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安得猛士

《逍遥游》：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残余

在贾樟柯的电影里，流行歌曲是一个反复使用的道具。小武里的《心雨》、《天空》，三峡好人里的《老鼠爱大米》、《酒干倘卖无》，还有这部《任逍遥》和《站台》干脆就用流行歌曲来命名。

在我看来，这些流行歌曲似乎标识了某种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残余。

贾樟柯的一系列电影拍的都是晃荡于社会边缘的孤独个体，但这些主人公不能简单地贴上底层群众的标签。经典意义上的工人或农民，哪怕流氓无产者都是组织化的，他们不是以个体的姿态来面对社会，他们无不拥有某个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能提供的文化慰藉，同时他们也能以某种社会化组织化的姿态来表达自我的社会身份。在反映大致同一时期历史的电影《钢的琴》中，我们能看到在那些工人（尽管已经是经历过下岗被社会再次个体化后的工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种种阶级化的特质，对金钱的嘲讽、手工的技巧、固执的骄傲和粗犷的美学，这些无不体现为某种阶级自觉性。而对于小武乃至逍遥游里的彬彬和小济，他们则只能以个体的身份被动地去面对一切。

贾樟柯把电视、录像厅、高音喇叭乃至商业舞台全搬上了屏幕，对于许多不熟悉小城镇生活的人来说，这些简陋而媚俗的大众文化载体似乎带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从这些道具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一种是官方的，从电视里副省长的讲话、对犯人的审判到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借助权力的控制而无处不在，从彬彬那句“美国人又打来了”和申奥成功后居民欢呼我们赢了可以看出这一意识形态运作的实际效果；而另一种则是资本化的意识形态，高音喇叭里的彩票宣传、蒙古王酒的促销文艺节目，电影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一意识形态运作的效果，典型的就是两个青年对美国的妄想（遍地是钱、一美元能换一千块）。

这两种意识形态正对应着两种实质性的统治，权力和资本的统治。但对于彬彬和小济来说，他们却始终无法进入到二者的统治序列。彬彬试图去当兵，但因为身体原因被拒，又试图去卖光碟挣钱，但却收入甚少。也正是由于这一现实中的失败，使得两种主流意识形态在他们身上的运作效果都是不彻底的。当电视上宣布北京获得奥运资格时，他们只是呆呆站着，脸上并无任何欣喜，与四周欢呼的人群形成对比。

而流行歌曲正是在这一缝隙中乘机而入，相比于权力和资本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历史性，流行歌曲的运作效果是暂时性的，是瞬间的欢愉和满足，是彬彬那句“吃口饭混吧”，是趋向于破坏稳定性的非理性狂欢。然而这一狂欢又始终是暂时性的，当曲终人散时，那种恰如射精之后的空虚会再次将你包围，再次无从去向。电影中的两段爱情，无不如此。

电影的最后是彬彬被警察喝令背靠着墙壁，一遍一遍地唱着那首逍遥游，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

《小武》：虚无的九十年代　

这部电影对于我的吸引力纯粹在于它的真实。看完后翻到了一篇法国评论家的狗屁评论，在他看来，那个简陋的可以花五十块钱找姑娘的KTV、警察局旁围观的群众这些都是导演有意的技术实验，充满着隐喻和暗示。我只能对这位坐在巴黎高级沙龙品着红酒的伪艺术评论家表示无语，高贵的法国人啊，这个世界并不都像巴黎。

小武真正给了我奇妙的穿越感，曾经流行的老歌、街边的桌球室、录像厅里泛出的港片打斗声，还有那一个个板着脸讲着蹩脚普通话的角色，这些都是我成长的背景啊。九十年代的县城大抵都是如此吧。黑色的方框眼镜、旧西装、插着兜走路、讲话没有条理、神态茫然地一根接一根抽烟，小武的那些做派如此地像我身边的那些朋友，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重叠又分离。那种熟悉的感觉不断地让我忘记了自己是在观影，也不断地提醒我该如何反思当年的生活。

曾经跟朋友聊起过八零后和九零后，他说或许真正的区别在于我们的童年还有一半处在市场经济之前。1992年邓小平南巡，从此中国开始了真正的大规模的市场经济改革，闷声发大财甚至成了最高领袖的提倡，这是小武的大背景，也是我们一代人生活的大背景。九十年代的我们正处于那个发生着巨大转折，各种价值观激烈碰撞的年代。

小武是个贼，但并不像警匪片里的二元世界，贼一样有朋友、有亲人、有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规则，更重要地是他们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小武有做正经生意的朋友，有为鸡毛蒜皮事情闹得满地鸡毛的家庭，有自己曾经拥有现在又失去的义气，还有可望得到的那一丝暧昧的男女情感，甚至他还能和警察有些互相给予的默契。他的不幸，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茫然在于他生活的这个时代。

从一开始，小武的生活就开始被社会的转向所解离。他曾经的朋友，改行干起了干净的贩烟和开歌厅，上了电视娶了漂亮老婆，甚至因为觉得小武的钱不干净而与他断绝了往来。在吴宇森充满兄弟义气的江湖片组成的背景音下，小武只能孤独地站在街边，看着一个个行人车辆从身边流过。很有意思的是歌厅里的那段对话，小武说他朋友走私香烟赚歌厅小姐的钱不干净，而他的朋友则说这叫贸易和娱乐业。中性化的词汇描述，反应的不仅仅是词汇的变化，更是价值观的深刻变迁。正确与否不再在于获得的方式哪个更符合正义，而在于能否得到市场规则的承认，道德观开始配合着市场化发生转变。小武失去了他的兄弟，败给的不是人心，败给的是市场的规则。

小武把他的希望投给了爱情，他捧梅梅的场，从物质到精神地关心她，试图从这里获得一个男人的尊严和意义。但梅梅走了，并且讽刺地在他被抓的那天发来一条祝他万事如意的祝福信息。小武又失去了爱情，这次是因为他不能合法地更多地挣钱，他败给了这个社会的评价体系，爱情看重的不再是关心与理解，而是挣钱能力的高低。

他的家庭纠纷最后登场，因为二哥对象的上门，围绕一个金戒指的归属又产生了纠纷，小武被他的父亲拿着棍子赶出了家门。

最后的亲情也被打败了。小武只能继续像一个多余的人一样晃荡在城市的洪流里，无所事事地窥视着他人的钱包。

直到电影的最后，小武被拷在路边，像一条死狗一样被人围观着，他依然试图保持早就被打败了的骄傲，但在围观下，他终于低下了头，不敢再看周围一眼。

小武的迷茫是身份的缺失，他在电影里试图获得朋友、爱人、家人的身份，但却一次次地得不到承认，而这种得不到承认的状态又正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变迁所带来的。在九十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下，对价值的追求被肆意放大和扩充，无论是家庭爱情还是友情，都越来越被市场的规则所支撑，而小武恰恰缺乏着这方面的能力。他再也没法明确自己的位置，他无法判断自己是谁，更遑论改变。小武只是惊慌失措地发现身边的世界如此陌生，他不再属于这个熟悉的世界，站在大街上的他感到一阵阵的惊慌失措，他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些熟悉的陌生人。小武所能做的就只是手插着口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底的多余的人，他只能用这种流氓无产阶级的方式面对着世界。

这种虚无感不仅属于小武，同样属于我们中的大多数。电影的最后，那些围观的人看着被拷起来的小武，面无表情，不知该如何面对，因为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他们自己。电脑屏幕前的我，则是一身的冷汗，因为我也在里面看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