厂的领导反对这种造价昂贵的多余花费。时间证实了这是正确的。
布西金想，是不是到了该在车间里放弃外国人证明有理由的标准的时候了？为什么我们就该比美国人干得差。而美国工人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资本家工作的。我们可是为自己工作的。是的，不错，三、四年前我们还弄不清设备的情况，还刚刚在学习，而现在为什么我们不仅不去赶，而且不去超过美国的工人们呢？
莫新科机床厂的铣工H.H古多夫也有这样的想法。他在看管一台德国造的机床时，渐渐地想出了一系列的设备。后来，他想一下子用两把铣刀来代替一把铣刀，同时提高切削速度。古多夫也有误差，但是主要问题在于：积累了经验，加强了必须放弃旧标准、抛开“德国人的提醒”的信心。机床厂的总工程师JI.M.恰尔诺茨基和厂长3.r.苏什科夫也持这样的立场。根据他们的指示，给古多夫和其他一些工人安排了专家，以便他们在一起从事合理化工作，制定新的定额和完善工艺过程。
关于党、工会和经济领导人如何支持和发展群众的首倡精神，还可“举不少的例子。但是，忘记革新者道路上所出现的障碍也是不正确的。在工程师、经济负责人，甚至学者们中间，有不少人是以前的结论、系统图和标准的俘虏，或者是干脆不相信苏联工人的人。他们依据著名的教科书和参考书，诉诸西欧、北美的经验，反对在铁路上提高速度，反对缩减冶炼金属的时间等。当古多夫决心学习航空制造工人的榜样，成为一个优秀工作者，同时完成每班定额的175%时，他受到了夸赞，但报纸却报导说，定额将完成115%。这个工人很恼火，认为报纸出了差错。然而，在编辑部里更使他感到惊讶：人们对他解释说，什么差错也没有，是有意识地把175%改为115%的，因为报纸，据说，不想使古多夫处于难堪的境地。
人们教训他：“必须对能完成的事负责任。你还是个年轻的工人，太轻率地作出了履行不了的诺言。我们在这方面要劝告你……”
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1935年7月。但不能把它称之为事件，因为这样的“事件”当时经常发生。
1934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重工业工作者会议发现，不仅在利用安装好的设备方面，而且许多工人对利用这些设备的可能性的态度本身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例如，在冶金工人中间公然传播着一种看法，说可以让轧机有25-27%的工作时间停工。在顿巴斯，约有1/4的掘进机和约40%的风镐不工作。一般的看法是，工业设备的负荷通常不应超过5个半小时，而不是7小时。然而，总是有为这种说法辩护的人。
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一些革新者（他们一参加生产和学习，车间、机车库、工厂、矿井的领导人就认识了他们）的顽强努力总常常遭到不信任和直接的阻碍。司机彼·克里沃诺斯远不是一下子都得到承认的，而布西金和古多夫差点被开除。
正如俗话所说，管你爱不爱听，话总是要说的。然而，类似的困难并不能使苏联生活发展的全过程所孕育的进程停顿下来。各个地方劳动生产率在提高，干部在成长，对必须粉碎保守者的反抗、积极改变基本上是在国家工业化的另一阶段确定的标准的信心在增强。
终于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善于最充分地和最清晰地来表达和表述这一进步过程的实质，许多伊佐托夫式的工作者，优秀工作者，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先进工人已经开始了这一过程。K r彼特罗夫回忆说：“国际青年节临近了，当时每年的9月1日庆祝这个节日。我这个20年代的共青团员想起了要用一个矿井采煤工的更大的生产纪录成绩来庆祝它”。
选择落到了阿列克赛·斯达汉诺夫的身上。人们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他只用风镐工作，在他身后用两个人加固工作面。在1935年8月30日到31日的夜间，他们下了矿井。斯达汉诺夫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情绪昂扬地采煤。跟在他后面加固工作面的鲍里信科和西加廖夫虽是高明的、有经验的矿工，但他们还是不止一次地落在了后面。5个小时45分钟后，这个班结束了工作。他们激动兴奋地上了地面。所取得的成果令所有人吃惊。当然，尽管这时他们谁也设有想到矿工劳动的一个新的工艺过程诞生了，尤其没有想到他们所创造的纪录把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提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并成了这一运动的旗子，但大家都明白所发生事件的杰出意义。
这就是为什幺矿党委在1935年8月31日那个值得纪念的早晨所作出的决议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原因。早晨6点钟。党委的委员们聚在了一起。特派员K.r彼特罗夫讲述了这个劳动生产纪录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说这个纪录指出了执行党的掌握新技术的决议的道路。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1、把斯达汉诺夫同志的名字登上矿井优秀人物的光荣榜。
2、给他颁发总额为一月薪金的奖金。
3、在9月3日前给斯达汉诺夫同志提供一套技术人员的住房，在里面安装电话。
4、请求矿管理局长费尔信科同志准予矿长用矿上的钱为斯达汉诺夫同志的住宅配备一切必要的沙发家具。
请求‘五一’煤矿工人委员会主席伊格纳托夫同志和煤矿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施密特同志发给斯选汉诺夫同志家庭疗养证。
从9月1日起在俱乐部中指定两个专座给斯达汉诺夫及其妻子看电影、看演出和参加各种各样晚会。
7 、9月10日，在斯达汉诺夫的新居中举办晚会，邀请矿井的知名人士、风镐能手格里申、斯维里多夫、穆拉什柯和伊佐托夫同志来参加。
宣布开展采煤工争当掌握技术的优秀风镐能手的竞赛。
向所有区段的领导、党小组长、工会小组长和矿委员会建议：
a)不迟于9月2日，所有的区段都要以班为单位研究斯达汉诺夫同志的经验和所创造的纪录；
b)9月3日召开采煤工人的专门会议，区段的“三人领导小组”务必参加，会上听取斯达汉诺夫同志讲解他是如何掌握风镐工作的高级技术和用它打破生产的世界纪录的；
c)开展接区段的争当矿井段优秀采煤工人的竞赛。
10、矿党委全体会议认为有必要预先指出并警告那些试图诬蔑斯达汉诺夫同志及其纪录是偶然现象，是杜撰的人们。党委认为这些人是反对我们矿井和我们国家最优秀人物的最凶恶的敌人，而这些优秀人物把一切都献给了执行党的充分利用技术的指示的工作。
党委相信，在斯达汉诺夫同志之后将出现新的英雄，党组织将会高兴地和骄傲地欢迎他们，他们是决心以自己的工作、自己诚实的劳动执行党的充分利用技术的指示的人”。
请再注意一下上面引述的文件。它雄辩地反映了自己的时代及其独特的特点。为掌握新技术、为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增长而斗争是天字第一号的任务，而解决它又不得不在社会主义还在建设的情况下。
1934年，伊佐托夫出版了一本不大的书：《我的生括，我的工作》，其中谈到了他自己在《真理报》上的讲话。他写道：“矿井中一些伪装的人和损公利己的家伙极端仇视这篇文章。一些采煤工叫了起来：‘瞧吧，竟会有这样的文字，要查查底细。最好悄悄地给自己干吧’”。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一部分工人和专家中也有类似的情绪。私有者的心理在消亡，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消亡得并不像所想的那么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其实质来说是和生产的社会化，和城乡中多种经济成分的消灭相关联的，它开辟了一条实行集体主义原则和对劳动的新态度的道路。但道路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充满了矛盾的。从那时起所经过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路程提供了理解30年代现实情况的进一步的可能性。
起阻碍作用的不仅是异己力量的反抗，还有司空见惯的守旧性和时变革的恐惧症。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刺激有助于克服这种反抗和守旧性。生活方式还刚刚开始调整。分给斯达汉诺夫单独一套房子，给家里安电话，这在当年被认为是极难得的事。党委关心给矿工发奖金，关心全家去疗养所的通行证，关心软家具，关心在俱乐部的两个专座……但共产党员们毕竟在第一项里写的是：把斯达汉诺夫的名字登上矿井优秀人们的光荣榜。无产阶级专政使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因而这就是十分自然的事：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在解决历史本身对他们所提出的复兴社会的任务时，把自己阶级的道德、对个人的精神上的评价以及劳动者在集体中的威信摆得高干一切。
在谈及于1935年秋开始的群众劳动积极性的新阶段的前提和性质时，应当记住的不仅仅是广泛采用技术及掌握技术的成就。苏联生活的整个方式在完善。工人的物质状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劳动和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
还在1932-1933年，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粮食困难，这些困难不无原因地深深刻在同时代人的记忆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回忆起英雄主义地开发希比内地区和阿穆尔河上共青城的建设，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塔什干或者切利亚宾斯克工厂中的出色的胜利，第二个巴库的诞生或者乌拉尔机器制造厂和马格尼特卡等的投产时，总是神采飞扬和满怀豪情。但这些真正杰出的工程的参加者也谈损耗、损失和艰难的日子。也许，作家M·阿列克谢耶夫在其80年代写成的自传体小说《好打架的人们》中比他人都更充分地和更鲜明地谈到了这点。但是，像战争和劳动的老战士r·迪坎在1983年的《共青团真理报》为青年人所写的纯朴的回忆文章不可能不扣人心弦。现在我们从中摘引一段如下：
“深秋。下着阴冷的濛濛细雨。我和母亲早晨到玉米地里去。那里有许多同村的人，都和我一样的9岁、10岁的孩子，我们捡落下的每个上只有3、4颗谷粒的五米棒子。晚上，我们把玉米整整齐齐地（为了不撒落）码放在炉子上，烘干它们。然后在一台小手磨上磨碎。用磨出来的粉烤成玉米饼子。如果在冬末，男孩子或者女孩子举着玉米饼子到大街上去，我们就把这些人叫做富人”。城市居民是凭证供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商品不足，商店不止一次地停止营业。牲畜的头数又减少下来（和革命前时期相比较，母牛的数量减少了1/4，猪减少了1/3，绵羊和山羊减少近一半）。到1934年底，粮食定量供应的人数为4 030万人，肉为650万人，动物油为320万人，植物油为520万人。
住房感到严重不足。建筑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进行，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首批被吸收进城市生产中来的人平均住房面积只有4平方米稍多一点。而许多人还有家（没有列入这个近似的计算）。此外，以前的城市居民也感到住房不足。以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年代里，土屋、帐篷，尤其是木板房都常常保留下下来。
共产党积累起物资和经验，把党组织和经济负责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消除这些不足和竭尽全力改善人们的生活的关心上。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在访问马格尼特卡时，禁止盖木板房，责成今后只能建造设备完善的大房子。他在巡视乌拉尔的工业中心时，开始亲自了解每一个企业，亲自视察集体宿舍，访问工人们的住房。1934年9月，在全苏重工业工作者会议上，奥尔忠尼启则不仅淡了工业所面临的大的和复杂的问题，而且谈到了和工人住宅中的……臭虫作斗争，谈到了企业的经理有责任关心工人，关心他们的孩子，因为“除了我们谁也不会来关心我们工人的孩子”。
于是，在企业里开始更关心地注意冬天集体宿舍的暖气要烧得像个样子，应该在宿舍里总是有足够的饮水和洗用水，应该到处都清爽和舒适。
在戈尔洛夫卡党组织的倡议下，顿巴斯的社会各界起来完善住宅小区和城市的居住条件。在工作之余，数千名矿工、冶金工人、机器制造工人、化学工人绿化街道，修建俱乐部、运动场，敷设有轨电车线路。
顿巴斯的创举几乎在所有工业区都得到了响应。1934年1月，15个最大城市的代表会议通过了省和边区中心文化生恬基本设施的决议。在这些基本设施中列入：给所有的工人住房安装电灯和通无线电广播以及给主要街道铺沥青等等。现在，不再有保留煤气照明的城市，在工人的住房里有了收音机和电视机，这个基车设施使大家笑容满面，这在当时是个果敢的措施，后来许多非省级的城市和工人居住区也采取了这种基本措施。
在第二十五年计划期间，对城市公用事业的投资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多2.3倍，比革命后的头10年多9倍。在1933-1937年间，存74个城市中敷设了自来水管道，在44个城市中有了排水系统，23十城市第一次有了有轨电车。
下面是库兹涅茨克工人生活条件变化的情况。1931年，在库兹涅淡克工地上有两千名工人在有防寒设备的帐篷里度过了整个严寒的冬季。城市里没有自来水管道和排水系统，人们用桶来打水。住房，木板房都没有厨房，热水只能在食堂里打，而在食堂里排了很长的队。
从1932年起，有中央供暖的设备完善的住房开始交付使用。1933年，市剧院和设备良好的医院楼房拨地而起。四个月中，敷设了长达7公里的有轨电车线路。开辟了文化休息公园。儿童机构网迅速发展起来。1934年，土房被全部消灭。
到第二十五年计划的中期，苏联工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尽管对住房的需求尚没有得到满足，对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和医院的需要仍然十分迫切，但生活水平的普遍高涨却是无庸置疑的。
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困难业已被克服。在工人阶级的直接参加下，集体农庄生产的机械化每天都在扩展。在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的拖拉机总数增长了两倍，联合收割机的数量增长了8倍，载重汽车增长了10倍（为了更好地理解所引数字的意义，我们要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夜，在农业中已有14.8万台拖拉机，1.4万台联合收割机和同样数量的载重汽车，包括液罐车。而全部机器的3/4直接集中于机器拖拉机站，即集中在工人阶级的手中）。1935年，机器拖拉机站耕种了集体农庄一半以上的土地（1929年只有1/3）．到1937年耕种的土地为集体农庄土地的78%。
广泛使用技术设备：集体农庄庄员、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工人的忘我劳动，城市的援助——这一切使苏联农村走上了农业高涨的道路。从1934年起，牲畜的头数开始增加。粮食产量也增加了，技术作物（甜菜和籽棉等）的产量增加得更快。
1934年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预定取俏凭证供应制度。全会的决议中说，“取消这种制度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今后几年中改善工人供应的最重要的条件……只是由于实行了这制度，国家才有可能在自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充分保证城市和工业区的供应，才能保证优先供应最重要的中心和生产中的突击队员”。②
在1935年取消了供应证之后，工人及其家庭的营养开始迅速得到改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年代里，工人家庭营养的质量指标有所下降）。对肉、糖、一切高热量的食品的需求增加了。③食品工业所属企业的产品品种和质量发生了变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肉的生产增加了68%多，香肠和熏制食品增加近3倍，砂糖增加约2倍，动物油增加1 5倍多，等等。布匹、缝纫制品、鞋、肥皂和各种各样的文化生活用品的生产和销售以更高的速度在增长。
工人的劳动报酬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附加工资逐渐地愈来愈失去其意义。在1935-1936年间，工资在工人家庭预算中的比重升高至86-87%。1936年，一个工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为3 047卢布，而在1932年仅为l 473卢布。党坚持不懈地执行不断提高繁重劳动部门和生产部门中，尤其是对苏联国民经济重要的生产部门中的工资的政策。较高的技能，较复杂的工作受到奖励。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也不是总能做到。工资通常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长得快得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20年代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趋势，并且我们也清楚，捷尔任斯基为克服这一趋势花费了多少精力。在第一十五年计划期间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政府曾有意识地扩大了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定额，以便他们能在价格比国营价格高几倍的市场上去买他们所需的部分食品（凭证供应以外的）。
制定工资标准的过时方法和工资等级中的错误助长了平均主义和无人负责现象的存在。通常，标准的确定是“用眼来估摸的”。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巴·彼·波斯蒂舍夫谈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的一名工人问定额员：‘做这个零件给多少钱？’
他回答：‘12个卢布’
‘少了。给15个卢布吧’。
最后谈成是13个卢布，而后来这个工人对定额员说：‘你这个木头疙瘩，我1卢布40戈比为你做这个零件，挣得就不少了’。”
但是，不少严重的障碍是由于苏联的工业化走的是前所未有的道路而引起的。过去的经验可适用于矿井、小规模的工地和利用早就知道的设备。但是，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有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这样的庞然大物，有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这样的宏伟工程。有谁能来建议，该如何来估价建成和投产的合成橡胶厂的工人、工程师和学者的劳动呢’！
时间、突击队员的创造性活动、党对群众现实情况所采取的分析态度有助于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如果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夜，矿工挣的钱比金属工人、印刷厂工人和制鞋工人少得多，那么在1935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到三十年代末，工资水平在苏联工业工人中占第一位的是煤矿工人（在工业化开始时，它占第14位），第二位为黑色冶金工作者（扶1924年的第13位升到1928年的第8位），第三位为石油工人，等等。总的说来，在17个大的工业部门的工资表中，到三十年代末前7名都是“A”组工业的工人，其后都是“B”组工业的工人。
社会消费基金急速扩大。在免费教育和医疗，书籍、影剧院戏票保持很低价格的情况下，国家只是用于工人文化生活服务的支出在1927至1937年间增加了8.5倍，即达到了155亿卢布。
总之，无数的事实证明，由于在一国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具体历史条件，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国家出现了临时困难，但在这些困难过去后，从1934年起就开始了工人物质福利的各方面的直线上升。革命先锋队开始愈益广泛地收获自己投入我国工业化和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英勇劳动的果实的时期已经到来。
这些在培训和再培训干部，在工人和职员文化技术增长，在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群众的创造积极性的发挥中所出现的进展，归根结底综合反映在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组织的社会主义竞赛之中。无论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出现的大量劳动创举是如何的伟大，到了工业化的新阶段，劳动人民的主动精神就以更大的力量表现了出来，并在1935年发展到了质量上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始。
斯达汉诺夫、布西金、克里沃诺斯和这一竞赛形式的其他创始人的革新活动完全是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过程中造就出来的。它最充分地综合了前一个时期突击队员们最优秀的成绩。在制订和通过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中所出现的大部分创举都是旨在通过掌握新技术、完善生产的组织和工艺过程，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产品成本。对上述一切的最直接的证明是在1933-1935年间最广泛流传的竞赛形式：贯彻工作队经济核算制、为工厂牌子的荣誉而斗争、优秀工作者运动、企业转向无国家补贴的工作。其中的每一种形式（而它们一起席卷了3／4的工人阶级）都和编制与执行技术工业财务计划有关。
和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初年得到推广的工业财务计划不同，30年代中期的技术工业财务计划前进了一大步。它已经不是以平均统计为基础了；它的基础是反映每一个具体的生产环节（工作队、车间或者全企业）情况的实际资料。在制订这些指标时，要考虑设备的情况，工艺过程和生产的组织以及国家标准等。
所承担的全部义务都应有事先制订的经济组织上和技术上的措施及其执行期限来加以保证。1933年5月24日，《真理报》对推广创举的初步成就进行了总结，在这种创举中对实现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针如此重要的企业的技术、经济和财务问题总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该报写道：“技术工业财务计划触及到了每个工人，每个工作队、工匠和工程师，因为这里所说的是他的车床、区段、车间的能力；说的是减缩多余的业务和简化其他的业务；说的是技术标准；说的是真正的合理化；说的是对企业的生气勃勃的组织，而不是对死的、抽象的种类作计划”。
广泛的推广这样的计划促进了经济核算的加强，吸引工人和职员来参加生产的日常管理，提高竞赛的效益。没有得到利用的生产潜力在这几年是很大的。不少产品是废品。尚存在的劳动力的流动，还有机械的停工、设备的损失都起了消极的影响。部分工人和以前一样完不成定额，执行不了生产计划。但是，即使在存在选样不足的情况下，说得确切一些，尽管有这些不足，重工业还是顺利完成了预定为1934年的任务。
秘诀是简单的：相当多的企业以高的和很高的效益在工作，树立了对待劳动的新态度的榜样，这种态度是和生产的高度文明联系在一起的。1935年，走在最前列的是库兹涅茨克·马凯耶夫卡、“镰刀和锤子”和“红十月”工厂的冶金工人，阿塞拜疆的石油工人，汽车拖拉机和航空工业的工人，第聂伯水电站的发电工人和竞赛运动的其他先进工作者。优秀集体的努力在增强国家的工业能力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斯达汉诺夫运动吸取了先进生产工人和劳动突击队员以前所积累的先进优秀成果，把竞赛运动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和在到处都是旧技术占优势的条件下诞生并成为群众运动的突击运动不同，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和争取生产的集约化、掌握先进技术、最现代的工艺过程和劳动组织的日常斗争联系在一起，充分利用工作日、根除旷工和赝品的路线一直保留至今。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通过投入各种装备，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机械和设备使生产过程合理化和改善工作力法。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力图从技术中取得一切可能的东两。在寻求通向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们摆脱了老套套和死板公式，摸索出反映该生产的特点的方法。这是真正的革新者的运动！
共产党支持新事物的萌芽。1935年11月，这位顿涅茨克革新者的3 000多名追随者被邀参加了莫斯科的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这个工人的集会在克里姆林官开了4天。阿·斯达汉诺夫、亚·布西金、叶维诺格拉多娃和玛维诺格拉多娃，以及竞赛运动的其他许多先进工作者、企业领导人和党政活动家（约·维·斯大林，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安-阿·日丹诺夫，巴·彼·波斯蒂舍夫等人）在会上讲了话。
1935年12月，联共（布）中央全会讨论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初步总结，制订了进一步开展这一运动的计划。这个计划具有极为具体的说明，符合国民经济每一个部门的特点。提出了广泛开展工人的技术教育的任务。其中，建议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在最近的三四年内应使所有工人都参加技术学习。食品工业中的所有固定工人和需要有专门技能的那些职业的季节工都应进行不脱产的生产技术培训。
政府建议各人民委员部召开部门的代表会议，在会上具体详细地研究修订企业生产设备的技术标准和生产定额的问题。
随着这些决议的付诸实施，斯达汉诺夫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到1936年8月1日，在一系列部门中，有1／4的工人参加了这一运动。两年后，一系列部门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比重达到40-47%。
遗憾的是，在这一重大的事情上也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对创纪录的追求而导致对整个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关心不够。一些领导人在帮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时，没有注意到其他的工人。而一些革新者的纪录没有得到全线生产的支持，造成了比例失调。然而，总的来说，斯达汉诺夫运动对工业的发展，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都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新的深刻的变化。正如一项社会调查所表明的，在1929年以前，拿到最高工资的是年龄从45至49岁的工人。这是不言而喻的。通常这都是最有专业技能的能工巧匠。1931-1938年间，较为年轻的，年龄在30-34岁的工人上升到了第一位。这也是完全符合规律的。年轻人(这一年龄组的人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是23–27岁)进人工厂时要有文化得多。’技术学习对于他们要容易些。他们没有过时的观点和生产上保守的重荷。
调查表明，斯达汉诺夫运动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工资制度所刺激起来的。实际上，在计时工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只占8.4% ,在计件工中占39.2 %，在按累进计件支付工资的工人中超过了50%。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提高了自己职业的“上限”，推翻了“无前途”职业的观念，直观地表明，在苏联企业中在每个工人面前展现着多么巨大的机遇。
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成了不仅是整个工人阶级，而且是苏联全体劳动者的技能、生产和社会积极性进一步增长的强有力的杠杆。它在城市和农村迅速推广开来。在农业中，它的成就首先是和II . H.安格利娜、K. A.鲍灵、n.H.科瓦尔达克这样一些杰出的机械师的名字，和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修理所的工人的活动相联系的，即与直接和工业化过程有关的农业范畴相联系的。
还在1933年，共青团员普拉斯科维亚·安格利娜就在乌克兰的旧别舍夫斯克机器拖拉机站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妇女拖拉机工作队。二、三年后，这个小小的集体成长为一所独特的“拖拉机学院”，有一百多名姑娘在这里学习。1936年春天，共青团中央和农业人民委员部支持安格利娜的倡议，组织了全苏妇女拖拉机工作队的社会主义竞赛。成千上万的年轻机务人员和女集体农庄庄员参加了这一竞赛，农村里为学习她们的榜样展开了掌握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争取文化普遍高涨的运动。1937年，在莫斯科召开了全苏妇女工作队优秀拖拉机手和工作队员会议。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区施泰恩加尔托夫斯克机释拖拉机站的联合收割机手K. A.鲍灵成了著名的革新者。他第一个开始在夜间工作;在行驶中给联合收割机加油和上水;不停顿地卸下脱粒的谷子;最后，将两台联合收割机连在一起工作，它们靠拖拉机的拖车行驶在田野上。在1936年的收获季节，他超过计划定额10倍多，令人信服地表明，在变农业劳动为一种工业劳动的事业中，革新者的成就是如何的伟大。
这一运动也席卷了工程技术知识界。让我们引用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H.A.契纳卡尔的如下一段话来说明。他说:“斯达汉诺夫及其同志们的功绩迫使我们想了很多。得出的结论是，作工的人超过了工程师。我把斯达汉诺夫的纪录看成是一种参加竞赛的挑战，几天后我在‘库兹巴斯煤炭联合企业’工作人员大会上作出了答复”。工程师契纳卡尔还建议用金属和木材的盖板来盖长度为30至50米的煤层。
这是一个原则上新的、过去无人提出的想法。在以前，为了不使岩层顶板坍塌下来，采煤后形成的空间要加固，并且是用手工加固的。在进行加固时，采煤工作通常要停下来。现在建议用支柱来加固的方法，在支柱的保护下采煤工可以不停地采煤。这种加固的护盾方法逐渐地被采用起来；它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果，并在采煤区段取代了手工劳动。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用这种方法得以进一步开采了数百万吨生产焦炭的煤。
护盾远远越出了库兹巴斯的界限。它在其他国家也得到了利用。但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发明者不得不克服不少的障碍。一开始，一些工作人员怀疑地冷笑说．你说这种方法是可行的，那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国外没有想出来。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们首先出来支持这位工程师，最初是自愿参加制作护盾，后来在地下检查护盾。著名的库兹巴斯的矿工们（米罗诺夫，库尔蒂什，基斯利琴，帕尔福纽克）抛弃老方法和高工资，热情地采用新方法。他们作为真正的先进工作者看清了所建议的方法的实质，并且认为这一方法可增加煤的开采量和减轻矿工的劳动。
政府对护盾加固法的热心人的努力表示赞赏，给他们颁发了勋章和奖章。在授予国家奖金的决议中，除了契纳卡尔工程师的名字外，还有米罗诺夫工作队的名字。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资产阶级报刊力图歪曲革新者运动的意义。它们竭尽全力声嘶力竭的叫喊什么“体力的过度紧张”和俄国的“不自由的劳动”。
3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首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深度和广度所造就的竞赛的蓬勃发展给予群众创造积极性的增长吼前所未见的推动。结果，为技术改造，为掌握技术而进行的斗争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生产的面貌，使其达到了当时世界进步的先进水平。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冶金工厂的平炉车间里，手车工（当时这样称呼把装满矿石、焦炭、石灰右的小车推往平炉的干粗活的工人）占有明显的位置。漫长的几十年下来，这种繁重的劳动使大量的人疲惫不堪。然而，早在1934年，两吨铁中几乎就有1吨铁是机械化车间冶炼的（1930年，4吨中只有1吨是它们冶炼的）。手车工这个职业，就像生铁工、挖沟工、造型工的职业，逐渐地进入了历史。现在来帮助平炉工人的是自动车称、浇铸机和抓斗起重机。从前的手车工经过学习，成为管理机器的机务人员。在冶金工业的整条战线上都在发生类似的过程。1935年，在马凯耶夫斯克工厂的老马丁炉车间，干粗活的工人的比重，比同一工厂新马丁炉车间的多两倍以上。在新的马丁炉车间，手车工、过称工、配料工、成型工、挖沟工的职业消失了。
在阿塞拜疆的石油工业中，1937年，在原来大量的捞油工人队伍中（4160人）只剩下了一小批人（19人）。诞生了一些新的职业——空气调节工和焊接工。几乎半数的工人集体（以前是1/10）是有专业技能的修理工人。电钳工的比重增长了11倍。
在油田，出现了有高级技能的新的、很重要的一类工人（六级和七级工），有专业技能的工人（四级和五级工）的比重增加了近50%。1937年，技术人员的比重增加了几乎4倍，因为新技术要求工程师、中等技术人员、尤其是通晓设备、会调整和修理设备的专家的日常的关注。还应当补克一点：1937年在巴库，从事石油开采的工人比1924/1925年少30%，而燃料的开采量却增长了4倍多。结果，每一名工人生产的“乌金”增长了近6倍多。
维索科戈尔斯克矿场（在下塔吉尔）开采铁矿石已近两个半世纪。在第一个五年汁划中期以前，这里的生产和100-150年以前一样。起主要作用的是开采工和马车走。开采工用手工——用鹤嘴锄和锹开采矿石。马车夫手工搬运矿石，放在马车上运往位于离矿场15公里的冶金工厂。
承包业主通常有6-8匹马，他们甚至在耐普曼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年份里还在雇用雇农；富农承包人牢牢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当矿工们谈起生产的机械化时，这些承包人对他们说：“这是幻想。你们还得在马上干上几十年的时间”。
但是，他们错了。1930年，开辟了第一条航线。后来修建了铁路线。挖掘机、蒸汽机车、电力机车、地台来到了矿场。三、四年后，老矿场一下子从18世纪进入了20世纪。一台挖掘机就能代替数百名开采工。矿石的运送也完全机械化了。
开采工、马车夫获得了其他的职业。挖掘机司机，蒸汽机车、电力机车、翻斗车的司机，起重机司机，钳工，电钳工，修理和调整这些新的技术设备的工人——现在正是他们决定着矿石开采量增长的问题。
在金属工人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38年，他们的人数比1926年多3.4倍。其中，最高级的机器制造工人——工具制造工和曲线板工增长了11. 2倍，铣工12倍。
新技术代替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旧技术和旧职业。在整个国民经挤中，中、高级工人的比重不断迅速增长。在机器制造工业中，无专业技能工人的比重在1928-1937年间由40-50%障至20-30%。
没有一个经济部门处于新技术的进军之外，这一进军是工人阶级的所有部队一无例外地发生根本变化所引起的。还记得阿·马·高尔基是如何描绘革命前的面包房的吗？他叙述说：“我们是被锁禁在潮湿的地下室里的26架活机器，在这里我们从早到晚揉面，做‘8’字形小甜面包和小干面包圈，我们的汗水落在它们的上面，我们极端仇恨我们的工作。我们在一连好几个小时内机械地动手和腿”。 十月革命后，烤面包工人的劳动条件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实行了8小时工作日，改善了劳动卫生条件）。但技术却几乎没有改变。在战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年代里，在这个大的，但以前分散的、原始的经济部门里进行了技术革命。建成了自动化的面包厂的大规模网群：在1928-1937年建成了264个大型机械化面包厂（不包括机械烤面包房）；又三年后，国内生产的每两吨面包中有一吨是面包厂生产的。
苏联的渔业工业所经过的道路是很典型的。靠渔民的繁重体力劳动和勇敢建起的分散的、手工业式的渔业变成了大工业的一个机械化部门。
多少世纪以来，在里海和亚速海捕鱼靠的是渔民的小船和驳船；在远东靠的是非机动大渔船和小帆船；在北方靠平底小渔船。一支蒸汽发动机渔船队逐渐组建起来。到30年代末，国家捕鱼31%实行了机械化。摩托捕鱼站网发展了起来。它们服务于41%渔业集体农庄。在岸边建设稠密的企业用——造船厂，修船厂，冷冻厂，冷藏船，岸上的和水上的鱼类罐头厂——具有不小的意义。渔民的劳动变成了一种工业型的劳动。
然而，如果把事情看成是，似乎随着工业化过程的展开就可以完全消灭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也是不正确的。即使在大工业的一些主要部门也不是这样的情况。1937年，在国内还有数百万从事繁重手工劳动的人。在工艺过程中还有些重要的环节，在那里当时的劳动还没有能机械化。这是清楚的事。在如此短的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实现工业最重要的一些部门的完全的和综合的机械化。因为要造出数千种全新型的机械和仪表，进行大量的试验，无论是设计干部、试验和生产基地，还是资金都不足。
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已开始的煤炭工业机械化的过程，在几个五年计划期间直在愈益紧张地继续进行。到30年代末，一些最重要过程的机械化接近于全面完成。煤的采掘有96%实现了机械化。把煤送到平巷的工作有90%已机械化。从前的掌子运煤工变成了会拆卸和重新装配输送带的钳工。井下的赶马车的工人的数目急剧减少。他们中的许多人掌握了新职业——驾驶电力机车。
然而，在矿井里还有不少的手工劳动。需要很大劳力的作业是把媒运到传送带上，这几乎完全是手工完成的。在一班的工作时间内，装运落煤的工人要用铁锹掷运整座山样的煤。自然，他不可能跟得上掘进机的进度，因而阻碍了整个生产过程。在准备工作面上，2吨煤中有1吨也是手工开采的。
处于困难境地的还有林业。列宁在上一个世纪束写道：“木材业意味着堆原始的技术状态，以原始的方法开发自然资源……”在本世纪的头30年，森林技术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用斧和锯子来采伐树木，用马来运输采伐下来的树术——这就是林业劳动者的全部“武装”。
每年，通常在初冬，在确定了雪橇行驶的路线后，来自集体农庄的季节工大军就驾着自己的马匹进了森林。例如，在1934年的第一季度，在苏联森林开采和运输中就业的就有38.3万无马的季节工和36.5万有马的季节工。林业人民委员部在一份文件中谈到阻碍运送木材的原因时，强调指出“对劳动力需求的保证极为落后”。
从森林深处用马匹运送木材，有时不得不走几十公里的路程，这就使木材的价格极为昂贵；而主要的问题是，木材完全不够，不能保证国家的需要。在采伐和运送之间比例失调。由于没有运出的木材积压得太多，不得不停止采伐。
最后，拖拉机、牵引机、蒸汽机车、载重汽车开进了森林。窄轨和宽轨铁路，架空索道，自动横木道，冰上马车道形成网络，在原始森林中纵横交错。1937年，每1立方米的木材差不多1/3是用机械由森林中运出的。当时，将木材运送（集材）至存储场也开始实行机械化，但是机械化集材的比重暂时还只占运送木材的5 6%。在森林中出现了从事新职业的人：拖拉机手、牵引机手、蒸汽机车和起重机司机、维修人员和修路工人。这一进展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年代里形成的。然而，就机械化的水平而言，林业还大大落后于其他部门。因为采伐木材，砍击枯枝都完全是手工干的，2／3的木材是由马车运输的。 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工业各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采用的不平衡，可以在相当大的规模里感觉到。这方面的原因不少，但是大部分原因并不是渊源于国家的普遍落后，也不在于对较发展国家在技术和经济上的依附。但主要之点是勿庸置疑的：在如此短的历史时期内，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如此史无前倒的瞬间，苏联在工业潜力增长的最重要的指标方面，已经占欧洲的第一位了。两个制度的和平经济竞赛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工人阶级于1935年所开创的革新者的运动为取得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童大成果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当时得出这一结论的不仅仅是苏联人。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激动地谈到斯达汉诺夫运动：“这显然是人的意识在劳动领域中的极大的觉醒。这种觉醒只有在工人感到自己是主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有可能。这种尊严和自豪感是确实动人的！”
②（苏兰决议集）．第5册．第I95页。
③食品的国家价格在这一时期降下来，这也影响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飞速上涨起来的市场价格。
- 本文转自[苏联]B.C.列利丘克《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