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国庆
《读书》2006年第3期

蒋韵在中国文坛被目为潮流之外的作家，她本人也曾写过一篇《我给我命名》的创作谈，的确，不管是“寻根”、“先锋”，抑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盛极一时的“女性文学”，蒋韵似乎都不曾占据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如果我们依照“优秀作家”与“重要作家”的划分（前者衡量的是一个作家的综合写作素质，后者更多地依据文学史叙事逻辑），蒋韵无疑更接近前者而不是后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蒋韵的写作更具有所谓超时代性的特征，毋宁说，蒋韵对于她自己的问题域的关注远大于对文学潮流起落的参与，蒋韵始终在执著地书写着那些具有浪漫、幻想气质，“生活在别处”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对这些小知识分子，蒋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观察与反映，价值判断也由此发生着微妙的倾斜与暧昧的纠缠。在近年的作品中，蒋韵开始能够分殊出包蕴在“生活在别处”中的不同意涵：它可能是艺术精神对于世俗的超越与升华，也可能是悬浮于现实之上不能脚踏“此岸”的虚矫。对这些成长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于八十年代登临文化舞台，在九十年代之后陷落或坚持的小知识分子的持续关注，对“生活在别处”的反复思考，也使得蒋韵在二○○五年的长篇小说《隐秘盛开》中不知不觉地接近了知识界“反思八十年代”的重要命题。在这部长篇中，蒋韵以她持续的书写角度，复调的叙述方式，对八十年代文化精神的“遗产与债务”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美丽的忧伤

在蒋韵的小说中，小知识分子（另一个更简捷的称号是“文学青年”）是最为重要的人物形象系列。对这些人物的反复勾描，优雅的翻译体语言，萦绕在小说中挥之不去的伤感氛围，构成了蒋韵小说独具的特色与韵味。这些为蒋韵所偏爱、关注的人物，成长于“文革”这个文化荒芜年代，却经由那些残缺、破损、手手相传私下流通的俄苏文学和十九世纪欧洲小说，培养出一种忧郁、浪漫、诗意的气质，这种气质的养成包括了火红年代的革命英雄与浪漫主义，荒凉青春前路茫茫的青春期抑郁，以及文学这样一种非现实的看待现实的眼光。对这些人物，蒋韵的态度是犹疑不定的。一方面，从她本人的经历来说，她同样成长、浸淫、认同于这个松散的知识群体的精神氛围，——在蒋韵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同志“相认”的场景，一句文学性的富于意味的诗或者哲理的话的出现，像一些隐秘的暗号，一下将这些颠簸在茫茫人海中的小知识男女点亮，这些文学“切口”使得他们从凡俗中脱颖而出，心领神会，惺惺相惜。他们对文化与精神生活的渴求与向往无可非议，而且也正是文学使他们能够让自己有一种不没顶于现实的想象，并且以此来激励自己，但同时，这种精神贵族的自恋性的想象由于残缺的文化背景与缺乏理性的自觉思考，很少能够上升为结实的信念，因此这些小知识分子在面临生活真正的考验之时，常常放弃精神必需的操守，屈抑自己换取现实的利益，并且以追求“美好的生活”为由说服自己。

早在八十年代的作品中，蒋韵已经察觉到小知识分子身上的这种分裂。在她起步之初的作品《东风第一枝》中的金小玉，一位招工到工厂里的文学化的女孩，把星星叫做“梦”，“又冷又高傲”，站在山顶上想象大海的召唤，“只要我一迈腿，就能变成一片白云，一落下去，就能化作一朵浪花，一朵涂着夕阳的玫瑰色的浪花”，厂里的工人谈起这位姑娘，都说是：“可惜是小姐的身子丫环的命，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叙述者写道：“一席话，有感慨，有哀叹，有淡然的同情，有刻意的挖苦，还有愤愤的诅咒……我虽然不信命，可听人这么议论她，心里总觉得不高兴。而奇怪的是，小玉自己却很以这句话为骄傲。人们越这么说，她越得意，仿佛这是她不同流俗的标志，是加在苦茶中的一小匙白糖。它似乎冲淡了许许多多怪滋味，使我的朋友总能在酸咸苦辣中品尝出那么一丝丝甘甜来。”最后为了摆脱工人的命运，金小玉选择嫁给了一位能帮她调离这个厂的采购员，割断了和原来心许的厂里的一位小伙子的情缘，给小伙子留下了软弱的三个字：别恨我。这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小知识分子形象原型，将在蒋韵以后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经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蒋韵对这些人物的态度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其八十年代的作品，诸如《东风第一枝》、《盆地》、《找事儿》中，作者往往会在作品中安插入平民的叙述角度，让平民阶层承担起教育的功能，如《东风第一枝》中的叙述者“我”——一位质朴的女工“安大姐”对“小玉”的旁观，《盆地》中的“师傅”对小说主人公“菩”的评语：“你这个人，不能吃苦，却最能受罪。”以及《找事儿》中那群快乐的初民，“有着男人般强壮的腰板以及结实肥硕的屁股”的窑厂姑娘给予“琪”的粗野健康的影响（王安忆对《盆地》、《找事儿》有深入分析，参见王安忆：《知识的批评》，《上海文学》二○○○年第七期）。在这些作品中，蒋韵试图通过平民的视角来批判和矫正小知识分子身上的文饰、虚荣与软弱。到了九十年代，许是出于现实语境的刺激，对于物欲膨胀之下精神不断被挤压的反弹，蒋韵对小知识分子的批评减退，同情上升，他（她）们作为九十年代物质社会的落伍者、失败者，被蒋韵赋予“古典”的命名，承担起保存这个粗鄙时代的诗意的重任。但是，这些先天不足又缺乏后天反省力度的小知识分子是否能承担起这个重责，连蒋韵自己有时也不免有些怀疑，于是，蒋韵这一阶段的小说（《裸燕麦》、《古典情节》、《相忘江湖》）频频使用一种元叙事的口吻，一边声称自己是如此热爱、想望因而要编织出一个“古典情节”，一方面又不断地让现实的叙述介入、拆解元叙述者一厢情愿的浪漫神话。这些小说的精神气质有如蒋韵一篇小说的题名“现场逃逸”，小说中事业无着的女主角一边推销着“仙妮蕾德”，一边沉湎于“革命”、“爱情”、“去远方”的忆旧与想象，男主人公——一同样处于商品时代边缘的大学中文系教师被女主人公不合时宜的感伤气质所吸引，与女主人公发生了一段性爱关系，但其时，女主人公不告而别去了广州，男主人公则遇车祸身亡。车祸是蒋韵这一阶段小说频频上演的事故，无力的情节设置显露的是小知识分子式苍白的抗争。另外，蒋韵一直真心嘉许的“浪漫”在九十年代的消费语境中也开始遭遇暧昧的挑战，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烛光晚餐，爱你一万年，如何在大众文化泛滥的煽情与物质主义的浪漫中拯救出真正的诗情，是横亘在蒋韵这位浪漫主义者面前的难题。

大概要到《完美的旅行》，蒋韵开始走出感伤主义的纠缠。这个中篇堪称蒋韵创作中颇为完美的篇章，非常完整地表现出艺术的超越之美与宁为玉碎的高洁精神。小说设置于“文革”混乱高亢的年代，但“文革”并没有作为前景出现，而是从一位想念爷爷离家出走的孩子说起。偶遇的女人和孩子，借助于地图册，展开他们的想象之旅，自由自在地飞翔于梦想的世界。然而这个超越者所缔结的同盟，很快就被俗世的污水泼脏，孩子的母亲与女人的邻居以一种下流的眼光来打量女人和孩子纯洁的友谊，亢奋激动的群众以“猥亵”的罪名将女人钉上耻辱柱，为了保存美好的感情与心灵不被玷污，女人服用安眠药自杀，留下一封信给孩子：“这次，我一个人去旅行了。这次我去的地方是一个人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亲爱的小朋友，你爱一个人，他就不会死。这也是我最后要说的话。我们有过最快乐的日子，最快乐的旅行。现在，我的旅行结束了，我用最后的气力挽留了一件我认为很珍贵的东西——尊严的美丽。所以，我这样到达了我的终点。而你的行程还很远，这需要勇气和光明的心情。这两样都是你所拥有的。你一直拥有着它们。孩子，记住我的话，你要好好地、好好地走下去，你身体和精神将要到达的每一个地方都会使一个老朋友无限欣喜……”这是真正的“贵族”！纯洁、优雅、崇高。在这篇小说，蒋韵终于能够把有着超越追求与坚毅品格的精神“贵族”与缺乏信念的小知识分子、肤浅浪漫的“小资”，以及大众文化有关“高贵”生活的想象与向往彻底划清了界限。蒋韵“美丽的忧伤”（毛时安语）在此摆脱了小知识分子感伤主义的幽灵，开始呈现出一种明朗崇高的面目。

《隐秘盛开》与爱的信

然后我们读到了这本《隐秘盛开》。很难想象有人如此正面地（也许可称之为庄重，无论内容还是语体，毫无现时抒情必须有的调侃、自嘲之类的掩护）去书写在这个时代如此泛滥又如此虚无的“爱情”。也许蒋韵要写的是“信”，爱情的信仰照亮了此世的所有思念、牵系与痛苦，即使永远不为人知、没有回应，一个人也能够胸怀爱意隐秘盛开，水声浩大，歌声绵长，爱的消息流传不已。温婉的蒋韵这回变得坚定有力，她将爱情提升为信仰的旗帜，突出了一种以身殉道的践行的精神，在这里，爱情脱离了世俗男女浓情蜜意的甜美面目，呈现出严肃沉重的意味，它没有回报，却要求一生的承担，在完全的献身中，爱情褪去人间的外衣，变成了一束心魂，一个梦想、一种恒久的忍耐与坚持，简言之，一种宗教。

《隐秘盛开》所书写的，就是关于这样一种爱的信仰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潘红霞，没有出色的外表，也没有出众的才能，但却拥有异于常人的热爱的天性，她的热情的强烈、纯粹、忠贞，使她成为世俗人生的异类。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潘红霞就展现出这种强大的情感能力的特质。小红霞对“竖笛姐姐”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爱，竖笛姐姐也爱小红霞，但却不是这种只有孩子才会有的全心全意严肃极了的爱；对于竖笛姐姐来说，小红霞的爱是一份温暖的友谊，她不知道，小红霞的爱却是小红霞生命的全部。当竖笛姐姐临时回家而没有告知小红霞时，小红霞每天都到她的住所等待与盼望，她不知道她最亲爱的人怎么突然就不见了，痛苦的小红霞开始体会到什么是爱的煎熬。终于，竖笛姐姐回来了，独自等待在黑暗中的孩子得救了，她浑身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竖笛姐姐跟小红霞说回家过年走得太急忘了告诉她。答案就这么简单。失而复得的光明砰的一声破碎了。巨大的绝望、痛苦、幸福原来是这样的，爱的真相本来是这样的……“她沿着来路回家去，夜空下的校园，湿润，清香，黑暗，没有路灯，所有的路灯都被人敲碎了。她在黑暗中走了一会儿，突然蹲下来，像肚子疼一样紧紧伏下身去，哭了……她不爱这孩子。或许，也爱，只不过，爱得很肤浅，很随心所欲蜻蜓点水，很点缀。她是那样一种人，可以把爱分成许多种：爱情、友情、亲情，这之中有差别有轻重。可是孩子不，孩子只知道，人世间，爱，永远只有一种，那就是，全心全意、肝胆相照、以命相许。”

也许只有少数一些爱的天才能够在成年之后继续保持着孩子式的纯粹、忘我的爱。十年之后，潘红霞再次陷入了这种刻骨铭心的爱。在那个水声浩大的夜晚，她爱上了有着清澈声音的大学同学刘思扬。北京知青出身的刘思扬已有一位拥有相似背景与经历的女友陈果。他们在众人眼中是“正好”的一对。后来，刘思扬爱上了另一位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女性“小玲珑”。刘思扬和陈果向潘红霞倾诉着自己的心事，因为她是会“全身心”倾听的那种人，潘红霞一边给予着他们同情与宽慰，一边忍受着自己那份硕大沉重的爱的秘密的煎熬。就这样，潘红霞开始走上为爱受难的历程。这份缄默坚贞的爱伴随着她，直到“恶魔吹着笛子来”，潘红霞罹患癌症身亡。终其一生，潘红霞从来没有向刘思扬倾吐过这份爱情，也许，唯有这样才能保证爱的尊严与不受轻薄。一如潘红霞对年轻的米小米所说：“……告诉他，我爱了他一辈子，爱了他一生一世？他吃惊，或者，感动，就算是非常感动，然后呢？这一切，只不过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一段小故事，许多收藏中的一个，他喝醉了酒，也许还会拿出来炫耀，说，有个女人，临死前跑来找我，说她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爱我，等等等等。这和品德无关，这是人的天性，对人的天性我是从不抱幻想的……爱他，是我生命的全部，那是比‘爱情’要大的爱——打个比方吧，渥伦斯基爱安娜，是爱一个女人，而安娜爱渥伦斯基，是爱世界，那不一样……”“小米，爱，也许，从来都和被爱者无关，爱永远是一个人的事。”这样的爱，显然，更接近于守护一份信仰，一份爱的高贵与尊严。

这些爱的天才就像被上帝挑中的选民，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跋涉在人世间的荆棘长旅，在人间散布出有关信仰的消息。这些柔弱却又坚韧的消息的存在改变了人间的质地。在某些时候，人们也会察觉、聆听、领悟到这些来自天国的消息，就如潘红霞的弟弟所敏感到的：“二姐你是最让人不放心的人，你最可能干傻事，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这是现实中人对于这些使者的令人伤痛的感言。在“小玲珑”讲的故事中，民办教师“幸福”同样被赋予了这种不凡的爱的能力。在与死于贫病的“幸福”临终前的几天相处中，“小玲珑”觉出了那些平日里在一起高谈阔论的朋友的幼稚浅薄，灵魂去到一个高远的地方，“我细细地、一点一滴地体会着他的爱，我心里也充满爱意，但那不是爱情，比爱情更高，对，比爱情更高！……你们天天沉迷在‘爱情’之中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到的，那是要你从爱情中脱胎换骨后，才能抵达的境界”。这份领悟将会使“小玲珑”在未来的岁月里知道爱的可贵、珍惜与同情。米小米，面对母亲“拓女子”惨烈的命运与窘困的生存现实，选择成为一名“现实主义者”，在与潘红霞相遇并聆听完潘红霞的故事后，深受震撼，爱的种子开始在“现实主义者”米小米身上萌芽：“也许我是可以爱的，我是有能力爱的，我想爱一次，爱一个人，为我自己，也为我可怜的妈妈。”这个爱的信仰的消息终于经由潘红霞传递给米小米，并且，将一代代地传递下去。

八十年代的遗产与债

可以从《隐秘盛开》辨认出两个前文本：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承志的《心灵史》。但是这绝不止是一次“原画复现”，作者在试图以信仰拯救八十年代超越性的浪漫与梦想时，也在小说中包含了她的反思与犹豫。这一反思与犹豫体现在对拓女子以及米小米的书写上。

《隐秘盛开》由上篇、插曲、下篇、尾声构成。插曲有个与上篇“地上天国”相映照的标题：“人间世”。这个远为现实的人间世在蒋韵所大力背书的“浪漫爱”的信仰中投上了一道阴影，也出其不意地构成了对蒋韵在上篇热情怀念与咏叹的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启蒙）话语的另一个别样视角的补充或撕裂。这个部分讲述了一位农妇——拓女子，在插队知青一时兴起的“知识与文明”的怜悯中，接受启蒙的过程。从文字到文学，拓女子不仅学会了识字与书写，更在褊狭的文学化的文化教育中，在安娜、梅表姐、林黛玉一系列爱情故事的熏陶中，萌生、发育出一个十九世纪人文话语、五四启蒙话语的“浪漫爱”理想。这个浪漫爱理想带给拓女子的，不仅是一份来自文学的感动，更且是一头碰撞于现实铁墙的悲惨生存。她的刚烈的品性，一次次自杀的决绝的反抗，都是出自于对这份“浪漫爱”理想的坚持。事实是，她甚至并没有一位现实心仪的对象，她只是决然地、无望地反抗着贫穷所加诸于她身上的换亲的命运，决然地、无望地仰望着那份理想，并始终“生活在别处”；在这份“爱的信仰”的另一侧面，是与她同样贫穷或更贫穷的，老实憨拙的丈夫对这位换亲所得的烈性女子暴烈行为的不解与容忍，他原本希望与可能获得的贫贱夫妻暖饱温存的生活也被这份来自启蒙的馈赠的“浪漫爱”彻底摧毁。在有关理想、信念的实践问题上，蒋韵再次启动了早期小说中平民承担视角对小知识分子的批判——“我常常问，在我可怜的母亲孤身一人和命运作战的时候，她们在哪里？卡佳们在哪里？这些让她‘睁开了眼睛’的人在哪里？………在她们自己也和生活同流合污的时候，我妈她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壮烈地、没有任何声援任何救助的，用她唯一武器，她的血肉之躯，捍卫着她们让她睁开眼睛看到的东西。”但这一部分的书写更意味深长的，毋宁是这一“浪漫爱”话语的现实所引动的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启蒙问题的再思。在八十年代登临文化舞台并占据主流文化位置的，恰恰是这些“回到城市，回到他们的人群和生活中”的由前知识青年长成的知识精英。这些知识青年的知识谱系、文化构成，奠定了八十年代的启蒙方式的基础，这一诉诸于诗意、浪漫、美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话语，这一过于“上半身”，过于精英主义以及西方化的启蒙话语，在九十年代暴露出它贵族性的薄弱根基与对政治经济学与本土性的盲视所带来的问题。在《隐秘盛开》的上篇中，蒋韵也曾对八十年代这一抒情年代流露出微妙的态度，在总体的咏叹缅怀的叙述基调中，有时会出现一些自我消解、微带反讽的句式，比如：“他们就是这样，已经习惯了文学化地活着。”“挟带着故事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吸引着年轻姑娘的目光，感伤的情绪在甜蜜中泛滥着，苦难变成了高贵的印记。”“把童谣唱成圣歌，那就是他们的特征，也许，是疾病。”可惜的是，这一八十年代反思的主题并没有充分展开，蒋韵也许太执著于给出一份爱的信仰作为对现时代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对抗，以至于在下篇中她不惜让原本有可能提供出批判立场的米小米接续上浪漫主义的命题，从而放过了通过米小米这个人物来展开更为丰富的知识批评与历史反思的可能。在这一部分，蒋韵的叙述危险地滑向了通俗剧模式。

米小米的故事一如电视言情剧的情节：贫家女卖身求学，遇上好心的“恩客”，获资助脱离苦海，修完学业成为京城“名记”，正当柳暗花明又一不幸陡然降临——患上乳腺癌，在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做割除手术时，来到巴黎遇上潘红霞，在潘的影响下，重新焕发爱情的心愿，且奇迹般如预言所示，“朝西走，大海边”，与一台湾男孩相恋，幸运地获得了爱情之神的眷顾。这个充满奇遇奇想与异域风情的故事，不仅没有加深小说“爱的信仰”的说服力，反而使得小说原本具有的庄重色彩染上了一丝流行文化的煽情意味，更重要的是，这一通俗剧叙述，错过了原本可能在米小米身上开掘出的丰厚涵义。作为拓女子的女儿，米小米很早就察觉到母亲身上“浪漫爱”的凌空高蹈，她拒绝这种“生活在别处”的生活态度，首先，她面临的是远比“浪漫爱”要真切现实得多的生计问题：靠什么来挣得大学学费。起先，她在酒吧里陪酒，这样，她可以自食其力而不用再依靠家里苦吃苦做和母亲卖血挣得的一点微薄收入。当母亲被查出患上肝癌时，为了挣到治病的钱，她又跨出了一步，从只陪酒到卖身救母。米小米所遇到的难题，并不是一个个案，农民（以及城镇低收入人群）收入不足以支付越来越高昂的教育与医疗费用，早已是转轨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我们不能设想，若是没有那个极具偶然性与戏剧性的“恩客”的介入，米小米将会怎样继续她的人生道路？“恩客”的出现，使得故事避开了难以应对的现实，拐向了“文学”的叙述。原本米小米在母亲死后并没有接受母亲的遗言：替她完成她的爱情梦想。米小米首先、再次面对的，仍然是她的最现实的生计问题：养活自己，以及交付学费。因此，当之后一系列急转直下的情节将米小米再次推举向爱的圣坛，接续上拓女子“浪漫爱”的主题时，蒋韵放过了原有可能提供出别样视角与思索的拓女子与米小米的叙述线索，原先文本所具有的复调效果，也被这一情节设计所冲淡，从而极大地削弱了《隐秘盛开》更为复杂而丰厚的艺术可能。事实上“浪漫爱”话语所遭遇的现实，在某个程度上正象喻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文主义启蒙话语在九十年代所暴露的软弱无力，彼岸乌托邦高扬的风帆在九十年代的重重危机面前低下了它贵族式精英主义骄傲的头颅。为了重新起航，看清此岸的方位，把只往前往上往西看的眼光往后往下往自身调整一下也许是必要的和必需的。

非常感谢《隐秘盛开》，蒋韵将那个一去不再回的青春年代完美再现了出来，让我有机会重温那个消失了的、诗意的年代。短短二十年，那个年代曾有的理想主义激情、浪漫气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我们怀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止是怀旧，而且是对我们身上所背负的八十年代遗产与债务的清理，只有深刻地不留情地反观我们以及时代自身，我们才能更好地祛除八十年代的幻象，完成一个“未完成时代的自我救赎”（张旭东语），接续上八十年代未竟的梦想。

（《隐秘盛开》，蒋韵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五年版，20.00元）

本文来源：《读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