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共产党人约翰·里德一八八七年出生，毕业于哈佛大学。他很早就表现出写作才华，又有新闻记者敏锐的眼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从美国到了欧洲，到过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巴尔干，又来到俄国，写出长篇纪实作品《震撼世界的十天》。
这是一本很著名的书，一九一九年在美国出版，当年就印行三版。一九二○年列宁为美国版写了序，这本书英文版印行的次数不会少。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又为俄译本写了序，到一九三○年俄译本在苏联已印行十一版。我保存的中译本是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第一版，书脊已残破，纸已发黄变脆，是据同年俄文版译出的。这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版本，俄文版编者加的许多注释和《俄文版出版者后记》中，有许多斯大林主义标记。听说近些年北京又出了两个版本。
里德一九一九年第二次来到俄国，患了伤寒，一九二○年病逝，以第三国际代表的身份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外红墙下。他这本书的政治倾向是十分鲜明的，他认为十月革命将在“已经倒塌的遗迹的废墟上建造起新社会的骨架”，他进而说：“他们正在大地上建造一个比任何天国所能提供的更加光辉灿烂的王国，为了这个王国而死就是幸福。”同时他又遵循着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尽量捕捉那些真实的东西，认真记录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使他的实录有了厚重的历史感。
里德可能是最特殊的，或者说独一无二的十月事变的目击者。他的公开身份是美国记者，临时政府并不回避他；他又是共产党员，指挥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也给他发放通行证。他可以采访克伦斯基，也可以采访托洛茨基，采访各党各派的头面人物。列宁身边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更是像熟人那样同他交谈。他采访大资本家，也采访普通的士兵、工人和农民。重大的事件他都想亲临现场，重要的会议他都想列席倾听。他去工厂，也去前线和军营。他认真搜集各种材料，俄国和外国的报纸和电讯，前政府和现政权的法令、通告和文件，各种会议的演说、宣言和声明，名目繁多的招贴画和街谈巷议。他的书中有各党各派或详或略的政治主张，有不同阶层的思想情绪表达，也有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思想分歧，基本上包含了社会的全部尖锐性和复杂性。他充分表现了士兵和工人积极支持和参加到革命斗争中来，也指明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变成了一切权力归布尔什维克。这本书可以使人们从多角度去解读这个革命，有着长久的魅力。
今天重读里德这本书，留下两个深刻印象。
第一，在武装起义前前后后那些日子里，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以至全俄国，都处在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中。党派和团体数量以千计，每个党都有自己的报纸，各种各样的小册子成千成万册地运往工厂、兵营和农村，各种宣言、通告、文件成吨计，装满卡车、火车运走。当时印出的招贴画数量非常大，在围墙上很难找到张贴的地方，刚张贴的一张很快就被覆盖。一次里德从墙上撕下很厚的一层，一张下面又一张，共有十六张招贴画。他惊呼：“看呀！我一下子抓住了全部革命和反革命！”双重政权更加剧了这种无政府和混乱：既有共和国临时议会和临时政府又有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既有彼得格勒市杜马和市政厅又有彼得格勒市苏维埃。政府有军队，工人赤卫队有武装。克伦斯基主张把对德国的战争打下去，列宁主张俄国士兵与德国士兵联欢。政令的下达，军队的调动，受到各方牵制，临时政府必然是软弱无力的。
局势是一天一天的更加混乱了。成千成万的兵士正在离开前线，开始像狂澜怒潮一样，漫无目标地在全国各地流动着。唐波夫省和特维尔省辖区内的农民不耐烦老是等待着分配土地，他们被政府的高压政策所激怒，群起焚烧地主庄园的房屋并屠杀地主。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和关厂，使莫斯科、敖德萨和顿河流域的煤矿区陷于痉挛状态。运输系统瘫痪不灵，军队在挨饿，大城市里没有面包。
里德看得很清楚：“临时政府一方面受到民主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又受到反动派的攻击，什么事也不能做。”他还写道：“克伦斯基亲自到共和国临时议会来过两次，他很激动地吁请举国一致，有一次竟泣不成声。会众无动于衷地听他说下去，并且不时用冷嘲热讽来打断他的话。”当时各种各样的会议通宵达旦地举行，会场多混乱不堪，人心浮动，对合心意的发言鼓掌欢呼，对不合心意的发言起哄、詈骂甚至挥动拳头威胁。武装起义成功已经半个月，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
第三天，列宁突然出现在讲台上。整个大厅里像发狂似地乱了不下十分钟。大厅里发出狂叫：“打倒他！我们不要听你们人民委员说话！我们不承认你们的政府！”
列宁非常泰然自若地站着，两只手紧紧按着桌子，然后若有所思地用他那眯成一条缝的眼睛环顾了一下那些发狂似的人群。最后，鼓噪的声音好像消失了，只有右边的座位还在继续喊叫着，并且发出嘘嘘之声。
这种极度的无政府和混乱，在历史上法国大革命可能是一次，后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
第二，布尔什维克以武力推翻临时政府，独揽政权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遇到了强大的反对。立宪民主党反对，社会革命党反对，孟什维克反对，国际主义者派（即高尔基的《新生活报》派）反对，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派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知识分子群体反对，布尔什维克内部也形成强大的反对派。有人甚至断言：布尔什维克政权存在不了三天。（这与当年中共夺得政权时的情景不同，那时当然也有不少敌视和反对中共的，但总体上各行各界、各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及广大民众，基本上是认可和拥护中共的，颇有点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意思，被中共打败的国民黨也分裂出一个中国国民黨革命委员会拥护中共。）里德曾记下这样一幕，按他的说法，“当时是一种了不起的景象”：有三四百人要越过警戒线，其中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有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有克伦斯基的战友。他们当中很多人就是正在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站在最前列的是彼得格勒市市长、生着灰白胡子的老人斯莱德和临时政府粮食部长普罗科坡维奇，他是在今天早晨被捕而又被释放的。”他们坚决要到冬宫去，有的还拿出代表证，要与临时政府共存亡。警戒的水兵不放他们过去，他们喊着“向我们开枪吧”，水兵又不能开枪。他们终究也没有过去。里德在另一处写道：“托洛茨基来到外交部，命令官员们把和平法令译成各种外国文。六百名官员当他的面提出辞职书。”农业部、粮食部、财政部、劳动部、社会保障部等等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银行或关门，或不支付现金，或藏起金库钥匙，铁路不发车，连电话局的少女们也不接线。里德说“差不多一切知识分子都反对布尔什维克，因而苏维埃政府无处去招募新的干部”，“斯莫尔尼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令人担忧的还不在于出现了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而在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出现了深刻的分歧。里德写道：“就在斯莫尔尼本身，在布尔什维党的队伍里，一个反对列宁的政策的强大反对派生长起来。十一月十七日（旧历四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厅挤满了人。气氛很险恶。”布尔什维克派拉林提出恢复出版自由的决议案，列宁的代表提出继续取缔出版自由的决议案，争论非常激烈。托洛茨基发表演说为列宁派的议案辩护，列宁也亲自出面发表演说。结果拉林和社会革命党的议案以二十五票对二十票被否决，列宁派的议案以三十四票对二十四票被通过。布尔什维克的梁赞诺夫和罗左夫不同意列宁派的议案，他们声明说不能投票赞成任何限制出版自由的议案。社会革命党声明说，不再对所发生的事件负责，退出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其他的负责职位。人民委员会有五个委员退出：诺根、李可夫、米留亭、特奥多罗维奇和施略普尼柯夫。其他一些委员也在这个声明上签了名但并不辞职，他们是梁赞诺夫、出版管理局的杰尔毕舍夫、国家印刷所的阿尔布左夫、赤卫队的尤烈涅夫、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费多洛夫和法制编纂局书记拉林。基于同样理由，加米涅夫、李可夫、米留亭、季诺维也夫和诺根宣布退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列宁的反应是迅速和坚决的。施略普尼柯夫和特奥多罗维奇服从党的纪律，又回到他们的岗位上。加米涅夫被免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季诺维也夫被解除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权。十一月二十日《真理报》发表了列宁拟稿的《告俄国人民书》，印了几十万份，散发全国各地，贴在各处墙上，严厉谴责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逃兵和工贼的行为”。
里德在自序中说：“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一整年，还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起义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它确实是一个冒险，而且是历来人类所从事的最惊心动魄的冒险之一。”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对这个冒险始终毫不动摇的只有两个人。“一切人中最适合于自己的角色的，那是强者中的两个最强者——列宁和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冒险成功，以克伦斯基为总理的临时政府被推翻。历史的吊诡是：这个短命的临时政府所定的白蓝红三色旗就是今天俄罗斯的国旗。
里德的书描写了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认真读过并给予极高评价。布尔什维克诸领袖人物可能都读过这本书，其中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评论不应被忽略，对他们的评论也值得再评论。
里德说：“在那些知识分子当中，独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赞成武装起义。”他又说：“除了列宁、托洛茨基、彼得格勒的工人和普通士兵以外，也许别人从来没有想到布尔什维克保持政权会超过三天……”斯大林对里德的这些说法是非常反感的，这有损于他标榜的一贯追随列宁并且是列宁的学生和接班人的形象。
有人在党员中间加紧散布谣言，说整个中央委员会曾经反对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举行起义。……
同志们，这不单是谣言。有名的约翰·里德在他的《十日》一书中就写到这件事。约翰·里德离我们党很远，当然不会知道我们十月十日秘密会议的经过，因而就上了苏汉诺夫之流的先生们编造的谣言的当。……
我们以前确实没有注意到像约翰·里德那样的错误，也没有设法纠正这些错误。但是在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发表以后，对这些奇谈已经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分裂所以没有发生，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论反对派》，81—83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第一版）
这里不评论是非只评论事实。里德并没有旁听十月十日布尔什维克中央的秘密会议，他的叙述也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准确的，但就对事情实质的把握而言他的感受是不差的，并非是什么奇谈。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反对温和妥协的政策，抵制预备国会，主张武装暴动，他这些意见在布尔什维克上层得不到支持。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真理报》发表了列宁的《四月提纲》，第二天就发表了加米涅夫的《我们的分歧》，明确说列宁的提纲是他个人的意见，《真理报》和党中央都不赞成。列宁很执著，不断从他的隐藏地写信，既写给党的上层也写给基层，坚持他的主张。布哈林就曾提到，中央委员会经过表决把列宁这些信都烧了。列宁为表示抗议，也曾提出辞去中央委员之职。
斯大林提到的十月十日的会议，是在苏汉诺夫的家举行的（苏汉诺夫当时不在家也不知道，他的夫人是布尔什维克），二十一位中央委员有十二人到会，开了十个来小时，两票反对十票赞成通过了列宁提出的武装暴动的决议案。在布尔什维克上层，反对起义的不仅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还有卢那察尔斯基和梁赞诺夫等多人，还有些人表面上同意心里反对。加里宁曾说：“我们实际上走进武装暴动了。但什么时候才是可能的呢？则无人知道，也许要过一年之后。”他这样赞成列宁的议案也是意味深长的。
在反对武装暴动立即夺权的人中，也有斯大林，只是他很会韬光养晦。八月三十一日，斯大林在党报上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文章《所不应为之事》，这篇文章就是反对准备武装暴动的。十月十六日又召开扩大的中央委员会议，列宁提出新的议决案“所有的组织及所有的工人和兵士各方面加紧准备武装暴动”，二十票赞成两票反对三票弃权被通过，反对的两票仍然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也提出一个议决案“未曾与苏维埃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们商议不许有什么举动 ”，虽然以十五票反对六票赞成三票弃权被否决，也透露了某些真实的情绪。第二天加米涅夫在《新生活报》发表声明说：“不仅我和季诺维也夫，而且有许多实际工作的同志都认为……不得苏维埃大会同意，而且在大会开会之前几日，由我们发起一个武装暴动，是不可容许的行动，有害于无产阶级和革命。”十月二十日斯大林又在党报上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声明并加了一个“同情”的“编者按”。对此托洛茨基加以谴责，斯大林提出辞职，只是鉴于当时情况没允许他辞职。
事实是，在《四月提纲》、武装起义、《布列斯特和约》、对波兰的战争、出兵格鲁吉亚等重大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上层一直存在着深刻分歧，几次面临着分裂的危机，对此大家都心知肚明。列宁逝世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担心党会分裂，后来果然分裂了。斯大林不顾及这些真实情况，任意曲解历史，自然有他的目的。几年后他就不再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而说他们是反列宁主义的，他们都成了他的刀下鬼。
托洛茨基对里德这本书总体上是很欣赏的，他在自己最大的一部著作三卷《俄国革命史》关于十月革命的章节中，多次引用里德的书。他对这本书也有所批评。
里德是个非常敏感的观察家，善于将革命中决胜负的那几日的感情和热情写在他的书里面。……但在事变之火中工作，在走廊内，街道上，火堆前写笔记，记下偶然听来的谈话和残句，加以必须经过舌人——这一些就使得部分的错误成为不可避免的。里德说的十月二十一日会议的故事就是他的书中最明显的错误之一。为了暴动“必须有个全俄国的苏维埃基础”——这话绝不是列宁说出来的，……列宁也不会说二十四日暴动是太早的……（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三卷，280— 281页，历史研究社一九四一年版）
就事实而言，并不存在里德所说的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十月二十一日会议，列宁也可能并没有说过里德加了引号的这段话：“十月二十四日发动太早了，因为起义必须有全俄的基础，而在二十四日那天所有的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没有到齐。另一方面十月二十六日发动又太迟了，因为到那时候代表大会将被组织起来，而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会议是难于采取迅速而坚决的措施的。我们必须在十月二十五日——代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发动。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代表大会说：‘政权就在这里！你们打算把它怎么办？’”就事理而言里德加了引号的列宁的话也差不到哪里去。列宁激烈地主张武装暴动，但也不是不想有个全俄多数人支持的基础；列宁说过胜负就决定于这几天，同时他也不反对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十月二十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只有十五名代表报到，第二天有一百名，第三天报到者有一百七十五名，其中一百零三人是布尔什维克，要有四百名代表才够法定人数。加米涅夫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上对里德说：“如果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得成，它将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情绪。如果照我所料想的，布尔什维克在大会中占有多数，临时政府就要下台，把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掌握……”后来的实际情况是，十月二十五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在攻打冬宫的炮声中开幕的，会场上不时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会议进行中就传来已经逮捕了临时政府几位部长的消息。绝大多数党派和组织不肯接受武装暴动的既成事实，纷纷宣布退出代表大会并离开会场，会议主席团从多党派变成几乎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里德的叙事有错的地方，引录的列宁的话很可能不够准确，但并不乖情悖理。
九十年前的这个革命早已尘埃落定。我想起了在里德写这本书的同时，卢森堡对十月事件的评论：“这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而且这试验是在想象得到的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如果认为在如此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工人专政的试验中，俄国所做的一切正好就是完善的顶峰，这确实是一种荒谬的设想。”
二○○七年三月十六日
- 作者：靳树鹏
- 来源：《读书》 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