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我对世界现状与未来的若干看法）

“如果存在着希望的话，”温斯顿写道，“它就在无产大众身上。”
——《一九八四》第七章

作者：黔进派
2007年2月6日

《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最后的也最为呕心沥血的一部作品，这样说并不过分。为他写传记的杰弗里•迈耶斯指出，奥威尔“近乎疯狂的强迫性工作冲突”大大加剧了其身体的衰弱，而他严重的病体又使奥威尔有可能将微妙的内心体验与独特的悲苦感赋予这部作品。1948年11月，《一九八四》终于写成，它的作者却在14个月后死于肺结核内出血；而《一九八四》（1949年6月出版）却取得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它仍是最著名的社会政治寓言小说之一。

《一九八四》与《动物庄园》同样使这位英国左翼作家闻名于世，并且都试图颂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产主义价值理念。但较之于《动物庄园》，《一九八四》不仅篇幅更长，且它的寓意、结构与政治逻辑也更为复杂；在文法上熔虚构、讽刺、夸张、插叙为一炉，通过真实的人——而不是卡通动物——的行为、样貌、神情、言谈展现人物形象，奥威尔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以及他对人物内心刻画之深刻细腻，令人惊叹不已。[1]

《一九八四》何以谓此题名？ 有人说，因为它写的是1984年的人类社会（相对于此书写作时，这是关于未来的社会科幻小说），从《一九八四》实际内容来看，这说法是对的。也有人说，对此不能望文生义，“1984”只不过是写作时间“1948年”后两位数换了个位，这个题目的命名不过是个文字游戏，与真实时间无关，这说法既对又不对！为什么呢？

《一九八四》所构造的未来，是一个“党”统治无产大众、对神秘而又无所不在的“老大哥”顶礼膜拜的极权主义等级社会。为了保证党及其所有教义永远正确，所有档案、统计数据甚至老大哥的所有讲话都要不停地篡改、删除、伪造，以至于需要“双重思想”，即：“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具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P197）。“例如，如果欧亚国或东亚国（不管会是哪一国）是当今的敌国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永远都是敌国。如果存在着与此矛盾的其他事实，那些事实就必须被篡改，因此历史一直处于被重写之中”（P196）。“一切都腿色成了一个影子世界，到了最后，甚至年份也变成不确定的了”（P41）。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在第一次写日记时甚至对今年“是不是1984年完全没有把握，……如今在确定某一年的时候没有一两年的误差是不可能的”（P10），这并不奇怪，温斯顿供职的“真理部”恰恰是所有伪造谎言的生产者，他是成千上万伪造工作者之一，每天都从事伪造。另外，为满足“英社”（“英国社会主义”）原则——极权专制统治的需要，简约、晦涩的“新话”将代替“旧话”（标准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将“旧话”译为“新话”，意味着毁掉大段原文、以意思相反的几句话代之。“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因此正处于被翻译之中。当这项工作完成后，他们原先的作品及留下来的其他文学作品都会被销毁”（P290）。这个社会颠倒黑白，蓄意混淆事实：“真理部”负责伪造，“和平部”指挥打仗，“仁爱部”实行迫害和拷打，“富足部”保证大众贫困和饥饿；“真理部”大楼正面镌刻着大字：“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P7）。当温斯顿觉醒了并且对社会解放的信念达到最高点时，却惨遭迫害，最后成为极权统治的牺牲品。

如果说《一九八四》中充满了荒诞不经的悖论，那么“一九八四”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悖论。在震惊之余，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样的未来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性质？它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在《一九八四》的黯淡阴霾下，无产大众能否且何以为自己开辟另一种可能？本文将逐一探讨这些问题。

一、资本暴政与极权主义

乔治•奥威尔并不是在空旷无垠的沙漠里写作的。当他写作《一九八四》时，正处于二次大战刚结束不久的英国。当时不仅英国，而且整个欧洲大陆都处于普遍衰败的气象中。战后英国物资比战时还要匮乏，面包在1946年6月首次实行配给。1948年10月，奥威尔对资本主义英国评论道：“从物质上说，一般英国人跟三年前比起来大概过得更糟糕了。住房条件极差，食物虽然不是真的不够，但单调得难以忍受。香烟、啤酒和蔬菜那样不实行配给的食物价格高得离谱，衣料配给越来越紧张。”[2]小说中的温斯顿则抱怨说：“房间里暖气供应不足，地铁拥挤，房屋摇摇欲坠，面包是黑乎乎的，茶叶成了稀缺之物，咖啡尝起来像是脏东西，香烟供应不足——除了合成的杜松子酒什么都不便宜，什么都缺乏。缺乏舒适感，到处是灰尘，物资不足，冗长的冬季，黏糊糊的袜子，从来不开的电梯，冰冷的水，粗砂般的肥皂，散落开来的香烟，出奇难吃的食物。”（P57）

总体来说，《一九八四》以极端夸张的手法在不同层面上寓言化了纳粹德国、斯大林苏联与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就社会文化和精神氛围来看，《一九八四》影射的是极端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真理部”用自动化机器批量生产报道罪案和占星学的垃圾报纸，渲染暴力的小说和充斥着性的电影，以及最粗俗的色情作品，并且将这些东西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普罗大众。而在街头，群众为了猜测彩票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每周都会抽出巨奖的彩票是群众唯一真正关注的事……有一类人就单单靠卖中奖秘笈、预报及幸运符为生”（P80）。温斯顿所在的“伦敦的犯罪率极高，有一个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品小贩和形形色色骗子的小天地” （P68）。这样一种社会生态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的整体精神特征，但这却不可能发生在工人国家——尽管20世纪的工人国家都有官僚弊病——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迅速崛起的苏联，而在二次大战后，苏联的社会重建也大大快于资本主义欧洲；在50年代初，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可以看到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描写的恰恰相反：是一个“什么都不便宜，什么都缺乏”的社会。二次大战给欧洲无产者带来了深重危机，在法国和意大利，有产阶级一度受到社会革命的现实威胁，整个欧洲都弥漫着强烈的不满情绪。正因如此，极端自私的美国资产阶级才“慷慨地”把数百亿美元砸进欧洲，它只不过担心邻居家起火、被苏联“赤化”。

就社会的政治特点来看，奥威尔充分杂糅了法西斯国家和斯大林主义。很显然，“老大哥”暗指斯大林，“兄弟会”寓意第四国际左翼反对派，“戈斯坦因”影射托洛茨基。此外，冗员低效、结构森严的官僚行政机构，苏联的党内大清洗，大规模地系统地伪造历史，对文化科学的摧残（这一点在纳粹德国恐怕更典型），被奥威尔式地夸大了，以至于这些现象极尽丑陋。实际上，根据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思想逻辑（后面我将作分析），上述这些同样可能发生在一个极端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纳粹德国，同样存在过疯狂的个人崇拜，存在着——而且是更大范围（针对左翼分子和犹太人）的大清洗大屠杀，第四国际团结了德国左翼反对派流亡者，与“老大哥”（希特勒）政权斗争。更重要的是，判断甲事物是否属于A性质，并不只是看甲身上具有A的某些现象，更应看甲有没有A排斥的某些现象。《一九八四》中的社会，不仅具有工人国家不可能有的社会普遍颓废（如前所述），而且它依赖连绵不断的战争来消费社会剩余产品，更使战争狂热与特务精神深入青少年意识中——这决不可能是工人国家，而是三四十年代德国、日本的放大写照。战争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是必需的，因为只有消灭大量物资从而保证广大劳动者的贫困，才能维持一定的平均利润率。而在工人国家，不管执政的官僚集团如何主观设想，战争对于国有计划经济的肌体都是一个恶性肿瘤。不是什么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而是二次大战，使美国资本得以复苏；也正是军备竞赛促进了战后欧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战后日本的资本经济起飞始于朝鲜战争军需供应。恰好相反的是，庞大的军费开支是苏联阵营的国有计划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九八四》世界只剩下大洋国、欧亚国、东亚国三个国家。在经历过1950年代的核战争后，三国保持大体上的力量均势；为了抢夺包括亚洲、非洲部分地区的一片广大争议地区（意味着数亿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三国烽火不断，国境线因而不停地变动，但各国中心区域从未被侵犯过。战争成为一种精心维持的政策，并被赋予了最疯狂的意义。奥威尔特别珍视《一九八四》中的那段理论部分[3]，在那里，奥威尔论证了战争如何维持长久的极权统治：

1. 战争与军备生产使广大劳动群众贫困，而“普遍的物资匮乏能够增加小小特权的重要性，因此能够使不同集团之间的差别更为明显”（P177）。
2. 战争状态使高度集权成为必需。（P177—P178）
3. 暴力机器的强化使统治者免受其它强权或国内造反群众的侵害。而通过控制货物产量的办法——奥威尔认为实际上1920至1940年代大体如此——则无法避免军事弱化和无产者起义。“问题在于怎样使工业的车轮继续转动，而又不增加世界上的财富。……在实践中，只能通过不断的战争才能达到这个目标”（P176—P177）
4. 战争产生了“恐惧、仇恨、无限敬仰和欣喜如狂”（P178），统治者（“党员”）必须具有这些心理，这成为极权社会的“感情基础”。
5. 混乱的价值观（“双重思想”）必定导致效率缺乏。奥威尔形象地说，在哲学和政治上，二加二可能会等于五，但在设计枪支时，二加二必须等于四。可见现代化战争能让人——且限定在少数精英之内——保持理智，“它可能是使理智得以保持的所有措施中最重要的”（P183）。

这样看来，这个靠战争维持的社会似乎是可以在理论上存在的了，但这样一来它似乎与资本本身毫无关系，而只是一种政治统治方法了，即“纯粹的”极权主义了。奥威尔似乎既敌视资本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例如纳粹德国），又以同样立场敌视工人国家的“极权主义”（例如历史上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特征[4]）。事实上的确如此；但奥威尔还把当时的苏联看作了一个有产国家，将工人国家的官僚层视为一个新有产集团。因此，即便从作者主观愿望来说，《一九八四》的攻击对象仍然是有产秩序。不过，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很快我将会提到这一点。

如果说《一九八四》有一个最大缺陷，我认为在于缺乏现实希望的火光，奥威尔表达了对无产者革命的信念，却太少谈及具体斗争（不过有一处写道，温斯顿在监狱里发现普通群众囚犯通常会勇猛地公开抗议，喊叫声甚至超过了专制者的训话，他们通常能以此争取到一些具体利益，这是书中唯一一个活的闪光点）。甚至奥威尔实际上否认了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他这样写道：“具体的造反行为或者任何造反的铺垫行为在目前都是不可能的”（P194），这恰好与他已表达了的革命信念是矛盾的。《一九八四》的自相矛盾与诸种缺陷，并非偶然，而是与上述对极权主义的错误看法及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时代环境密切相关。

《一九八四》只不过是一部社会科幻小说，它却向世人呈现出一片关于未来的凶险幻象，以此提出“世界向何处去？”的疑问。那么，《一九八四》的意象与逻辑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性呢？

二、《一九八四》的现实性

《一九八四》是这样设想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革命推翻了传统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被消灭了；但社会仍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上层即“党”——成为新的有产集团；财富和特权是被党作为集体占有的，党拥有国家的一切，但作为单独个体的党员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甚至生活俭朴。

这种观点并不独特，这是当时国际共运对苏联的一种流行看法，可称之为“官僚集产主义说”，类似于认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观点也并不玄乎，它将资本抽象为物质财富与特权，完全“忘了”马克思最基本的著名论点“资本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物”[5]。结果，奥威尔跟我们开了一个荒谬的玩笑：设想一个极端专权的统治集团，它不仅以集体名义垄断一切生产资料，而且仅仅靠对纯粹权力的渴望与无所不知的智慧（这体现在奥布兰身上，这位思想警察被认为是戈斯坦因 “那本书”的撰写人之一），这个专权集团还控制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样一来，主观支配了客观，思想奴役着现实，观念统治历史。既然如此，既然连社会发展规律也尽在特权集团的股掌玩弄中，那么客观历史本身就毫无必要性了，显然这个逻辑再推下去就陷入庸俗的泥潭了。在历史唯心论基础上，奥威尔对阶级斗争的构想是苍白的。《一九八四》中写道：“大众从来不会自发地造反，他们也从来不会仅仅因为受到压迫就造反。确实，只要不让他们掌握作为比较的标准，他们就甚至永远不会意识到他们在受着压迫”（P191），这是《一九八四》的典型观点。但这种观点甚至不能拿来解释奴隶社会，因为它完全颠覆了阶级统治“稳态”下的大众思维习惯。大众之所以对现状不满乃至起义，恰好与过去如何无关，而是因为对现在生活状况的直觉糟糕；至于历史上究竟如何，恐怕绝大多数被压迫者本来就不清楚，也没有兴趣、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了解。奥威尔当真以为通过历史学教育和文化控制就能有效抑制群众造反，却不明白无产者的革命觉悟恰恰源于最朴实的日常生活体验！因此，奥威尔虽然通过温斯顿提出“希望在无产大众中”，而在这个论断背后却是万丈深渊，再前进一步，就跳进“观念统治历史”的黑洞里去了。（顺便一提，《一九八四》后面部分中奥布兰与温斯顿有一大段拙劣而无聊的对话，纯属“鸡同鸭讲”，奥威尔这样处理文章结构与他的半唯心主义有关）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剥夺了资本和有产阶级，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工人国家。1920年代后期，官僚专权取代了苏维埃民主[6]。托洛茨基指出，苏联是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它需要一个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来清除波拿巴式独裁、改良计划经济。官僚集团外在于生产关系，因而没有独立的前途，它要么被工人阶级推翻，这得经历一场政治革命；它要么重建资本，将自身异化为有产阶级，这得经历一场资产阶级反革命，必定伴随着生产关系大变迁与暴烈的阶级斗争。20 世纪30年代，德国、美国、西班牙、法国的革命工运先后受到大挫败（奥威尔亲历了西班牙革命[7]），在国际共运中引起了悲观、苦闷以及对莫斯科的怨恨（因为与苏联、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些具体问题促使国际共运队伍首次抛出“苏联国家资本主义说”，由此造成第四国际一次不小的政治和组织分裂，这正是前述情绪在现实运动中的反映。二次大战后期及其后，普遍的革命形势与半死不活的胶着状态在欧洲并存。视苏联为“国家资本主义”或 “官僚集产主义”的理论第二次活跃起来，最终造成了第四国际运动在1953年的大分裂，甚至成为国际斯大林主义分裂的某种因素[8]。

《一九八四》正是国际共运的消极情绪在文化领域的一次聚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投影：他既在理论上坚信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却又不了解革命的真实性与现实性（正如他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所表现的，在巴塞罗那工人革命到来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意识到究竟在发生什么[9]）。正由于如此，奥威尔构想了《一九八四》，并通过他尤为珍视的那段理论见解试图撑起《一九八四》社会的“现实性”——即认为极权统治可能长久地支配全世界。

正如我上述所分析的，这种意图上的“现实性”是唯心的虚构。历史证明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判断：尽管生产力不断发展、官僚专权并未减弱，但工人国家仍发生过大规模工人斗争乃至工人革命[10]，这些斗争都失败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中阵营经过大规模反革命暴力，才真地蜕变为有产国家。

为了充分考虑《一九八四》的现实性——在什么方面不可能，在什么方面真有可能且已存在过或存在着，现在我尝试从资本自身规律来探讨。按原文所述，《一九八四》依据的是“寡头集体主义”，它是从对极权政治的关注中提出的，并且自以为寡头极权能摆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其实这种极权统治很像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以考茨基为代表）的“超帝国主义论”社会假想，但后一种胡扯却要高明那么一点点，因为它建立在社会经济分析上。“超帝国主义论” 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中提出的，它认为资本有可能最终集中到一个垄断组织手上，“由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这使资本之间的和平成为可能（请注意《一九八四》并不排斥类似和平，小说中的战争的根本意义只是为了消磨财富，参见P173—P178），而帝国主义仅仅是资产阶级愿意实行的一种“政策”。对此，列宁猛烈抨击之——他提醒我们正视现实，而事实上直至今日仍是如此——“从自由竟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请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说，拿来同经济政治条件极不相同、各国发展速度等等极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较一下吧。”[11]列宁的这一论述在晚期资本主义的今天具有空前重要的意义：在21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世界里，跨国公司像罗马教皇一样，不但在“华盛顿共识”下通过WTO、IMF、WB及国家暴力日益操纵一切财富，而且把“资本（吃人）自由”的教条奉为圭皋；但垄断并不排斥竞争，而是使竞争更富有爆炸性和毁灭性，这样，任何平衡世界各处经济的企图就纯粹是异想天开了。现代资本为利润率进行的斗争，决定了垄断与竞争、飞快发展与停滞倒退并存的局面无法通过它自身改变，甚至广义上的社会反抗只要不具有剥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就会成为资本主义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

至此可见，无论是在铲除了有产阶级的工人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都不可能出现极权统治长久支配全世界的局面。但是，《一九八四》中的极权因素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一种趋势却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性，这部小说严厉地提出对资本暴政的警告，这是《一九八四》的真正值得肯定之处。

《一九八四》的作者亲身经历了悲剧性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西班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很清楚资本暴政的罪行。奥威尔并没有什么天才预言，他只不过是把当时已发生过并且（极具讽刺性地）正在发生的资本极权趋势戏剧化地放大了。当时资产阶级正在传播着“恐共”的精神瘟疫，尤以美国麦卡锡主义为代表；实际上从20 世纪20年代直至今天，法西斯运动从未被真正遏制，反而在资本的哺育下或隐蔽或公开地表现出来。在奥威尔身后的时代里，资本的极权倾向不但显著地表现在许多不发达地区，典型的诸如韩国、菲律宾、印尼、伊拉克、利比亚、智利，而且也一直存在于发达地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中阵营的瓦解、复辟意味着工人国家的“极权主义”[12]的历史终结，同时也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波助澜，在资本自由的狂欢下战争机器却发出了歇斯底里的轰鸣（请想想最近二十年里以 “自由”名义发动的一连串战争吧，乔治•W•布什更是宣称正在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B））；另一方面，被全球竞争巨浪冲垮的小资产者、失业者和游民，以绝望、幻灭和狂热的冲动与资本防范“暴民”的需要达成共谋，局部的灾难性的法西斯政变有可能发生在当今资本主义的某些心脏地带。这是不是危言耸听？看看美国就知道了：神权专制若隐若现，反议会民主的极右活动暗流汹涌，且从未停止过[13]；在欧洲，资本极权势力近几年异军突起，最明显的是在法国和意大利（B）。在这种情况下，靠代议制民主吃饭的那帮“民主事务员”包括议员、律师、记者、专家学者和“进步教授”们，他们或者老老实实地拥护资本暴政极权，如哈耶克、弗里德曼，或者保守残缺地讨饭吃、混地位，出卖灵魂，帮助资本欺骗大众，附和着《一九八四》哭哭啼啼地声讨极权主义（但不要真的以为他们会“哭哭啼啼”，实际上只要不侵害到他们利益，他们就不会真正地掉下哪怕半滴眼泪）。除外，他们别无选择余地。《一九八四》以极富黑色幽默的文学手法讽刺资本暴政下的极权主义，向世人敲响警钟，无怪乎引起部分资产阶级的仇视。有人在1965—1982年的美国做了六次全国调查 ，归纳出30本最有争议的书，其中《一九八四》名列第五；此书被认为是“受审查次数最多的书”之一。

不过，总有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在欢呼《一九八四》对“极权俄罗斯”的影射。但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到处飘荡的《一九八四》鬼影，对于《一九八四》那句多次出现的幽灵般的话“如果存在着希望的话，它就在无产大众身上”，一切资产阶级及其卫道士都会从脊梁骨里感到颤栗！

三、要么工人革命，要么资本暴政

一位中国诗人曾写道：“黑暗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曾写了一个绝境下的人如何克服重重艰险挣扎求生，最终存活了下来，作品却命题为“热爱生命”。同样，《一九八四》对极权统治的最大化描写，对温斯顿抗争、觉悟以及被迫害、不幸地最终屈服的悲剧性叙事，反倒更激起普罗读者对平等自由社会的渴求。

在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如果说与奥威尔所在的时代有何不同，那就是现今的各种不平衡与各种矛盾更尖锐了——《一九八四》的现实性更大了。自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资本夹带着硝烟味日益张狂地向劳动大众发动了名曰“全球化”的世界大战，而反全球化运动从1999年开始日益壮大至今，已达成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不容一切变买卖”等共识。

但我以为这些共识没多大机智。它只不过是用某种形式把一百多年前就有的各种反资本主义（甚至只是反新自由主义）思潮召集起来而已。最最要命的问题不是建设什么样的民主平等社会，而是通过什么手段到达民主平等社会。直截了当地说，只有通过无产者革命建立工人民主政权，剥夺私有产权和有产阶级，只有通过这种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舞台尤其是在最发达国家的完成，才能到达民主平等社会。21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仍然是产业工人阶级，这已被无数最新理论所证明 [14]。能否设想不剥夺私有产权的某种民主平等国家（例如公私混合经济，限制资本等）？历史的回答是：这由不得你设想，资本是一种客观因素，在你自以为通过“制度设计”“控制”了它的时候，恰恰是国际资本依靠其自身的不平衡状态进行自我调整以便努力延寿之时，潜在的极权趋势并没有被排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资本主义世界正是如此。在战后经济危机与革命形势、尤其是1968年欧洲革命浪潮的压力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普遍提高了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在一些落后国家则极力维持着真正的极权统治，以便推行资本自由化；而当资本盈利陷入困难时，资本自由化的瘟疫又回过头来开始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蔓延。在现今资本主义世界，无论是欧洲的社民党政府还是日本的自民党政府，无论是美国的共和党政府（民主党政府也一样）还是英国的工党政府，无论是东亚某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政府还是拉美的红得发紫的左翼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资本自由化，为有产阶级（包括国家自身）抢劫劳动者的财产。说到底，不管代议制民主，还是法西斯专制，或是“参与制民主”及其它花哨玩意，都可以成为某一部分资本的政治外壳；资本有能力给自己换马甲，马甲却不可能反过来控制资本。左翼工运领导支持资本的“民主马甲”去反对它的“极权马甲”，只有一个实质：帮助资本欺骗无产者。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资本将再次扶植起大规模的法西斯极权运动，但恰恰不会出现《一九八四》那样的百分之百极权统治，这是资本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特点决定的；从社会角度来说，资本需要一个以保证私有产权为限的“中间结构”将形形色色的左右反对派凝聚起来（我所谓“中间结构”是指种种“温和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小资社会主义、左翼机会主义等等），以便维持资本暴政、为极权统治打掩护。这个“中间结构”与极权统治以同等重要性保证资本再生产过程，其实这要比《一九八四》的统治方式更狡猾也更折磨人。我们还可以预见，在社民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崩溃后的今天，反全球化运动不会那么快消退，其大多数流派有可能将成为新的“中间结构”，即资本暴政的缓冲器和保险阀。

归根到底，“另一个世界”的通途只有在资本的对立面才能找到，要解放被资本压迫着的劳动，惟有以工人革命专政推翻有产统治，并促使“革命全球化”。要达到这个目的，无产先锋分子必须彻彻底底地打破一切有产偏见及全部政治幻想的束缚，不与任何“妥协”“折衷”“模糊战术”拉拉扯扯，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独立立场。这种精神气魄与到反全球化运动或其它社会运动中“扩大影响、谋求共识”的价值理念恰好相反，因为前者更需要敏锐的洞察力与相当的政治勇气。在某种程度上，革命工人先锋队的锻造远比托派总统候选人拉选票要困难，多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黑锅，也染得主流国际托派运动一身的机会主义病，幸而旧的“中间结构” 气数已尽。展望未来，形势不容乐观：资本暴政极权正磨刀霍霍，国际共运整体低潮；但是，在新一代倍倍尔和新一代艾伯特之间还藏着我们的机会[15]。

在20世纪80年代资本的新一轮历史性出征之际，在《一九八四》作者的故乡，有产铁娘子撒切尔首相以缩写字母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re，别无选择）来表明她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16]（这正好是对那部讽刺艺术颠峰之作的反讽刺）。

我们则回答说：要以工人革命打倒资本暴政，除外别无选择！

我所阅读的《一九八四》版本信息：

译者：孙仲旭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年5月第1版
ISBN 7-80657-226-0/Ⅰ•198

本文直接援引中译本里的话，并在引用后的括号里标记页数

除《一九八四》，本文还参考了：

杰弗里•迈耶斯：《奥威尔传》（以下注释资料中来自本书的简记为A）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宣言》（有涉及处直接在文中标记B）

注释部分：

[1]关于《动物庄园》，见黔进派：《寓言不能代替历史》：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73066
[2]《工党执政后的三年》，《奥威尔全集》（A）
[3]即《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1949年3月奥威尔冒着损失4万美元的风险，拒绝了美国每月读书会要求出版时删去这部分及关于“新话”的附录的提议。而每月读书会考虑到奥威尔当时很高的文坛名望，为了赢利只好不删节出版，头两次印了54万册，结果一售而空。（A）
[4]这里之所以给极权主义打双引号是要指出：官僚专权统治并非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天性疾病，在列宁主义时期，苏联曾有广泛的民主自由。参见日本人藤井一行原著、“异教徒”网友整理的《早期苏维埃的自由》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48588
[5]马克思曾举了个例，说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农场主听说澳洲水草丰美，就带着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工人到了那里，想发一笔大财，可是到那里后那些工人却发现独立耕种也有利可图，结果都各自去种地了，那个农场主的发财梦落了空——他的真正失误在于没有将资本这种生产关系也带到澳洲。
[6]早期苏联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自由，参见注释[4]。
[7]参见黔进派：《向奥威尔们致敬——读后记》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67029
[8]在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中共首次公开认定苏联已国家资本主义化，毛泽东曾经在1965年1月曾指出官僚是新的有产阶级；无独有偶，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也认为官僚构成了一种有产阶级，见其著作《新阶级》。
[9]见注释[7]。
[10]1956年在匈牙利、1966至1967年在中国上海都发生过“准工人革命”，在六七十年代苏联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工厂工人斗争。战后苏联的地下左翼工运从未停息过。
[1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写于1916年春天）第七章，单行本P78—P80，P87。
[12]见注释[4]
[13]见天益马版•国际神权政治讨论专帖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66877
[14]见天益马版•工人阶级领导权理论专帖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63143
[15]根据张长海的看法，见天益马版经典语录帖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65791第44楼。
[16]苏珊•乔治：《新自由主义简史》，参见http://xinmiao.hk.st/trad/globalize/gl0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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