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黑夜里的牛

“钓鱼岛”危机演变至今，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领土争端，而是历史问题、社会矛盾和各种意识形态冲突牵涉其中的综合性热点事件。从领土争端的角度看，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双方政要的讲话更是充满了火药味；而在社会运动的层面，大规模抗议活动在上周末应该就已经达到其顶点。民族主义的激情与现实中的压抑相互交织，未来的图景在秩序和混乱的缝隙中闪现。运动的不同侧面往往能昭示出完全不同的东西，有幻想，也有真相。

真真假假的民族主义

首先，必须认识到，促成运动的显然是爱国主义这样一种作为想象的共同性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已经不能解释运动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我们不能再认为，示威是被压迫民族的呐喊。激发群众政治参与激情的，已经不是“救亡图存”的紧迫感。对于已然崛起的中华帝国来说，日本不再是“欲灭其国”的豺狼，而是初次“亮剑”的对象，并且是一个最佳对象。除了统治带着功利的目的引导舆论之外，其他阶级对运动的参与仅仅是基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普通工农群众的热情所牵连的更多是民族情感，咒骂日本，是他们实践他们所习得的教育的方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激愤则更现代化，甚至可以说是大工业的产物，因为对这些没落的阶级来说，民族主义是他们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这些意识形态的分析都无非是老生常谈，历次反日游行中都无非是这阶级的行动，说的是同样的语言，变化的只是声音和面孔。这次活动的独特之处是，民族矛盾已经不足以掩盖社会矛盾，反而造成社会矛盾的表面化而被迫限制自身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游行活动中的“打砸抢烧”事件。在那些理性爱国人士看来，这些事件表现了群众的“幼稚”。这就是他们习惯性的思维，把一切矛盾都缝合到普世的叙事中，根本不愿提及这些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某些爱国青年们在运动中“幼稚”的行为，恰恰是在表明，他们的利益与意识形态说辞之间，存在着不可抹杀的非同一性。

爱国青年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非理性的行为，不应该简单地纳入到道德评价的体系中去。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爱国青年为什么不能理性？理性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这不仅关乎智识，更受制于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有教养者需要那种可以使其教养持续存在的条件，而粗鲁则是粗鲁者为了生存不得不戴的面具。很多人会说，那些砸车的人心里未必真是那么义愤填膺的想砸车，只是示威人群的“集体无意识”发作的癫狂而已，故而应当归咎于爱国主义的泛滥。但他们忘记接着说，在人们所想和人们所做之间，哪一个更真实？人们戴的面具就是他们最真实的社会存在。底层混混的“野蛮”就是他们的存在方式。在一个年轻工人宁愿自戕，也不愿继续生活下去的时代，以“爱国”的名义杀人又有什么难以想象的呢？一个造就了野蛮群众的社会，是没有资格责怪这些野蛮者的。应该学会成熟的是社会自身，而不是那些二逼的年轻人。

爱国主义者虽然举起反普世价值的唯物主义口号来反抗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但实际上二者同为普世主义。只不过，前者的普世价值的伦理主体是抽象的个人，后者的普世价值的伦理主体是抽象的民族。就像我们无法触摸抽象的个人一样，我们也会一次又一次地错过抽象的民族。我们在反美游行中认识了“祖国”，在反日游行中又错过了他，以后又会偶遇然后擦肩而过。只有那些最真实的利益才能造就最真实的感情。任何妄图用“民族”这个抽象的符号来掩盖矛盾的尝试，最终都将归于失败，常常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并不是说要否认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存在。现存之物之所以拒绝退出历史舞台，是因为还未丧失存在的根据。帝国——殖民地秩序目前只是在重组的过程中，还远不能宣布完成。不平等的交换仍旧广泛存在于地区和全球贸易之中，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尚未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各种各样的民族冲突会不停地上演。我们要做的不是拒绝民族间存在矛盾的现实，而是去了解民族矛盾的新形式。从游行队伍的标语和口号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所熟悉的只是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冲突，而不了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因此，回顾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历史是非常有益的。民族矛盾怎样地与阶级矛盾相互缠绕在一起，导演了二十世纪乃至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悲剧。中国不见得具有产生德意志式的非理性主义的社会土壤，因而不能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夸大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作用。但合理地理解民族主义，并辩证地克服之，是我们这个民族获得发展和解放的必经之路。

自由主义者的“高姿态”

与马克思主义者客观地分析民族主义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内在矛盾不同，自由主义者用漫画式的方式给民族主义贴上“邪恶”的标签，以成全自身的“清高”。而自由主义者能自命清高，嘲笑“民族主义狂热”，皆因他们拥有“视野”。在自由主义者眼里，有“全球视野” ：在全球化发展到这种程度的今天，怎么能够提出“抵制日货”呢？抵制日货是一种两败俱伤的行为，而某些爱国人士的行为，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自由的亲和力？），甚至还有在内部搞“多数人的暴政”的危险。其次，还有“道德视野”：这个道德不是“忠孝仁义”，而是“自由、平等、博爱”。要尊重少数人，还要爱你的邻居。这样一来，经济上的现实主义和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让他们拥有了理性和感性的高贵幻想，在众声喧哗的此刻，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在网上骂五毛脑残了。

一开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要表达一下民族感情。一方面是为了政治正确，另一方面，也诚如郭敬明之类的小资所说，的确是“毫无保留地爱它，为它自豪。”从出身或者目前所从事的职业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相当多数都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天生的不安全感促使他们寻找“集体”。已经融入了自由主义者圈子的，自然固守自己那一套“洋人是天使，国人素质低”的逆向民族主义说辞。

当爱国行为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时，他们的表现也很典型。老油条自由主义者们，抓住大好时机，猛批民族主义，宣布“自由人必须用全部力量来对付他们，否则即是背叛自由”。而那些真诚地爱着祖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则呼吁理性爱国，强调“要一致对外，不要内斗”。这种情况在左翼也是类似的。

很多公知就表演了这样一出滑稽剧。爱国风潮起来的时候，他们也随风起舞。游行示威之声一起，他们就跟着高潮。但当示威人群砸了私有财产——汽车——的时候，恐惧和愤怒立刻出现在他们脸上。他们是“镇压”大合唱中分贝最高的演唱者，是皇家和谐军的志愿军团。老油条自由主义者把那些关于禁止打砸抢的禁令叫做“进步”，好像忘记了中国已经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进步”。自由主义者对于群众运动的理解都不仅“肤浅”，甚至近于“无知”了。他们刚刚召唤起群众运动这头猛兽，就被他的威力吓坏了。你的私有财产，你的荣耀，哪里敌得过爱国青年的铁榔头。所以，要“珍爱生命，远离爱国青年。”

政治图景的转换

这次游行中表现出来的群众力量不仅在于其巨大的“破坏性”，还在于参与者眼中的“政治图景”。以往运动中的反日运动虽然也发生过示威群众跟警察的冲突，但最多是为了争取上街的权利。但这次不同，像深圳发生的围攻市委的事件就表明，示威人群并不是把政府看成国家的化身，而只是市民社会中机构而已。这里就出现了政治图景的转换——从上下层级转向平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被裹挟进市场，商品交换的逻辑必然地会从经济领域演变到政治领域。群众与政府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如果现实中的政府趾高气昂，以统治者自居，那么人民心中必然产生“民主国家”的理想。深圳的游行就是这一变化的最佳证明。游行队伍不是冲破阻碍去向日本人表达自己的愤怒（向许多城市那样），而是冲击阻碍游行队伍的政府本身。虽然群众可能会冲击任何地方，但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深圳的老市委前出现了催泪弹和愤怒的人群。此前若干城市爆发了几起党群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深层社会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市场逻辑带来的这种政治图景的转变。（值得提出的是，这里谈论的不是针对“日本”的少数恶性打砸抢事件。不可否认，处于癫狂状态的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也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但运动的暴力化如此迅速，而且出现有组织的暴力，不能不让人揣测某些政治力量是否参与其中。）

这种政治图景要进一步展开自身，得有强有力的政治团体的引导和支撑。群众的社会心理还未能成功地转化为现实的意识形态。要获得现实政治结构的变化，必须要发生现实地政治冲突，而且必须是代表着大多数人意愿的“意识形态”与占据着政治权利的少数“保守派”的斗争。中国现在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群众展示了力量，但这种展示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目的的，所以最急需的是能够掌握这种力量的恰当的“实体”。广泛地群众运动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这样的“实体”逐渐从产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哲学一点，可以说这就是政治理念的产生及其对象化（物化）的过程。从意识形态降落到经济领域的各种“机构”，难以承担这样的任务。作为斗争中流砥柱的，必然是经济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各种政治性“实体”。但群众所期待的，正是统治者所害怕的，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萌芽，也让他们胆战心惊。民族主义，只要不发展成为法西斯主义，不管多么强大都不足以构成对现存秩序的威胁，但底层阶级力量的聚合，无论怎样弱小，都会导向未来的灾难。最近针对各类劳工NGO的恶性事件，不正表明他们多么清楚其中的厉害关系的吗？

所以，此次爱国运动给社会带来的最大的启示不是爱国多么重要，或者理性爱国多么必须，群众运动所蕴含的巨大能量才是它对那些真诚爱国者的最大激励。这种能量在没有获得明确的意识形态表述之时，往往只表现为“趁火打劫”的破坏性力量；随着阶级意识逐渐清晰，群众之间的政治交往日益广泛，一个进步的群众运动必将会给中国沉闷的政治打开一个口子。自由主义者的无知和软弱正表现在他们对于群众运动的恐惧上。幻想说理和装逼就能为中国带来期望的“自由”，这是多么可怜的意淫，多么卑污地向统治者谄媚。爱国与不爱国，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下有不同的选择是可以讨论的，对于群众运动有不同的甚至负面的理解也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但仅仅因为群众运动对社会秩序的一点点破坏，就将其定性为“义和团”，就完全失去了其作为政治人群的必然性。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嘲笑了自由主义者，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将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嘲笑。年轻的自由主义者们如果要获得真正的政治生命，就必须超越老油条自由主义者的意淫，把自己的脸朝向那些受苦的人，那些孕育着“社会渣滓”的不健康人群。

爱国的“左派”们

自由主义者热议“左派教授”韩德强打了一个老右派。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对此做出道德评价，因为道德评价过于廉价。意识形态冲突演变为暴力冲突的情况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不足称奇。韩德强本人的行为也非常符合他的风格：搞烂左派。毛主席被他们挂在民族主义的破旗上，同时打人的行为更是为对立面“血洗左派”提供了口实。尽管这是较长的时间内都不会有现实后果的“口实”，但势弱的左派不去占据道德高点，而是张牙舞爪地打人，不由得叫人怀疑这些“爱国左派”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许真是处在这样的阶段，所要做的不是去追求那个吸引着自己的东西，而是辨识自己的欲望，直面自身的真实。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最应该做这样的自我剖析，不然往往不仅成为自己信念的叛徒，还会在群众运动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

其实，左派参与到此类民族主义运动中来，处境本来就非常尴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毛主席搬出来。新中国的创立其实就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联姻的产物。这也是爱国“左派”们对现政权感情深厚的原因。但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至少相当多的人已经不需要依靠“毛泽东”的旗帜来反抗“帝国主义”。恰恰相反，这面旗帜引发了许多人真实或者想象的痛苦回忆。韩德强打人，在我看来是左派的悲哀。不是道德上的悲哀，而是实力上的悲哀。因为他们打的不是汉奸，捍卫的不是爱国主义，而是毛泽东这面旗帜对爱国主义的专属权。现在看来，爱国主义多元化了，你有你的毛泽东，我有我的常凯申。资本主义时代的爱国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为本国资本集团的利益服务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形式可以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变化，只要能够完成建构共同体幻想的功能即可。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过是表明，不同阶级眼中的祖国有着怎样的差别呵!

结语

对于“钓鱼岛”事件本身，我们不愿意说太多。那个小岛给太多的人们带来了生活的意义，在此刻保留它是功德无量的。但是，醒来的人们要摆脱虚无的诱惑，则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理论武器，去解读群众话语背后的话语，去把握社会发展最生动的脉搏。自由主义者已经无力做这个事情，而民族主义者除了少部分教父级人物,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形式本身，那么，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左翼身上。群众运动砸碎统一性幻想，工人运动为民主运动打下基石，而左翼思想者们，则应为一切的进步运动担当最忠实的眼睛和头脑。我们期待更多的思想者出现，无论是在庙堂还是江湖。更期待群众在漫长的经济斗争中摸索到正确的道路，摆脱各种幻想，最终实现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