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13日，在乌克兰的尼古拉也夫茨克市，两名原“乌克兰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乌克兰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成员被国家安全部特工逮捕。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2002年10月公安部特工曾试图逮捕他们，但被逃脱了，这次被捕时，后者开枪，重伤了两名特工。12月15日，海港城市敖德赛共青团第一书记、尼古拉也夫茨克州“全乌工人同盟”副主席安德烈·亚科文科被捕，他被指控触犯乌克兰刑法第4条第258款：“建立地下恐怖组织，试图以暴力推翻宪政当局”。同日在首都基辅，安全部和司法部特工对左派记者尤·达库金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后者的电脑设备，以及大量手稿、印刷品被特工带走。达库金属毛泽东派，是“乌克兰工人运动协调理事会”核心成员之一。12月26日，“全乌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头头，斯大林派耶·普加乔夫的住所被搜查。在此期间，另有9人被捕，其中包括4名俄罗斯公民和1名摩尔多瓦公民。被捕的俄罗斯公民中，有托洛茨基派组织“工人民主”成员伊·罗曼诺夫和俄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阿·普列沃，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们被发现拥有冲锋枪和子弹。目前，所有被捕者都被关在尼古拉也夫茨克市各区公安分局的看守所和预审监狱中。据“"乌工盟”"的消息说，亚科文科等人在受审时遭刑讯。原苏各共和国左派中，武装斗争路线由来已久。1993年10月，当叶利钦和议会斗的你死我活时，莫斯科郊区的一批共产党员组成了战斗队，企图占领当地的政府机关，结果被警方打死打伤大半，剩下的交了枪。1994年春天，彼得堡的几个青年共产党员抢劫保安公司以夺取武器，被国家安全人员当场逮捕。行动负责人巴格丹诺夫（斯大林派，当时25岁，中学教员）受伤，后被判5年监禁（已出狱）。1995年，共产主义工人党莫斯科组织成员谢·龙金（时任俄总检察院上尉军官）和另几个党员被捕，原因是暗杀一名商人（本人供认不讳）。龙金最终被判刑11年。1997年，俄“革命共青团”成员索科洛夫（男，26岁，原托派，后转为格瓦拉派，工人）被捕，原因是他曾对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雕像搞爆炸（本人已供认不讳），被判入狱两年。1999年初，无政府主义者拉·罗曼诺娃（在乌被捕的伊·罗曼诺夫前妻）被捕，当局指控她企图暗杀克拉斯纳。
乌克兰的革命者
2002年12月13日，在乌克兰的尼古拉也夫茨克市，两名原“乌克兰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乌克兰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成员被国家安全部特工逮捕。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2002年10月公安部特工曾试图逮捕他们，但被逃脱了，这次被捕时，后者开枪，重伤了两名特工。12月15日，海港城市敖德赛共青团第一书记、尼古拉也夫茨克州“全乌工人同盟”副主席安德烈·亚科文科被捕，他被指控触犯乌克兰刑法第4条第258款：“建立地下恐怖组织，试图以暴力推翻宪政当局”。同日在首都基辅，安全部和司法部特工对左派记者尤·达库金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后者的电脑设备，以及大量手稿、印刷品被特工带走。达库金属毛泽东派，是“乌克兰工人运动协调理事会”核心成员之一。12月26日，“全乌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头头，斯大林派耶·普加乔夫的住所被搜查。在此期间，另有9人被捕，其中包括4名俄罗斯公民和1名摩尔多瓦公民。被捕的俄罗斯公民中，有托洛茨基派组织“工人民主”成员伊·罗曼诺夫和俄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阿·普列沃，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们被发现拥有冲锋枪和子弹。目前，所有被捕者都被关在尼古拉也夫茨克市各区公安分局的看守所和预审监狱中。据“"乌工盟”"的消息说，亚科文科等人在受审时遭刑讯。原苏各共和国左派中，武装斗争路线由来已久。1993年10月，当叶利钦和议会斗的你死我活时，莫斯科郊区的一批共产党员组成了战斗队，企图占领当地的政府机关，结果被警方打死打伤大半，剩下的交了枪。1994年春天，彼得堡的几个青年共产党员抢劫保安公司以夺取武器，被国家安全人员当场逮捕。行动负责人巴格丹诺夫（斯大林派，当时25岁，中学教员）受伤，后被判5年监禁（已出狱）。1995年，共产主义工人党莫斯科组织成员谢·龙金（时任俄总检察院上尉军官）和另几个党员被捕，原因是暗杀一名商人（本人供认不讳）。龙金最终被判刑11年。1997年，俄“革命共青团”成员索科洛夫（男，26岁，原托派，后转为格瓦拉派，工人）被捕，原因是他曾对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雕像搞爆炸（本人已供认不讳），被判入狱两年。1999年初，无政府主义者拉·罗曼诺娃（在乌被捕的伊·罗曼诺夫前妻）被捕，当局指控她企图暗杀克拉斯纳达尔边区州长（本人否认）。同年罗曼诺娃取保释放。2000年3月，罗曼诺娃与“革命共青团”成员涅豪洛舍娃和拉克斯被捕，当局指控她们应对俄联邦安全部接待室的爆炸案负责。同年5月，涉案人无政府主义者比留科夫被捕。几个月后，提前出狱的索科洛夫再次被捕，并以“私藏枪械”罪被判入狱5年；伊·罗曼诺夫也被拘留，并被司法机关转交给一家精神病院强行治疗，2001年底出院。在1999-2001年间，一大批左派组织和个人的办公场所和住地被搜查。2002年初，另一个左派组织“红色青年先锋队”的领导人沙立莫夫被捕，当局指控他组织冲击麦当劳快餐店，砸毁店内器物（本人已供认不讳），沙立莫夫被判入狱两年。2002年10月，“红青”的另一名成员被捕，当局指控他藏有爆炸物（本人否认），目前此案还在发展中。
有枪在手我就是神？
左派中对地下武装斗争的赞赏、向往，常常是运动本身危机状态的反应。在原苏各国，社会主义理想似乎很受欢迎，却非常缺少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也没有广泛的青年政治化趋势。有人讽刺地说：“左派分子多的是，就是没有左派运动”。组织内的工作无成绩、内讧和勾心斗角，让不少年青党员极为不满。2000年被捕的拉克斯（中学英语教师、29岁、女、卡卢什州共工党成员），就曾因为和地方党领导闹别扭，向后者家里扔过爆竹，吓得老领导住了医院。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以环保为幌子的商业运作，并且这一趋势在运动内占着上风。一些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操纵环保组织的抗议斗争，为不同的工业集团服务，比如1998-2001年间对俄土（尔其）天然气管道工程“蓝流”的抗议斗争，就是几个俄国和德国的石油集团赞助的，目的是削弱“天然气工业”集团对“蓝流”的控制。无政府主义和环保运动上层的腐败，使一些环保积极分子在思想上转向武装斗争。一些年青左派觉得，同那些虚伪的、忙于争夺权力的党官僚比起来，地下武装小组要好得多。战斗队员之间人际关系的真诚、工作目标具体化、工作成果显而易见，以及“职业革命家”的光环，都让不少人（不仅是青年）心驰神往。共工党的上层一度利用格瓦拉游击主义吸引青年，进一步促进了武装斗争倾向的扩散。
一条充满背叛和绝望的道路
可是，既然武装斗争倾向的大背景是左派运动的停滞和相当程度的腐化，这场斗争就不可能不带有后者的一切烙印。首先是近于儿戏的态度。“革命共青团”成员索科洛夫在炸了尼古拉二世雕像后，当天即打电话给团组织负责人塔波林，详详细细汇报了一通，而后者的电话已被安全部监听，小索被抓了个正着。塔波林在莫斯科党领导同意后，出庭为控方作证。共工党内反对派大为光火，指出这是叛徒行径，党中央不表态，也不从事对索科洛夫的营救。塔波林则至今仍担任团内重要职务。随后，当索科洛夫轻松过关，很快出狱后，党中央却提拔他当共青团书记，想借他的名气壮大队伍。小索是当时团里唯一带工资的机关干部，工人也不干了，很是得意。对镇压的恐惧，使许多左派不敢出头保护受迫害的同志（要指出的是，还存在着幸灾乐祸的现象）。1998年拉·罗曼诺娃被捕后，因为她“嘴太臭”，得罪过不少圈内人，再加上当局的压力，无政府主义和环保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保持了缄默。对她的营救工作主要是斯大林派和托派搞的。无原则的冒险主义，也很突出。1998年，以伊·古柏金为代表的一群黑社会人物插手左派运动，让事态空前复杂起来。古柏金是以收保护费为生的黑道分子，曾多年服刑。1996年出狱后，加入俄联共，创办《青年共产党人》报，招摇撞骗。对外自称是久甘诺夫的财务顾问，兜售“革命股票”，声称“共产党上台后凭票领取一套免费住宅”，古大哥在自己的报上承认赚了一百多万美元。1998年古柏金转入共工党，成立地下“革命军事委员会”，宣传“全面掀起游击战争”，同年被捕。当局指控他组织了对莫斯科彼得一世雕像和一个燃气中转站的爆炸（本人否认），共工党再次低调处理，对古柏金不闻不问。奇怪的是，在这之前，不少莫市党员要求开除他，却受到市委的抵制。古柏金在狱中揭发说，当初市委头头收了他几千美元的“献金”才批准他入党。一年后老古出狱，“再接再励”，与另一组织“革命共产党”合作成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犯保护委员会”，对托派团体“工人民主”积极拜访，与各省左派联络，出版《工人代表苏维埃》报，大肆宣传赤色恐怖，却在几年内平安无事。
1999年春夏之交，索科洛夫又被安全部几次传讯，并被刑求，回家后，小索逃往外地的阿廖州，并于几个月后被捕。安全部特工在他藏身处搜出一份极详尽的《就军事工作进展情况向团中央的汇报》，汇报里系统地阐述了所有“行动”的策划、准备和进行过程，参与人员（包括代号、籍贯、政治简历等个人档案），以及他就“行动”的准备工作与各左派组织的谈判。索科洛夫后来从牢里给外面写信，解释说“我不小心写下的，忘了藏好”。安全部按照材料上的记载，找出了几座爆炸物储藏库。这份汇报被古柏金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报迅速发表，引起轰动，左派内部除去对内容的真伪争论不一外，还在如何看待索科洛夫的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不少人暗地里怀疑小索在与安全部唱双簧，因为索科洛夫逃过了“恐怖活动”的指控，仅以“私藏枪火”的罪名在一所条件最好的模范监狱里服刑，他的妻子涅豪洛舍娃也很快得以取保释放。怀疑归怀疑，但谁也不肯公开把事情挑明：多说多得罪人嘛。
在此期间，“社会主义政治犯保护委员会”也分裂了，“革命共产党”主席克留奇科夫只肯保护斯大林派的政治犯，对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受难者袖手旁观，引起委员会内部的争议。当古柏金宣布停止赞助委员会后，“革命共产党”成立了第二个委员会，并同古柏金展开了“谁是正统”的大辩论，以及对政治犯的争夺。在押者中间对“承认谁”的问题上也闹得不可开交，所谓的“战友情义”在派系撕杀中烟消云散。
拉·罗曼诺娃等一干人的案子，已有几个控方“证人”等着出庭作证，其中之一是“新左派”和“文化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积极分子，此人声称罗曼诺娃亲口告诉他“炸了安全部”云云。另人不解的是，托派团体“左翼先锋队”一直同包括此人在内的“文化反资”圈子打得火热，对这一叛徒行为，“左翼先锋队”却是毫无反应。古柏金的“保护委员会”由共工党员、莫市市委成员菲久科夫主持，后者几年来公开要求安全部“逮捕共工党中央”，因为中央是“懦夫，答应我们搞暴动，现在不认账了”。共工党中央对他也是冷处理，不罚不赏，原因是菲久科夫掌握着中央和古柏金之间几笔黑交易的内幕。前面讲过，因为厌恶左派内很多领袖人物的两面叁刀和派系纠葛，不少青年很向往“和反动派一刀一枪地干”，不久却发现“这里也是一个小社会，复杂的很”，进而彻底丧失斗志。“革命共青团”的一些成员，就是在“保护委员会”分裂后，大感厌烦：“怎么这儿也争来争去的”，迅速退出运动。
安全部的手段
据各方的资料，俄安全部在左翼运动的工作，主要是控制上层、搜集情报和完成一些短期的任务，比如说防止俄联共以外的组织进入国会。左翼组织内的安全部特工，极少有被发现的，九十年代中期，南方的共工党组织查出过两名拿安全部津贴的非职业奸细，但也是因为他们做的太露骨（在党组织开会时做笔录，然后直接去当地安全局送材料）。1994年的巴格丹诺夫抢枪事件中，一名打入组织内部的特工后来在法庭上自暴身份，人们才得知，原来整个行动都是在安全部的监控下进行的。对某些左派领袖与安全部的关系有很多议论，但都没什么直接证据。当特工们想对某个左派分子施加压力时，往往不亲自动手，而是通过公安部门，对“目标”栽赃陷害（警察当面往受害人的口袋里塞毒品、子弹，然后“人赃并获”，还有证人在场）。另一个手法，是把政治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以刑事犯整政治犯，特别是用鸡奸来威胁男性政治犯。据伊·罗曼诺夫介绍，当他在1999年被送进预审监狱后，一名负责军官告诉他：“我们有权改变你的性别”。罗曼诺夫说，对付的办法是“割脉、喊叫和不进专关同性恋犯人的牢房”，老罗说，在这个问题上，一般刑事犯中的囚头对狱方还是抵制的。就算没有附加的折磨，预审监狱的环境也足以搞垮一个精壮的小伙子。没地方睡，卫生和通风条件极差，肺结核的流行，夏天牢房内的湿热造成大面积皮肤溃疡，冬天没有暖气，吃不饱就不用说了。2002年10月，在参加莫斯科左派活动“反资本主义-2002”时，一个“红青”分子被莫名其妙地抓了起来，当即送入本市预审监狱，一个月后他在出庭时已经连站都站不稳了。把政治异己分子送进精神病院强疗，也是安全机关的手段之一。据伊·罗曼诺夫介绍，在几所俄罗斯“特种精神病院”内，病人不允许看书、写字以及拥有纸和笔，同医生交谈要事先申请，而院方向病人每天大剂量注射的药物，足以让任何正常人变成疯子。
教训与思考
马列主义者不能孤立地谈论武装斗争，在革命工人运动没有进展的前提下，拿起枪来也没用。那些参加地下军事组织的左派，即使在这之前是工运和社运骨干，通常也很快就与社会生活彻底脱节，意大利革命工人和学生组织的“红色旅”，就是这样收场的。同时，他们往往看不起甚至敌视从事一般琐碎宣传组织活动的左派（“咱啥大场面没见过，连人都杀过”），两者的冲突和矛盾，常常以可悲的自相残杀告终，秘鲁的毛派“光辉道路”就是一个好例子。群众运动高涨时，它能够控制地下军事组织，使得后者为社会革命的大目标服务。当出现困难，运动滑坡时，战斗队经常会单独活动，沦为平常劫匪。而在没有大的群众运动时，特意去把地下军事活动作为主攻方向，只会白白牺牲同志们的时间和精力，以至自由和生命。对付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常迫害，首先要在群众抗议时建立自卫组织，并与人权保护的工作结合起来。自卫组织既培养左派基本群众的防卫能力（军事常识的教授、体能训练），更要借此促进群众的阶级觉悟，减少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依赖心理（比如耗费大量精力打官司、与警方合作，以政治团体的身份向资产阶级司法部门申诉等等）。自卫方式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一切取决于具体的斗争形势。在人权保护的工作中，要把依靠群众力量压统治者让步做为主要方式，而不是言必谈“宪法第X修正案”。对受难者的营救和对各类迫害的回击，不能越过底线，即永远不能承认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法理”的“天然合理性”。对那些脱离斗争现实，一味“寻枪”的游击队员们，马列主义者的回答是：我们不害怕流血，同时不把对资产阶级的零星暴力反抗美化成革命性的最高体现，而是作为几种手段中的一种来看待。
- 作者：阿·法明
- 翻译：邓发
- 转自：当代国际共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