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季娜伊达

我在中学时代就十分喜爱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尤其是他的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如《列宁》、《好》和《向左进行曲》等都曾给我心灵带来颤栗的震撼。当我开始学习写作时，我就曾用《好》的格调和那种诗行排列的方法写下了一首歌颂我所在的城市的长诗。除了这个城市的地名、人名和风景名胜之外，诗中几乎都是“好”这样的口号式的句子。我很得意，竟然将这首诗寄给了报社编辑部，更想不到的是编辑部的同志居然给我回了信。他在信中表扬了我的热情，但却委婉地批评说，每个学习写作的人都应该有表达自己情感的方法。

这事已经过去好些年了，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要为自己的幼稚脸红。而现在，偏偏我每一次读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时，总要想起这件事。但人长大了，读的书多了，也就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由于好、好、好和向左、向左、向左这样的诗句，在我的脑海和思绪里就矗立着一个整天挥臂高呼革命口号的诗人的形象，似乎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总是双眉紧锁，呼号声如洪钟，狂歌革命和胜利。我想象中的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么一个人：没有柔情，没有爱情，一副严峻的面孔，有双愤怒的、仇视一切的眼睛。

其实，这是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偏见。而这偏见恐怕不仅是属于我的，也许，在许多人的眼中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种形象，或许就该是这种形象，就连他的国人也未能例外。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的一处地方，在一片灰色和白色的墓碑中间，有一方极为耀眼的深紫红色墓碑，那是马雅可夫斯基的。那深紫红色的中央依然是马雅可夫斯基那个怒目而视的头像。这深紫红色是生者对死者的理解和纪念，对于那些把他安葬在这个神圣地方的同代人来说，马雅可夫斯基永远是红色的，生前死后就该永远和红色在一起。

在墨绿和灰白组成的墓地世界里，在生者和死者对话的肃穆和寂静中，这深紫红色显得过于喧闹和不协调。马雅可夫斯基生活的时代是个瞬息万变的岁月，他歌颂革命的诗歌几乎都是在文学家们所说的第二个时期，即在1917-1925年期间写出来的。从历史角度看，这个时期大致分为：国内战争的行进凯歌时期、希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这是一段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就连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对这场革命的解释和指导方针都不相同，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当时，大家都热血沸腾，都相信用凯歌行进的方式，走直接过渡的道路，很快就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谁也不怀疑革命的、武力的、“红色恐怖”的手段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一个充满着尖锐的斗争和弥漫着美好未来的强烈愿望的时代。

在1917-1920年间，马雅可夫斯基歌颂的就是这样的革命。他心中的革命就是一首进行曲：“尽情欢乐！尽情歌唱！我们的血管里充满春色。心儿啊！将战鼓敲响！我们的胸膛是一面铜锣。”而在国内战争打得十分激烈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执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对马雅可夫斯基来说，革命就是公社，“公社决不能被征服”，“挺起英勇的胸脯前进！看无数旗子满天飞舞！”在这样一个激情的年代，马雅可夫斯基对敌人的愤怒也就自然而然在诗行中迸发了出来：“摆开队伍前进！这里用不着说空话，住口，演说家！该是你讲话，毛瑟枪同志。我厌恶亚当和夏娃留下的法律，赶开历史这些瘦弱的老马。”当然，从这些诗行里我们不难发现，马雅可夫斯基的激情是和毛瑟枪连在一起的，他对未来的渴望是和虚无主义不可分的。

《向左进行曲》可以说是代表了他这一时期思想的典型。“向左！向左！向左！”的呼号是马雅可夫斯基内心深处的渴望，也是那个时代人群的倾向性思潮。然而，却不能再向左了，凯歌式的、直接过渡式的、剥夺式的，甚至是战争式的建设一个新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停止。苏维埃俄罗斯已经面临危机的边缘，如果不立即停止这种向“左”的持续运动，就将坠下深渊。而马雅可夫斯基却在1920年7月依然呼吁：“真理，大睁着双眼，再加上长枪一一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武器。”但列宁却是清醒的，他不认为共产党人的武器就只能是长枪。1921年的春天，他及时地、果断地废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这是一次伟大的变革，这是一场不是马雅可夫斯基歌颂过的革命。

马雅可夫斯基对这种变革并不能理解，一时也无法接受。于是，他感到了生活的沉闷，因为没有了那种凯歌式行进的喧闹了。在这期间，他在给他的几乎是共同生活者的女友莉丽娅的信中透露出了挥之不去的苦闷和忧郁。马雅可夫斯基已经习惯于那种轰轰烈烈的、如火如荼的岁月，所以他对新经济政策下俄国较为平静的岁月感到难受。如果稍微注意下，不难发现，马雅可夫斯基在这期间没有留下什么激动人心的诗篇。他甚至连创作都感到吃力了。只是到了列宁的去世，这才重新激起了他心中的革命意识。伟大的著作《列宁》就是在那期间创作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