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为何受压迫?——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解放

06/14/2012 posted in  理论视野

不平等是理所当然的吗?

和先前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将女性定位为“天生弱势”。为此辩解的言论有很多,诸如圣经中的故事:作为添加物的女人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因为上帝觉得亚当很孤独。夏娃是用一根多余的肋骨创造出来的,而且,因为她性格中的弱点,她出现后的所有事情都变得糟糕透顶。

当科学替代宗教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依据后,又出现了其他的论点:女性的大脑比男性小;女性的肩与臀部形状异于男性;她们既不如男性理智,也没有男性的体力,易被自己情绪左右。

虽然这些说法都曾流行一时、甚嚣尘上,但现在看来大都荒谬和虚伪。比如男女之间工资存在差异是因为男性从事对体力要求更高的工资,但在解释男性工资的分配差距时,体力却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熟练程度,技能水平抑或是脑力劳动等因素。

家庭

关于妇女社会角色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家庭方面。在保守党的意识形态攻势中,出现了这样的论断:我们当今所了解的,由丈夫、依赖于丈夫的妻子及子女组成的所谓“核心家庭”一直存在,而且是社会的最自然而且最优良的组织形式。

他们声称妇女的低薪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与操持家务相比,工作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在成年后大多数的时间里,妇女在经济上应依赖一个男性作为其经济来源,从这个男性那里获得零用钱。而任何试图背离这个社会角色而保持独立生活的行为,比如支撑单亲家庭,都会在社会上招致灾难性的的麻烦。

保守党人(新工党的政客经常就这一点附和他们)指责这种妇女脱离其传统社会角色的趋势,将诸如犯罪和损毁公私财物事件等社会倒退的表现的增加归咎于这种趋势。对家庭的作用的了解不仅仅是为了反击这些意识形态攻势,对了解妇女所受到的压迫也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家庭扮演何种角色?

当大多数人想到家庭的时候,他们往往想到的是亲属关系:母亲、父亲、伴侣、子女等。显然,亲属、朋友及同事等人际关系是无时无处不在的。他们是人类发展的重要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政治家和不少评论家提及家庭的时候,他们指的是一种社会制度。撒切尔夫人称其为“建筑单元”。家庭,作为一个组织单位,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a)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理想的家庭是这样的:

不参与工作的成员依赖于赚取收入养家的成员,后者传统上一般是男性,是一家之主。这种模式带来的影响就是所有的财政负担均由家庭负担,而非政府。当然,家庭不具备担负这些负担的物质和很条件。因此在历史上造成了饥荒、营养不良和疾病。

将女人独自留在家中照顾学龄前的孩子,是导致抑郁症和神经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福利国家采取了一些缓解的措施。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部分地达成了共识:为了创造服务行业劳动力和避免社会动乱的发生,有必要作出这样的让步。这也是那些发现家庭不能承担这些负担的男女工人们斗争的成果。地方政府提供的保障对于妇女尤其有利。

但是,从一开始,女性的经济上的依赖性就已经固定到利益关系中,这种关系根植于父权制家庭的强化。因此寡妇被认为“必然是贫穷的”,同时,人们认为离婚的女性必须为自己的贫穷负责,只能领取最低收入。

资本主义家庭观的核心是妻子在财政上对其配偶的依赖。即使一段感情业已结束,他们总是试图保持两人间的金钱关系。因为职业女性的增加,以及她们想与过去失败的关系彻底决裂,所以给前妻抚养费的做法逐渐消失了。但在《儿童抚养法案》中,这种抚养费重新出现,该法案规定一个男人在离婚后应继续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前配偶和子女,因此妇女也不需要在经济上依赖政府的补助。

b)在家庭中,妇女为其他成员提供不计酬劳的家务劳动,诸如做饭,洗衣和清洁。此外他们还照顾孩子,有时还照顾家中的老人或病人。对于她们的这些家务活,一些保险公司要价高达470英镑一周,这些工作没有一件是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所必须的。妇女不必为了和孩子拥有良好的关系而将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都花在照料孩子的生活起居上。事实上,很多母亲都会说,不必一直都是照顾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这种将女性独自一人留在家中的工作,常使她们心力交瘁。随着地方政府为老人提供全程陪护服务、以及国民医保系统、教育及托儿服务等福利事业的发展,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这些福利事业也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些职位通常由领取微薄薪酬的妇女担任,但是毕竟是一种社会职能,而非被家庭强制的个人劳动。因为这些原因,妇女往往努力争取并维持福利,福利国家的倒退正威胁着妇女所取得的不大的进步,这些进步是战后获得的。

社区护理服务的资金缺乏意味着意味着妇女不得不待退回过去的处境中:在家中独自一人面临着一系列复杂难解的问题和无法满足的需求。这意味着妇女面临孤立少援、困难重重的境地。这是那些与家庭有关的意识形态上的攻势中的理由:将这些工作说是是妇女在家中的本分,以此勉强作为削减公共支出的理由。

c)家庭还是一个传统的社会控制单位。家庭是按等级制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和对他言听计从的妻子儿女。在过去,法律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权力,其中包括暴力和胁迫,以及父母对子女拥有的权力。英国在最近才将婚内强奸或家庭暴力定为犯罪,而非丈夫所能行使的合法权利。

当保守党和不少工党需要家庭中的约束力时,他们就呼唤这种传统。他们相信家庭可以使其成员习惯于尊重甚至服从于权威。在阶级社会中,这不仅意味这家长的权威,还意味着社会的权威——国家和雇主的权力。

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特别强调家庭的这个方面,以解释为何斯大林主义依靠与资本主义社会别无二致的家庭形式。在巩固苏联的官僚制度的过程中,斯大林树立起了对家庭的迷信:“这种倒退不仅显露出令人作呕的虚伪,而且比经济上必要的让步还要大得多。”(此处指从集体向妇女提供服务和监护向不得不在家中做这些事的倒退。)“造成诸如支付赡养费这些向资产阶级家庭模式倒退的客观原因,是因为通过将法律资产阶级化,可以扩大统治阶层的利益,但当今树立这种迷信更直接的动机无疑是官僚制度需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稳定的上下等级关系。并希望通过四千万个支持当局权威的家庭来管制青少年。”

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家庭总是存在的吗?

围绕妇女受到压迫的根本原因,多年以来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当中主要有两种观点,有时两种观点混而有之。一种解释着眼于既有的男性主导的男权社会的起源及其角色。另一种则认为,对女性的压迫与私有制、阶级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

如果承认社会存在针对女性的压迫(包括对统治阶层的妇女的压迫),就可能将这种压迫的根源归于阶级社会本身。虽然这两种观点都不无争议,但大多数分析家对二者的存在及合理性都持认可的态度。分歧在于哪个更具根本性。这个争论非常重要,因为“阶级社会和私有制是否就是妇女受到压迫的原因?”涉及到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还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跟妇女解放斗争有多少的关联度这个问题。

恩格斯在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就认为护理员是符合妇女天性的职业,该观点认为妇女受他们生理特性的限制,她们作为子女的抚育者,这个角色限制了她们的工作和思维方式。而男性,则可以理所当然的参与公共生活,以妇女的供养者和保护人的身份外出工作。任何试图脱离这种社会惯例的妇女都会招致道德和精神上的恶果。

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催生了工厂体系,这种观点的虚伪性日渐暴露。从日益发展的纺织工业、服务业到码头等职业都迫使妇女走出原有的圈子,成为工厂中的廉价劳动力。

尽管统治阶级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希望一切都按照他们的意志发展,工人阶级妇女还是日益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即使对一些中上层阶级的妇女而言,这种(观点带来的)限制太多了,因而发起斗争,意在争取法律上的平等,参与某些职业的权利,以及和自己同一阶层的男性享有同等的经济社会地位。当中的一部分人,与工人阶级妇女达成了至少是暂时的一致,这种跨阶级的联合,虽然在短时期内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往往会因为分歧而以失败告终。这些分歧包括采用何种斗争方式的分歧,也包括目标上的分歧:是要求普选权还是拥有与男子具有相同经济地位的妇女方可投票?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恩格斯试图用他当时所能找到的资料展示,早期社会的妇女并不如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社会地位低下,其所受的系统性压迫是更加晚近的事情。正如我们的标题暗示的的那样,他将这与私有制(即生产资料私有)、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在生物因素与后天环境的争论中的基本立场是:很明显是生理因素决定了人类的能力范围,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文化,如技术、知识、传统风俗及观念。即使妇女的不平等的地位的根源确实是因为在男女分工中承担抚育子女的职责,但在现代社会也不存在任何的理由,使之继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争取产妇权力和儿童保育权的斗争显示了打破这种分工的可能性。马克思在他的《费尔巴哈论纲》中写道:“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进而认为,改变人的因素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教育的结果。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改变的。”

为什么在早期社会里它起着比较大的作用?

如果正如某些人宣称的那样,女性的角色和地位由她们的生物特性决定而非归因于社会的组织方式,那么改变前一种因素显然比后一种因素——改变生产和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要更加困难。

同理,如果我们认为基本权力结构主要是为了维护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地位的话,女性对男性的斗争就是为妇女解放展开的斗争。若果基本的权力结构只是阶级统治的一部分,并且维持着阶级统治,男性被赋予更多的权力的话,妇女将为反抗她们受到的压迫展开斗争,但这将倾向于与阶级斗争一起展开,与此同时,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将会消除针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

在早期社会发生了什么?

a)尽管当时人类学、考古学不及当代先进,但在近期的研究中,恩格斯很多的结论都得到了证实。原始社会往往也被称作“狩猎—采集”社会。顾名思义,这就是原始社会的特点:女性采集植物而男性则负责狩猎。这是一种绝佳的组合,因为人类这种能依靠多种食物为生的能力使他们走遍了地球的不同角落。那些试图将男女地位不平等说成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的人宣称,这种分工正是由生物特性或“天性”决定的。但这是以资本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原始社会。人们在社会中有所分工,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地位必然不平等,将抚育儿女这类对社群延续极重要的工作被贬为属于地位低下者的工作的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在后面继续讲述,上述现象的根源产生在阶级社会。

b)对抗还是合作。与这些认为女性生而地位低下的论调对应的是“男性充当狩猎者”理论,为女性理应比男性地位低的状况辩护。有些人认为因为肉类食品很稀有,二植物性食物在食谱中至少占75%,因此,男性必须向有更高的地位。虽然这种稀缺曾肉类受到珍视,有证据证明在其他文明,比如在那些已开始种植蔬菜的文明中,妇女也因为抚育子女而受到尊重。这些现象再一次表明,当时不存在人与人地位上的差异和压迫。实际上,原始社会最令人震惊的特点是:不存在等级制度。

在勉强维生的经济体系,每一个人的劳作都对维系生活至关重要。因为生产没有盈余,故不存在地位不平等的根源,也不存在赋予某人权力的必要。

更常见的观点是男性使用暴力和权力的欲望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不仅仅造成了劳动的分化,也被认为是男女性别特征的区别。男性被描绘成拥有支配能力、野心勃勃的。而女性则是驯服的、体贴的。

雷蒙达特(Raymond Dart)的论文“从猿到人的压迫性的转变”(一个人类学朋友翻译成捕食动物由猿转变为人)以及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的《裸猿》(Nake Ape)都大肆宣扬“动物和人所共有的天性”这种歪曲的观念。

他们的观点引起了不少共鸣,这些人包括以该观点为军备开支做辩护的右翼政客。以及以此解释女性受压迫的原因的部分女权主义者。这些论点歪曲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这个观点,“适应者”代之以“最富攻击性者”。狩猎是一项富有攻击性和暴力的运动。这显示了他们対原始社会的特点和狩猎的无知。

在原始社会,食腐是先于狩猎或者与之共存的,这种在动物尸体上割腐肉的做法完全靠运气,而不需要暴力。再者,从已知的“狩猎——采集”社会得到的例证表明,在采集和诱捕小动物时,女性参与了对猎物的追捕。猎人对动物行为习惯的了解程度,还有协作及隐蔽的能力,都对狩猎成功与否起着重要影响。在这当中,暴力的因素是极少的。

上述理论试图混淆两种不同的行为,一种是仅仅为了获取食物而别无恶意的捕猎动物的行为。另一种是人类社会中的暴力和战争所表现出的攻击行为。

显然,好斗、暴力都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但它们并非早期社会相对于其他社会形态的主要特点。

若要列出对人类社会发展贡献最大的一项特征的话,那应该是合作,因为合作对语言、技术、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资源知识的共享都起着主导的作用。对于任何物种,对种群内成员频繁使用暴力,都是不利于进化的,尤其是在生活不稳定的时期。

类似的,这种攻击性也存在于诸如走兽、鸟类和鱼群中。当今社会,人们文明高度发达,这种比较结果必定会受到误导。同时,一系列对于这些生物行为的考察也得出了结论,那就是攻击性行为和暴力并不是总是存在的,而是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生活在珊瑚礁中的鱼群,因为空间和食物有限,他们不得不采取攻击性行为以保护领地,相反,居住在滩涂,居住地更辽阔的鱼相互间没有攻击性。其他的例子也表明在同一物种中,个体攻击性行为的多少取决于居住空间、食物等因素。也就是说,攻击性仅仅是一种对于环境作出的反应性行为。

现代人类学表明,恩格斯所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中的认识大体上是正确的。正是工具而非武器的广泛应用,以及劳动的重要作用,给了人类巨大的力量,使其可以塑造和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这些工具不仅包括切割肉类、清洗动物皮毛刮刀和切刀,还有妇女所使用的挖掘器和装载东西用的背包(常用不大耐用、可能现已腐坏的材料制作)。

c)那时存在家庭吗?尽管恩格斯提到了早期社会的“婚姻”,然而,他和当代大多数人类学家的叙述中,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家庭,而是在暂时性的对偶婚,对于妇女和儿童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影响。早期社会是血亲关系集团松散联系起来的。

然而,这种集团常包括其他(无血缘关系的)个体,是建立在工作关系上的。集团内部个体经济利益取决于集体的经济状况。虽然恩格斯根据他所能找到的非常有限的资料,提出了从群婚制到对偶婚(预示着一夫一妻制的产生)发展,但后世的人类学的观点来总体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远比这(恩格斯提出的来的)复杂多样。这是由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下的一系列选择所决定的。除非有其他因素干扰,所有的社会并不需要经历相同的阶段。

客观地看,早期社会在职业安排上有着很大的多样性,特定环境中的生存需求是基础性的,有效且能改善生存状况的社会人际关系才能被人们接受。

d)恩格斯提到了“女权”或者是“母系”社会——通过母系来追溯亲属关系。恩格斯之所以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身处一个男权强大的男系社会,而他试图证明这不是社会的常态。事实上,在原始社会和现存的“狩猎——采集”社会,两种亲系社会都存在过。这通常和食物生产的形式有关。

以打猎为主要获取食物方式的社会倾向于演变为父系社会,而从采集社会演化成早期农业社会的,往往演化成母系社会。重申一遍,这说的是社会分工的演变,而不是权力结构的演变。讲述的是个人与集体关系。因为建立在个人与母亲关系之上的群体关系,并不意味着女性或母亲因此对其他成员拥有支配权力。这种社会并非母系社会,在决策时,实施者制定决策,与全体成员有关的事务由全体制定决策。直到8000到10000年前,人类才从这个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

变化是如何产生的?

随着早期社会的发展,某种力量使得家庭的基本特征被确立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一些采猎的原始社会仍然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生存方式,直至现代社会,或者被帝国主义强迫改变乃至毁灭。另一些则由于获取食物的压力而扩展到新的领域。在那些现代称作中东和远东的土地上,高产的农牧民族傍水而栖。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他们的内部矛盾也逐渐显现,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开始了。

由于生产逐渐产生盈余,人口数目以及土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更大的分工化趋势出现了,出现了在某些技能、工艺领域的专业人士,管理者阶层也出现了。最开始,这些人代表族群掌管着剩余商品的分配以及水资源的配给。在某些种族中,这一类人还掌管着那些专门用来应付灾难、款待客人或是用于重大节日的物资。不同的人类族群发展的进程各有快慢,某些群体把剩余商品用来发展军事力量,来侵略、占领周边地区。

看上去这发生在出现了统治阶级的族群中。由于生产力和土地的差异,以血族关系维系的族群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逐步地,这些差别导致了公共所有制与财富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出的剩余商品越来越多,之前自用的产品也变成了可交换的商品。

发展的脚步体现在了方方面面:分化出与商贸有关的劳动;为了争夺贸易,战争也打响了;土地劳动密集,土地所有权变得不平等,乃至逐渐演变成了良田沃土的私有化;家族内部的竞争使得家庭变成了一个个经济的单元;政治逐渐制度化;公有和私有的区别开始成形;经济地位的不同导致了阶层的不同;在父系家族体制中,妇女的地位也在被不断地打压。

对妇女的制度化压迫是向阶级社会转化过程中的一部分。恩格斯在仔细考察之后,这样总结道:

可见,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选集1972年版,4卷61页)

西方社会中,家庭的一个重大发展源自于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罗马,它随着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由于基督教-罗马文化的影响,很多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与家族相关的传统习俗以及法律法规,都起源于罗马的词汇“familia”(家)。

罗马上流社会中,家庭俨然成为一种制度,具有着法律、宗教以及教育的性质。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私有制和经济活动借以组织起来的单位。这种家庭包括了作为家长的男性,及其妻子、儿女、学徒和奴隶。家长对家族成员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性出轨的惩罚对于女人是十分严厉的,而男人却丝毫不受约束。作为社会机制的家庭中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暴力和压迫。这种暴力之所以没有进一步扩大,是因为家庭扮演者两种相互矛盾的角色,既是一种社会机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又是联系起私人关系的纽带。

在这一类社会中,产品不仅仅是为了使用,更是用来交换。女人也被视为商品,她们被用于政治联姻,来加强家族势力,因此贞操就显得尤为重要。每一个家族的家长,都会一再确认,继承人确是血缘子女,防止“非法”的私生“野种”也来分割遗产。

女人们大多被幽禁在家中,时刻被提防着,结婚、离婚的权利也掌握在男人手中,成为一种商业契约。通奸和强奸一样,都是对于财产的犯罪。直到现在,离婚的法律都只有利于父系家长,而不是为了尽可能好地和平结束两人的关系。这些法律更多规定了财产的分配和子女的抚养权问题,而直到本世纪,这些都会偏向于家庭中的男性家长。

国家是这种等级制、父权制的家庭强有力后盾,但仅限于统治阶级。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这样的家庭形式是指“资本主义家庭”,因为“婚姻、财产、以及整个家庭…都是资产阶级建立其控制权的手段”。也就是说,这种家庭组织形式是资产阶级化身为财产所有者的手段。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家庭制度、以及其对女人的压迫,是财产关系和生产系统所产生的结果,而并非其原因。

明显地,这样的家庭制度并不适用于那些与主人利益相关但自身却一文不名的奴隶们。奴隶没有任何人身权利,也不能组建家庭。原本在一起的同伴会被买到不同的地方,父母也会(因此)与子女分离,这都取决于奴隶主的意愿。但由于统治阶级掌管着宗教、法律、教育以及其他领域,尤其是通过宗教,很多传道活动开始兴起,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将这种家庭制度推广到全社会。违背人性地,严苛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妇女尤其受到排斥与迫害。

为什么男性会成为主导性别,而同时女性不反抗?

随着社会结构经过漫长的变迁而日渐复杂,不同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分工也变得更加复杂并造成了不同的结果。分工的原始依据来源于在古代以农耕为主的时代里男人的不可或缺性。当然,男人在于自身利益关系重大的战争活动之中也扮演了决定型的角色。

历史上没有任何的事实体现了女性对于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反抗。以狩猎为主导的原始社会体系中是没有国家或部族这样的组织存在的,人类在一个如此松散的分布之中自然也没有能力去维护或者更新就有的社会体系。受到影响最大的当属女性了,她们得益于社会关系的变化。女性作为有别于陌生人的亲属负责积攒财富,保全力量。女性的存在成为了舒适和安全的象征。

这样的社会变迁使统治阶级的女性变成了一个矛盾式的存在,且这样的悖论到今天仍存在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一方面,女性作为弱势的一方,备受压制是不争的事实。她们遭受着家庭内部的暴力、强奸,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在文化上的固有歧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分女性也从通过剥削工人阶级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虽然正是这种阶级体系造就了家庭的形式。如果她们真正地渴望作为女性的平等和解放,那么必须和工人阶级一样为了反抗资本主义而做出努力,然而事实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女性这样去做了。

可以想见的是,当社会希望把这样的男尊女卑合理化,制度化时,女性势必会群起反抗。公元前200年,罗马对女性的着装服饰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并对女性的社会生活加以限制,这引起了女性们的不满,在一次镇压后,罗马执政官发表了这样的演讲:

“罗马的子民啊。如果我们之中的每一个有妇之夫都能得到她妻子的尊敬,享受婚姻带给他的权威,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么多由女人带来的麻烦了。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女人们居然在家中挑战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权威更是在公共的论坛上被彻底践踏。我们正在渐渐地失去对女人的控制权甚至于会屈居其下。我们是绝不能因为她们向我们施加压力而被迫接受这些强加在我们肩上的法律。女人是暴力而冲动的动物,除非我们拉紧缰绳,否则她们必会脱缰而去。如果你们给予了她们和我们平起平坐的权利,那我们如何与之共存?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不仅仅是女性,随着自己成为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大多数的男性也失去了生活的自主权。法律和习俗赋予了他们家庭内部的权力,家务劳动和社会权利的分配都是不平等的。但家庭同样加之以保持良好的经济状况来养活妇女和儿童的责任。

男人总是被要求毕其一生来工作,当失业使其无法胜任自己的角色,他们往往遭受到生理和精神上的折磨,甚至选择自杀。男人为家中的妻儿提供经济保障被资产阶级视为一种道德规范,这种意识形态让人们意图做出某些诸如罢工一类的重大决定前必须思前想后,比权量力。尽管统治阶级的女性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但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女性仍要参加一些临时的、季节性的工作,或者被纳入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世纪之交的英国,一个称职的妻子应该不仅要做好后勤力保丈夫的事业飞黄腾达,也需要通过自己的临时工作来补贴家用。

统治阶级中将女性视为财产或商品的观点以及家庭关系的分化,根本上来说是继承制度和性关系的产物。而伴随着这种家庭观念的发展,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卖淫、色情文学以及针对女性的暴力和文化偏见也日益猖獗。这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资本主义中的家庭

尽管我们已经在上面描述的是“资产阶级”家庭构成,但统治阶级经常把他们的想法和意图强加给社会之中的其他人。宣传机器昼夜运作,永不停歇,尤其是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

例如,在君主专制取代封建领主制度的过程中,人们借助宗教将男性提升到一家之主的地位,以此类比国王作为全社会之主,从而削弱个体的家庭与封建领主的联系。

詹姆士一世在1609年说过“国王正如一家之中的父亲一般”。法国在十八世纪初也流行着相似的论调,以至于哲学家孟德斯鸠宣称女性被奴役的困境同政府的专制残暴有明显的关系。

视家庭为一种社会机制已经成为了那些以私人财产为基础的社会的共识了。它的形式时有改变。比如,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及其带来的对流动劳动力需求,农业社会中的大家庭组织渐渐让位于核心家庭。资本主义延用了一些封建制度的惯例,同时也做出了一定的发展,削弱了家庭的传统组成形式,也为妇女的解放埋下了伏笔。

在这些改变之中最具有意义的是使得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到生产性劳动中去。虽然这本身不能解放女性,仅仅意味着更繁重的工作,不过女性的思想得以通过这种方式受到启蒙,她们意识到能够团结起来争取平等。通过工作中的社会交往,女性发现很多“私人”问题,例如家庭内的暴力和种种抚养子女的麻烦,事实上不是私人性的而是社会问题。

这种意识坚定了她们的信念,她们开始不再自怨自艾,这种信念支持着女性们通过集体行动来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女性工人熟知工会运动作为一种合法的渠道,可以解决社会上和日常工作中的问题。

其实女性自公会兴起的时刻就被纳入到组织之中参与斗争。今天的区别在于女性参与活动的程度深浅与连续性。即使对于那些没有工作的女性来说,她们对于工人阶级的男性的经济依赖也意味着她们势必会更多地参与其中,尽管她们面对着重重困难,例如家庭中的职责,留守家中的孤立境况,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工人运动中的偏见。

因此除了公会,女性也参与了各种支持小组,以及更加正式的群众组织,比如妇女指导互助会和劳动妇女联合会。

如上所述,福利国家的发展让妇女们看到了资源的投入和对服务的提供和使用者的管理所能带来的可能性。住房委员会的发展给予了女性住房福利,这使得出于工薪阶级的女性可以不再忍受暴力的折磨,不再忍受不幸的婚姻了。在此之前法律对做出这些选择的女性非常不利。

&幼儿园和日间护理都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为她们提供了一定的独立。同时她们也看到了这对孩子发展的好处。日间护理意味着老年人能够获得自己的社交生活和基本照料,既不会给家里的其他人带去负担,也可以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day care不是请到家中,而是类似养老院)

&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为女性提供了更高的生活标准和舒适的居住环境,帮助女性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安全的分娩条件。福利国家和公共部门也一如既往的为中产阶级的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她们所需要的服务。

面对双重的压迫,工人阶级和很多中产阶级的女性所进行的斗争有着多种形式。有时她们与男性一样通过工会组织争取收入和工作环境的改善。此外还有特殊性的表现,比如在福利国家和家庭暴力等问题上,女性往往占据主导。

家庭正在解体?

所谓“家庭的解体”,是政客和评论员的话题。他们把造成这种社会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离婚、未婚同居和单亲家庭数量的增加,并且称之为不负责任。“放纵的六十年代”便成了他们的论据。

未婚同居、再婚及未婚生子都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历史学家估计,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英格兰和威尔士将近五分之一的情侣在未婚同居,而不考虑是否结婚的问题。未婚生子的几率在此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毫无疑问,福利政策和妇女参工率的上升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独立生活,即使这种生活极度贫穷。

所以,家庭从来都没有被普遍作为唯一的维护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方式。此外,事实表明,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家庭确立了伴侣间的不平等,为威压和暴力提供了保护,且潜移默化的破坏了人际关系。不论经济衰退还是增长的时期,妇女们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反抗、家庭的瓦解,这两件事从来没有停止过。

与此同时,经济困难也会损害人际关系。在1990年的一次调查中,当被问及什么能使婚姻幸福时,86%的受访者选择人际关系,34%的人选可观的收入,33%的人选舒适的住宅。同年的另一个调查显示,70%的婚姻关系紧张和离婚是由男方失业造成的。

但我们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说失业会造成家庭暴力和婚姻破碎。女性同样会经历失业、贫穷、住房问题和孤独,但她们通常并不通过对伴侣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这也是对失业者的诋毁。事实是,在很多最富有的家庭中也有证据确凿的家庭暴力。

人际关系的瓦解往往是由一系列因素一起造成的。人们毫无疑问都在尽全力是自己的生活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过得最好。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统治阶级没能认识到生活的多样性,而固执的地坚持创造工作岗位、创造利润、提供住房、育儿、各种资源和设施,好像那种核心家庭是普世的一样。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核心家庭最能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

社会主义会带来什么不同?

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通过计划经济将社会上的经济资源整合起来,使社会现有财富达到共享,同时还会产生新的财富来服务整个社会。

一部分财富会被用于支持社会服务,免除资本主义强加给家庭,特别是妇女的负担。例如,通过为有需要的父母提供儿童保育服务,父母双亲都会得到在工作的同时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也会得到一些不和孩子在一起的空余时间。

孩子们也会因为可以与更多的成年人和其他儿童在一个安全的、激励性的环境中接触,从而得到好处。这不但不会损害,反而会改善家长和孩子们的关系。随着更多的妇女出来工作,快餐店已经从独立的销售炸薯条、派的独立的小店发展成了今天的快餐连锁产业。

然而这些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所提供食品的多样性和和质量都值得怀疑。在社会主义中,我们会得到高质量、便宜的连锁餐厅服务,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是吃现成的食物还是自己在家里做饭吃。住房问题的解决会使得人们能够根据感情的质量来决定是否开始和结束一段感情,而不必担心自己或自己的孩子会受遭受无家可归或悲惨的命运。

通过为所有人都提供一笔基本收入,妇女们也会得到经济独立以及消除当前很多妇女一辈子都无法摆脱的贫困,此外还能在恋爱关系中得到真正的选择权。

然而,社会主义远不只是一个更公平的经济系统。由于经济关系的改变,社会阶级的消失,和由全民参与的民主合作为基础的社会建设,社会关系会发生深刻的变化,阶级压迫和小利益集团不会出现了。

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通过在新社会找到一个更好的角色来获得自尊,而不是通过向异性展示权威来取得。这会在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社会文化中得到展现。

社会的转型会把妇女从资本主义社会施加给她们的双重压迫中解放出来。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角色将被社区服务和成员自觉的责任心所取代,从而使得人们可以自由地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而不受今天社会给他们的各种压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