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acanlee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个佛教徒，他们的人生观是否具有相似之处？也许，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挑衅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对立的两级，能有任何同一性吗？当然，形而上学者眼中只有绝对的对立，对于处于相互对立关系之中的两个事物来说，同一性是不存在的；但是对于辩证论者来说，对立之中有同一，不过这种同一性并不是在与对立性在同一个层面上发生的。比如，佛教的本体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从本质上来说是绝对对立的，但是他们在人生观上则可能具有相互交融之处。那他们二者的同一之处到底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单独进行考察。more

一、 佛教的人生观

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而外来事物进入中国都必须采取中国的形式，必要的时候还必须把内容甚至是最基本的内容加以改变，佛教当然也不能例外。像净土宗这样的佛教支流，可以说是已经被彻底中国化的佛教。其信徒大多已经没有了对“自我”的彻底反思，没有对“涅磐”的向往，只是一心想着念念“阿弥陀佛”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种懒人和胆小鬼最喜欢的宗教，这不是真正的佛教，或者说，这是一种失去了激进色彩的佛教。佛教，当他把自己定义为一种教育体系的时候，已经宣告了自己对真理的掌握，宣告了自己准备以自己的力量向这个虚幻的世界宣战，这场战争谁胜谁败，没有人能够完全断言，虽然佛祖说现在已经是“末法时代 ”，不过，如果他在两千多年前依然知晓了“末法时代”的必然来临的话，为什么他还要这么用心良苦的传教呢？这只不过表明了佛祖本人向不可能宣战的决心，所谓向不可能宣战就意味着不可能是可能的，事在人为。我个人觉得，真正的佛教的人生观是一种充满了朝气的，积极的，具有强烈斗争意义的人生观，它告诉人们，必须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两个生活不是一个生活），才能在生活之中获得人生的完全，或者获得对不完全的超越。很多人肯定会觉得这是扯淡，因为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衣衫不整，两眼无神，看起来相当颓废的和尚尼姑，如果他们的人生观积极的话，应该不会向世人呈现这样一个不太良好的面貌，所以说他们具有积极的人生观是一种没有依据的臆想。我这里举这样一个比较肤浅甚至有些极端的反对意见，不过是为了引出这样几点解释：一，鉴于现在的世界处于末法时代，而且还是商品经济时代，所以，有能力（思维能力，意志力，慧根等）的和尚已经很少了，而且有能力的和尚之中不爱世俗之欢乐的就更少了，所以，要想了解佛教，大可不必以马路上走着的几个和尚为窗口。二，佛教的本体论是建立在“刹那存在论”以及“二谛”说和十二因缘等基础上的，这种本体论已经排斥了一般人所具有的对感官的真实性之确认，也就是说，认为一切有情皆生活在真实的不真，或不真的真实中。虽然“菩提在世间”，但同时“世间即涅磐”。所以，一般人（或称“凡人 ”）所看重的东西，“觉醒”或“开悟”了的人并不一定看重，所以修行之人衣衫不整或者不修边幅都是可以理解的。三，我们说佛教的人生观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这里积极有两层涵义：首先是作为体现在表面的每天对待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是乐观的，充满了激情（由于佛教排斥凡人之情，那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对生活的不颓废，不悲观的态度。）;然后则是蕴藏在内心深处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不会为一切困难所击垮，它没有失败。因为作为拥有这种深层的积极性，这种力量的人来说，它的处境在成功之前都是失败，行动不是从失败和成功之外的某处出发，而是从失败出发，在失败之中不可能有再次失败，即失败之失败。所以，真正的佛教的人生观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超越精神的人生观。而他之所以积极，如果从本体论上的根源来探讨的话，在于他在唯心主义道路上的彻底性，从而看破了生活中一切“虚幻”的东西，把人生目标指向的具有超越性的某物之上。

二、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

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这一词组也许是我的杜撰，人生观其实就是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而所谓意义是一个价值哲学的范畴，表征客体对主体需要之满足的程度。然而，现实中的人们是如此的不同，因而每个人都具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需要，那么，要对人生意义的问题进行一个超越个别性的探讨似乎就成为了一种不可能进行的工作。但是，当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时，他就已经宣布了一种新哲学的诞生，他的社会观是建立在“关系本体论”基础之上的，超越了超越的社会原子论和有机体论。马克思实际上“是把人性看作人的个体的转换的现实来思考，至少要如实考虑人的个体的转换性。并不是指理想化的放在每个人的个体（作为形式或实体）内部的转换性，或是在人的个体外用于区分等级的转换性，而是存在于个体之间的，因为它们相互之间进行各种各样的作用。”（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的个体“既不是霍布斯和边沁所谓的‘单子’，也不是奥古斯特.孔德所说的‘伟大生命’。马克思在此找到了‘集合’这个词”。“显然，他希望避免运用意为‘所有’或是‘全部’的‘das Ganze’一词。”(同上书)

我花了比较大的功夫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点，无非是要为对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讨论确定一个基础。如果我们知道了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主体是什么含义之后，再去思考什么东西是对主体有价值的问题，应该就不会完全白费功夫。上面那一段文字只是从宏观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点进行了一些阐述，下面我们再借助精神分析学从微观上进行一些解释。人就是关系，个人是关系的产物，同时又是关系本身，从个体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并没有有先于社会关系而存在的个人，因为任何作为一个人（如果他能成为一个人的话），就必须让象征秩序进入他的“身体”。自我是一个“他者”（拉康的L’Autre），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纯粹独立存在着的自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他人，就没有自我。简言之自我借助他人而诞生，依赖于他人而存在。那么对于这样存在着的“个人”来说，应该怎么样来布置他的人生呢？从上面的讨论出发，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某个行为被视为有意义的，那么这个行为必须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者改善人的生存状况。当然，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到底什么是需要，如何看待需要；而“改善”又是朝着一个怎样的方向的“改善”？说道需要，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区分了“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也就是说，有一些需要是被制造出来的。如果不对虚假需要进行排除，那么要建立比较合理的关于需要的观点就不太可能了。现代工业社会，不仅生产着产品，而且还生产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人们的价值观，理想，审美眼光。在这个社会中，一切超越体制的向度都遭到拒绝，人们是在规定道路上的人们，甚至连他们最最远大的理想也在这个规定的道路上。所以，我们就必须超越现存体制来讨论需求问题。我把需求分为两类：一是基本需求，二是发展起来的需求。基本需要就是衣食住行，以及性和爱。这些需求是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需要的。而发展起来的需求就是审美，娱乐，科学探索等需要受过熏陶即被发展过的人的才具有的需求。到此，就必须把上面提到的关于“改善”的方向的问题引入讨论了。改善就意味着现实是有缺点的，需要得到改正。那么，现实的缺点是什么呢？用青年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人的异化。体验出来就是，两极分化，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压抑郁闷，无聊，乏味，粗糙等等。这些东西在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比比皆是。看过卡夫卡，加缪，波德莱尔等人作品的人可能从另一侧面对“异化”一词有一些体会。因此，改善的方向就应该是消除异化，走向自由，走向人的全面发展，这里发展其实就是发展人的需要，让需要变得更全面。甚至，让劳动也变成一种需要，而这在广泛存在着异化劳动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

由此，我们可以正面阐述一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了。人之存于世间，不过短短数十载，一方面应该尽量为自己的基本需要而努力，另一方面也应该为变革社会而奋斗。有时候，前者更重要，有时候后者更重要，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着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循序渐进发展的时期之时，追求个人幸福自然要略微重要一些，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发展个人的生存条件同时也就发展了社会；然而当着社会进入了一个不改造自身就不得发展之时，变革社会就成了重中之重，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一个人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只要他还没有被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思想彻底俘虏的话。在这样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人生观认为变革社会是第一要义，为此目的，可以舍弃一切。当然，另一方面，寻常的幸福也是很美好的，值得每一个人去追求。不需牺牲的时刻不要轻言牺牲，应该牺牲之时就应义无反顾地去牺牲，应为牺牲同时也是一种获得，一种占有。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是建立在社会观基础上的，他同样也是看透了生活再热爱生活。

二者的比较

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建立在彻悟之上的激进人生观。（虽然，二者所要彻悟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激进就意味着原则上的永不妥协，在佛教这边是不向虚假的世界妥协，在马克思主义这边则是不向不合理的制度妥协。之所以不妥协则是因为这是一场向着胜利的失败的出征，他一直是在失败之中的，在失败中挣扎。因为正经历着失败的状态，所以对失败就没有任何畏惧可言。因此，许多中国的革命者都熟谙佛学，比如梁启超，比如谭嗣同，当然，还有毛泽东。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从失败中出发，向着具有超越性的目标进发，这是二者最大的共同之处。（再次说明：两个生活不是一个生活。对与佛教而言，后一个甚至是没有生活；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后一个生活是对前一个生活的扬弃。）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佛教的人生观是建立在一套唯心主义理论之上的，他所关照的人生苦难是生老病死这些是十分正常的自然现象，而把社会的不平等问题纳入了能够消解人们对不平等问题之控诉的理论之中。它把个人与社会完全割裂开来了，同时也意味着对真正的苦难的回避。可以这么说，佛教的人生观是错误道路上的正确路线。

以上就是我对佛教人生观与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异同（主要是同）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