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黑夜里的牛

疏于理论往往使人流于浅薄的狂热，成为不可一世的行动主义者，而过于醉心于理论的同志又常常感到思想本身的乏力，不得不抱怨坐而论道的虚妄；理论就是这样一个宏观上被人膜拜而在微观上被人忽视的神像。实践的处境同样尴尬，其职能从推动认识发展最活跃的环节，降落为庸人们拒斥理论批判的挡箭牌。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群体理论水平的日益下滑，甚至实践自身能否存在也逐渐成为一个疑问。于是，有识之士和扯淡之人才会一齐振臂高呼：保卫马克思！回到马克思！ 梦见马克思！

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理论是最重要的突破口，但对那些热烈地渴望着改造世界的人来说，实践才具有最直接的意义。没有抽象的实践，它总是具体的。有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实践，公开的和私人的，经济的或文化的，但时代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实践，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实践，即谋求夺取国家的实践。这种实践与生产实践或科学实验最大的差别在于实践者力求用自己“理想的意图”来改变的客体。前者改造的是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具体说来就是压迫关系以及剥削关系，而后者则是改变人和自然界（包括人本身）的物质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区别，后一种实践在近现代基本未遭遇自觉的强有力阻碍，并发展出一套可行的相对完整的实践原理和方法体系（现代科学技术），而前一种实践则由于实践客体的变动，以及合格实践主体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不稳定性，没能够发展出符合自身规律的方法体系。不过，人类在此领域内也绝非一无所获，实际上，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以原理为基础的实践过程就自发或者自觉地产生了大量精神产品。这些产品中有意识形态的半废物（之所以称之为半废物，是因为他们只是具有干预作用的实践活动遗迹，不能直接成为实践的方法，除非它们面对另外一种人，但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只具有考古的价值，而不具有指导意义了），但也有客观原理和方法的或粗糙或精致的形式。在解放进程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的今天，无论意识形态产品还是科技产品，历史都可以慷慨地提供。但正因为厚重的历史，面对着财富的穷人自然首先想到的是消费祖先的创造物，延续流传至今的生活和斗争方法，只在必要时才做一些语词之争。他们侥幸的成功和命定的失败，不能不说是源于这种思想上的懒惰。

后来的渺小征人们是否非这么做不可呢？人们在毁灭文明的大战中讲过的话是否还需要再说一次？在这种重述的过程中，被继承下来的是形式，还是内容？也许有人会说，形式和内容是辩证统一的，不可能只继承其中一个而不继承另一个。说得很对，在有些时候，的确是要把古老的形式和内容一起抛掉的。问题的关键是抛什么，怎么抛？不能丢掉了婴儿，留下脏水。马克思主义话语背后并不仅仅是热情，更是作为人类文化精华的历史科学。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抛掉那些属于过去时代的具体陈述，把科学的“教条”潜入到时代的自我表达中。比如此时此刻，我们就确信，在革命哲学预言的政治幽灵难以降临尘世的此刻，开启的必然是各种幽灵般的政治实践。本文就旨在探讨这种幽灵政治生长的环境及其策略，顺带触及必要的理论命题。more

一、现代国家之前的压迫机器       

或许会令人诧异的是，我没有用前现代国家来代指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最关键的机构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国家不是某种要求现实与之相适应的理念，而只是通行于大多数国家的具有相当差异性的阶级压迫制度，而要用这样一个本身就模糊的概念去定义另一个概念，结果自然只能让人更加糊涂。所以，本文使用的“现代国家之前”，只是为了解释一种国家，这种国家自然不是现代国家，但也不能说是现代国家之前的压迫机器，而只能表述为“往往存在于现代国家之前的镇压机器”。必须接受现实，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国家，或者用流行词汇说来就是我们的“被”国家。但在下文的论述中，为了行文方便，还是常用“非现代国家”代指“往往存在于现代国家之前的镇压机器”，希望不会让读者困惑。

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的最终出现从形式上讲，是市场契约精神的胜利，在这个社会中，不再有不情愿的交易；从内容上讲，是群众的政治实践，更准确地说，是沉默的大多数默默行动的结果。现代国家的存在主要依靠意识形态的而不是暴力的手段，而暴力的合理使用，也只会在惩罚破坏契约者时发生。就像劳动力作为普通商品进入市场一样，国家也以一个平等的身份进入“政治市场”：人们订立契约，然后按照契约确定具体的行为规范，保护遵守规范的人，惩罚破坏规范的人，而当人们觉得这套规范甚至契约本身不适合的时候，还可以按照别的原则（比如简单多数）来修正。而且，由于市场是由分立的单元构成的，政府作为一个完成裁决者和必要的公共秩序维护者，自然是普遍性契约精神的体现。国家也总是在完成真正的公共管理职能时宣扬自身的普遍性，在完成镇压职能时，则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公共管理职能所必须。现代国家的建立是理性在世俗世界的完成，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世界在契约精神上达成了统一。没有不能被理解的行为，除了经济权利之外不再有特殊的权利，一切都是平等交换，自由买卖，打的愿打，挨的愿挨。甚至在某些社会成员生活难以为继，而且在目前的政治形式中不再有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西班牙抗议）之时，他们也难以想象以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否则，就必须直接反对当前道德，扮演不光彩的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角色（伦敦骚乱）。因此，问题的核心，整个骗局的焦点，最终都落在了一个问题上：剥削。剥削是隐藏的秘密，是不可言说的创伤内核，是统治者不愿提及，但又不得不反复驳斥的东西。人们嘲笑剥削这一术语，仿佛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生造的伪概念，而且由于这一概念的广泛普及，还造成了二十世纪的巨大政治灾难；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嘲笑只是由于他们不敢直面，由于他们担心任何严肃的探讨都会激发现代社会秩序的崩溃。这倒不是笑话，人们不是常说，革命都是从图书馆里爆发出来的么？

尽管现代国家获得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统一性，通过扼杀革命理论的方式消除了最后的不和谐因素，但不劳而获者的日子并不会有更多的慰藉。至少那些知晓真理的人会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无法完全消解真实的对抗。在经济危机中，骚动的人群会轻而易举地丧失理智，而革命力量又会出人意料地提出更加理性的替代方案。在忽略漫无目的的骚乱的情况下，现代国家无法逃避的灾难性前景有三种：第一种是被统治者利用现代国家所赋予的形式上的可能性来消灭现代市民社会，这种情况层出不穷，比如南美的查韦斯（第二国际可能更典型，而且更具有理论性）；第二种是现代国家在遭遇矛盾之时不得不用超现代国家来否定自身，比如德国的希特勒；第三种是像列宁及其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所进行的这类政治实践，在现代国家的暴力机器眼皮底下，不断地钻着空子，软硬兼施，死缠烂打，时机成熟时就用冒险的行动消灭现代国家及其对应的市民社会。第一种情况是内容挑战形式，第二种和第三种都是形式挑战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内容决定形式，所以第二国际的光明大道注定走不通，而希特勒和列宁却能莫名其妙地上位。

现代国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它需要不停地证明自己的公共性和有效性，即便公共身份阻碍它有效实施镇压职能，需要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之时，也还得通过解释契约，改造契约的方式来消除质疑。一旦普遍性身份遭遇危机，现代国家的毁灭就显而易见了：或者被革命所消灭，或者被更强大的意识形态机构替代，走向毁灭文明的法西斯主义。

现代国家之前的压迫机器       

终于谈到我们的国家了。实际上，现代国家之前的国家也是现代的，但由于标准型的现代国家具有相当的反现代性，而我国在反现代的路上走得不够远，故而表现为一种边缘的现代性，其运转方式与主流现代性有较大差异。现代国家的现代性，具有同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统一性，而现代国家之前的国家却有着跟市民社会不同的法则：暴力。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统治。压迫机构政治存在的目的不仅为了保障市民社会的剥削正常进行，还要直接进入（或嵌入）市民社会之中，用非经济手段谋取经济利益。这就使得市民社会被两种法则左右着：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对于市民社会中原子式的个人，只要没能意识到剥削的存在，就不得不认同“平等交换、自由买卖”这一最自然最普世的原初契约。然而，暴力原则根本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合法性。掩盖，隐瞒，封杀随处可见。非现代国家在被其统治的国民眼里就表现为一种陈旧的“怪物”，尽管这个废物比现代国家那些蠢物要称职得多，但仍旧是废物，需要立即抛弃。

这种国家所处的位置是极其尴尬的。资产者也许认识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制度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来说，更适合于现代的大生产（我国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就是明证），而政治权利在资产者一方的高度集中，也防止或者至少延缓了福利化进程，提高了本国资本的利润，有利于经济繁荣。但这种制度却没有取得意识形态合法性，市民社会中的契约精神并未贯彻到国家中来，所以在公开场合（也就是我们说的私人场合）进行纯政治讨论时资产者们也往往会表示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但他们也仅仅停留在认同的层次。他们自然懂得, 在把劳动力作为商品之一的市场中普遍贯彻的理性，一旦在政治领域尽情发挥，不仅会威胁到日常的收益，甚至会威胁到市民社会的存在本身。所以，资产阶级在面对各种民运轮子的疯狂灌水时，也会诚恳的说道：还是先让现代国家在理想中存在吧，在现实中，这种不堪的制度还得飞一会。

另外，在现代国家中，政府和公民都是基于共同契约之上的政治实体，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具有“正常”对话的可能性；而现代国家之前的国家则不同，这里没有真正的“合法”谈判，一切对话、妥协、压制都是为了息事宁人，为了延续国家。所以往往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少部分被统治者提出了很不合理的经济要求，国家让步了；而大部分被统治者提出了合情合理的政治要求，却每每被无视。常在网路上行走的敏锐观察家，应该早就地发现了这一点。

国家总是会实行暴力并依靠暴力统治，现代国家是在获得了意识形态认同之后，才合法地实施暴力（至少在大部分时候是这样）；但现代国家之前的国家在实施暴力的过程中，就一直遭遇着意识形态的，甚至是现实政治的冲突，并且由于这种冲突，国家进一步丧失了其合法性，仅仅是在被容忍的意义上继续统治着。这片地域上的人民有着丰富的被统治的经历，无需苦苦寻觅，那些默默承受的，奋起抗争的，绝望中消灭的，逆境中沉思的我们的亲人和战友们，已经把一切真理都昭示在生活中，唯一需要做的只是呼唤巨变的来临。

上面的说法可能会让人误解现代国家是所有非现代国家的必然归宿。这种进步主义的解读实际上还是因为没有弄清楚现代国家如何成为其自身的。理性的思考者必须承认，现代国家是稳定的市民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但政治契约一旦订立，社会本身也必须要负担得起相应的成本。最近欧美风雨飘摇的形势表明，那种认为人类历史有所谓的“民主大势”的说法，是在“纯政治”中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秘密的糟糕尝试的范例。也就是说，市民社会的理性要求现代国家，但理性自身的矛盾如果过早爆发，则有可能走向反面，转而维护传统的非现代国家或者直接实施超现代的极权主义体制。那些自带干粮的五毛，偕同沉醉于中华登顶的美梦的爱国分子们，已经牢牢地占据了这个反现代国家位置。有趣的是，在某些人绘制的政治光谱图中，此类反现代主义者往往被视为红色，摆在社会主义者旁边，尽管深红分子一直对此表示不满。

二、非现代国家的政治实践     

 要描绘非现代国家的政治光谱，首要的是不能念念不忘逝去年代的意识形态斗争，必须转过头来立足现实。确定某种思想流派的归属，关键是要看其对当前国家的态度，以及对尚未实现的现代国家的态度。非现代国家，在理论上讲，是一个不值得认真对待因而也就不值得批判的对象，在实践中，只有维护或者消灭两种态度。围绕着国家的争论，近几年特别是在经济危机过后，已经在知识界甚至群众中普遍扩散。下面就粗略地梳理一下非现代国家中的各类政治非暴力机构的政治实践。

争取现代国家的政治实践       

民主和自由是20世纪最响亮的呼声，以至于社会主义运动也不得不借用这个口号来提升魅力。共产世界作为边缘国家的现代性运动，本应揭露剥削，并把更高层次的理性原则重新贯彻回到经济领域，但由于过低的起点，不得不采取反现代的急行军模式，突进经济现代化。冷战格局下形成的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的对立态势，由于共产秩序的崩塌，在人们的心中确立了现代国家作为普遍理想的观念，历史仿佛的确要在这里终结了。在共产国家那些所谓的异议分子眼里，现代国家仅仅是欧美这样的中心国家，与民主相对应的自然就是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的福利。共产国家如果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就不得不实施民主化，解体公有制以重建市民社会。这种错觉在共产世界崩塌前夕达到其不光彩的顶点。

在我国晚近历史上，争取现代国家的运动曾一度发展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群众运动。虽然运动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失败了，但影响延续至今。实际上，运动领袖们在风波之后的种种表现让人们跌破眼镜，以至于这场运动的合法性都遭到以新国家主义为代表的许多大陆知识分子一致的质疑；但后来的社会发展进行弥补了这种不足：在非现代国家普遍的暴力使用面前，一切反国家行为都成为合理的，现存政治状况成为论证反对派思想的万金油。在运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的今天，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当年参加运动的知识分子当中，也在这些知识分子培养教导的下一批知识分子当中，在这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创办或主导的杂志报刊影响下的群众当中，持久地存在着。市民社会的发展不断生产着自由思想的萌芽，二者的结合使得自由主义成为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共识。日常生活也提供了大量论据（各种腐败和城管，等等），支撑着政治现代化诉求的合法性， “民主化进程”之说由此得以产生。

但这种影响也只是限于思想领域，在实际的政治实践领域中，思想的切入显得尤为艰难。广泛的资本流动把全球市民社会的矛盾都尖锐地集中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据说私有资本的发展可以推动民主进程，但当利润和理念矛盾的时候，鲜有能舍弃利益追求理想的高尚人士。这就造成了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困境，一方面追求现代国家，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资本的利益，防止多数人的暴政。近期关于福利国家的讨论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许多著名自由主义者的社会设计中，未来的现代国家可以容纳多样化的价值观，却不会实施高福利制度；人民可以投票投到手酸，但经济的自由却是民主不可触碰的保留地。但资产阶级忘记了，如果没有福利国家的美好期许，人民又如何会义无反顾地追随思想家们那急促的步伐呢？即便拿苏联的崩溃作为参照，假如没有“美国梦”的诱惑，苏联人是否会毅 然抛弃给他们带来稳定生活的所谓共产制度也未可知。所以，自由主义者自然走入死胡同，没有哪个已经认识到自己利益的阶级会认真地争取现代国家，而直接面向公民呼吁时又缺少相应的“乌托邦”支撑。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运动自然只能以小碎步前进的方式缓慢发展，但这种方式取得的成果能否稳固是很值得怀疑的。同时，国家也渐渐了解了市民社会的这种特点，明白了争取市民社会领导权的重要性，各种政府雇佣的评论员充斥网路制造或引导舆论，官方半官方的学者公开宣扬反现代国家的言论并获得大量喝彩。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陡然加剧了，共识首先在知识界开始动摇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著名民族主义学者在上世纪末出版的书中，还要专门论述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关系，明确提出“没有民主的民族主义很可能是假的”；到了08年危机之后，却大张旗鼓地宣扬非民主的精英治国论。尽管这种争论还没破坏普通群众对民主共识的脆弱信仰，但高级文化会逐步影响低级文化是必然现象，在网络时代，传导速度会比以前快得多。

实际的政治实践方面，八十年代末的风波之后，国家控制更加严格。虽然后来也有所谓的“九八组党”，但都是成员不过十人的小组织。海外的民运日薄西山，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经叱咤风云的民主人士们已经被美国人抛弃了，人们还是把希望投回到国内了。国内虽然也时常有零八宪章这类低水平文献发出，实际的改革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在胡温执政末期，当局甚至加强了言论管控，进一步压缩民权空间。自由主义曾经靠着批判革命起家，但如今却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在泛自由主义群体里，越来越多地人在谈论着暴力，谈论着革命，把“爱你的仇敌”这类据说可以拯救中国人的箴言丢在了脑后。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看，这表明了大陆许多朴素的自由主义者是代表了底层的声音的，虽然过于浅薄但真实有力，却不像吵着要“宽恕”他人的海外民运领袖柴阿姨那样闲得找抽。不过，自由派的政治活动仍停留在酱油、神侃和做梦的水平，真正敢搞暴力反抗的汉族人并不属于任何政治势力。

反现代国家的实践       

现代国家是公民的理想，但不一定是“民族”的理想，一个民族的理想可以是让公民获得北欧人民那样的稳定生活，也可以是洗刷历史中遭受的耻辱，夺取世界的最高统治权。从前，由于美国长期占据霸主地位，科技经济比中国发达数倍，因此渴望获得荣耀的“战士们”只能在电脑游戏中获得暂时的满足。而近期的经济危机中，欧美老牌强权的一片萧条，使得越来越多地人认识到帝国主义只是纸老虎而已。与其幻想自己是美国人，不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缔造一个强大的中国。

目的本来就是富国强兵，当然不会屈服于任何抽象的政治理念。任何理念都必须接受考察，只有那些能够服务于民族复兴大业的思想才能被接受，反之则被批判。作为最强大政治理念的自由主义思潮，就最先接受考察。一系列书籍出版了，从批判美国开始，到批判福利制度，民主制度的危机，目标直指自由主义的合法性。自由派也进行反击，从批判“义和团”，到提出“爱国贼”，花样层出不穷。网路上“柿油派”和“五毛党”的混战，就是民族主义者跟自由主义者斗争激烈化的具体表现。民族主义者后来又顺势提出“工业党”和“情怀党”的说法，把自由主义者（连同社会主义者）一起贬为不懂科学只知道意气用事的多余的人。这种区分体现了民族复兴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当性，搞工业之所以要结党，则暗示了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自发秩序的另一种社会构想。自由主义者担心，这种构想如果不是“共产主义”式的，就是法西斯主义式的。他们也看到了，工业党也有情怀，看着四代机升天，眼眶里也会闪着泪光。

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斗争，另一方面也通过相互借用思想资源来争夺群众。比如，著名民族主义者多次公开表示自己支持民主（但也支持一下就完了），而像秦晖这样的著名自由派也承认应该追求崛起，但正因为要崛起，就不能闭关自守，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

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水火不容，却跟所谓的“左派”相处甚欢。一般说来，左翼是支持民主的政治派别，在中国却成了民族主义者的附庸，全身心投入中华复兴大业，至多额外完成一点替底层群众索取残羹冷炙的工作。这些民族主义左翼支持或反对别人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有利于民族崛起。和谐中国的转基因就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虽然转基因有利于民族崛起或至少无害，但反对转基因更有利于将美国塑造为企图灭绝族人的邪恶势力，从而将中华民族凝聚为一个战斗集团。这种政治事件如果是群众自发的行为，可算作“义和团”，但由所谓的著名教授亲自发动，就只能说是自觉不自觉地在重走希特勒的老路了。

反现代性，反资本主义在某些思想家那里也许是真诚的，但各种跳大神的伪大师们提出的所谓反现代只是在塑造中国的另类形象，为中华崛起做一个普世的崇高解读：中国崛起不是一个国家的崛起，而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在西方民主制度衰落的背景下，为全世界人民指明了新的方向。无需思考这些大师心中具体的政治构图如何，只要这种意识形态继续发展下去，就必然发展出类似于某种类似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看看今天的“Utopia”（某乡）就知道了，政治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军国主义者，英明领袖崇拜者都混在一起，商议着东方文化如何战胜西方文化，武装力量又该如何布局发展，在每一个“毛诞节”都狠狠地恶心导师一把。他们捧着无产者领袖的灵牌，四处招摇撞骗，圆满地完成了资产阶级安排的“卡位”的任务。一方面用激烈却不合实际的口号来引起注意，向对立面申请“极左”的认证，另一方面又在反叛者队伍里散播宋江思想，试图把运动限定在不仅仅是资本主义，而且是非现代国家的范围之内。现在看来，这种滑稽可笑的“极左分子”还要蹦一段时间的，因为遵从解放哲学的群体尚未兴起，而群众那雪亮的眼睛又模糊太久了。

总体说来，反现代政治，除了民族主义左派之外，大都没有越过理性主义的轨道，表现相对比较温和，相互交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随着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演进，类似“拓展主义”这样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否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呢？答案是肯定的。一战后德意非理性主义的大发展，及至今日欧洲“文明”冲突的加剧都证明了，非理性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借以摆脱内心惶恐的思想毒剂，在某些时刻又正好符合资产者的需要。

还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实践       

在以上种种实践之外，还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实践，幽灵般的实践。这种实践曾经很强大，现在却衰落了，仔细算下来，仅仅在很小的群体里以不显著的方式延续着。客观地说，这一类实践目前是被观察家们所忽略的，而参与者也似乎并不急于公之于众。这就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是唯一真实的无产阶级政治实践。虽然群体成员不多，却未能在理论上达成一致，暂且不论遥远的社会主义，就切近的现实而言，他们也都未能获得统一的社会构图。主要的焦点是是否需要追求现代国家这一尖锐问题。大部分人的观点是现代国家仍旧是资产阶级国家，没有必要去追求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但少部分人意识到，即使这样，现代国家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对无产者的斗争是有利的，那种使得社会主义斗争陷入泥潭的福利国家很可能只是一种特殊历史现象，而政治活动的合法化又会为提供广阔的实践领域。

热心人士对这一群体的未来表示了极大的忧虑。盲目的乐观，无所事事的悲观，各种毫无意义的斗争充斥其中，而正确的道路却未被人指出。理论是至关重要的，理论学习却不见热火朝天；实践活动是运动的真正开端，举目四望，却只有在“成为一个工人”口号指引下自我救赎式的廉价旅行。年轻的人到了要成家立业的岁数，就慢慢淡出，回到曾经憎恨的小市民群体中，从此连自己也一起憎恨。又一批年轻人喊着口号唱着歌来了，踏上的却又是前人走滥了的没有前途的路。要怎样才能获得成功呢？祈求民主吗？民主的欧洲却没见到革命政党发展壮大，反而很多现代国家一度禁止共产党活动。暴力革命？澳大利亚共产党遭国人抛弃的教训历历在目，警示着这不是一条工业时代能走得通的路。重走中共道路搞组织呢？“解放区”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大家应该还记得吧，飞蛾扑火的事情何必去做。那怎么办呢，难道只剩下玩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生活方式的革命了？也许吧，但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艺术，或者宗教了。所以，不是仅仅简单地掌握社会经验和逻辑思维能力就够了，还需要跨越时代的宏大视野和高瞻远瞩的判断力，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提供这一切。

未来若干年的斗争舞台上，很可能都看不到这群人出演。他们在幕后辛勤耕耘只是为了将来能够以更强大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当群众走投无路的时候，总会想起他们，追随他们。没人能预测未来是否会有可以看到的胜利，如同没人能预测中国是否能有民主一样。既然自由派都能够坦然追求民主，社会主义者自然就应该更毅然决然地追求自己的社会理想。由于期待的读者本就属这类人，关于这群人的政治实践应该如何进行，下一节会展开说明。

三、如何走出埃及

现状：拒斥与解构       

要思考政治实践的方式，首先就要思考政治实践开展的条件。非现代压迫机器对待各种政治实践的方式，基本遵循了所谓的威权主义模式。禁止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大量警察被派来监控异议分子。单个人的骚动有时还能被容忍，组织却不可以，无论多小，都必须立即取缔。暴力机器拒斥任何其他力量进入政治事件领域，至多允许社会救济、教育等领域中出现不带有政治色彩的组织存在。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当代的任何非统治阶级的政治实践考量都必须以此作为出发点。

不少人无视这一点，偏爱形式，专门在名头上下功夫，以为只有名正言顺了才能进行真正的行动，即使做不到振臂高呼应者云集，至少也能让自己感到事业的存在，而不是虚度年华。但事与愿违，迄今为止所有类似的行动都已经宣告失败，而且几乎没有一个尝试被其他同道者认为是悲壮的，实事求是地讲，连同情都少得可怜。有人说这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从基本的道理来讲的确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变化，斗争的方式，包括地下斗争的方式，都要随之发生改变。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了便捷和成本低廉的互联网通信，沉默的大多数们第一次独立地进入到了公共舆论空间，并不止一次地展示了自己的力量。立志变革社会的人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宣称像微博一类新科技的普及必然会使得“暴政”难以生存；然而，他们忘记了一点，科技的发展既有利于反抗者，同样也有利于统治者。新的通讯工具也就意味着新的监控技术，互联网无穷延伸也暗示了信息的高度集中。而且，科技的使用在人类之中也是不平等的，高端的仪器的研发、制造和使用不是普通大众可以奢望的，但暴力机器却正利用最高端技术来定位、追踪、分析那些让人感到不安的活跃分子。所以，在一次关于“保密”问题的讨论会上，有位朋友就提出了一个让人感到惊讶的论断：“不要怀着‘XX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样的侥幸心理，实际上，关于你的一切，XX只要想知道，就都能知道。”很多刚刚上路的同志会觉得这个结论因为过高估计了对手而显得有些残忍，但经历丰富的朋友即使略有异议，但也不得不认同这个论断具有相当的正确性。

除了暴力的压制，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情况是市民社会的解构作用。我们知道，当代任何非统治阶级的或者不受统治阶级（国内国际）扶持的政治实践，都需要以一定的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凝聚群体，因为这个实践很难说对实践者个人有什么“现实”的益处。

意识形态对个人发挥作用，单靠文本也许就足够了。但对一个群体来说，仅仅有文本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规章制度配套才能够发挥作用。宗教团体，传销团体，政治团体都遵循着相同的法则，关于这一点，历史和新闻为我们提供了太多的证明了。成员之间的口头契约是不够的，还需得有组织，但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建立组织的社会条件尚不成熟。

所以，作为前组织的群体实际上无法达到自我完成，它被堵在自己的幼年时代（如果极端地说，应该是被禁锢在母腹之中）。这就产生了极其严重的问题，非但组织无法建立，甚至群体也无法维持。原因在于，1) 由于群体缺乏正规组织所具有的那种意识形态隔离功能，市民社会中各种流俗意识形态任意侵入群体，造成思想上的分歧和混乱；2）群体的权威是非正式，不稳固的，当出现冲突之时，不具有任何实际的压制能力，而试图驱逐和推翻核心的力量又因为没有任何制度可以遵循，就容易把冲突引向普遍化；3）由于群体本身的存在不是目的，它试图成为组织，所以群体成员难以从群体生活中找到生存的意义，逐渐陷入迷茫，最终动摇的不在少数；4）特别地，市民社会最深入人心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一旦缺乏制度性约束，基本无法控制，任何争论都容易被说成是路线之争，而真正的路线之争却往往被闲置起来，无人问津。基于这些理由，我们有理由认为群体被市民社会流俗意识形态解构是必然的。任何行动都必须考虑到这种危险性，在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前景之后，才能提出真正切合实际的策略。一味沉醉于宏大叙事的人们必须醒悟过来，面对让人生厌的现实，把该走的路走好，至少多迈出一步。

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幽灵般的政治       

现在的形势已经大不同于十九世纪的欧洲，也与20世纪的亚洲迥异，所以二十一世纪的征人们不得不暂时放下关于政治幽灵的种种回忆和想象，着手布置一场幽灵般的政治实践。之所以说它是幽灵般的，有两重原因。这场政治事件的目标依旧与《宣言》中所指示的一切宽广理想相同，所以那种令人不安的特征也必然要被继承下来，此其一；其二，当代的环境已经不允许实践者以明确的公开的“实体”形态出现，而只能展现为一种模糊的私人的幽灵般的存在。坦率地说，没有一个实践者热爱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实践方式，但既然“上了贼船”，就不得不为这条破船着想。

前面的所有论述实际上都是为了引出下面的这些判断，当然，这些判断不是任何个人能够做出来了，自然是吸收了众人思想的结果。如下的判断仅仅适用于上文所论述的非现代国家这一特殊的情况，但是在现代国家，也不是完全就作废了，毕竟现代国家和非现代国家，都只是镇压被统治者的工具罢了。

为了充分说明论点，在每一个判断之后，都附加了必要的说明。

**判断1：**在形势未有任何实质性改变之前，必须杜绝一切建立政治组织的尝试。应该以外松内紧的核心群体的形式来进行政治实践，不求行动合乎历史的规范，只要有实际的力量在发展即可。

**说明：**这一点目前的争议比较大。客观情况大家基本都认同，只不过仍旧有幻想罢了。找死的例子也有了，踩高压线这种事情还是少干。多打擦边球，不然就像蒋介石时代的台湾那样，肉体灭绝带来思想灭绝，大量宝贵的人才白白损失。

**判断2：**由于此种思想的极端反叛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边缘化。任何群体的目标，第一是生存，第二才是发展。因此，必须通过共同的政治生活圈来构筑思想流派的稳固传统，以期不被汹涌的市民社会流俗意识形态所消解。

**说明：**没有组织，就没有大家可以尊崇的权威，也没有公认的议事原则，建立不了任何约束机制。现实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内容的发展（有时甚至是过度的发展）来弥补形式的短缺。共同的政治生活圈就是一种关于内容的构想。圈子的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生死攸关的。只有那些建立了兄弟般的信任和责任感的群体成员，才能有效地制止各种试图拆散群体或者误导群体的行为，也只有超越了生活政治化，步入政治生活化阶段的人，才有取得这种真挚感情的可能性。

其实，关于革命者生活的讨论一直以来就普遍进行着，过去如此，现在亦然。只不过过去还有那么点壮烈的情怀，现在则只有对抗世俗的决心了。共同的生活圈也能部分期待淡化革命者个人生活困窘的作用，至少让他们感觉到作为一个革命者，虽说特别，但绝不怪异。对于其家庭的另一半，相似的家庭多了，或者至少有那么现实的一个，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恐惧感。这倒是后话了。

**判断3：**葛兰西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提出应该用获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阵地战”而不是习惯性的政治突击来逐步积累力量，并最终达到摊牌的局势。由于不能有正式的组织存在，意识形态斗争显得更加关键。为了存在，也为了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把人布局到最终产生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重秘密性和连续性。

**说明：**在实力非常虚弱的情况下，要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就要首先考虑稳固性，然后再向广泛性发展。所以，某种程度上的学院派政治是不可避免的了。学校或研究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宽容即便很有限，但在术语的隐蔽下，也能获得比其他场所更多的活动空间。再者，我们都知道，越是从理论上认同解放哲学的人，就越能超越短暂生活的需要和个人成功幻梦的诱惑，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踏实更远。因此，掌握住一些理论生产机构，在高级文化领域开辟一块根据地，是很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基本被大众传媒机构（企业）所控制，因此要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就必须赤化（或创造）相当数量的大众传媒。虽然现在没有力量实现这一点，但尽早布局是必须考虑到的，就像抗日战争时中共就着手培养建设新社会的科技人才一样，我们也必须培养出自己的“独立撰稿人”、书商和记者。一方面是直接打入大众传媒机构，熟悉领域锻炼技能的同时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潜伏到传媒领人才培养机构，在类似大学中新闻传播学院这样的院系中多冒出来几个左翼老师或大师。高级文化影响大众文化这一原理，已经在自由主义运动上获得证明了，我们也必须按照规律来办事。

这几方面工作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地下工作，所以必须尽量保持色彩的淡化或复杂化，尽量以思想者的面貌出现。组织方面应该以大学社团，社会思想活动团体等公开合法的形态出现，积极参与到各种理论对话当中。一定要努力把激进思想放在暗处，抑制住莫名其妙的行动主义倾向，要搞清楚在现时代真正的行动应该是什么。

判断4 重视基层组织的发展。这一组织的发展能有力地支援共同的政治生活圈的建立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

说明： 这种基层小组的建设其实各地早就已经开始了，不待我们来呼吁。这里要强调的是对小组功能的重视，不能仅仅把小组看成是一个聊天会。基层小组，一方面维系着有共同思想的朋友们的交往圈（往大了说就是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则是在为未来的组织做铺垫，须知任何组织都不是空中楼阁，都是从地上一砖一瓦垒起来的，群众就是大地，各种小组就是砖瓦。

那么，建立基层小组需要什么条件呢？我认为有三方面的条件。第一方面自然是人，人太少没法建立，人不够成熟坚定也无法建立。一般说来，只要有3-5个比较成熟坚定的同志，就可以把小组建立起来了。如果太少，很难坚持下来。第二方面是理论。小组不能变成喝茶会，而现代又没有太多行动的空间，自然只能以理论学习为主。理论学习说来容易，但如果小组内没有一两个水平较高的同志，学习活动中大家都觉得没啥说的，或者变成闲聊，大家没啥收获，也很难坚持下来。所以，建立小组之前，核心的同志一定要把理论的储备工作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第三方面是共同生活世界的建立，或者至少是生活世界交集的建立。之前说，小组的功能之一就是促进建设共同的生活世界，实际上，生活世界一旦建立起来，也会有效地巩固现有小组并促使其发展。需要解释一下，这里的生活世界是指，大家不仅切实地感受到其他同志是其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很大程度上以类似的方式感受着这个世界。很多同志无法坚持，消失在小市民社会之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政治生活是空洞的，没能与其他同志建立达成理解和信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分享共同的生活世界。

判断5 主客观条件一旦允许，就要做“实事”。运营合法的慈善组织，通过这些组织，进入工人阶级。

**说明：**几年前，左翼之间相互攻击，还比较喜欢拿理论说事，现在则多以所谓的“实际工作”评价人。实事求是地说，任何严肃的活动者都必须特别重视“实际工作”，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作才能使有机知识分子深入地接触群众，并把正确的策略贯彻到群众中。

深入群众工作应该以各种合法的组织的名义进行，各地的“工友之家”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做合法工作的时候，要尽量淡化政治色彩，不要用政治口号把人吓走，但可以通过左翼艺术的方式来潜移默化地培养阶级感情。

要进行物质批判，就必须掌握合格的批判人才。有机知识分子不能仅仅依靠理论学习就能成为这样的人才，还必须到生活中去经受各种各样的磨练。从事合法工作就是一个契机，如果群体中充斥着各种夸夸其谈的理论家，却找不出一个可以和“工友之家”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相匹敌的人才，那就别想建立任何实际的事业。

从事实际工作，由于可以经常地嵌入到工人阶级的生活当中，发现有觉悟的工人就会变得更容易些。当然，这有赖于工作的普遍性，如果覆盖面变得极其广泛，收效会变得很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作中一定既要戒除赎罪的救世情怀，也要避免各种形态的自发性崇拜。这两种情况当前都是非常普遍的。

另外，从事实际工作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好处。那些没有拿过任何“黑钱”，又相对年轻的群体由于财政上的困窘，自然难以开展实际工作。这就成为那些热衷于“走进工地”“成为一个民工”的小资产阶级攻击其对手的把柄了。一旦这些年轻人慢慢成熟起来，经济实力和社会经验更丰富些，各种实际活动必然会逐渐开展起来。那时，各种意识形态的指责就可以停止了。不过，到时候要找到那些曾经满怀热情深入群众的批判家可能会变得困难了，毕竟靠着“成为一个工人”，“了解工人”这样简单的想法就能坚持一生的例子在历史上还是很少的。

判断6 在市场经济时代，任何政治实践都不仅仅要算“政治账”，还得算“经济账”。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任何“实际”的事业都无法开展。经济来源不能指望资本家或者其他什么好心人的施舍，必须自力更生，建立可持续的内部经济规范。

**说明：**经济工作是非常让人头疼但又必须去做的事情。经历了多次活动之后，大家对经济工作应该也有了更深入全面的想法。经济工作如何搞呢？

目前看来，有三个途径。首先，要逐步建立“党费”制度。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要求已经工作了的同志，按照一定的比例从收入中拿出一份来贡献给集体的事业。这个经济来源随着更多的同志毕业，会变得原来越客观，基本的活动需要应该能够满足。

其次，建立企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这要求群体里有值得信赖的有经营头脑的成员。这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保守起见，须得等待合适的人才出现之后才开展。

最后，募捐也是一个可选的途径。不过，就像左圈某律师曾说过的那样，由于现代社会诚信缺失，骗子横行，导致募捐的手段很不好用。所以，基本还只是倡议内部坚定的且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同志多捐献一点，对外还是不要暂时不要提这个好。

以上这些设想都要求群体内部的成员之间的充分信任。这个其实可以从一些初步的尝试做起。互助会和初级的财务机构就是很好的选择。互助会是群体内部成员相互帮助的一种很不错的形式。由一些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同志出钱，建立互助基金，供其他成员失业或经济紧张时使用。等待这些同志重新获得经济来源或经济宽裕之后，再偿还自己的借款。这就是同志们相互帮助，建立信任的极好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有公开活动和互助会，就可以建立长期的初级财务机构，定期进行核算，并通报全体成员。这种监督工作可以进一步增强大家的信任。如果有人失信，定期的通报也会让他感到很难堪的吧。

判断7 必须深刻理解对内的理论工作和对外的宣传的巨大差别。对内的理论工作，主要目标是为了统一群体成员的思想，在没有组织规范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对外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吸收合格的新成员 和向大众普及马克思主义。

说明：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但理论工作也应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内的理论学习和创造。这方面工作的目标主要进行科学研究，多涉猎有利于形式判断和策略制定的知识。第二部分是对外的理论宣传斗争。这又分两个方面，对资产阶级的理论斗争和对左派内部的理论斗争。这两种斗争有同也有异。同在于他们都是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异在于前者是以攻击打倒反动权威，捍卫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为目的，后者除了打倒其他阶级在左翼内部的代理人，消除错误思想的影响之外，还要负责多正面宣传解放哲学，争取一时糊涂的同志。

对内的学习要尽量避免意识形态，力求其科学性。理论一定要彻底，不然就没办法玩无间道。只有摆脱了一切意识形态幻想，才能真正掌握斗争的灵活性。理论也一定要统一，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分裂，也有利于建立正确的思想传统，在主观上为避免修正主义的产生做准备。

对外宣传则不能不顾及意识形态，某些时候还得加强意识形态性。在当前各种伪科学横行的情况下，这就需要重新重视列宁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支持像方舟子这样的跟各种伪科学权威斗争的科学人士。同时，还要揭露现存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去包容，消解它们。

判断8 从前的一切斗争历史表明，革命不仅要求政党，还要求领袖。领袖是在大风大浪中培养出来的，不能自封领袖。但切勿被当前的各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迷惑，刻意排斥领袖，而应该以积极的心态期待领袖的产生。与以往不同的是，领袖更应该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应该是老中青相结合，而不仅仅只有“父子”和“兄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事业后继无人的情况。

说明：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道：“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要办事情，就必须要有组织，有组织，就必然要有领袖。斗争往往是残酷的，需要跟时间赛跑。在这样的情况下用所谓的党内民主来消解领袖的决策作用，虽然从此没人会为错误负担具体的责任，但也难以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功。大家必须重视这一点，要走出埃及，就得有摩西。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在私下里，在理论上，要多批判虚荣的权利欲望，在认可领袖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他对事业的忠诚程度。在领袖犯错误的时候，也必须进行合理的批评，促进其进步。为此，再引用列宁在上书中讲过的观点吧：

“德国‘左派’抱怨他们党的那些‘领袖’不好，因此悲观失望，以至于采取‘否定’‘领袖’的可笑态度。然而处在常常必须把‘领袖’秘密隐藏起来的条件下，要造就可以信赖的、久经考验的和享有威望的好“领袖”是特别困难的事情；要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就非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来，使‘领袖’受到考验不可，其中包括议会斗争的考验。批评，而且是最尖锐、最无情和最不调和的批评，不应该是针对议会斗争或议会活动，而应该是针对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选举和议会讲坛的领袖。只有这种批评（当然同时也要驱逐不称职的领袖，而代之以称职的领袖）才是既有益处又有实效的革命工作，才能一方面教育‘领袖’，使他们无愧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又教育群众，使他们学会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了解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往往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任务。”

**判断9 **以往的革命者似乎都低估了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能力，同时又对革命政权保持先进性给予了过高的期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仅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战略上也得重视。所以，革命者不仅要考虑自己应该如何开展实践活动，而且还应提前安排事业的传承，确保旗帜能够顺利地交给下一代。这个工作目前看来很遥远，某些朋友甚至认为考虑这些问题实属扯淡，但客观的说，从一开始就必须思考这些问题，这是目前的形势所决定的。

**说明：**批评者会提出说，即使不培养下一代，革命者也自然会涌现出来，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革命就不会断绝。当然，从大的历史尺度来说，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没有自觉地灌输和培养，革命者的产生是十分漫长的过程。造反行动很容易产生，但革命却不一样，需要坚持以理论作为基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而革命理论的发展又有其内在规律，需要从一定理论环境为出发点，深入分析现实，从感性经验一步一步上升到理性认识。倘若革命者被杀绝，革命书籍被完全焚毁，马克思主义要重新降临人世的话，很可能又要经历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虽然终究会被人们重新认识到，但代价也太大了。考虑到资本主义不仅让人们生活得很痛苦，还有可能彻底毁灭现代文明，甚至毁灭生态圈，理性的实践者应该是不会乐于见到后来人在毫无基础的条件下重走曲折的理论之路吧。

所以，必须考虑建立革命梯队的问题。在每一个年龄段的人群中，都应该培养一定比例的忠实可靠的革命者。这样就能保证事业能够一直掌握在值得信赖的人手中。如果党上台了，这就意味着单个国家的革命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如果党长期发展不起来，至少也能保证生存，不至于退化为老人组织而逐渐消灭。在这方面，日共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培养下一代，不仅要从社会中取材，还需要培养革命者自己的后代。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其他人的生存经历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自发发展出来的人才十分稀少，可遇而不可求。但自己的后代就不一样，在成熟的政治生活圈浸淫下长大的小孩，成为革命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这就他（她）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存在着这种延续性，对其他年轻人的吸引力也会变得更大，因为这不只是一种纯思想政治的传统，已经成为一个可以自我延续的人类社会中的亚文化了。有朋友会说，很可能革命者培养出来一群自由主义者或其他什么反革命。是的，这种情况的确很常见，中国人更不陌生。但那是在革命者掌权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年轻人的反叛心理使得他们背离了父母同时也是政府的理念，现在不一样，革命思想本来就是一种反权威的边缘文化，只要父母不给孩子太多私人的伤痛，这种问题可以避免。科恩在《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一书中对他成长经历的叙述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你想想，一个每年暑假都在左派夏令营度过的孩子，对于资本主义会有怎样的仇恨，对于社会主义又会有怎样的向往呢？

结语：一定能到达迦南之地

如果不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子女，会在摩西带领下走出埃及，到达流着牛奶和蜜的地方，即便没有上帝。路途虽然漫长，但并不孤单，从古至今，无数追求理想社会的仁人志士都是我们精神上的同道，那些在痛苦生活中呻吟的劳苦大众又像亲人一般陪伴着我们穿越每一次历险。现在是最初的起点，我们每一个人在见证历史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历史。所以完全不必对现代社会各种光怪陆离的科技创新感到过度兴奋，让你沉醉的应该是你自己的生活，是你的沉默、言说和创造。

为着这个目标，必要的苦难是必须经受的，有时还需要用生命做赌注去冒险一试。在现代“埃及”，上帝的选民们并不幸福，每天都有人因为饥饿死去。要走出这种地狱般的国度，方法却不是像犹太人或者现在的带路党一样，通过地理上的迁徙来完成，而必须如斯大林所说，在人间建立天国。迦南就是埃及，应许之地就是受苦之地。危机和各种灾难永无止境地发生促使人们去毁灭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这种必然性是信心的无穷来源。一起去创造吧！让创造的欢乐在胸中流淌。无言的智者、勇敢的战士、勤劳的大众，都会在历史的变革中寻得属于自己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