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经成立，为了征集和培养共产主义的青年干部，它于１９２０年７－８月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小组织，这个组织差不多是从前上海“工读互助团”解散后留下的份子组成的＜１＞。由于这个青年团小组的成立，共产主义的小组才有可能在实际上从事工人运动，即派遣青年团团员去接近工人，调查工人的生活情况，和个别的工人谈话“作朋友”，这便为往后上海的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开辟了道路。
差不多和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唤起工人群众，使其觉悟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他们自身的解放而奋斗，于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５日出版了一个专门刊物，名为《劳动界》（周刊），这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刊物，也是中国劳动运动史上真正为工人阶级利益说话的第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对于有关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从劳动者创造一切社会生活的物质资料；劳动的价值、价格和剩余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剥削阶级 ──资产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不可免的灭亡，直到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都给了最通俗的一个普通工人能够懂得的解释，并以俄国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中取得胜利，建立了“劳农政府”的实例来证明，这便唤起了和鼓舞了工人中先进份子的向往和信心。
此外，《劳动界》并登载了关于中国工人，特别是上海工人受剥削和被压迫的实际情形的许多报导（这些报导多数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工人中调查的结果），以及工人为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如罢工等）的事实记录，同时又介绍了战后欧美和日本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形，以资效法和鼓励。
由于《劳动界》在工人中的散布和宣传，很快就得到工人的响应，例如在它的第七期（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６日出版）便登载一个工人名叫李中（上海海军造船厂工人）的投稿，标题为“一个工人的宣言”，这个宣言说：
“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厉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我可亲爱的工人呀！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这个潮流快要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但是不贯彻联络，就会没有力量。”
所以李中向工人群众发出呼吁：
“我们少数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成一个大团体，由我们的大团体联络其它一大团体，以成中国的大团体，由中国的大团体，再联络他国的大团体，以成世界大团体。世界团体呀！中国团体呀！我们团体呀！发端就在我们少数工人哪！”
李中的“宣言”不仅是《劳动界》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有力回声，而且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对于共产主义的向往，对于它的前途的信念，以及要求自身团结的一种明白的宣告，而且事实上，李中在《劳动界》发表他的宣言之后，很快就受到一些工人的支持，首先他在他所工作的海军船厂里得到一部份工人同意发起工会组织，经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协助和指导，李中又联络了电灯厂，厚生铁厂和几家纱厂的机器间的工人，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正式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虽然这个工会所包括的会员只有三百七十人，但它是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主义者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组织起来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后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１９２０年１２月），人数在一千以上。此外，并着手组织纺织工人，虽然这一工作，由于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很少，尤其在那些作工人运动的干部离开上海而去莫斯科学习以后，组织工人方面便停下来了。
为了联络各方面的工人活动份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组织了“上海工人游艺会”，它的第一次会议，也就是成立的会议，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中在复旦大学举行，到会的工人将近三百人，我们外国语的学生也参加这次会议，由李启汉作主席，陈为人任记录。李在他的会议开幕词中说：“我们各人是从前苦着饿着；我们想要免除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兴兴联合起来，讨论办法；我们不独得到这样的游艺会而已；甚么金钱万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此外，还有杨明斋和几个工人演说（陈为人的记录登载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６日出版的《劳动界》２０期）。后来并计划成立一个“劳动俱乐部”，作为工人经常集聚之所，这个俱乐部的章程已发表于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０日出版的《劳动界》２３期，但也由于留俄学生的出国而停顿了。
自留俄学生出国，外国语学校也解散了，留在上海继续作工人运动的只有李启汉，他一个人当然不能发展工人运动，他所能作的是把已有的工人组织，如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等继续保存，这便是１９２１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成立后，在上海从事劳动运动的基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外的社会主义宣传，决定把《新青年》逐渐转变为它的机关报，因而从它的第九卷第一期起开始改变它的内容，即比较明白地和肯定地提出改造中国的政治方面，并特辟一个“俄罗斯研究”专栏，登载那时可能得到的材料，使一般倾向社会主义分子有可能去了解苏俄的真实情形，以此加强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
陈独秀在１９２０年９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一号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不但表示陈本人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主张（他自称是“我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 ”），同时也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方针的公开宣布。在这篇文章中，陈一方面批评了当时不同政治或反对从事政治运动的几种倾向，特别是较为详细地分析和批评了无政府主义者一般地“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的论据；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是消极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事实上说起来，．．．．．．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斗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
“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底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致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的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去充分压服旧党底强力，马上便有复辟底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不可免。”（底下是驳克鲁特金的“国家论”）
“第三，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份，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底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上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
“据以上的理论和事实讨论起来，无政府党所咀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咀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咀咒的；若是咀咒他，倒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可以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评修正主义派，即德、法、英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机会主义派。陈评修正主义派说：“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采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现在英法德底政府当局那个不是如此！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做前车之鉴。．．．．．．
“他们反对马格斯（马克思，下同）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的特权。他们忘记了马克思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
“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着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倒成了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了。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底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社会主义’，殊不知Bebel死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陈独秀的“结论”是：
（一）“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纪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二）“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外，．．．．．．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我们似乎不必妄生分别。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 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喜欢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底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底表现；因为一国民间各阶级各党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们的总意不但没有方法表现，而且并没有实际的存在。”（“对于时局的我见”，载《新青年》第８卷第一期）
（三）国家、权力、法律这三样本是异名同实。无论何时代的法律，都是一阶级一党派的权力造成国家的意志所表现。我们虽然应该承认他的威权，但未可把他看做神圣；因为他不是永远的真理，也不是全国民总意底表现，他的存废是自然跟着一阶级一党派能够造成国家的权力而变化的。换句话说，法律是强权的化身，若是没有强权，空言护法毁法，都是不懂得法律历史的见解。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化，也不像无政府党那样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四）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因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
（五）“全国底教育舆论、选举都操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份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一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现在多数人都渐渐明白起来要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了。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国庆纪念的价值》（刊于《新青年》８卷３号，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１日）
“．．．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现在虽说是共和失败了，封建制度恢复了势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趋，这封建主义得势，也不过是一时现象；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让社会主义，．．．．．．但有人以为由封建而社会主义，中间还必须经过共和时代，所以眼前还是政治问题要紧；又有人以为中国封建式的武人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经济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紧，还不须经济革命；我看这两种话都似是而非由封建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从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现在的东方各国却和他们（指西方各国）的情形不同，所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至于说中国只须政治革命不必经济革命，我便有七个疑问：．．．．．．（六）中国除劳働界有了阶级的觉悟，组织强大的革命团体，绝对打破资本家生产制，有何方法可以抵制外国的经济的侵略进而为政治的侵略？（七）单是政治革命，能否解决官、匪、政客、游民兵过多的问题？我不但不反对政治的革命，而且很盼望他早日实现；但我断然不能迷信他能够将中国从危险中救出；若有人迷信他，说中国此时只须政治革命不须经济革命，我便要请他解答上面的七个疑问。”
注释：
＜１＞１９１９年末和１９２０年初，在北京曾发生一种所谓“工学主义”或“半工半读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理想”是“打破劳心劳力的界限：使社会上劳力的人都去念书──要求高深的学问；念书的人去作劳力的工。”这样，便可以“破除职业的阶级与奴隶的制度”（见当时散发颇广的《工学旨趣书》），起初由北京高等师范一部份学生成立“工学会”，跟着，北京大学的学生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随后，上海亦成立了同样的组织，这些工读互助团都是靠捐款开办食堂、石印、洗衣等来维持团员的生活（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也曾经在《新青年》杂志署名登广告，号召捐款帮助互助团）。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王光圻，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之一，认为这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但由于捐款的耗竭，这些工读互助团的存在不过几个月便自行解散了，这给无政府主义的空想一个实际的教训，所以工读互助团中最好的份子后来都转到社会主义青年团。
- 彭述之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