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太平洋的风

今年是十月革命的一百周年。十月革命的意义不用多说，这场革命让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祖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整个二十世纪都被打上了十月革命的印记。但是，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来说，与其说是生活在十月革命开创的世界中，不如说是，生活在革命世界的失落中，生活在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阴影里。

革命失败了，认同革命的人相比无产阶级凯歌前进时期自然少了很多。但只要革命要消灭的对象还存在，向往革命的人总会涌现出来。对于这些人来说，如何对待十月革命开启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革命是壮丽恢弘的，令人神往。当资本主义重新占据全球之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切也都显得异常美好。但无论我们多么认同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史，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这场巨大的社会实验已经失败了。历史不能倒带。历史对我们的价值，只能是提供经验，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发，创造新的革命和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在革命失败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运动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不得到彻底的清理解决，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就难以往前进步。

所以我就准备借着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的机会，围绕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些问题，写一些反思性的文章。观点不一定对，主要为了抛砖引玉，引发一点讨论和思考。

这篇文章准备谈谈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基础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

我们知道，对于上一次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种种解释里，有一种说法比较“唯物主义”。这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生产力条件尚不具备。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要适合于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之上的，而社会主义是推翻资本主义之后建立起来的，那么它所依据的生产力，至少是高于等于机器大工业。对于一些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相应的生产力基础，必然失败，还得退回到资本主义。

十月革命爆发在俄国，另一个跟随俄国人的步伐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是中国。在革命前，这两个国家都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两个国家的工业产值都低于农业产值，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小农，大多数劳动者都是文盲。熟悉马克思著作的人几乎都会认为，在这样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

所以，在十月革命爆发后，普列汉诺夫就明确反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尚未带来，不同意无产阶级独立掌握政权。

“我国的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建立自己的专政？凡是稍微了解无产阶级专政要以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以坚决否定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不，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在我国居民中无产阶级不是占多数，而是占少数。然而只有当它占多数时，它才能成功地实行专政。这是任何一个郑重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会反驳的。”（普列汉诺夫《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1917年10月28日《统一报》第173号）

当然，普列汉诺夫也不是按照公式机械套用。他反对俄国无产阶级夺权，同时也认为当时的德国人，或者法国人和英国人同样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所谓“发达国家缺乏主观条件，落后国家缺乏客观条件”，这是后世评价家的老生常谈。

列宁是如何回答这种质疑的呢？在著名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批判了苏汉诺夫等人所说的“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观点：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论我国革命》 （1923年1月16日和17日）

列宁的论述有几个层次，第一，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物质文化水平，大家都同意。但是，第二，达到这个物质文化水平的方式未必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道路，在革命工农政权的领导下，也可以努力将物质文化水平发展到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程度；第三，革命政权在落后物质文化水平上建立起来的，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向社会主义进军的过渡阶段。

在列宁看来，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已经掌权，实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条件已经具备；但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即文化水平还不够，因此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进行文化革命，即发展生产力，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党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

“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论合作社（1923年1月4日和6日》）

列宁是在领导全党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之后，才说下这些话的。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攻势败下来之后，列宁决心后退，先把建设共产主义的基础打好。这个共产主义的基础包含物质生产力和劳动者文化素质两个方面。

物质生产力的条件

物质生产力方面，列宁认为必须实现全国的电气化，以电气化为基础，让全国的工农业和运输业达到现代化水平。

“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作过对比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维持的，要铲除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我国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12月）》）

那么现实中的苏联是否达到这个水平了呢？就工业而言，苏联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确打下了建立电气化的基础，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问题在于农村地区的发展情况。农业人口在苏联总人口占比很高，直到十月革命60年后的1977年，仍然有近40%的人口从事农业。农村地区长期未能普及电气化，1953年时只有15%的集体农庄用上了电（《苏联兴亡史纲》第299页）。苏共中央1966年通过《关于1966年—1979年苏联农业的电气化》决定，计划“到1970年年底之间，应保证基本上实现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的家庭电气化”。但一直到1970年代后期，农村用电才实现普及，不再用传统的油灯和松明子照明。（《苏联史第八卷：勃涅日列夫的十八年》第50页）

苏联种植业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但化学化水平不高，到“1978年，全苏46%的谷物播种面积施不上化肥，有些谷物产区施肥也很少。”（《1979-1982年的苏联农业》，刊于《1982年苏联经济》）

苏联构建了连接大城市和工业能源中心的铁路公路网，但是在农村地区交通方面，发展水平并不高。“到1977年，全国农村仍然只有17%的农庄和农场有硬路面的公路；每个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平均拥有硬路面不足10公里，全国还有近4万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没有硬路面相通。”（《苏联史第八卷：勃涅日列夫的十八年》第49页）

因此，即便在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建成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时，也还没有完全发展出新社会所需要的物质生产力基础。

中国的情况则更差一些。在广大农村地区，一直到人民公社解散后的八十年代才通电。硬化路面的公路更是到21世纪之后才逐渐覆盖大多数乡村。

如果农村没有实现电气化机械化，小农经济还没转变为现代化的大农业，按照列宁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没有资本主义稳固。所以，中国的改革直接从拆散农村集体经济开始，而且阻力相对城市的改革而言，小很多。

苏联解体时，全国的电气化水平是相对比较高的，农业也实现了比较高水平的机械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优势并不像在中国那么明显，甚至还不如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这也直接体现在两国的改革结果中。中国转轨相对顺利，关键是因为农村为资本主义发展准备了廉价的无产阶级后备军。虽然苏联的计划经济问题重重（我们后面还会讨论），但相比转轨后非常混乱低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显示出了自身的优越性。

劳动者文化水平的条件

实行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怎样，列宁没有给出详细的论述。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提到要把农民提高到“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水平，具体说来就是能够识字，知道读书看报，有足够的见识。除了“有足够的见识”比较模糊以外，其他两点是比较明确的。

“在这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适合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论合作社（1923年1月4日和6日》）

十月革命前俄国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是很低的，只有21%的人识字，百分之八十的学龄儿童没有机会上学。正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列宁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工作：

“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是对那些一直沉湎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幻想之中的人的一个严厉警告和责难。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多么繁重的工作，才能在我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真正达到稍高的文化水平。”（列宁《日记摘录（1923年1月2日）》）

到1939年，苏联识字人数在9-49岁的居民中占87.4%，其中在男子中占93.5%，在女子中占81.6%。1940年，苏联在普及教育学校中受过教育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苏联人口七十年》第217-220页）也就是说，在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三年之后，苏联仍然未能实现列宁所说的人人识字，而从受普及教育的比例看，估计也没有实现人人会读书看报。二十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但是列宁提出的文化水平的目标尚未达成，在这种基础上“建成”的社会主义，出现某些缺陷也就难免了。

中国的情况比苏联更差。1964第二次人口普查公报中说：

“1964年6月30日，28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2,875,401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有9,116,831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有32,346,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95,824,459人，13岁以上不识字的人口有233,267,947人。”

也就是说，在宣布建成社会主义（1956年）的八年之后，中国仍然有许多人都不识字，读过初中的人不多，识字的人中会读书看报的仍然较少。

因此，苏联和中国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时，都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新社会劳动者所需要的文化水平。

但是，中国和苏联的教育发展还是很快的。比如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中国，到了2010年，只有少于5%的人是文盲了，大多数人都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那这时候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条件是不是就具备了呢？

这方面的条件是具备了，但更重要的条件——苏维埃——没有了。失去了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哪怕人人都有大学文凭，也无济于事。

对列宁标准的反思

列宁提出的文明条件的标准是不是完备呢？我觉得从历史的轨迹来看，可能还需要补充。以物质生产力为例，单纯的电气化是否能为共产主义打下物质基础呢？

我认为还不够。在经济方面，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相对于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经济计划。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企业各自为政，通过市场形成价格，而这个价格成为各个企业进行经济计算的基础。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中央计划机构需要获取全部生产单元和消费者的信息，通过计算得到合理的生产计划，再下发给生产单元。生产单元也需要不间断地与中央计划机构交互信息，以调整计划的基础（生产技术矩阵）和应对突发事件（突然的断电、灾难）等。可以说，现代化的通信系统和计算系统是电气化这套硬件之上所必须的软件，没有这套软件，仅仅靠办公人员通过电话电报联系，是无法发挥出计划经济的优点的。

因此，在物质生产力方面，除了电气化，还需要信息化。当然，列宁没有见到信息时代，他又不是神仙，肯定提不出来。而经历了信息革命的我们，则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而就文化方面而言，很明显，关键在于列宁说的“足够的见识”意味着什么。

这个见识，是否包括懂得如何做一名合格的选民，如何看待公有制这些政治方面的见识？这个见识，是否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生活状态的了解，并且能够与社会主义劳动者做相对细致的对比呢？更进一步说，这个见识是否包括懂得如何参与工厂的管理，甚至于参与国家的管理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在讨论改造国家机关的问题时，会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