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精彩的短文《政论家的短评》——写于1922年2月布尔什维克艰苦地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并不得不退回为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留下了更大空间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中，列宁使用了一个为了抵达新的峰顶而必须沿其初次尝试的原路返回的攀登者的类比，以描述革命进程中后退的意义，以及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避免机会主义的违背原则的错误：

“假定有一个人，攀登一座还没有探测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假定他克服了空前的困难和危险，爬到了比前任高得多的地方，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他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原定的道路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写道：

“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仍能爬到山顶的道路。我们假想的这位旅行家现在已经登到了世界上没有人登过的高处，要从这样的高处往下走，也许比上山更危险、更困难，因为更容易失足，很难观察迈脚的地方，同时没有勇往直前、走向目的地时那种兴奋的情绪等等。现在必须用绳子捆在身上，花好几个钟头，用十字镐凿出台阶或可以把绳子紧紧拴住的地方；必须像乌龟那样慢慢移动，并且是向后退，向下爬，离开目的地更远，而且他还无法知道，这条极端危险和极端痛苦的下山道路是否就要结束，是否就能找到一条比较可靠的绕行的道路，可以更大胆、更迅速、更直截地向前走，向上爬，登上山顶。

“一个人处于这样的境地，尽管他已经爬得非常高，也会有霎时的灰心，这几乎是自然的事情。如果他能够听到下面有人从遥远的安全的地方用望远镜看着这种极危险的下山而发表的一些议论，那末灰心的时候会更多、更沉重。……来自下面的声音是幸灾乐祸的。有些人公开表示幸灾乐祸，高声嘲笑说：看，他就要摔下来了，他活该如此，别再发疯了！有些人竭力把幸灾乐祸的情绪隐藏起来，完全仿照尤大什克·果洛夫廖夫的方式行事：

“他们神情忧伤，目光悲戚，好像在说：‘不幸，我们的忧虑竟证实了！我们耗费毕生精力来拟定一个攀登这座高山的合理计划，我们不是要求过在计划没有订好以前，先不要攀登这座高山吗？我们曾激烈地反对走现在连这个疯子本人也放弃了的道路（看，看，他后退了，下来了。他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挪动一两俄尺！可是，当我们不断要求稳重和谨慎的时候，我们曾遭到最难听的辱骂！）。我们严厉地斥责过这个疯子，警告大家不要模仿他，不要帮助他。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攀登这座高山的伟大计划的热爱，千万不要糟蹋了这个伟大计划！”

列宁继续写道，“幸亏，我们打的比方中所假象的这位旅行家，听不到这些设想登山的‘真实朋友’的声音，否则也许要使他反感了。而反感，据说是不能使人头脑清醒、脚步稳健的，尤其是在那极高的地方。”

当然，隐喻不是证明：“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列宁接下来详细说明了苏维埃联盟婴儿期的真实情形：

“不仅同1789年和1793年相比，而且同1871年相比，俄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都达到了极高的高度。必须尽可能冷静、明确和清除地认识到：我们‘已经完成了’什么，还没有完成什么。这样就会使人头脑清爽，既没有反感和错觉，也不会灰心失望。”

在列举了到1922年为止苏维埃国家取得的成就之后，列宁说明了还未完成的工作：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向来确认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但是，我们暂时还是在单独地并且是在一个落后的、比别国破坏得更厉害的国家里做了很多事情。

“此外，我们还保存了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军队’，保存了这支军队的‘机动能力’，保持了我们清醒的头脑，使我们能够冷静地估计到，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退却，退多远（为了更有力地跃进），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怎样重新着手进行那还没有完成的事业。”

他还总结道：

“如果有些共产党员认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新着手进行那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就可以完成象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一个小农的国家里）这样一种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一定要失败的。有些共产党员既不沉溺于错觉，也不悲观失望，一直保存着有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最困难的任务，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失败的，而且是一定不会失败的。”

失败更好

这是列宁最为贝克特式的时刻，提前说出了《最糟糕，嗯》中的话：“再次尝试。再次失败。失败更好。”他的总结——从头开始——清楚地表明了他并不是在谈论仅仅放慢步伐和保住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退回起点：应当从头开始，而不是经过从前的努力已经达到的地方。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革命进程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重复运动，一次次从起点开始的重复运动。

乔治·卢卡奇在其前马克思主义的杰作《小说理论》中以这样一句著名的话结尾：“航行结束了，旅途才刚开始。”这是失败时刻的遭遇：一段特殊的革命经历的航行结束了，但是真正的旅途，再一次开始的工作，才正要启程。但是，这种对倒退的接受绝不意味着放弃原则的开放，对政治对手的认同：“我们错了，你们的警告是对的，那么现在我们联手吧。”恰恰相反，列宁坚持这样的时刻需要最大程度的自律。几个月后，在1922年4月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列宁强调：

“在这里，我打个比方，假定全军都在撤退，那全军就不会有前进时的那种情绪。那时到处都会看到相当沮丧的情绪。……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在伟大的胜利进攻之后，实行退却时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退却的时候，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进攻的时候，用不着维持纪律，大家自己就会向前飞奔；但在退却的时候，就必须自觉地遵守纪律，更加百倍地需要纪律，因为在全军退却的时候，它不明白、也看不见退到哪里为止，所看到的只是退却，所以有时只要稍微有一点惊慌的言论，就会使大家逃跑。这里的危险是很大的。真正的军队在实行这种退却的时候，就架起机关枪，一旦正确的退却发生混乱时，就要下令：‘开枪！’这样做是对的。”

列宁对这种立场的重要性是非常清楚的。作为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说教——“革命跑得太远了。我们一向这么说，现在你们也这么说了。让我们再来重复这一点吧。”——的回应，他告诉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我们就这一点回答说：‘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我们枪毙你们吧。或者是你们竭力不陈述自己的观点，或者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在我们处于比白卫分子直接侵犯时更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如果你们想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对不起，我们就要把你们当做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

但是这种“红色恐怖”应当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区分开来。Sándor Márai在其回忆录中为这种区别提供了准确的定义。即使在列宁主义专政最严厉的时期，那些反对革命的人被无情地剥夺了（公开和自由的）言论权，但却没有被剥夺沉默权：他们被允许收回言论自我流放。1922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推动下组织了臭名昭著的“哲学家熔炉”，其中有这样一个插曲：当得知一位老孟什维克历史学家被列入被驱逐的知识分子名单，但他已因为重病而退回私人生活等待死亡，列宁不仅将他从名单上划掉，还要求为其提供额外的食物券。一旦敌人退出政治斗争，列宁的敌意就停止了。

然而，对于斯大林主义，即使是这样的沉默带来的回响也太多了。不仅大量的群众需要参加大规模的公共集会，以此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艺术家和科学家也不得不经常违心地参与官方公告的签署，或是为斯大林和官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吹捧。如果说在列宁主义的专政下，一个人会因为说了什么而被枪毙，那么在斯大林主义下，一个人则会因为没说什么而被枪毙。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自杀行为本身，最后的绝望的沉默，被斯大林宣判为最后和最严重的叛党行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这种区别反映了他们对于社会的一般态度：对于前者，社会是残酷的权利斗争的场所，这种斗争是被公开承认的；而对于后者，冲突，有时是难以察觉的，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同外在于它的数量较少的害虫、叛徒的对抗。

苏维埃的力量分裂？

从列宁到斯大林的这段文字是否必要？黑格尔式的回答会引起回顾的必要性：只要这段历史发生了，只要斯大林获胜，它就是必要的。一个辩证的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在变化中”设想它，找出斗争中每个可能带来不同结果的偶然事件，正如莫希·莱文（Moshe Lewin）在《列宁的最后斗争》中试图做的那样。莱文首先指出了列宁对组成苏维埃国家的每个民族国家的完整主权的坚持——毫不奇怪，在1922年9月22日致政治局的信中，斯大林公开指责列宁的“国家自由主义”。其次，他强调列宁把重点放在一个谦虚的目标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教育，普及识字、效率、技术；合作社，把农民转变为“受教育的商人”。这相对于“一国社会主义”而言显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观点。这种谦逊有时惊人的开放：列宁嘲笑一切“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他总是将主题放在党的缺陷上，并强调苏维埃政策的临时性质，甚至引用拿破仑的话“On s’engage . . . et puis on voi.”（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列宁反对国家官僚统治的最后斗争是广为人知的；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正如列宁注意到的，列宁一直在尝试用他提出的一种新的行政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来实现民主和政党国家的专政的统一。尽管完全承认苏维埃政体的专政性质，但他试图在其顶峰建立一种不同元素间的平衡，一个“能够服务于相同功能的相互制约的系统——仅仅是不精确的比喻——就像在民主政体下的分权制衡”。一个扩大的中央委员会负责制定宏观的政策路线和监督整个党的机构。其中，中央监察委员会将会：

作为对中央委员会及其各种下属机构——政治局、秘书处、组织局等等的监察。其独立性由其同党代会的直接联系来保证，而不必经过政治局及其行政机构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介入。

检查和平衡，权力的分离，相互的制约——这是列宁对于“谁来管理管理者”这一问题的冒险的回答。这一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设想带有某种梦幻色彩：一个独立的、高素质的、有控制力的，由最优秀的教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非政治”的机构，来负责监督“政治化的”中央委员会及其组成机构——简言之，中立的专业人员规范着党的行政人员。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党代会的独立性——事实上这已经为派系禁令所侵蚀，这一禁令使党的上层机构得以控制代表大会并将批评者作为派系分子开除。如果我们记得这是出自这样一个领导人，他在其他方面对于政治斗争从来不给中立立场留下任何余地这一点都有着完全地认识，那么列宁对于专业人员的信任就显得更加天真。

已经吹起的风向在以下事件中变得很清晰。1922年斯大林提出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简单地宣布为同样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共和国政府：

“本决定如经俄共中央赞同，不予公布，而作为通令转发给各民族的党中央，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召开前，先通过上述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苏维埃代表大会按苏维埃程序予以贯彻，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召开时，再作为这些共和国的愿望予以公布。”（《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524页注文）

权力高层和基层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不仅是被废止了——这意味着权力高层仅仅是强加其意愿——雪上加霜的是，这种关系被倒置了（re-staged as its opposite）：中央委员会决定了基层会将何种意愿提交给高层。

机敏和恐怖

列宁最后的战役中吸引我们注意的另一特点是他对于礼貌和文明的出乎意料的关注。列宁被两件事所深深地困扰：在一场政治辩论中，莫斯科在格鲁吉亚的代表奥尔忠尼启泽对一位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成员进行了肢体侵犯；而斯大林自己对克鲁普斯卡娅使用了言语辱骂（因为发现她把列宁提议共同反对斯大林的信转交给了托洛茨基）。书信事件促使列宁写下了他著名的呼吁：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提议和对保持文明的重视绝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的软化。在同一时期致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中，他明确表述：“以为新经济政策已经使恐怖手段就此结束的想法是最大的错误。我们仍将采取恐怖手段，并将采取经济的恐怖手段。”

在其1923年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模式的设想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列宁暗示这一机构应当致力于：

“某种半开玩笑式的手法、巧计、花招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知道，在西欧官气十足庄严堂皇的国家里，这种意见一定会使人大吃一惊任何一个体面的官吏连讨论这个意见都不会同意。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没有官僚化到这种程度，在我们这里讨论这种意见只会引起人们的愉快。

真的，为什么不把快意的东西跟有益的东西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运用某种玩笑式的或半玩笑式的手法揭露那些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的、半有害等等的东西呢？”（《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705页）

难道这不是集中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严肃的”行政权力的可憎的孪生子吗？玩笑、巧计——美好的梦想，但也只是乌托邦。莱文强调，列宁的缺点是，他看到了官僚化的问题，却低估了其严重和真实的程度：“他的社会分析只是以三个社会阶级——即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为基础的，而没有考虑到在一个主要经济成分业已国有化的国家里，国家机器也是一个明显的社会成分。”（《列宁的最后斗争》，莫西·莱文）

布尔什维克迅速意识到他们的政权缺少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他们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实行统治，但工人阶级已经在内战中不复存在了，因此他们是在以空虚的社会代表性实行着统治。然而，在他们把自己想象为将其意愿加诸社会的纯粹政治权利的同时，他们忽视了——既然它事实上占有，或作为缺席的占有者的临时代表占有着生产力——国家行政机构怎样才能“成为权力的真正社会基础”：

“没有一个不具备任何社会基础的‘纯粹’的政权。一个政体除了镇压机器本身之外必须要有某种其他社会基础。苏维埃政体所处的那种悬空的‘空白’很快就被填补起来了，即使布尔什维克没有看到这—点，或者不愿看到它。”（《列宁的最后斗争》，莫西·莱文）

毋庸置疑，这一基础阻碍了列宁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计划。的确，在反经济主义和决定论的意义上，列宁坚持政治的自主权。但是，在巴丢看来，列宁的失误不在于如何让每个政治力量代表一定的社会力量或阶级，而在于怎样让作为代表的政治力量直接刻入其代表的层次自身，就像它自己的社会力量一样。列宁同斯大林的最后斗争从而具有了十足的悲剧的全部特征：这不是一幕好人同坏人战斗的情节剧，而是一出悲剧，英雄意识到自己是在同自己的继承者战斗，而且阻止他过去的错误决定的灾难性的发展已经太迟了。

另一条道路

那么在1989年的灾难之后，我们如今身处何境？正如在1922年，来自下面的声音带着恶毒的欢乐在我们身边响起：“你们活该如此！想要把极权主义的幻想强加于社会的疯子！”另一些人竭力把幸灾乐祸的情绪隐藏起来；他们哀叹着把悲戚的目光投向天空，好像在说：“我们的忧虑竟不幸地被证实了！你们创造公正社会的幻想是多么高贵！我们的心与你们同在，但是理智告诉我们，你们的计划只会以悲剧收场，并通向新的不自由！”在驳斥向这些惑人的声音做出的任何妥协的同时，我们当然不得不从头开始——不是在20世纪的革命时代的基础上继续建设，尽管这一时代从1917年持续到1989年或更早些的1968年——而是退回起点并选择另一条道路。

但是该如何去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问题在于缺少革命性主题：工人阶级为何没有完成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并成为革命因素？这个问题提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转向精神分析的主要理由，后者被用来解释深深嵌入工人阶级的全部生活和社会环境的无意识力比多机制，这一机制阻止着阶级意识的觉醒。以此种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的真谛得以保留：在中产阶级崛起的问题上没有理由为修正主义保留任何余地。由于同样的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断致力于寻找可能成为革命因素的其他力量，以作为病态的工人阶级的替身：第三世界的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被排斥者。或许，对于革命因素的这种绝望追寻正是其相反状况的表现：害怕发现它，害怕在它已经蠢蠢欲动的地方看到它。等待别人来为我们做这一工作正是对自己不作为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阿兰·巴丢提出我们应当重新坚定共产主义的假设。他写道：

如果我们不得不抛弃这一假设，那么在共同行动的领域内不再有什么是值得做的。没有共产主义的视野，没有这一理念，历史的和政治的任何演变对一个哲学家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巴丢继续说：

“坚持这一理念，坚持这一假设的存在性，并不意味着其第一种表现形式，即对财产和国家的重视，一定要保持原状。事实上，被我们归于一项哲学任务，甚至一项职责的，是帮助将这一假设的新形态变为现实。”

人们应当注意不要用康德的方式来读这段话，将共产主义设想为调节性理念，从而唤起“伦理社会主义”的幽灵的重生，将其等同为先验的准则或公理。实际上，应当保持对一系列社会对抗的精确指涉，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正是从中产生；应当保持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中共产主义的正确概念，不是作为一种理想，而是针对实际存在的矛盾做出的行动。把共产主义当做永恒的理念反映了其从中产生的社会环境同样永恒，共产主义所针对的社会对抗始终存在。这种观点类似于一种解构性解读，将共产主义视为一个关于存在、关于废弃一切疏离的表征的梦幻，一个赖其自身的不可能性为生的梦幻。

尽管对福山“历史的终结”理论的嘲笑是容易的，但今日多数人都是福山主义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被公认为可能存在的最好社会形态的终极模式；人们唯一能做的是使其更加公正，更加容易忍受。一个简单而中肯的疑问由此产生：如果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是——即使不是最好的——最不坏的社会模式，为什么我们不是简单地以一种成熟的方式委身于它，甚至全心全意地接受它？为什么要不辞艰难地坚持共产主义的假设？

阶级和共享资源

仅仅对共产主义的假设保持忠诚是不够的：人们应当发现历史真实中的对抗，使其成为实际的迫切任务。在今天唯一的真问题是：全球资本主义中是否包含着足够强大的对抗，可以阻止其无限的再生产？四种可能的对抗显现出来：生态灾难的隐性威胁；所谓的知识产权作为私有财产的不合法性；新的技术-科学发展中暗含的社会-伦理问题，尤其是生物学领域；最后，同样重要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新形式——新的围墙和贫民窟。我们应当注意到，在最后一点，隔开局内人和局外人的鸿沟，与其他三点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这标示出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说的“共享资源”的范围——社会成员的共有财产，而共有财产的私有化是强暴行为，如果必要，应该暴力反抗。

首先，存在着文化的共享资源，认知资本的直接社会化形式：首先是语言，我们交流和教育的手段，同时还有公共交通、电力、邮政等等的共享基础设施。如果允许比尔盖兹垄断，那我们将处于一个荒谬的处境，一个私人个体将拥有与我们基本通信网络相关的软件组织。其次，存在着外部自然的共享资源，而它们正被污染和开采——从石油到森林以及自然产地本身。第三，还有内在自然的共享资源，即人类生物起源的遗产。这些斗争的共同点是意识到了，围绕公共资源自由运转的资本主义逻辑如果得到允许，会具有破坏性的潜力——一直到人类自我灭绝。正是对这些“公共资源”的关注让共产主义的概念得以复兴：它让我们能够将他们的进步围栏看做是那些被剥夺了自己的财产的人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一个同样指向剥削的过程。今天的任务是复兴剥削——例如无名的“知识工人”被公司剥削——的政治经济学。

然而，只有第四种对抗，对局外人的关注，才能证明共产主义概念是正当的。没有什么比国家社群更私人的了，他们将被局外人视为一种威胁，为如何与他们保持合适的距离而苦恼。换言之，在这四种对抗中，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对抗是决定性的：没有它，其他的都会失去其颠覆之刃。生态学变成可持续发展难题，知识产权变成复杂的法律挑战，而生物遗传学则转变为一个伦理议题。一个人可以真诚地为环境而战，保卫知识产权的宽泛概念，反对基因版权，却不遭遇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对抗。这样，我们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普遍性，而只有康德意义上的“个人的”关注。全食食品和星巴克之类的公司继续享有自由主义者的喜爱，尽管它们都牵涉到反工联活动；他们的把戏在于以螺旋上升的方式销售产品：以“公平贸易”的价格买进咖啡豆制作的咖啡，价格昂贵的混合动力汽车，等等。简言之，没有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对抗，我们会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比尔·盖茨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为消除贫穷和疾病而战斗；而默多克是最伟大的环保主义者，利用他的传媒帝国调集数亿资金。

越过康德往前，一个人应该在这里接着说，有些社会群体由于在社会等级的私有秩序中缺乏决定性地位，从而直接代表普遍性的社会群体：他们是雅克·朗西埃所说的社会群体中的“没有角色的角色”。一切真正的解放性政治运动都产生于理性的公共使用的普遍性与“没有角色的角色”之间的短接。青年马克思就已经具有了这样的共产主义梦想——将哲学的普遍性和无产阶级的普遍性结合起来。从古希腊开始，我们就为局外人介入社会政治空间取了一个名字：民主。

主流的自由主义民主概念同样关注局外人，但是以一种极端不同的模式：它关注于他们作为少数意见而被包纳。所有的立场都要被倾听，所有的利益都要被考虑，每个人的人权都被保证，所有的生活方式、文化和习惯都被尊重，等等。这种民主摆脱不了的是对所有少数群体的保护：文化的、宗教的、性别的等等。这里的民主方案由谈判和妥协组成。在这里迷失的是局外人中体现的普遍性立场。新的解放运动将不再是一个特别的社会力量的行动，而是不同力量的爆发性结合。与“除了锁链无可失去”的无产阶级经典形象相反，将我们联合起来的是，我们正处于失去一切的危险之中。我们面临着被降低到抽象的、空洞的笛卡尔式主体的威胁，失去我们所有的象征性内涵，我们的遗传基础被操控，在没有生活价值的环境中单调地活着。这种三重威胁把我们都变成了无产阶级，降低为“无实体的主体性”，就像马克思在《大纲》中表达的那样。“没有角色的角色”的身份使我们直面我们的真实处境；伦理-政治挑战正将我们指认为这种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被排除在自然以及我们的象征实体之外。今天，我们都是潜在的“神圣牲人”，而避免让此成为事实的唯一途径就是预先采取行动。

• 翻译：带Q过人
• 来源：NEW LEFT REVIEW（《新左派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