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左、右翼，普世还是多元？

闫兄，晚上你提的问题，我想了想，做如下答复：

一、关于左翼思想从普世到多元

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历史是有其自身目的的。我曾说过，马克思基本上继承了黑格尔的实体主体。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整个世界的运动就是上帝在现象世界中实现其观念的过程。绝对精神通过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实现自身，换言之，人类历史的不断前进的过程也是绝对精神返回自身的过程。马克思把绝对精神变成了生产关系，把现象世界更具体化为生产力。生产力的不断前进的过程也是生产关系逐步返回到原初状态的过程——原始社会那非现实的共产主义通过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最后成为现实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既是人类历史的初始状态，也是人类历史的最终目的。一切人和事物，包括无产阶级，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在这样一个目的论引导之下，无产阶级是不具有决断的权力的。这样的思维方式，也为马克思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与诟病。

而这恰恰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解释马克思时要回避的。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把共产主义视为一种未经释放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是要通过人的决断和政治斗争，就像齐泽克在《赛博空间时代的列宁》一文中所说的“政治是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艺术”。这与马克思本人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有很大的区别。反而倒是跟尼采接近了（马克思和尼采的交集在福柯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个转变，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顾良先生将其翻译为“多元决定”，实误，究其原因，我曾跟你说过，兹不赘）功不可没。“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次要方面”，实际上消解了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固守的实体主义，甚至于将权力斗争视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最主要力量。换言之，现实的政治斗争决定了哪对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矛盾的哪个方面成为主要方面，也决定了历史往哪个方向走。这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也罢（甚至于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都被消解了），不再仅仅只充当“历史不自觉的工具”，而拥有了在现实政治面前决断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消解了人类历史的目的论，也就消解了历史的宏大叙事，为多元主义打开了大门。

我在这里权且不介绍那些晦涩的哲学论述，单单回到现实政治中来，就可以明确以下这些：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消亡十分乐观，认为当资本扩张覆盖完整个地球，也就是当它没有外部市场的时候，其内在危机便不可缓解。列宁和托洛茨基仍然保留了这种乐观，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印证了这点。但事实情况是资本主义世界还在上升。“资产主义是其自身的掘墓人”这个命题对不对？资本主义会不会自动走向消亡？人类社会是要在循环往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走向衰退（这点中国人应该更有感触，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是在不断的王朝循环更替中走向停滞，未来的人类历史会不会复制这点？），还是要打碎旧制度，为新制度的诞生提供可能性？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无产阶级也好，新兴力量也罢，才有其决断的余地。而这点恰恰马克思本人所不曾料到的（齐泽克对《帝国》一书的批评，就很明显地体现了这点）。

今天没有人会怀疑，只存在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的世界，一定是僵死而没有活力的。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全球化是抹平一切文化、思维差异的最强大的力量。“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共产党宣言》第一节）。

简而言之，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扩张得越快，其灭亡得也就越早，所以他还乐于见到资本的全球扩张；而今人则恐惧资本全球扩张使世界失去了多元与活力。这才造成了吉登斯、伊格尔顿等人所看到的那种现象——以往，左翼运动追求宏大且激进的普世主义，如今则退居高贵的文化批判，保守地维护本民族的文化特性，以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相反，新保守主义却借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东风，得以激进地在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记得小布什时期，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们基本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美利坚应该是新罗马和新耶路撒冷的合体，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也被视为新十字军东征。但是我想，当那些新保守派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挥舞着宝剑，驰骋于全世界时，不应忘记其脚底踩着的是名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战车。

二、关于当前中国知识界左、右派的划分

固然，新保守主义在中国没有市场，网络上不乏有些为伊拉克战争叫好的无知之辈，但显然他们并不能代表美国新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力量。知识界的所谓右翼基本上可以与自由主义等同，申明一点，纵览人人网和各大论坛，尤以一个叫凯迪社区的地方为甚，充斥着言必称“哈耶克”、“波普尔”，却完全不知新自由主义为何物的不学无术之徒，那些人不再考虑范围之内。

左翼的构成则很杂，但大体上而言有个共识，即今天的西方，尤其是今天的美国，不应成为未来中国的道路。无论中国未来的道路取材于古代，还是马克思，或是伯恩斯坦，抑或是别的什么，都不应套用乃至复制西方。在政策层面则在强调国家对市场的控制，以及迫使精英和富人们服从法律和秩序，且关照社会底层。正如你看到的，这就很可能与民族主义剪不断理还乱。但是我仍然相信有识之士即便强调民族文化，其前提也是对其他异质文化的充分尊重与理解，真正的民族主义应是承认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辄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族，是否定差异，毋宁是普世主义干的事。

据说在北京的上层文化圈卡尔·施米特很有市场，施米特既强调有效国家，其根基是对于乡土的尊重，这本身是对资本主义流水线和程序化运作的反动。需要指出，这些施米特的拥戴者们致力于提倡传统儒学，其前提是古今之别，以及对古代的审视与回归。这与珠三角的某些儒学的鼓吹者们大异其趣，在后者看来，比方说有个笔名叫“秋风”，真名叫“姚中秋”的人，就十分乐于附会儒家伦理与自由主义（尤以哈耶克）等现代化思潮，以鼓吹其“十九世纪英国保守主义”立场。其人剿袭林毓生旧说，辄以“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定义新文化运动，并由此建构出一条自古皆有且一成不变的“反传统的传统”，以及与之相对立的保守主义的传统，整个中国文化史就被简化为两条传统相互斗争。林毓生、秋风之流谬论，实不值一驳，兹不赘。

限于学力、精力，以上答复疏漏甚多，请见谅。

傅正

2012/8/17

在后现代的浪潮中保持批判姿态

傅兄，就前些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多谢兄长答复。拜读兄《关于左、右翼，普世还是多元？》，心中疑惑已经解开大半。在我看来全文的指归，乃是西方左翼的后现代转向，不知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是否正确。现在聊聊我的理解和其他疑问。

一、宏大叙事的隐退——从黑格尔到尼采

尼采认为，世界不是基于共同基础的派生性结构，而是力与力的竞技性结构。而宣言中指出“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以我的理解，不管是阿尔都塞、德里达还是齐泽克，都致力于马克思故事的后现代讲法。

按照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主义，人类历史的目的终将实现，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精神，在马克思看来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是这个目的的工具。“哲学将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将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兄长说这种思维方式带来了麻烦与诟病，我想这种麻烦与诟病在20世纪初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已经初见端倪。考茨基之流的第二国际理论家激烈反对列宁在俄国的革命活动，他们的理论依据大体上就是这种历史目的论，以及纯经济决定论——落后的俄国无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后来，工人运动彻底分裂之后，社会党人一直批评共产党人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党人坚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实际上他们的机械决定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实证化”。如果从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目的论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党人，他们的观点其实更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发动的革命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当今一些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这么认为，比如GA科恩）。为什么后现代哲学家齐泽克高度评价列宁呢？正是因为列宁突破了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在决定时刻实施了激进变革，这大概是兄长所说的决断？这段往事按照齐泽克等人的叙述，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考茨基太“本质主义”了，列宁才够“后现代”？

实际上，以我的粗浅理解，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俄国的激进革命家，二是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哲学家。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批评机械决定论在论述历史发展时取消了人的地位，号召恢复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以摆脱物化的困境，葛兰西则直接欢呼这场“反资本论的革命”。

反观今天的左翼，德里达的“一种未经释放的可能性”，齐泽克的“政治是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艺术”，都是在尼采或者后现代的帮助下，消解了黑格尔-马克思式的目的论与宏大叙事。在我们这个已经被后现代话语深深影响了的时代，“元述事”或者“大写的哲学”已经不存在了，坚持批判立场的左翼，开始在非本质主义的立场上和非等级化的语境中论述“共产主义”，解放政治让位于解构政治。

如果十九世纪的左翼乃是栖身在历史主义中，那么当代西方左翼则以后现代哲学为栖居地。不过，历史主义也好，后现代也好，都是他们自己的时代中最深邃而极具批判性的思想。这是我对“左翼转向多元主义”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二、安东尼奥奈格里及其著作《帝国》

在我看来《帝国》已经够“后现代”，但是齐泽克认为它还不够“后现代”，还太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太接近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对于此书，我没有阅读过，不过就其激起的争论（严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还是无政府主义的胡言乱语？）来看，我认为他别有另外的意义。安东尼奥奈格里早年参加过意大利极端左翼军事组织红色旅的活动，几次被捕入狱，后流亡法国从事理论研究，在《帝国》中仍然可以看到他毫不退让的激进立场。许多左翼认为当今新左派热衷于后现代，热衷于碎片化和差异性和多元主义，致力于生态运动和女性运动等边缘社会运动，没有了当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激进革命气势，变得小心谨慎，或者如吉登斯般提出“第三条道路”。反而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以全球化为动力，开始大规模扩张。很多左派认为后现代话语是我们时代的犬儒哲学，这种虚无主义的立场和文化批判的姿态会给左翼力量带来退却和失败。左翼一向以激情和叛逆为自己的气质，但在后现代的浸满下，咖啡馆里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街垒上的马克思主义，由反抗资本霸权到反抗话语霸权，政治经济学批判退化为文化批判。在这种文化批判下，如今这个深陷新自由主义泥潭的世界的变革可能性还有多大？须知“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要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安东尼奥奈格里的著作虽然遭到质疑，但它的激进立场足以在当今后现代氛围浓厚的左翼阵营中鹤立鸡群，告诉人们比马克思故事的后现代讲述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问题就在于改变世界。他在当今解构政治的氛围中，仍然在重申解放政治。

三、北京知识圈的“公羊学”和“卡尔施密特”

当今中国，南方系的肤浅自由主义当然不值一驳，所谓的“保守主义者”恐怕也多属冒牌货。北京的知识分子喜欢卡尔施密特，喜欢讲儒学，被人称为中国施特劳斯派，虽然我对他们还不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中国现代性批判的又一批干将。中国知识分子搞卡尔施密特，恐怕还是因为对西方道路的拒斥——卡尔施密特是自由主义的最强大的批评者之——以及对中国模式特殊性的论争。毕竟“普世价值”根本无法证明自己是“普世”的。如果世界上真的存在什么普世价值，为何一定是西方那套价值？我还说周孔之道春秋大义是“普世价值”呢。为何大多数人们一听说自由民主，就认为是普世的，正确的，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这是因为非西方国家近代以来所有的知识体系已经处于西方话语霸权的支配之下，“东方”自身被赋予了意义，被制造出来，被说成是丑陋的落后的。这和女权主义者所说的男性支配女性，女性的身份被建构出来一样。我一直认为后殖民批判和女权主义有相同的地方。

至于“公羊学”，我主要理解为一种原教旨主义，不知道是否合适？因为吉登斯说过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是全球化的一种后果。中国近代以来新儒学的复兴也几乎是伴随着西方的冲击而来的。

以上罗嗦了很多，有些更与兄长所谈问题相去甚远。水平有限，只能回复这些了。

闫晟哲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