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景源　

环球视野编者按：2009年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文章，纪念《哲学研究》杂志原执行主编刘奔同志逝世两周年。这几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一位哲学家的心路历程》、《对一位思想家的敬意》、《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

刘奔同志是一位出生在日本、成长在中国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本刊转载这几篇纪念他的文章，目的是与广大读者一起，了解刘奔同志，学习刘奔同志，像刘奔同志那样，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做一个坚定共产主义者，勇于为真理而献身。

1942年4月2日，生于日本长野县下伊那郡清内路村。

1945年春，随父亲以“开拓团”名义举家移民至中国黑龙江宝清县，同年秋，因战乱与家人失去联系，在勃利县被中国养父刘文富收养。

1961年，入吉林大学哲学系。

1968年3月至1975年1月，在吉林省辽源市第9中学任教师。

1975年2月至1978年9月，在辽源市五七大学任教师。more

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师从著名哲学家夏甄陶教授。

1981年后，进入《哲学研究》编辑部工作，历任编辑、副编审、编审、《哲学研究》副主编、执行主编。

2007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

刘奔同志于2007年2月7日在北京医院病逝，哲学界同仁均表示震惊和惋惜。刘奔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一位学术成就卓越的学者。他于上个世纪60年代就读于吉林大学哲学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开启了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写作的生涯。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著作和评论，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有些文章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举重若轻、出浅入深，是当时学术界的典范之作，具有传世的理论价值。他长期担任《哲学研究》杂志的副主编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哲学各学科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奔同志虽然生于日本，但在他身上展现出来的却浑然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的本色。在众人眼里，他是一个有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尊重历史而又实事求是的学者。凡是看过他的论著的人，都会被他的学术见解、深刻的笔触所打动，对他产生敬佩之意。老子曾言：死而不亡者寿，意思是说身殁而精神仍存者才是真正的永恒。刘奔同志留下了一部学术文集。这部文集与改革开放同步，记录了他近30年的心路历程，从一个侧面刻画了这个时代的历史。慎终追始，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他是怎样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从而获得新的教益。

纵观刘奔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著述，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定信念和孜孜以求的钻研精神。王国维在上个世纪初曾陷入信仰与理性的冲突而不能自拔，面对西方的意志论哲学与实证主义哲学的二元对立，他产生了“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的内心矛盾，由于无法消解“可信”与“可爱”的对峙，他不得不由哲学转向美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刘奔对马克思哲学的信念是建立在对经典著作精慎研究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作为学术研究指导理念的马克思哲学同时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只有学懂弄通它的精神实质，才能化理论为信念，化理论为方法。早在读研期间，他就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成为他反复研读的书目。这一阅读经历不仅使他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领域，而且使他观察问题始终能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加以审视和解析。唯物史观研究伴其一生，使他能挥洒自如地运用这一“解剖刀”，穿透社会上各种观念所笼罩的迷雾，直达问题的本质。他所写的东西常有启迪人心的新见，究其原因，是缘于他常能对经典著作做出有个性的发挥。例如，他的《从“活的历史” 研究中掌握活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不仅用令人信服的笔触说明了马克思是第一位把历史观应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辉煌成果的人，而且卓有见地地借助这部实际运用哲学原理分析“当时活的历史”的著作，申明了具体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唯物史观解决我们面临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意义。

看过刘奔的哲学论文和哲学评论的人都认为，他的研究成果有很强的学术性和论证逻辑性。学术不等于学究气，以现实问题研究和思考带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和探索，是他一贯体现的研究特色。他发表于1986年的《坐标变换和唯物史观》一文，是国内较早从世界历史与唯物史观关系角度来理解历史观变革实质的论文。这一研究成果对于人们理解一切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和过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刘奔认为，研究者总是生活在他们所研究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如果缺乏世界历史这一坐标系，研究者只能“从内部”来考察该民族的历史，从而丧失了研究的客观尺度。只有以人们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为出发点建立新的坐标系，从各民族的历史关系中，才能找到区分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的客观标准，进而在同属一个社会类型的不同国家中划分出不同的东西，揭示出共同的东西，实现在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并把生产关系归结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深刻体认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针对现实中一些人提出的“既然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的性质要适应生产力的水平，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发生，它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的疑问，他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所确立的新坐标系告诉人们，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经济落后国家的胜利，不是一个或几个民族的孤立现象，而是世界基本矛盾总体发展的结果。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基本矛盾，总是同民族范围内的生产力与“生产的国际关系”（马克思语）相互制约的。只有从世界历史的总体联系中，才能真切把握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基本矛盾体系中的地位，及其革命发生的必然性。上述观点不仅贯穿刘奔观察和思考重大现实问题的始终，而且在以后的研究成果中有了更深入的发挥。

阅读刘奔的哲学文集，一种问题意识和现实感扑面而来。但是，如果这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缺乏使命感的支撑，研究者往往会望而却步。一般而言，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其成果的价值并不单纯取决于问题本身，而主要取决于研究的深度，即研究者对该问题重大意义和趋势的深层揭示。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具有深厚的学养和极高的悟性，更重要的是对民族和国家命运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可以说，忧患意识是解读刘奔学术生涯的一把钥匙。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哲学研究的使命感受》、《哲学之命运及其他——我的困惑》等评论中体现出来。相对于建构体系而言，刘奔更强调问题研究。进入他视野的哲学问题总是那些关乎中国发展道路、广大群众根本利益方面的问题。科学研究始于问题，他所关心的是那些与时代、民族命运相关而又心中感到困惑的问题。解决那些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困惑成为他哲学探索和理论追求的主题。崇高的使命感使他敢于向难处研求，以自己的真实所悟、真实所见著文。为民族的安危而不顾毁誉的精神，使他敢于追求真理。穷年累月的求索，使他逐步走向学问的深处。在他的文集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他写的哲学评论，这些评论或长或短，但篇篇都有针对性，都是有感而发。写评论是要有理论勇气的，刘奔超出一般人的地方，是他有一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情，有一种“献身甘作众矢的”的勇气，对于泛滥于思想界的种种奇谈怪论，敢于批评、敢于否定。如《理论工作应从短期行为中解放出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评一种观念论的文化史观》以及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一组评论，都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忠贞和勇于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一个人的价值与他所从事的事业具有的意义有关，更与他所抱持的人生价值定位、学术抱负有关。认识到自己所选定的事业的可贵，把它作为一种志业、一种生命的召唤，用自己的一生一世为学术立命、为真理守望，把自己的生命与中华民族的腾飞连为一体，并以其厚重的研究成果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体现在刘奔身上的这种人品和学品，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转自：（《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