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西乡书生

之前读过法国著名实践派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一书，该书由中国知名社会学家李培林老先生所译。但对书不少多问题和现象我一直感到十分不解和困惑。

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的社会学专业青年学子，我对农村有最起码的了解，再加之以往的四次下乡调查。所以，读孟德拉斯的著作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许多分析论述甚是精彩和到位，其中对于农村的生产变革和农村社区变迁的分析尤其明显。在文本中，孟德拉斯对于农村社会变迁的力量（新生产工具、新植物品种、新耕作方法以及新的组织机构）作了一种谱系学式的追溯，把农村社会的整个流变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区别于其他只会做形式推理和玩概念的理论分子，在这点上，孟德拉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是十分称职和接地气的。

在文中，孟德拉斯结合以前的学者杜比的研究分析指出，在加洛林王朝时期，欧洲完全是乡村化的，是一种封建式的地产经济（这不同于我们现在认为的房地产经济）。那时，没有任何城市，只有住满农民的乡村，农民在领主的领地周围组成村庄，领主把他的臣民限制在土地上，供给必要的生活资料和医疗条件，作为回报，臣民要偿付个人劳役，并交纳耕种的贡赋。生产工具非常落后是那个时代的特点，许多生产工具几乎都是农业劳动者自己用木材制作的，加上原始的耕作方式，据说，谷物的收获仅仅是种子的2-3倍，对于我们这样的现代人来说，如此低的产量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根据孟德拉斯的论述，由于那时生产工具极其落后，所以对于领主来说，增加劳动力投入很重要，他们认为唯一的真正财富是开发土地的人。如果臣民越多，那么领地就越容易扩大。而随着领地的扩大，于是就需要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据说查理曼大帝就是基于这种情况让人草拟了《庄园法令》，在孟德拉斯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农学著作，而查理曼大帝也就成了“乡村家庭培训所”的鼻祖。在这个封闭稳定式的农业社会之中，简单的社会图示就是：个人联系，粮食种植，狭小的和自治的集体。

但是，这种社会不是死水一潭，在11世纪和12世纪，工具、种子和技术都有所改进，例如出现了更多的铁制品劳动工具，水磨也开始普及，轮作制度的确立，翻耕土地次数的提高，施肥方法也更加讲究。于是，10-12世纪的两个世纪中，农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时期，真正的精巧农业开始逐步形成的，到14世纪正式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主导模式。 同时，随着农业收益的逐步增加和丰富，原先封闭的乡村社会便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此时，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由于人口不断增多，家庭的份地不断减少，有些农民被迫转移出去，加之农具及牲畜比以往变得更加重要，于是，领主对人口的要求开始减弱，农民之间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拥有较好生产工具的变成固定的耕夫转而缴纳租税，而没有生产工具的则变成临时的受薪散工。不少的散工也由于农业生产对劳动工具的制造需求转而变成手工业者，同时，更加精细的农业管理工作也催生了一批专事管理者和税官。于是，除去封建主和农民外，那个时期的社会红还出现了这样一批中间阶层，他们与教会特权阶级一同享受这个社会更高的地位。这正是剩余产品对社会上层职业出现的推动作用。

此外，剩余产品无疑还对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并提供大量其他的非农职业。由于领地的农业生产规模随着各项创新而不断提高，生产果实不再能够被封建领主和宫殿所“消费”掉，于是就必然会进入市场进行出售，这样就产生了贸易。相当规模的贸易所得使得富人们开始热衷于追求奢侈品及美味佳肴以体现自我身份。这种食物结构丰富化结果同时反过来刺激了专门的肉用养殖行业，依托于这类相似的新副业，出现了屠夫等其他城市新职业。但是，一般来说，畜群属于城市屠宰店老板、批发商或部分领主。基于这种情况，农业和饲养业不再是拘泥于自给自足的行当转而成为可以盈利的经济活动，而与这种经济活动联系紧密的一群人顺其自然就成为所谓的农业企业家阶层。他们其实往往是大户富裕农民、小乡绅、大领地的管理人和正在兴起的城市资产阶级。这批人其实就是具有市场经济头脑的农民，与孟德拉斯所说的传统农民刚好相反，在孟德拉斯看来，这些与市场打交道的农民企业家才代表着整个农业发展方向，是时代的弄潮儿，这就是孟德拉斯的分析逻辑。

为了证明这一点，在书中，他专门举了杂交玉米这项新技术对于法国旧式农民的终结现象。在第二部分，孟氏更侧重于论述传统农民与农业企业家的思想文化差异，然后再论证他对新式企业家的看好是没错的。

但是，这种情况是否真的会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大范围地发生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要知道，孟德拉斯提的例子毕竟只是一个小国（主要是讲法国的）的情况。法国人口现在才几千万，而且他们国家的工业总体来说是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上游，能够产生较高的工资水平，加之私有的土地制度，这些才使得法兰西能够比较顺利的完成农业人口的转移，并实现农业的资本化经营。而现在国内很多人（不仅是学者，也有很多不读书的大学生）不顾这些事实上存在的差异，一味地鼓吹尽快实现土地私有化，转移掉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让“新型农民”来接管中国农村。要知道这放在一些小发达国家可能问题不大，但要是放到我们国家，那么这就成问题了！这是一种急躁症和时代的狂热症状吧？

按照许多学者的理论，中国农村肯定不会一直留有这样大量小农的存在，未来一定是机械化大生产，其实，我也相信这个基本的论断，但人家的分析是有前提，如果把大前提给搞错了，小前提再完美，那也是会成问题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现实去空谈理论，目前，中国至少有以下几大国情：首先，我们人口数量巨大，并且有超过一半的农业人口要顺利地转移掉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其次，目前中国的工业总体处于产业链下游，附加值有限，若是消灭传统农民，就现在的劳动供给条件下，市场根本无法为工人提供足够在城市生存下去的工资待遇；第三，巨大的人口压力决定我们国家的农业种植结构必然以粮食生产为主，不可能通过改变种植结构就实现农民的增收创富；第四，在村委会提供农业生产公共产品（主要是指水利设施）的前提下，小农的精耕细作单产一般是十分高的，若是撇开新的种子技术革命不说，大规模的机械化不一定会对单产有所提高；最后，在我们国家，土地是集体和国家所有，如果实现土地私有化，也没有办法实现整体农民的富裕，相反，就会催生一批城郊食利阶层（大量的拆二代就是例证，他们是如假包换的食利阶层），这其实就间接地推高了房价，并把巨大的地租压力分配给进城务工人员，这将进一步加剧城乡矛盾和社会问题。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小农国家，若是工业发展不稳定或者停滞，这会出现农民无退路的情况，那解决起来估计不会是件简单是事。所以，要在中国让农民终结，估计是好几辈子的事了！

当前，维持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同时加强村委会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的调控能力才是正道。尽管和孟德拉斯一样，我也认为传统农民是保守和顽固的，或者说是非市场化的，但是，出于对整个社会稳定的考虑，我是明确反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只有等到合适的时候才有资格提私有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