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金刚

文人命运多舛，自古已然，并不是到了资本主义横行的时代才更加丰富。所以当我回想起改革开放二十年里我和朋辈走过的所谓道路，对于我们的遭遇倒没有太多的抑郁或者多心，反而是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了更上一层楼的荒唐感。

妻子说，中国人就是慢，热衷于敬而远之那一套，着不起那个急。她是对的，我还不到三十岁，觉得自己已熬得什么都不剩了。这些年，看看书，练练笔，跟合得来的朋友玩玩音乐，在思想方面争论争论，也就是这样。出CD不容易，用摄像机纪录生活也不容易，在媒体舆论界妄图声张声张性情，就更不容易。左右都不是，生活要来源，积攒点钱自谋生路吧，经济又说不景气了，妈妈讲话：“生意都做穿了。”听说又闹什么签世贸，民族情绪高涨，还没看到哪个做买卖的出国去跟谁大战一场，国内已是一片不堪其辱之声，看来又是一次沉闷不堪的自卫反击战，打给谁看都没弄明白，呼啦啦又是一片“血染的风采”了。

就这样看着海盗的逻辑要在中国大难临头，故乡的民工依然背井离乡去参与重复建设，田园依然荒芜，海关更要大开，毒不过海洛因，挺不过爱之病，人欲横流，方显博爱本色；民不畏死，奈何以利驱之？我知道，从鸦片战争开始，有一种更隐秘的报复心盘旋在祖国的上空，对于不愿向满清皇室请安的洋人如此，对于从孙中山以来，诸多行武出身的中国元首，也莫不如此。

一日上网，见旧友广天的论述：“工业化时代的游吟诗人”，感慨颇多。故国自古重农轻商，以安民生，以存国体——此民，即“民为贵，君为轻”之民；此国，即“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之国。这本是故国积数千年沧桑，阅万万千生灵而安排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全部，却是底蕴和根本。故此，国人对于工业、对于工业化难以建立诚挚的感情，也是上个世纪以来生活在中国的人心照不宣的事。工业化、现代化、商品化、信息化云云，不过是现代欧化汉语对西方产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演变的书面吹捧，同时也是以中文文化为人处世的我们逐渐一天天与之生死与共的恶俗现实——故此，游吟诗人之于这个时代，是否能够摆脱自古已然的宿命，似乎就在广天的这个命题中，引起我想当然的兴趣来。

当然，诗人之谓，在中国人都可以算是勉为其难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是这么说的么？）。这是一个诗意的国家，即便所有的生存条件都被敌国占有，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所有那些强盗知道，不要轻视了她的诗意。她的诗，不是从神谕中产生，也不是为了祭祀而存在。她的诗，是从田间走来，从猎人的山歌中飞出，从辛勤工作的人的妻子嘴里喋喋不休地披露，从痛失良机的少女心底默默地铺陈……在这种前提下，广天又加上了“游吟”两个字。

无边的思绪，由此飞出好远好远……

一

　　　　　　　　　　　　
那是我从西藏回来不久，回到曾经读大学的北京。92年的时候，北京的校园歌手好像都没事干，都去找大钟寺一个广告公司的卢某。还有一个王亡，据说是从深圳先科弄到了钱，也开始张罗着帮助这些人（我是挑我知道的事儿说啊）。当时苏越好象刚刚完成包装制的试验，摇滚乐仍旧低调地找场地排练，南方，是否已经有炒作民谣的意图，我不清楚。

啊，空气中满是就要动听的音符，比起炒股的吆喝声是差点，基本上也就排第二位吧。根据投入资金的雄厚、制作操控的熟练以及现场演出的积累，市场化中国的流行音乐在那时可以罗列出来的新生事物有：台湾魔岩的“三杰”，香港“城市”民谣的艾敬，北京“校园”民谣的诸生，摇滚中国“火”一干人，汉唐“新民谣”的普通百姓，等等。当然，老的那些，80年代就开始试图市场化的芸芸众声，也还是那些，我就不说了，也不清楚。

那确是一个“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季节。

我和广天就是在这样的小气候里认识的。介绍我们认识的中间人说他曾给广告公司做音乐，说我正在跟王亡的纪录片《我毕业了》争音乐报酬，双方的“当下处境”是困惑于音乐制作的独立精神和民间诗歌的文本走势等等……我俩于是在大家的安排之下聚到一起，为这些事说得焦头烂额。

张广天是上海人，随父母在贵州遵义某“三线厂”长大；我是四川人，地址在今重庆永川，他比我大四岁。地图上一看，两人小时候成长的地方相距不远，基本上都呆在西南地区一片山川和丘陵之中。我于是就这样以为，地理环境影响了我们的某些幽远和缜密的思维特征。不管性格如何，不管见解如何，我是觉得我们的那什么“语境”中总有老杜的影子：故国山河在嘛，城春那个草木深。

随着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社会巨变，我们从各自的境遇中逐渐迁徙到北京去，两个毫无来历和背景的自由职业者，能在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呢？我们默默地认为应该走着瞧。

初期，我们搞到一个广告公司，也没好好做业务，挣点钱就拿来买电脑练习打字，给各地的朋友传送诗文，义务录入什么的。后来机会降临，公司又搞到了一部电视剧和两张音乐专辑的生产合同，挺多的人民币冲昏了我们好奇的头脑，在分别与音乐家出版社、康艺出版社洽谈了销售事宜之后，两张音乐专辑《毛泽东》、《吟唱生涯》和那部不知名的电视剧排名不分先后地也就问世了。……那正儿八经是工业——我要说。用钱去弄来很多设备一点一点鼓捣，技术环节挺多又兼以人多嘴杂，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世界是外行在管着内行，我反正是有些晕了也记不起太多细节。

很多朋友在其间帮了忙，然而我们并没有帮得了他们什么。当我们关在录音棚里穷经皓首的时候，广告公司就宣布停业，之后的音像市场更是分门别类地跟我们商量还要为这些产品花更多的钱。只好倾其所有，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最后穷极生变就促使我们“宁要无产阶级的苗，不要资产阶级的草”。两个没事就凑在一起鼓噪亚非拉民间舞曲的年轻人，就这样各自揣着分到手的音乐专辑，象擎着一面“反对市场 化”的锦旗，朝着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海阔天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去——同样，也正如广天的歌：一路走，一路唱。

回过头再看看走下去的岁月，依然是有钱的熬不过更有钱的，更有钱的打不过更想要市场的。更想要市场的呢，——在等着入关。

二

　　　　　　　　　　　　
北京的流浪艺人很多，除了已经通过官办团体、境外代办处以及民间资本算是安身立命的一些“熟脸”，就是另外一拨又一拨各有心事、散居市井的标新立异“吃文化饭”的闲人。当时北京的文艺体制仿佛出奇地动荡，这些“旧京华骚客，新中国艺人”根本是全线出击，只要能跟文艺粘上边的地方，沿着旧体制的机关和漏洞，同志们使出浑身解数，见缝就插针；一时间民间野风吹遍文庙，遍地英雄尽是人。

说起来奇怪，不知从何时起，当年的“京味儿”北平俨然成了现在中国的文艺集散地。我的意见，这跟社科院、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等大多设在当地有关。孔老二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表面上看，是成就了中国几千年沿袭相因的教育制度，实质上，它更是一个在美学方面哄中国人玩的警示：学，然后可乐；乐，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艺术的各种形式，则都将建立在学习、教育的基础之上。（当然，这只是我利用辩证法进行的一番玩笑似的推论，老成持重之士千万别当真。）这么着，那些矢志献身于文艺的中国人，如果最终不能在学养、文理上有所依恃，那他在中国文艺坛里的下场，在“有识之士”眼里肯定就是“不知其所终”的了。想想呐喊中的鲁迅，人家怎么说的？“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文网何在？也许就在那些对文化艺术板起脸孔来深文罗织、厉行载道的人吧；世情是什么？即便当今的文化艺术不曾代表共产党人对中国普通人精神需求的承诺，恁多文化艺术的管理、研究和教学机构寄居燕山之侧，又难道不是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诺大国情吗？

正是在这样的士林面前，市场化、洋文艺的引进成为90年代中后期人民群众精神世界里的头等大事；记忆中的世纪末北京文艺，好像是连后现代的文艺学者们也不曾拿出过皮里阳秋的策论来，作品是连呼市场崩溃，情绪是异乎寻常地淡然——然而明星们的资讯却开始增加，被套牢的文艺投资还在排队，主要是“拼文化、拼底蕴”的“心连心”艺术家们，转瞬之间已经站到了老少边穷地区。

我们的力气相比之下自然是小的，也就够走走路、写写东西：除了对媒体舆论不依不饶的纠缠，就是对公有制文艺不破不立的遐思。——然而经济据说“软着陆”了，在更加浩瀚的市场海洋里，就象歌中唱道：“水中鱼儿望着我们，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记得，张艺谋要拍上海的城市戏，说是要找个上海的年轻音乐家来配乐，广天于是去了“摇啊摇”剧组；《精品购物指南》和黄燎原要引进西方“不插电”的音乐概念，同时兼为“新民谣”新歌作发布，于是我去帮着做了一回音乐“总监”。这些陈年旧事，结果怎么样，往日的媒体上都有记录，我也不多嘴了。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观念，离文艺市场化的“利好”到底有多远，或者说，其实骨子里仍旧是背叛市场运作法则、打击“娱乐”至上的民间趣味；而最后，又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握手言和了那个尚无定数的时代呢？

再往后，十五大开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绣球也从北京抛向了众目睽睽的天空，年轻的才子佳人们开始单兵操练，身上带着更加浓郁的破罐子破摔的气息向着他们的新时代发出痴鸣和娇啼，我们有了更多的事情要干，却用不着再发出声音……

就这样好像一下子过了好多年——直到我们在网上又重逢了。

三

　　　　　　
98年，我回到成都。然后开始上网，三年了。

网络上，怎么说呢？其实就是有些言论还比较珍贵。反正网络也不挣钱，大伙趴在网上说些不负责任的话也倒适合这种氛围。我还听说这个因特网是美国国防部和他们的科学家们商量着搞的，好像有个什么原则叫作“任何一点受到攻击也不应该影响到整个系统”。目前我们花钱买路上的这个网也就是这么个家什儿。

张广天跑到这个网上去贴大字报，以音乐的名义。99年，他两口子从越南回来，他给我打电话说去看大字报吧，我就去了，而且发现自己被名列其中，说我现在“川康地区游吟”——也亏他想得出来，我于是认定他是在影射我思想中没有新中国了，不在北京干革命消极情绪直追国统区了。我当然不同意这个同志的“无厘头”似的意见，就更为夸张地跑到他的“大鸣大放”消息树下悄没声息地匿名张贴了一堆过时的文件，什么洋教授怀念毛泽东的讲话一类的。后来老看觉得无趣，左不过是那些来跟他大辩论小辩论的字句，又没有墨写的真迹来得形象，成天都是些五号四号宋体字，引发我对电脑、高科技更死板的轻蔑，也就算过去了。

我在网上，做全国各地的漫游，从来没有特别在意什么站点之类的歇脚处，做站点什么目的，赚钱还是自我欣赏，恐怕都不是真能如愿的事，拿来练练技术，琢磨一下目前科技专家们的思维路数，也不见得立竿见影，就象几十年前父辈们迷恋半导体，谁没见过他们自己组装收音机时那股认真 的劲头？你看现在谁还装收音机？还拿它卖钱？？？当然我知道有那种非要跟美国人的网络信息技术争个你死我活于是乎也就挣得了大钱的人在，但那些人也不会在这个中国电信的公用信息网上折腾，对吧？——那我在这个小家电上翻什么筋斗云呢？搞清楚这个，我对年轻的网络发烧者们到处抄袭来的半文不白的广告词儿什么的，一直是保持着某种“对一切赌博都腻味”的态度。对于广天突如其来的“即将推出黄金刚同志作品专辑”的号召，也总觉得他是在开这个美国网的玩笑。

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网络居然反过来在配合他了。去好多热闹的言论集散地，都看见有人在为话剧《切•格瓦拉》做猛烈宣传。沿着链接找过去，是一个叫“红旗文艺报”的机构，还有一个“黑板报”，这一红一黑的二报，做得有鼻子有脸，仔细一看发现，说是张广天那张大字报的合作站点。好像还有一个什么网的执政官发言声称“互联网也能干革命”云云——哦，要演戏了，我自言自语道，兴许是“抓赌”？于是翻开当天的音乐大字报，果然，我的专辑依然在那里“即将推出”，而头版头条赫赫然已是老革命——格——瓦——拉——。

演绎60年代全球性的文化与革命浪潮，广天他是得心应手的；这也是前些年那些到中国来猎奇的洋记者对他望风披靡的主要原因。至于在网上声张这种文化，好像还有一系列“左翼”站点，我觉得这跟传言中的比尔•盖茨正是靠着继承了所谓“把电脑还给人民”的60年代遗志才得以就地坐大， 都有相通的地方或者说动机。所以，网上无“左”，才怪。网上不能宣扬群众艺术？——哪个讲的？这么想想，我也就释然。再看看网上，好像最近对安全问题叫嚣得比较凶，遂东摸西找地踏勘了许多地方，下载了几十种防范软件来比较，还顺便得知本地警方针对网络袭击的一个报警电话（录于此，以飨读者：028-6301387），倒也没用过。乱七八糟一通过后，早把这事彻底给忘了。

四

　
都过去了…… 眼看已到了夏天，为一点什么事给广天打了个电话，他依旧催促我写点东西，好像还有一张音乐合集在等着推广。名字就叫做《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

合集我没见到，广天曾用DAT直接插进电脑，再转换成MP3给我听过其中一些小样，都是去年的事了。感觉还很形象，各个地方的朋友都来了，你可以从中去找找21世纪的天山、21世纪的长江，新中国人灵魂中的上海和赤子心中的北京。

别的有什么好说的呢？都过了这么久，都说百炼成钢，要我说饭才是钢。吃饱了还怕别人说撑的，来“诉求”你为什么没分给他半碗就跟这儿嚷嚷。——现在真有所谓反对者，不都是这样干的吗？——所以只能如上所述，开开时代的玩笑，“梦回吹角连营”，捎带让自己知道从前都干嘛了，也就过得去。

终于要写完了，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乃口占一绝，曰：

三皇五帝囫囵事
小篆大风日日新
公社共和天覆地
从来他就是人民

2000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