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日新
列宁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写过一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文章。本文借用列宁的题意，根据近30多年来中国的实际情况，写就这篇《改革开放的“右派幼稚病”》。
可能有人刚一听不同意这种说法。是的，本人自己曾经也存在过思想转变过程。回顾在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第一线工作四十年，在前三十年，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以周恩来为总理的国务院领导是正确的。因为我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经济建设的成就，教育我相信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因此，每当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都认真记在保密本中，以便在工作中贯彻执行。
1976年以后，开始，自己仍同过去一样，习惯于以前的作法，认真作笔记，遵照执行。但以后，慢慢发觉现在的领导的有关指示、讲话，有的不大对头，或者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如什么“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十三大报告），学习时向领导层层反映，没人能解答这个问题；或者不符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又如批判所谓“原有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计委的干部都是过来人，知道哪一个时期也没有高度集中过。这些指示如果照着执行，会行不通，或者会对国计民生造成危害。于是自我检讨，作为国家机关干部，工作简单按照上级的指示做，头脑里没有问一个为什么，这实际上是盲从，是奴隶主义的表现。以后，觉悟逐步提高，发现上面推行的路线不对头，从苏东国家吹过来的改革开放之风，实际上是鼓吹和推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过学习，知道了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搞垮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武器，是要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质言之，这是一股严重的修正主义的妖风，是要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这样下去，将会对我们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于是慢慢认识到毛主席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提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8页）这是非常正确的，完全适合于今天的情况。more
批判修正主义的对象，主要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西化理论“精英”，他们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首先，要从思想上认清并进一步蔑视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不管资格多老，他们现在违背了入党时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宣誓。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一些好事，有的对革命还做出过一定成绩。但是从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来看，他们只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同路人”，是半拉子革命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不再前进，不革命了。而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却要继续革命，反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压迫和黑暗腐败，要清除社会上重新泛起的沉渣和污泥浊水，为目前建成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将来实现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而奋斗。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老革命”，当年也曾读过《共产主义ABC》，向年轻人宣传过要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信仰。现在则说，老祖宗的那些大本本，是给专业人员看的。一有空，就到养蜂夹道（北京中南海北面的休养所）去打扑克，搓麻将。有一个高逑式的人物，事先向牌友布置，今天大家要让着点，让“老爷子”赢，以获取欢心。
有的同志思想上没有跟上形势，认识不到当前的改革开放，就是推行总设计师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当权派分为资本主义改革派（资改派）和社会主义改革派（社改派）两类。于是批这一派，保那一派。这种认识，恐怕值得商榷。应当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照妖镜和望远镜，分析他们执行的是什么性质的路线，凡是顽固坚持修正主义路线而不知悔改的当权派，反对马列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之就不应当手软，分这派那派，都应在批判之列。
改革开放时期，走资派特别是中央的走资派，掌握着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不再为人民服务，而是利用国库为身家服务。住的是现代化的北京四合院，或者高级豪宅别墅，吃的是各地进贡的山珍海味，玩的是珠宝玉器、宝马轿车和游艇。出必前呼后拥，一家老小乘坐专列；入则服务员成群，养尊处优，完全脱离了工农劳动群众，不知道民间疾苦。“老子大官儿大款”，他们的妻儿子女，依靠权势，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所以，他们实际上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开会作报告时，照着秀才起草的带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马列主义词句的稿子念，获得阵阵掌声。但又经常信口开河，提出一些非常错误的口号，如“一切向钱看”等等，在文件中甚至提出一些文理不通的修正主义政策和主张。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们这些支持和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派，“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1966年《五∙一六通知》）
至于他们培植和豢养的那些西化“精英”，特别是那几个名噪一时的“西方经济学家”，不要被他们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名声所吓倒，虽然有的尽管能背诵西方经济学本本里的某些教条，但实际上既不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实际，也不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是一些典型的脱离实际的经院式经济学家。所以，在走资派掌权的年代，他们发号施令，作决策，闹出了一场一场“右派幼稚病”，实际上是瞎胡闹、瞎折腾，使国家遭遇了莫大风险，老百姓受尽了无穷灾难。
现在对这些“右派幼稚病”且举数例如下，并对其带来的后果略作分析。
一、农业改革中的“右派幼稚病
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必须走合作化道路，搞集体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法国、德国的农业问题得出的结论，也是列宁晚年的嘱托。马克思指出：“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54页）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能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10页）
列宁晚年对农业无限关怀，以口授的方式，写出“论合作制”一文，指出“合作制在我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既然“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一切吗？”（《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2页）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同样是暴力革命。但中国革命的方式与苏联搞城市暴动不同，中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语)中国武装斗争的时间比苏联更长、更残酷。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同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满足了农民世世代代对土地的要求。民主革命胜利后，领导农民搞变工队、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一步步奔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特别是1955年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大多数农民只有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贫困，改善生活”；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有社会主义现代农业的支撑。由于理论掌握了群众，于是1956年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几亿农民由个体小私有制经济转变为合作化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任务。不久，全国进一步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又转变为人民公社。由于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事业，经过一些反复，最后定为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这是载入中国社会主义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大事件。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一个与苏联不同的特点是，农业没有减产，而是连年增产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毛主席去世、修正主义上台以后，他们在农业政策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右转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解散集体经济，搞包产到户。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湖南省是毛主席的故乡，广大农民群众和干部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是听毛主席的话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代，湖南的农民运动是闹得最轰轰烈烈的，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肯定了农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业绩。解放后湖南农民又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互助合作运动，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对集体经济亲身感受到它的优越性，不愿改制倒退。改革开放后，一个湖南的“老革命”，用现在准确的话说，实际上是一个走资派的急先锋，坐镇湖南，公开宣布：你们不解散人民公社，我不走人。如此强迫命令，即使是在他们攻击的那个所谓 “极左”时期，也是少见的。
现在农村改制时间已过去三十年了，集体的大块田地分割成一小块块包产到户，官方一再宣布承包制三十年不变。总设计师已故去，一代代接班人现在谁也不再提“第二个飞跃”了，可见当时这样说，实际是一种欺骗。政治经济学早已揭示：大生产优越于小生产，这是一般的经济规律;而农业，只有大生产才能实现现代化。马克思指出：“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产品等等，都应当广泛地用于农业。但是，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52页）中国搞所谓农业改革，废除以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搞包产到户，从集体经济的大生产回到个体小农经济，并幻想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倒退，是一种典型的“右派幼稚病”。
可是在当时大刮否定合作化，歌颂小农经济的修正主义妖风里，有一位颇为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故，在此恕不点名）“转向”了，又是接见记者，又是写大块文章，在理论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浪花。他说：我过去是宣传合作化的，现在搞包产到户的小岗村的农民教育了我，认识到过去错了，宣传合作化是错误的。本人认识这位学者，还曾经是他教授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前几年对他提出批评：只有小岗村的农民教育了你，难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有关的著作，没有教育过你？你也曾用这些著作些教育过大学生，怎么现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农民供给你吃了三十年合作社生产的粮食，这是一堆多么大的实物啊，难道没有教育过你？前两年小岗村的干部三上南街村学习搞集体经济，说过“还是要搞集体经济，才能摆脱贫困。”这些亲身经历发自肺腑的心里话，确实是很教育人的活教材。试问你这样阿谀逢迎，随风转舵，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家的称号怎么相符呢？
包产到户后，走资派认为农业搞市场经济，国家对农业可以不管了，它会自发的发展资本主义。《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宣传：“现在农民爱种什么就种什么”。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可没有想过，种粮食收益低，农民不种或少种粮食，国家掌握不了足够的商品粮，城里亿万工业化人口和几百万人的部队没有饭吃，社会还能稳定、国家还能安全吗？作为总理的赵紫阳，也是一个走资派的前台急先锋，在党刊发表文章，提出农业改革后国家要取消农业补贴，甩掉这个沉重的包袱。（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农业补贴大体每年二三百亿元，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总之，这些宣传和做法，都是“右派幼稚病”的表现。
我在1992年写过一篇《促进九十年代农业稳定发展的建议》的文章，送国务院后，国务院领导令办公厅作为《参阅文件》印发，上送中央领导，下发省市部门，中央和地方许多杂志都予以转载。国务院领导在印发时加编者按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会出现哪些新情况、新问题？怎样确保农业的稳定发展？”此文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意见。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现将该文予以刊登，供各地和有关部门参考。”实际上，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批了“右派幼稚病”，将了它一军，指出走资派和“精英”这样搞，会出现严重问题。下面着重指出此文几个重要之处：
一是农业实行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堪忧。十四大确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业如果说也实行市场经济，这实际上是要让市场自发的调节土地、劳力、资本生产三要素，把它们配置到经济效益最好的部门去。这样，就会出现：1、耕地大量减少。2、精壮劳力转移。3、资金不断流出。这些情况近些年正愈演愈烈，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的现象。特别是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几亿人民吃饭是头等大事。文章严肃指出，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的历史绝不能在我国重演。
二是认为农业搞市场经济，把包产到户的个体农民推向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就万事大吉，政府对农业可以不管了，这是幼稚的想法。须知美国这个市场经济大国，它的经济史表明，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起到现在，“美国农业已基本上变成一个‘被管理的部门’，制定价格和分配资源的决定因素，已不再是供求关系的市场力量，而是政府。”（《美国近百年经济史》，中国社科出版社，第564-565页）目前美国的农业仍是“不受市场指导的”，“许多农产品的产量是由政府规定的种植面积和所支持的价格决定的。”（美国《现代经济词典》，商务印书馆，第275-276页）
因此，我国前三十年对农业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和制度，不能站在右的立场，简单污蔑为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任意加以否定，现在仍应当实行。如地方着重管农业，工业支援农业，国家对农业实行间接计划管理（后来也称指导性计划），对全国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总产量和商品量指标作出计划安排，并予以下达，为农民提供重要信息。对农业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和预购合同制度，继续发放农贷，实行各种奖励制度等等。要大力提倡科教兴农。在当前实行包产到户、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要积极发展集体统一经营层次和各种联合体等合作经济组织，以解决农业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和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三是人类一部社会发展史表明，农业是弱质产业，把农业补贴当作包袱甩掉，这种简单幼稚的办法不可取。须知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对农业都有补贴，目前美国每个农民由国家补贴2.2万美元，欧共体每个农民由国家补贴1.3万美元。建国几十年来，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对工业的支持，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是很大的。现在工业发达起来了，理所当然要支援农业，反哺农业。这是人类社会产业发展的规律，违反这个规律是右的表现，是幼稚可笑的。
此文下发后，由于认真贯彻执行，纠正了右的幼稚做法，促进了尔后几年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工业和农业互相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获得比较健康的发展。
二、城市改革中的“右派幼稚病
农业改革之初，有的同志估计，小农经济只有三五年的积极性。头两年农业果然增了产，“精英”们欢庆包产到户的胜利。城市改革怎么办？于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社会上的那帮改革“精英”，提出要照搬农业改革的办法，“包”字进城，各种经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其实，这也是一种“右派幼稚病。”
城市经济比农业要复杂得多，各行各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简单来一个“包”字，就会解决各种问题。而且国务院各个部门怎么个“包”法，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农业部“包”今年增产300亿斤粮食，相应要求增加化肥供应1000万吨，而化工部根据条件只能增产800万吨。这样，农业部的粮食增产指标怎么落实？冶金部“包”今年增产粗钢1200万吨，相应要求增加矿石、生铁、焦炭、铁路货运量等等，如果有关部门包得过七长八短，都落实不了，怎么办？体改委的“包”字进城的这种改革，遭到了国家计委和其他部门头脑清醒的同志的质疑和抵制，而且他们自己也回答不了大家提出的问题，不敢贸然一试。就这样，“包”字进城的改革，热闹了一阵，也就不了了之。
没过多久，国家体改委又推广某市发明的城市改革方法—“纵横弹跳法”。此法名字很新颖，却不好理解和操作。但实际上他们作法很简单，即试行一种改革，如向东边一跳，行不通，就跳到西边来。再不通，试行另一种改革，如此纵横弹跳，直到有一种办法行得通为止。这不是在提倡盲目性，瞎折腾吗？在征求有关部委意见时，都说这样胡闹下去，会把国民经济搞乱，被顶回去了。这种“右派幼稚病”没有出笼，就夭折了。
三、财政改革中的“右派幼稚病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走资派和改革“精英”信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哈耶克是西方经济学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他所提出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企业改革，主张建成自由企业制度，实际上是要变公有制为私有制企业，当前要扩大它的财权。于是我国改革开放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狠批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迫使财政部对企业放权让利。
其实，当时我国的财政体制同本国历史上比、同外国比，并不是高度集中的体制。即使1978年搞“洋跃进”，大搞基本建设，扩大投资规模，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只有31.1%，大体同美国、日本差不多。同过去的历史比，与经济正常发展时期所占比重27-28%，只稍高一点。
由于误导，改革开放后连续三十多年，出现经济高速度发展，财政却不断萎缩这样一种怪现象。财政占国民收入比重是逐步下降的：如1975年为27.2%，1980年为25.5%，1985年为22.2%，1990年为15.7%，1995年为10.3%，创历史的最低点，比建国初期1950年的12.8%还要低。连世界银行的专家也惊叹：“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像中国这样分散的了。”每当年关到来，财政部长的日子过不去，只好装病住进医院躲账，多么可怜啊！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实际上，这都是走资派和精英照搬哈耶克新自由主义造的孽！以后官方被迫多次提出要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以后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但一直进展不大。到2005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只有17.3%，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仍然只有27.7%（1978年为47%，“一五”时期为60%）。2006年，我借用流行的“与国际接轨”的时髦语言，写了一篇《财政比重何不与国际接轨？》的文章，对财政改革的“右派幼稚病”放了一炮。此文引起了中央和有关部门的注意，以后逐年略有提高，但到2009年财政比重仍然只有20.4%（中央财政所占比重仍然只有22.3%），至今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上面对财政改革只是从相对数考察，如果用绝对数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降低财政比重，每年国家财政少收入几百亿至几千亿元，30多年总的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额。少收规模如此巨大的财政收入，可能影响我们少建几百个大项目，推迟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至少十来八年，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目睹财政改革的这种“右派幼稚病”，我们能无动于衷吗？对哈耶克新自由主义能不愤恨交加吗？
四、物价改革中的“右派幼稚病
1988年的物价改革闯关，是走资派和“精英”犯“右派幼稚病”闯的一场大祸，涉及的面广，影响的范围大，波及的时间长，至今提及仍使人不寒而栗。
价格是商品交换的媒介。陈云在听到价格闯关之初就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格的变动涉及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害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慎重对待。**当时在第一线的赵紫阳总理，是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又不爱学习的走资派急先锋，此时对陈云的意见充耳不闻。**陈云当时听到他们一再叫喊要理顺价格，看到价格和工资联合改革方案，就通过李鹏、姚依林规劝赵紫阳：工人的工资随价格上升而增长，但农民怎么办？价格改革是件复杂的事，在你们有生之年不可能理顺，改革要慎之又慎。
但赵紫阳作为总理，对陈云的意见置之不理，也否定了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提出的“以调为主，调放结合”的价格改革方案（我参与研究并主持起草了此文件），被认为保守了，抛在一边。在北戴河会议上蓄意执行他们的价格改革闯关方案。特别是后面有邓小平这个后台打气，指示《理顺物价，加速改革》：“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2-263页）这样，赵紫阳更加胆大妄为了。在从北京去北戴河之前，他还接见过美国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的头头弗里德曼，对放开价格更加信心百倍。他主观认为，放开价格，让市场自发的调节资源的分配，市场经济就可以通行无阻，推行资本主义就大功告成了。但他疏勿了货币学派的一个教条：“管住货币，放开价格。”这就是说，放开价格的前提，是要管住货币。而赵紫阳的操作却是“放开货币，放开价格。”这样，1988年货币（M0）比上年猛增46.7%，由于流通领域的货币过多，结果爆发了一场新中国历史上空前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年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猛涨18.8%，1989年在此基础上又上涨18%。这样，物价暴涨、银行挤兑，商品抢购风席卷全国，闹得人心惶惶，党和政府的威信扫地。货架上商品被抢购一空，连不显影的电视机，不转动的电风扇也都被抢购回去了。这对老百姓是一场多么大的灾难！
由于国民经济被搞乱了，许多外商准备撤资。特别是日本人，根据他们的历史经验，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上的癌症。现在中国经济也得了癌症，似乎不可救药了，日商要撤资走人。1988年10月《人民日报》与日本《经济新闻社》联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中日经济讨论会，主要是讨论通货膨胀问题，企图稳住日本人的心。日方与会人员有记者、资本家和学者，中方也派出相应的人员。《人民日报》请国家计委派两三位专家出席，去回答日方提出的问题，结果只派了我一人赴会。日方提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怎么也爆发了通货膨胀呢？目前物价指数这样高，什么时侯才能制止住通货膨胀？中方主持人要国家计委的专家解答问题。我凭着在计委工作几十年的经验，回答说：计划经济要搞综合平衡，一般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但有时为形势所逼，或上面的决策不对，出现计划不周，也会发生通货膨胀。当前通货膨胀来势确实很猛，但中国也是治理通货膨胀最有经验的国家之一。估计这次通货膨胀经过三五年治理，可能得到克服。到1992年，通货膨胀果然被制止住了。绝大部分日商在那段时间留了下来，与我们共渡了时艰。
陈云在1988年10月，接见赵紫阳时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西方市场经济，困难很大吧。” 《陈云年谱》揭示，以前陈云也讲过市场经济，但这一次在市场经济前面专面加了“西方”二字，是头一次。实际上，这是直接批评赵紫阳企图通过价格改革学西方推行资本主义；间接也是批评后台邓小平，同时也是把矛头指向美国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
尽管经过四年调整，克服了价格改革闯关带来的后果，经济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但从这里可以看到，这场“右派幼稚病”，对国计民生造成有多么严重的后果!
五、住房改革中的“右派幼稚病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居民生活特别是花钱较多的住房条件的改善，只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的加以解决。
前三十年我国住房问题的解决，主要靠政府投资建房，出租给居民居住，实行福利分房制度。当时由于国家还比较穷，现代化建设的任务重，用于基本建设的总投资有限，其中用于住房的投资甚少，以致居民居住条件改善较慢，但广大群众对此是理解的。一些厂矿企业也都自觉地贯彻“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如大庆工人住“干打垒”，拿下一个大油田，破除了中国是一个贫油国家的迷信，为国家争了气。
后三十年国家的底子慢慢厚起来了，用于住房的投资逐步增多。目前国家在住房上实际上花了三笔钱：住房基建投资、开发商盖房贷款、居民购房贷款。加上居民自己再掏出积攒的钱来买房，居住条件改善较快。
改革开放后住房改革中的《右派幼稚病》表现在：用“住房市场化”的办法，即把住房作为商品卖给居民，以解决居住问题。国家不再建公房出租给居民住，居民住房完全靠自己购买。这样，国家是省了一大笔资金。我在《新的“三座大山”的由来》一文中，指出这种改革是赵紫阳时代抛出来的。当时赵紫阳批准由他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技术经济发展中心的课题组的报告《2000年的中国》，明确提出 “住房市场化，势在必行。”至今许多学者、媒体和官员由于不了解历史情况，一般只简单的说，改革开放以来，全面推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城镇居民住房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对“住房市场化”这样改革的来龙去脉不了解，也不作分析；对这样改革的后果，也加以回避。只片面宣扬成绩，这怎么行呢？
其实这种方针，完全是一种《右派幼稚病》。须知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地区），都是靠国家和个人两头联手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区），住房的公私所有制比重大体各占一半。如法国住房公私比例为60：40；美国为40：60；原西德为50：50；新加坡和香港，大体也是对半开。当时我国的媒体大肆宣传新加坡“居者有其屋”，似乎新加坡居民的房子都是个人购买的，隐瞒事实的真相。老百姓被连蒙带骗，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把家里的余钱剩米和多年的积蓄都掏出来了，还向亲戚借一点，不够再贷款。有的虽然买了房，但一辈子也还不清欠款，变成了“房奴”。
西方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遭受剥削，工资虽然较我国为高，但一个职工一般也要积蓄二三十年才买得起房。2008年美国房地产危机，就是姿意搞住房贷款，没钱的人也可贷款买房。这样，房地产泡沫导致金融危机，进而演变为经济危机，波及全世界，至今危机尚未过去。
中国的职工工资较低，但目前中国的住房私有化率却高达90%以上，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将近一倍。而我国的人均GDP只有3000-4000美元，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高达30000-40000美元，可他们的住房私有化率却低于我国。这种住房“右派幼稚病”，使老百姓喘不过气来，什么时侯才能清算走资派所造下的这些孽呢？
本文来源： 东方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