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太平洋的风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需要着手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差别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个被压迫阶级的国家。那么，这种根本性差别如何反映到国家机关的具体组成和运作上呢？
就一般人的印象而言，苏联的国家机关与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相去甚远。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有的那些坏毛病，比如官僚主义、漠视群众利益、警察统治、贪污腐败等，在苏联的国家机关中都普遍存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加严重。不少人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因为其国家机关太糟糕所致。
那么，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应该是怎样的呢？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当然讲到过，但是那仍然只是基于巴黎公社的经验所做的一些设想，在俄国革命的具体进程中，在建立和改造国家机关的具体实践中，列宁有没有对这些设想做出重大的修改呢？
有人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就放弃了《国家与革命》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原则性规定。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列宁仍然将苏维埃共和国视为“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的新型国家”，并且提出了落实无产阶级国家本质的关键性措施，除了普遍的和经常的选举等等，最重要是基于现实情况提出了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和让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
“只有依靠苏维埃国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一下子打碎和彻底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不然就不可能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不论在君主国或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官僚主义是随时随地把国家权力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连在一起的，而目前在俄国却已完全摧毁了官僚主义这座堡垒。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我国远未结束。官僚们一方面利用居民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另一方面利用城市工人中最觉悟的阶层忙于几乎超过人力所及的极度紧张的军事工作，企图夺回一部分他们已经失去的阵地。因此，要使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就，继续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绝对迫切需要的。
“这方面的工作同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历史任务，即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这一任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工作应当是：第一，使每一个苏维埃委员必须担任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第二，不断变换这些工作，以便能接触与国家管理有联系的全部事务和一切部门；第三，采取一系列逐步的、经过慎重选择而又坚决实行的措施，以吸引全体劳动居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俄共（布）纲领草案》）
为什么列宁不是把关注点放在经常性选举的落实，而是放在反官僚主义和群众参加管理这两方面呢？因为无产阶级的权利如果仅仅在于选举代表，那么这一权利与实际的国家管理之间还隔着一层。也就是说，无论群众有着怎样充分的选举权和召回权，实施管理的人毕竟不是群众自己，还是要通过代表来进行。被群众选举出来的代表，陷入到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就有可能出现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因此，一方面是反对官僚主义，而另一方面则是，让群众“独立”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独立”二字尤为关键，提现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关建设思想的精髓。
但实际情况如何呢？在1922年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虽然列宁回应批评者说，“就算我们的国家机关糟透了，但它毕竟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经创立”，但他也坦承，政治上先进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官僚机构面前败下阵来。列宁甚至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党征服官僚机构，还是官僚机构征服党。很明显，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究竟缺少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这像我们小时候上历史课听到的情况。我们听老师说过，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于是征服人家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则成了战败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联邦的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4700名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的支配呢？”（《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我们知道，列宁晚年疾病缠身，但一直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忧心忡忡，在去世前先后口授了《日记摘录》、《论合作社》、《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等文章，这些文章关注的问题包括如何实现从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如何改造国家机关等社会主义建设所必然面对的大问题。由于新经济政策已经逐渐走向正轨，但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却没有得到遏制，所以列宁对如何改造国家机关做了大量的思考。
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谈到了国家机关的状况。在列宁看来，苏联“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而且“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瞎忙使我们看来像是在工作，实际上却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
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列宁认为，改造国家机关的关键，在于人。没有人，一切都是空谈。那么，需要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有哪些人可以用来建立这种机关呢？只有两种人。第一，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这些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倒是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无法办到。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而做这件事情所必需的正是文化。在这里，蛮干或突击，机敏或毅力，以及人的任何优秀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第二，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而我国比起其他各国来这种人少得可笑。
“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才，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列宁从实际斗争中认识到，光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却没有人有能力落实这些制度，对抗不过管理着国家日常工作的官僚机构，对官僚机构的抵制如怠工等毫无办法，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也迟早蜕变为专政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所以，改造国家机关，关键是要有追求社会主义、同时又有足够高的文化、通晓管理国家的知识的优秀人才。
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如此看重文化的原因。列宁晚年多次提到文化革命，这不仅仅是发展大工业的需要，更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文化革命不仅仅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更是意味着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列宁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详细阐述，但是他在讨论消灭旧文化残余时，提到了“深入日常生活”，“习惯”等等，说明他认识到文化不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而且是一整套价值观念，以及在这种价值观念指导下的生活。
“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尽管历史不容假设，但可以想象，如果苏联劳动群众已经完全摆脱了陈旧的官僚文化，把参与国家事务当成一种习惯，当成他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基本的东西，后来的历史是否会有所不同呢？其实，中国文革中大提“两个决裂”，批判孔孟之道等等，其目的也是为了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但问题在于，这种新文化的建立是否深入到了日常生活，成为群众的习惯？如果社会主义文化已经像空气一样，每天都被人呼吸着而不自知，那如果有人要夺走空气，就一定会有人感到窒息。
除了文化革命，列宁还认为，应该通过让基层劳动者参加管理的方式，来改造国家机关。
列宁提出，让工农群众直接参加党的监督机构，帮助党改造机关。
“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但实际情况让列宁认识到，设置一些监督机构虽有意义，但不能从根本上保证，最有效的办法是让工人参加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决策机构。所以，列宁非常明确地提出，应该让普通工人出任党的中央委员。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的情况下，让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说，列宁希望普通工人成为中央委员会中的主要部分。
“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查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给代表大会的信》）
让大量普通工人参加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对抗官僚主义，中国在文革时期也实施过。文革期间的九大和十大上，都有大量基层工人和农民当选中央委员。
作为实现“全体劳动居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的一个中间步骤，基层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是合适的，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基层工人能够进入中央委员会，哪些工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又都是党来确定的。如果党的高层有意对抗官僚主义，那自然可以提高中央委员会的普通工农比例；如果党的高层已经被官僚主义者占据，那么普通工人完全可能被清洗出中央委员会，或者说让一些官僚冒充“普通工人”进入中央委员会。
所以，列宁，包括中国文革时期毛主席的一些做法，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是作为一种制度起作用，而只是让一部分人平衡另一部分人的措施，只有当这种措施固定化成制度，而且能确保这种制度能够实实在在的施行，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怎样的制度保证普通劳动者独立参加管理工作，或者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应该如何运转。下一篇继续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