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今天怎样做子女？”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问题却不停地困扰着无数的青年。在这个经济体制大变迁的时代，家庭也随着现代化进程变得支离破碎。物欲横流的社会是否能容下真诚的感情呢？下文的作者从一个在校大学生的角度，提供了自己的思考。编者看完此文，感到发自内心的感动。因为他是这样真诚地搜索着答案，虽然真正的答案永远不会轻易呈现给任何人。不过只要开始思考了，就最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

作者：未完成的乌托邦

翻起旧杂志，一篇小说里如下文字让我有了写本文的念头：

“擦鞋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了，现在人又懒鞋又多，球鞋都不愿自己洗。附近市一中的学生，课间都设法跑过来，把球鞋、旅游鞋乃至凉鞋，往蜜姐擦鞋店送。像这种著名的重点中学，但凡能够进来读书，家里父母就是把裤带子勒断，也要供孩子花钱。孩子却是没有不撒谎的。孩子们在外面，一个泡网吧一个送洗鞋子，铁定不会对父母说真话，都说是吃不饱买东西吃了，搞的父母还牵肠挂肚。现在中学生的时尚把戏家长是想不到的，男生好名牌，女生更妖精，要红指甲，要偷着穿高跟鞋……”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这些早已不是新鲜事。当然，在打电话张口要钱时，有些同学想起自己在学校的所作所为还是会感到些许愧疚的，但没过两天就又去打dota了，或继续淘淘宝，这种市场经济下的消费气氛是个人万难抵御的。

而对于一些人，出于不必言说的原因，这种愧疚是痛彻的，由此引发的责任感会促使他们努力一阵子，或许是很久。笔者在西电水站兼职时就遇到过几位令人钦佩的朋友。

在我们校08级毕业时网上有过一段视频，每人的临别寄语。一个西安本地的女生就要到外地工作了，才发现四年中没有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想到今后见到父母机会很少，不禁流下了眼泪，还说终于理解“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了。

1919年，鲁迅写下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主张子女独立，解放。时至今日，虽然还有些家庭由于特殊原因，家长还略有专横暴虐之外，中国家庭大抵已算开明自由。父母也不对儿女过多强求，只希望他们生活得好。鲁迅的理想似是实现得很好了，然而当时的“圣人之徒”们所担心的问题却出现了：父子疏隔，父母一无所有。

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可避免有交流的“代沟”。表面看来，这“得益”于信息革命，不如说在于社会发生的飞速变革——它使每个人困惑，迷茫。长辈们对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领域的了解不会比我们多出太多，甚至大大不如我们，也就无从对我们进行心中有数的操纵和指导。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子女的命运从父权掌控下解放便自然而然实现了。父母不再对儿女们颐指气使，反而百般讨好，悉心照料，以维持那越来越脆弱的危桥。

另一方面，不论是修在大学城的感恩广场，还是CCTV的感动中国，似乎都唤不回曾经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空巢老人们见不到儿女们的“常回家看看”，反而觉得养生节目的主持人更可爱；空间上的距离已不再是阻隔回乡之路的主要因素，生活方式的差异使曾经最亲的人相对无言；更多的人则心安理得地选择忘记关于家庭的义务；更有甚者，因为经济问题与家里闹翻；即使有孝子真心想陪在双亲身边，每周60个小时的工作也会让他有心无力。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望月思乡。家中还有母亲“夜补衣”，还有碗热腾腾的鸡蛋面，以及童年那些难忘的经历。这些比起上司的冷眼，同事的竞争，劳累的工作，真是温馨的港湾，令人向往的天堂。但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心情，以家庭为基础的生活在这个时代已接近破灭。

为什么会这样？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为什么产生了如此可悲的现象？我们的物质生活丰裕了，精神迷茫却越来越严重。

要解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历史科学中来找答案。

我们首先来考察家庭的起源。家庭不是一直都有的，而是从生产力发展使得人类有了剩余产品进而有了私有制开始，才逐渐产生的。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从对偶婚到专偶婚，到家长制家庭的建立，这一切的产生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或者说出于一个动因：使越来越丰富的剩余产品有固定的人继承。我们翻开现在的《婚姻法》，也还是能发现私有制和家庭的这种紧密联系。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不论是佃户还是小农，大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活动。而统治阶级宣扬“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以维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国并没有西方封建时代强大的AIE（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于是家庭便成了AIE的处所：从中国古代特有的繁琐的家庭礼制中不难看出。随着历史发展，家长不仅把子女当做财产的继承人，还把他们当做自己肉体和精神的延续。而在社会相对稳定，缺乏变化的时代，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这样，中国人有了自己的上帝：父亲；中国也诞生了数不清的“佳话”：哭竹、尝秽、卧冰、割骨……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批判的，正是这种陈腐、愚昧的“孝道”，提倡子女的独立精神，以实现人类、社会之发展。但鲁迅批判的只是以“恩威、名份、天经、地义”为名的父权，他依然呼唤在当时实属奢侈的“爱”。而我们今天的改变，是群众思想的觉醒，还是为实际生活所迫的无奈？

当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工厂代替了农田，工人宿舍代替了农庄茅屋，杨白劳不再和喜儿一起生活，给黄世仁交租子，而是下了煤矿，和进了纺织厂的女儿天各一方，也许几年才能见一面。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金钱拥有了魔力，只要它愿意，可以把任何和睦家庭内部温情脉脉的面纱撕碎。如果我们愿意假设他们不是我们的父母来客观评价一下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就会发现他们或许善良却并不可爱，和他们的“羁绊”不过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产生的经济关系罢了。

当然，亲情还是确实存在的，好像一只从房顶上跳下来的鸡，在落地前总要拼命扑腾两下翅膀。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持续存在，家庭总构成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对每个亲属，我们都会在心里觉得，我还是应该去爱的。我们总会为“爱”的失落而长吁短叹,只因为我们实际上不具有爱的能力。这种境况很可能还会持续不短的时间，它注定是我们时代的症候。巴尔扎克笔下19世纪的法国现在看来是如此亲切熟悉。

正如前文所提到过的，市场经济愈发达，家庭中非异化劳动的成分就愈弱。洗衣机、电视机可以代替子女，从而使子女彻底“解放”到劳动力市场上去。家庭的异化正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的矛盾在家庭中的发展,私有制孕育的家庭将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受到冲击，最终家庭及私有制本身不可避免遭到扬弃，尽管可能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刘慈欣未发表的科幻小说《中国2185》中描绘了人口老龄化，婚姻自由化，公共托儿所，养老院兴起伴随而来的家庭解体的广阔画面，也许真的需要很久，“亲情”才会随着人的自由、解放而重新变成一个积极的概念，而非逃避残酷现实的迷魂药和我们可怜灵魂的救命稻草。

如果认识不到我们最需要去爱的，并不是远在千里之外，巴望着能和你聊一两个小时的老人（虽然他凝聚着你的回忆，维系着一种虚假的价值），而是在我们身边每天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们，就只能把亲情永远当做一种宗教式的仪式，而失去了爱的能力。只可惜我们身边的人现在看来都还不大可爱，所以并不能治病的鸦片成了我们舒缓疼痛的唯一良药。

有些“思想转变快”的人已经不再傻乎乎地“前现代思维”，但他们永远无法体会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另一部分人却在自责、焦虑中煎熬着，“背着因袭的重担”；我们呼唤“新人”，只有他们能“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下一代到光明的地方去”。

**注：**文章来自某社团的独立文学杂志《白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