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克•埃里克森
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辩论
中国农村最近出现了针对现行土地政策的抗议活动，国际社会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西方主流报纸《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都对中国农民的抗议活动进行了报道。美国的农村发展研究所（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和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持续支持中国及其它国家的土地私有化，也对这些报道进行了政策分析，并认为私有化是消除贫困与社会不稳定的解决方式。
农村土地私有化要求的动因何在？为何能产生如此热烈的讨论与众多人士的广泛关注？在中国，经过流血斗争已经建立起一种最佳发展模式。在这一发展模式背景下，这些问题的答案远远超出土地私有化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并对以经济增长促发展的公理提出挑战。然而，对于为了谁而发展、谁在促进发展、如何发展以及发展所要达到何种目标这些关键问题，在热烈的讨论中却几乎没有提及。
黑龙江省最近发生了“土地抗议活动”，并引发了中国其它地区类似的抗议活动，要求重新掌握集体土地，以阻止地方官员把集体土地出售给大型私人企业。然而，西方媒体却误解为中国农民要求私有化。其实，农民的真实目的恰好相反，他们是在阻止集体土地的大规模私有化以及集体土地被少数社会精英占有。农民看到耕地、森林、草场这些集体财产被卖给私人投资者和公司，他们便以各种方式进行反对，包括要求把土地平均分配给每家每户。在这些抗议活动中，农民并不是认为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而实质上他们想把集体土地从腐败的官员手中夺回，以阻止官商勾结侵吞集体资产。
西方主流媒体文章乌托邦式的分析与卡托研究所和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观点一致，认为土地私有化、土地集中到少数优秀农民手中以及多数农民城镇化，将会提高农村地区的效率和生产，促进国家的总体发展，最终实现繁荣昌盛。这一观点建立在对美国发展模式的线性和有限的分析之上，表明了他们几乎不了解中国迥然不同的历史与现实，同时也显示出这些观点背后的政治设想与企图。
与新自由主义的宣传相反，私有化带来的土地丧失并非“穷人的选择”、“落后地区的实践”、“有限的人力资本”等此类辞藻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竞争动力，在应用到全世界的农村社会时，一定会使得农民迅速出售其土地，并导致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剥夺了多数人的唯一生存之本。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倡导国家不对社会福利进行投资，农民愈加贫困的背景之下，情况更是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土地私有化不是承诺“耕者有其田”，而恰好相反，将会导致“耕者无其田 ”的最终结果。这便是新自由主义所谓“土改”的悖论。事实证明，这种“土地改革”与世界上多数穷人的利益形成直接冲突。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是新自由主义精心设计的理论观点，重视不均衡分布的生产过剩和消费过剩，财富同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其实，这种理论没有正确理解广义的社会协调发展。假如对社会发展重新定义，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指标，还应包含生活是否有保障，能否获得住房、食品、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也许人们对土地私有化的评估完全不同。如果这种重新定义还包含资源的可持续使用、清洁的环境、参与社会关爱、个人与群体的发展机遇以及个人的自主权力，那么新自由主义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范式所存在的不足就会更加清晰。
中国土地私有化极有可能带来负面的结果，城市和农村的多数民众将更加贫困，更加依赖这些土地私有化的主要受益者――富裕和有权势的精英人士。通过土地私有化而强制实施脱离实际的自由市场计划，不仅将使中国的贫民和环境遭受灾难，而且整个世界都无法幸免。尽管世界大声呼吁终结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实践，世界依然如故。这就是事实！
虽然土地私有化被奉为农村贫困的解决方式，但是大量的证据表明，新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会带来大量的农民失地、土地集中、社会分化加剧、农民加速向城市迁移、城市贫困加剧以及城市工资下降等后果。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经融入全球经济，因此土地私有化过程可能将导致全球工作和环境水平的下降。贫穷的失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无法避免遭到中国以及世界的精英阶层的掠夺。土地私有化可以增强中国作为世界资本工业平台的吸引力，但从长远来看，却几乎无法提高农民和工人的利益。
我们应对那些要求土地私有化人士的思想根源保持清醒的认识。土地私有化明显损害多数中国农民的基本生活安全，但却清楚地表明，农村和城市的少数人可以从农村土地私有化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土地私有化的压力不是来自多数农民，而是来自想从中渔利的新兴政治和经济精英。这些精英人士主动曲解农民通过获取土地来保障基本生活安全的急切呼吁，极力推动新圈地运动和均分剩余的集体财产，以加速全球资本积累，但他们却声称这是自下而上的所谓“农民运动”。
工业和房地产亿万富翁的出现令人目不暇接，20世纪9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涌入中国，但这一切并非源自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现行中国发展道路。相反，那些通过原始积累而聚集了财富的人士引导与影响了资本和财富的流动方向，同时也造就了农民的最终贫困和软弱。把工业资产和稀缺土地的使用权揽入私人手中，使得国家财富实现历史性的转移，从而使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迅速从一个最平均的社会转变为贫富差距最大的社会之一。限制农转非、城市棚户区的扩大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逐渐荒凉，导致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农村的骚动与抗议不断增加。目前，私有化还在不断扩大，我们还能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吗？
非法瓜分集体资产为何能写进法律并作为正确的发展方式？然而，为何不能在农村和城市的权贵中查处违法之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盗取土地和其它资产，把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财富。政府若能进行查处，将有助于重新加强保护农民的立法，防止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阻止农民在胁迫之下一次性低价出售有限的个人或集体资产。
在出售终生赖以生存的土地过程中，农民们很少几次能保证得到土地出售款项的公平分配。并且，土地出售应当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监控，以避免滥用职权与土地流失。然而，中国几乎做不到这一点。即使在一些城市郊区土地出售依法进行，但最终的利益却被几位操作者获得，多数农民只能看着他们的生活遭到破坏。近20年来，中国不断爆发反对非法占有土地的活动。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不是土地的全部私有化，而是起诉那些滥用职权破坏长远社会发展利益的权贵们。
案例研究：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与罗伊•普罗斯特曼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尤其是该所创始人罗伊•普罗斯特曼（Roy Prosterman）长期支持中国土地私有化。农村发展研究所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在中国推动土地私有化仍有其既定目标——保护中国与世界精英阶层的利益。农村发展研究所在中国青睐具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政策制定者，并声援西方主流媒体支持自由化的观点。
然而，尽管农村发展研究所声称“代表农民的心声”，却无法转移人们的视线，不去关注他们曾通过恐怖和右翼敢死队推行的“村寨和平计划 ”（village pacification）。40年来，农村发展研究所正是通过这样的计划确立了自己的声誉。这些计划给世界农民带来了巨大痛苦，加上农村研究所对这些计划进行玩世不恭地阐述，清楚表明该所与其创始人罗伊•普罗斯特曼的思想立场和他们的最终目标。
罗伊•普罗斯特曼是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法学教授。他在设计和完成美国政府主导的越南、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土地改革”计划中建立起农村研究所。这一“土地改革”计划在每一地方推行时，都被公认带有农村恐怖的性质。任何反对该计划的人士都被当作左派的同情者，因而可以合法地通过杀戮进行消灭，但此计划却被描述为“立场中立”。如此的“土地改革”计划曾是稳定战争中广大农村地区的主要内容，也是地缘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
中国政府应当真正关注的是，谁从农村发展研究所推行的“村寨和平计划”与“土地改革”中收益？在越南、菲律宾和萨尔瓦多，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推行的计划臭名昭著，明显失败。越战期间（1968－1973），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参与了所谓的土地改革。在实施“凤凰行动 ”（Operation Phoenix）的地区，农民被限制在铁丝网后的“和平村寨”中以及被“焦土”军事战略清洗过的区域。美国支持的傀儡政权被最终推翻后，普罗斯特曼的计划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在菲律宾，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在美国支持的马科斯独裁政权（1970－1980）的授意下，推行土地改革计划，但他们反对试图改革少数家庭控制绝大多数土地的任何提议。马科斯政权中由美国培训的军事和准军事武装通过非司法程序的杀戮和迫害，恐吓反对人士，以保证这些改革计划的成功。在萨尔瓦多（1980－1984）里根支持的军事独裁政权执政期间，右翼准军事敢死队对持有不同观点或支持农民自决的组织者进行暗杀，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才完成了土地改革计划并使之制度化。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能阻止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宣扬在此三国获得了成功。农村研究所竟然虚伪地声称，自己在这些土改运动中起到了历史性作用，是一个追求社会和经济正义的组织。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提及他们与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的军事干预联系密切，并且经常通过暴力和恐怖对抗世界各地的农民运动。
假如农村研究所与自己过去的行为保持距离，那可另当别论。但是，恰好相反，他们声称目前的立场与观点只是对先前的政策进行修正。现在，这种修正主义的论调已蔓延至中国，声言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推动中国政府制定30年的土地租赁政策以及土地权利法案，为超过4亿的中国农民争取土地权利。在中国当前的改革中，他们是中国中央政府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外国顾问。更有甚者，农村研究所声称，40年来他们把通过土地私有化推动农民的进步视为己任，世界近 1／16的人口曾经得到农村研究所的帮助。其实，农村研究所只有23名员工，但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通过倡导私有化竭力为农民争取土地权利。
我们应清楚认识，农村研究所的土地改革计划自开始起就反对世界范围内贫苦农民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运动。在此方面，普罗斯特曼甚至走得更远。他以各种必要的方式支持一些最腐败、凶残、独裁、反对民主的政权，而这些政权代表的根本不是农民的利益，而是国家精英阶层的利益以及冷战时期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普罗斯特曼愿意接受任何政治骗子的支助。越南、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土地改革清楚表明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的本质和动机。对于普罗斯特曼而言，土地改革就是安抚农民，以对抗社会主义运动。
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负责人，后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在越战期间，他是普罗斯特曼的上司，领导实施“凤凰行动”中的“村寨和平计划”。他们俩都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是由于“村寨和平计划”实施的范围“太小、太迟”。但是，普罗斯特曼并不仅仅是科尔比的代言人，而是积极倡导和参与实施“凤凰行动”以及“大规模的迫害与暗杀”，并在菲律宾和萨尔瓦多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在为“凤凰行动”寻找法律依据时，普罗斯特曼提议使用所谓的“土地改革计划”，并借用列宁 “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实现自己完全相反的政治目标。
美国在越南失败5年后，普罗斯特曼开始负责中央情报局在萨尔瓦多的“耕者有其田”的项目，但他在萨尔瓦多的计划同样不得人心。1968年，中央情报局打着土地改革的旗号，成立“萨尔瓦多公共联盟”（Salvadorean Communal Union），对农民组织和工会进行渗透，以“平息社会骚乱”。普罗斯特曼继续依靠萨尔瓦多的社会暴力组织推行他的农村和平项目。
目前，农村研究所对印尼和印度的土地改革提出建议，用“微型田地”（micro－plots）收买农民。农村研究所指出，在印度只需要把不到1％的耕地重新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改革所需土地部分来自公共土地，不足部分可从市场购买。这一建议的目的是缓和农民要求自决的政治愿望，保证控制绝大部分良田的印度贵族的利益不受损害。由于印度各地广泛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已经直接威胁现有国家政权的安危，这才是普罗斯特曼和农村研究所“微型田地”计划真正关注的重点。农村研究所类似的建议也得到印尼拥有土地的贵族的支持，政府动用财政分配少量土地给多数农民，保护国家最富有家族继续拥有绝大部分土地。
普罗斯特曼现在设计的政治观点更加精明，好像农民自己在呼吁土地私有化。其实，他的设计还是继续通过“村寨和平计划”保护精英阶层的利益。农村研究所和普罗斯特曼花了两年时间在中国组织和寻找农民的抗议呼声，充当他们新和平计划的宣传点。他们的这种行为不足为奇，因为如此的秘密行动完全符合研究所成立之初与中央情报局的那种密切联系。
普罗斯特曼和农村研究所通过中国的政策专家推行他们已修正的和平计划。他们认为，中国土地私有化会将推动民主自由和劳动生产率；土地公有制是一种失败制度的最后遗迹，造成了中国目前的农村困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完善。同时，我们不应对普罗斯特曼与其支持者的狂热感到惊奇，因为他们认为世界应该是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当现实与他的理论不相吻合时，他们认为现实存在问题，而他们的理论没有问题。农村研究所先前在越南、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目前在中国、印度和印尼，总是歪曲、隐瞒事实，顽固推行自己并不周详的计划。
个人的成败与阶级的成败相对立构成普罗斯特曼和农村研究所的主要观点和立场。根据正统的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个人成功与广泛的阶级和社会利益完全对抗。显然，普罗斯特曼在试图剥夺中国多数农民的利益。他们不去研究农村贫困的结构因素，却竭力支持重新产生不平等的体制与方式，使农民在农村危机中相互竞争土地，从而破坏农民的团结。普罗斯特曼的政策欲分化而非团结农民，缓和而非解决矛盾。他避免提及结构转型，只把贫苦农民作为极端保守势力，根本没有兴趣增强集体的力量。
普罗斯特曼和农村研究所对土地问题的分析缺乏历史依据与结构分析，没有涉及导致农民贫困的主要行为体、体制和历史因素。他们以私有财产权为分析框架，认为只需建立机制和法律框架支持土地市场化就能实现农民的解放，却不去关注土地私有化以外产生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其它决定因素。
辩论的重要性
农村研究所、金融时报、卡托研究所以及其它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对中国国内相关议题辩论将产生多少作用？尽管土地改革计划给农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是这一观点还是会引起那些深爱此理论以及在土地改革中受益人士的共鸣。中国目前主要关注农村的稳定与巩固政权的合法性，避免触及土地私有化问题。但是，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却提出以私有化来尝试解决三农问题。私有化对少数精英阶层具有吸引力，可以大规模聚敛财富与资本，最终导致土地和财富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然而，新自由主义者却以华丽的辞藻进行宣传，此类计划可以保证农民获取土地权利，丝毫不去提及在世界各地惨败的历史经历。
林毅夫最近被任命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知识分子与政策制定者在中国的力量和影响。1993年，林毅夫在上海的一次研讨会上说，牺牲上亿农民工的利益是目前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他们最终将会从关注弱势群体的政策中受益。目前，中国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已超过2亿，转型的矛盾与中国目前的现状表明，林毅夫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几乎没有得到修正。对于林毅夫和其他中国政策制定者而言，土地私有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终选择。
假如土地私有化得以实现，那将加剧广大农民的失地状况。为了获得医疗、教育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他们被迫出售赖以生存的田地。农村现今的权贵（村干部及其家族和朋友）通过土地私有化进一步增强农村的原始积累。与中国城市发展进程相同，他们会逐渐成为新的地主阶级。此外，土地开发、基础工程建设以及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空间，稀有的土地资源不断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多数农民更加贫困。随着农民贫困的加剧以及失地导致社会福利不断恶化，农民走投无路，只有涌入城市。即使找不到工作，他们也无法回到农村赖以活命的土地。
农民被剥夺生存选择权，只好接受最危险的工作，几乎丧失所有权利。同时，这也会产生对仅存土地的过度使用，导致环境恶化、森林砍伐以及草场被毁等恶果。农民被迫到边远地区违法开垦土地，而国家会以环保的名义立法进行干预，禁止农民的这种行为。但是，拥有大量土地的权贵们的“科学管理模式”成为土地私有化经济中的楷模，法律也予以承认。在如此奇特的悖论中，土地改革的受害者却成为罪犯，被剥夺正常公民权利，进而被边缘化。当人们只剩下劳动力出卖时，失地农民便失去了现在他们仅有的生存之本，也几乎丧失了全部权利，更加贫困与走投无路。
结论
中国的农村危机将会继续挑战国家的合法性，也会对党和政府的执政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扩大将迫使国家在农村地区采取强硬措施，以应付不断出现的抗议与保护精英阶层的利益。虽然中国从2003年就开始关注贫民阶层，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是中国农村的前景依然黯淡。此外，中国目前政策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农村资源配置有限以及城市财富对农村的再分配太少。
中国的惠农政策目前几乎没有解决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无法阻止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尽管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以推动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地方政府仍然要提供免费教育、医保和其它服务。地方干部经常被迫采取极端措施为这些服务筹集经费，有时只好廉价出售集体土地资源。这种一次性交易虽然利润丰厚，但却无法取代提供农村基本建设和社会保障所需的长期投资。
尽管惠农政策回应了农民关心的问题，但是假如中国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就会存在产生另外一次革命的危险。即使农民能从发展中得到利益，他们也是最后获益之人。鉴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痛苦，我们根本没有理由相信土地私有化之路将会给所有相关人士创造双赢的局面。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几亿最贫穷、最易受到冲击的农民在世界的转型中失败，中国也不会例外。
精英阶层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的真实本质是“耕者无其田”。揭露土地私有化本质是重新审视中国农村未来发展之路的第一步，中国农村不能依靠失败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与市场的作用来解决农村危机。中国农民正在采取集体行动来追寻一种不同的未来。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党员、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都应当以适当的方式支持这一社会正义运动。
本文来源：《环球视野》网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