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 邪

孔庆东的《国文国史三十年》终于出完了，随即以很快的速度读完。读的速度快，不是因为读的不仔细，而是因为它确实太好读了，用一个略带不敬的话说：它太通俗了，因此读的就快了。就像孔庆东这个人一样，严肃的问题总以不正经的方式来表达一样，这部现代文学史，也有这样的特色。当然，老邪我这么说，他未必同意：你居然说我不正经！加上这本书的宣传颇似《百家讲坛》出书的风格，容易让人以为，这又是个学术超男、学术超女的“畅销书”，有恶搞、戏说成分……总之，各方面的原因加起来，这部现代文学史就容易被轻视、被忽视。因此，老邪我要明确的说：这是一部要重视的文学史。

文学与政治**

“文学史从来都是政治史和权力史。”

这么旗帜鲜明的把窗户纸捅破——讲清楚现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只有孔庆东了。作为理论研究者，他当然是有意为之的，目的只有一个：造成“狮子吼”、“海潮音”的效果。把这几十年来被人遗忘的基本常识重新摆出来。

其实，文学从来都是政治，不特在现代文学当中。古代名著，哪一个不跟政治沾上边的。《水浒传》为什么统治者要查禁？为什么金圣叹、鲁迅、毛泽东等人都要在“投降”问题上大做文章？《三国演义》为什么非要不顾历史事实的说刘备就是好、曹操就是坏？这些无不是政治。这几十年来的文艺思想，总以为脱离政治的文学，才是好文学，不谈政治只谈风月的文学，才是好文学。这当然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今天当我们都遗忘了这条基本真理的时候，当我们整天都以为文学就是风花雪月，当我们以为中文系的人都是矫情、无病呻吟的文学青年的时候……突出的讲文学与政治，就凭这一点，这部文学史也要重视。

那么，单就讲现代文学与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或者说现代文学到底要干什么呢？孔庆东回答的也很爽快，直接说：

“现代文学的意义跟古代文学不一样，从根上说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学，是为了国家，是为了救国救民。金庸笔下郭靖说的那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现代文学是一个‘侠之大者’，不是为文学本身，归根到底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国家。”

因为我们从小受得教育已经是现代教育，小时候还被教育要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读书，“现代”一词在我们的语言体系中，天然的就带有褒义方面的感情色彩，总以为现代的就是好的，不现代的就是落后的。这种观念其实来源于近代以来的一种单线进化的历史观：历史总是前进的，走得越远的就是越现代的，现代的基本上就跟进步的差不多了。然而，当人类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这种惨绝人寰的灾难之后，敏感的思想家无不对“现代”这一观念提出挑战，而“现代”这一观念显然来源于西方，因此，天然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就是对着西方文明去的。比如，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理论，表面上是在说文化多元，其实他所面临的语境恰恰是西方中心论的，因此，在这种语境下的文化多元，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

近代以来，中国固有的历史观念，在西方的炮火之下动摇了。中国在长期的被压迫的情况下进行的历史反思，得出的结论是：要现代化。表面上是向西方学习现代化的这个那个——军事、经济、政治，实际上是全面接受了西方人的历史观和西方人的现代逻辑。因此，首先完成富国强兵，在民族国家的世界上争取独立地位，乃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所要完成的任务。怎么样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呢？答案只有一个：组织起来。

什么是组织？现代组织的特征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统一。主权统一、领土统一、政令统一、军队统一……用老蒋的话说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主义”者，何也？思想也，观念也，意识形态也。而现代文学，在中国近代的组织化、现代化过程中就扮演统一思想、统一观念、统一意识形态的作用。最终目的就是孔庆东说的：“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其实，更精确的说，应该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当然，也许是整理录音的人搞错了）。这样，无疑为中国现代文学打上了“功利”的烙印。其实，我们反观历史就发现，这个问题不仅发生在现代文学上面，也发生在哲学、艺术等等方面。为什么哲学界要引用西方哲学的叙述方式、概念系统，来规范中国固有的思想（哲学）？为什么中西文化大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这些问题背后，都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讲的更尖锐一些就是一个西化的问题，就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如何融入一个由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的问题。

但是，哪怕我们找到了“组织”这条真理。执行它，实现它却是一个很难很难的过程。首先就有一个问题：组织谁？

文学的阶级性

这几十年来，不讲阶级斗争，其结果就是让人们误以为文艺没有阶级性，没有阶级性，就不存在文艺领导权的问题，没有文艺领导权问题，其实就是主动放弃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到来了。实际情况是，本来就处于文化劣势的无产阶级会马上失去话语权，社会强势集团借助资本优势联合起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炮制各种理论为阶级压迫找到合理的理由，使无产阶级陷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之中，因此，文艺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至关重要。对于此，孔庆东在讲到沈从文的时候，借人性问题大发脾气：

沈从文小说的特点是，他致力于对普遍人性的探索，他说在他的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什么叫人性？阶级性不是人性吗？民族性不是人性吗？说作品写的是人性，这是一句废话。所有性都是人性，你只要写了人，就是人性，除非你写得不好。就好像你不能开一个饭馆，说我这饭馆卖的是饭，这是废话。

这几十年来讲的人性无非四个字：饮食男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吗？没有了。舍己为人，做好人好事都叫不符合人性，似乎舍己为人的事情不是人干出来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们动不动就以“人性解放”四个抽象的字眼，来为人欲横流找到借口，其实这哪里是什么“人性解放”，明明就是“兽性解放”，然而，据说这就叫人性。其实，既然文学就是政治，那么文学必然有其阶级性。这也是孔庆东这部现代文学史所要鲜明指出的。因为，在那种根本没有的所谓普遍人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思想，其实是磨平阶级斗争的工具。

这部文学史中有一个问题，被很醒目的讲出来，那就是现代文学以文学的形式如何描写文化上的阶级压迫的。书里用了个小节：《：温柔压迫》，是借鲁迅的小说《离婚》来谈阶级压迫。孔庆东说：

我们一般想象阶级压迫，就是暴力、殴打、逮捕等等。真正的阶级压迫往往是很平和的，连一句生气的话都不用说，只是用一套你不懂的表达方式就把你给镇住了。

其实，鲁迅在写《阿Q正传》的时候，就已经深刻的洞见到了这个问题。试举几个情节：

阿Q在向吴妈提出“困觉”要求之后，被秀才追着打，秀才骂了阿Q一句：“忘八蛋！”鲁迅随后写道：

阿Q奔入舂米场，一个人站着，还觉得指头痛，还记得“忘八蛋”，因为这话是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且印象也格外深。

“忘八蛋”对阿Q来说是稀奇的、陌生的，却又是清楚的，这是“官府的阔人用的，所以格外怕。”仿佛这三个字背后就立着官府的阔人，这些人正向他奔过来。这其实就是掌握话语权的阶级压迫。掌握一种别人根本不懂的话语体系，其实就掌握了话语权。文学在此处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关系——统治关系。（这何尝只在有文化的人跟没文化的人之间呢？那些动不动就讲一套高深理论的人，不也是这样吗？不就是想用一套话语体系来夺取话语权，从而统治别人吗？）

另外一处，阿Q被判了死刑要画押的时候，鲁迅写道：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道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

“我……我……不认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好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了瓜子模样了。

如果见过一些文化水平很差，或者根本没有文化的群众拿过笔、写过字的话，就一定会为鲁迅的描写拍手叫好：写的太传神了。劳动人民——包括阿Q的双手可以拿得动上百斤的东西，可以熟练的进行各种体力劳动，“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可是，拿一支轻轻的笔，却要“使尽平生的力”，而且还觉得笔很沉——这种沉，恰恰就是文化的压迫。阿Q们其实是认同那种压迫他们的文化的，但是，他们在这个文化中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阿Q们不会讲“忘八蛋”，不会写字，因此在这种话语体系之下，最终结果只能是糊里糊涂的被杀掉、被吃掉。这恰恰是阿Q们的革命注定是要失败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文化，没有掌握文化领导权。孔庆东继续爽快的把掩藏在文化外衣下的实质问题戳破，他说：

劳动人民如果没有文化，革命多少次都是没用的，流血牺牲夺取了政权，政权会变质，穷人、没有文化的人还是要被欺负，慢慢的政权又没有了。所以劳动人民一定要有文化。要自己成为有文化的人，自己懂道理，就能够戳破他们的阴谋诡计，就能够获得话语权。

文学既然是有阶级的，有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的，那么组织谁，不组织谁的问题随即解决。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当然要组织广大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方向就是为无产阶级，为工农兵服务，因此，在这部文学史中，孔庆东专节讲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不再赘述了。

现代文学-现代性反思

现代文学的任务是要建国——富国强兵，因为，世界是一个遵守丛林法则的世界，不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就要亡国灭种。现代文学在这种原则与目的的引导之下，必然陷于其中。孔庆东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在他一次又一次的揭穿现代文学的本质并肯定其功绩时，也给予了那些超越历史时空，对现代性有所批判的作家较高的评价。这里不用去讲了，单讲现代性的反思问题。

现代的特征就是要组织，组织即是要统一。人与人千差万别如何统一呢？只有磨平这种差别，才能统一。这就是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即丰富的、具体的人被强制的在一种原则之下统一起来。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在于马克思认为现代的人在资本原则之下，统一起来、组织起来，从而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从而是异化了的人，人是被资本统治的人，要获得人的解放就是要消灭这种资本对人的统治，而不仅仅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同样，海德格尔在讲到现代技术本质的时候，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就是Ge-stell，这是德语词Gestell（支架、座架）的变形，Ge-在德语中作为前缀是汇聚、聚集的意思，stell与stellen有词根联系，stellen有设置的意思。海德格尔使用Ge-stell的意思就是说聚集起来的一种设置，即存在者的一种解蔽方式——现代技术把一切事物（包括人）聚集起来，都当做自己用于设置的物，根据现代技术的需要来规定事物（包括人）的本质或存在，人作为可能性的自由的存在的意义便被剥夺了。这两位哲学家讲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现代生产方式对人的规定与剥夺。但是，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对此无能为力，只能诉诸“等待”，而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却要用哲学的武器，并把这武器交给无产阶级，在现实中改变这种生产方式，达到人的最终的解放，因此，马克思是真正的革命家，是真正的哲学的终结者。

从这样一个角度反观我们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以及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我们就能既看到前人的成绩，又看到前人的问题，批判的吸收，在现实的斗争中，走出我们自己的新的道路。反革命们总是污蔑革命没有人性、革命灭绝人性。恰恰相反，革命是最人的，革命是最人性的，因为革命不是要创造新的人性，革命恰恰是要恢复人性，恢复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一切压迫人的生产方式扭曲过的人性，是真正的人性。

多余的话

上面所谈到的那些革命的、轰轰烈烈的东西，的确值得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大书特书，然而，就《国文国史三十年》这部书中所体现的孔庆东的个人志趣，倒是也值得一谈。

记得孔庆东以前的节目的广告宣传语是：平民立场，学者深度。“平民立场”四个字是他所希望能够坚持的，甚至不惜模糊无产阶级立场，或避谈无产阶级立场。读这部文学史时，老邪我发现对两个人孔庆东评价很高，而且讲的耐人寻味，引用两段，不再展开论述，以为结尾（表示老邪我的偷奸耍滑的一面）：

老舍说的话都是街道大妈的话，在政治上没什么深度。他是一个很朴素的人，革命成功了就跟着欢呼、享受，而不是一个有革命洞察力的人。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却可能最有价值，因为他受到的干扰少……老舍能够摆脱这些理论，虽然写的是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的苦难，但是竟然没有阶级意识，这真是一个奇迹。无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否定这个小说的价值。他没有煽动革命，但是革命者看了会说：“不革命行吗？！”不支持革命的看了会说：“哎呀！祥子这样的人如果革命就太可怕了，要实行宪政，给祥子投票的机会。”所有人都能从中得出自己的解读，好作品不是一个角度能够说清楚的。

又，

我觉得在赵树理身上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党性，一个是人民性。赵树理出身于最纯朴的人民群体，他是人民中的优秀代表……

同时赵树理又有坚强的党性，他是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为党工作。他有共产主义觉悟，不迎合农民，这是他的党性所在。所以赵树理的作品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可是事物是运动发展的，党性和人民性不那么统一了怎么办？人民有时候是糊涂的，党有时也是糊涂的……

……很多人为了保全自己，跟党一块儿犯错误。但是赵树理这种人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就站在人民一遍。即使有一天证明还是党对了，那么他宁愿跟人民一起犯错误，也不愿跟党一起犯错误。

其实在历史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选择。你是选择跟党一块儿犯错误，还是选择跟人民一起犯错误？这个时候想想赵树理，想想前人，可能不无益处。**

2012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