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虽然本文中间某些对工人的描述和结论都不准确，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应该是作者的材料很大部分来自一些公开的媒体资料，因此仅仅看文章前面可能感觉水平并不高，但是文章后面几节对沿海地区制造工厂向内地迁移的探讨十分有意义。尤其是其中对一些工人斗争政治学的思考，很值得重视。譬如，沿海地区新工人由于基本工资不能够满足生存需要，所以不得不加班，甚至对不安排加班的公司不满，这种情况下，工人有组织的斗争要求就单一化为经济目标；而内地的新工人的现状和未来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如果工人的有组织的斗争从单一的经济要求变为更广泛意义上对劳动条件的改善、对一些额外社会要求的斗争，这种工人斗争就必然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调查、探讨的。
中国工潮
中国工人阶级在西方新自由主义[1]的政治想象中扮演的是一种类似双面神雅努斯[2]的角色。一方面，他们被想象成资本主义全球化竞争中的赢家，拥有征服一切的力量，其崛起意味着富裕国家的工人阶级被打败了。当中国四川来的民工愿意为很低的工资工作的时候，美国底特律和法国雷恩的工人对抗资本家的斗争哪里会有胜利的希望呢？
另一方面，中国工人们又被描绘成全球化中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第一世界消费者们内疚的根源。中国工人被描绘成逆来顺受、饱经剥削的苦力。他们坚忍地卖苦力，为我们制造出iPhone和浴巾。只有我们能够拯救他们，我们要么吸收他们巨量的出口货物，要么好心地组织起来向“我们的”多国集团公司倡议：要求人道地对待他们。
对于富裕国家的部分左派来说，这两个对立的信息意味着：这里，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劳工抵抗运动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种抵抗首先是变态和颓废的。是什么让被宠坏了的北方[3]工人们，带着他们“第一世界的问题”，向一个（靠剥削大地上的受苦者）为他们提供了如此富足的生活的制度提出更多的物质要求？无论如何，对抗如此强大的竞争压力注定是徒劳的。
把中国工人描画成他者——或是不幸的下等人，或是竞争的对手——大大偏离了中国劳工的现状。远非得意洋洋的胜利者，中国工人和西方的工人一样面临残酷的竞争压力，往往就在同一批资本家的手中。更重要的是，并不是他们的坚忍克己使得他们有别于我们。
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共产党的市场改革三十多年了，中国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工潮中心。虽然没有官方数据，我们相信：中国每年有成千（如果不是数以万计的话）起的罢工事件。所有罢工事件都是自发性（非法）罢工，在中国不存在所谓合法的罢工。也就是说，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中国有六七起到几十起罢工事件发生。
更重要的是，中国工人们在取得胜利：许多罢工的战利品是工人得到比法定幅度更大的工资增长。工人反抗行动对中国政府和资本都是一个严重问题。就像美国在三十年代那样，中央政府被迫通过一批劳动法案。中国各地城市最低工资上涨的百分比高达两位数；许多工人第一次领到社会保障金。
过去二十年在中国，工潮势头看涨；而单单过去两年，工人斗争取得了某项质的进步。
但是假如中国工人的经验对于北方国家的左派有什么教训的话，要找到这些教训我们需要检查中国工人面临的那些独特条件，这些条件是人们对中国工潮大喜与大悲的原因。
在过去二十年的中国工潮中，工人反抗运动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手法。出现不公时，工人们首先找经理面谈。经理们几乎总是无视工人的要求，特别是涉及工资的要求。
另一方面，罢工确实有效。不过中国工人的罢工从来都不是由形式上从属于共产党、总体上由企业管理层控制的官方工会来组织的。中国工人的每一次罢工都是自发组织的，且经常和官方的工会针锋相对；这些工会往往鼓励工人通过合法途径来解决纠纷。
中国的法律系统（包括工作场所的调解、仲裁，以及上法庭）企图把劳资冲突个人化。这一点，加上国家与资本之间的秘密勾结，意味着该系统通常不能解决工人的不满。中国的法律系统是设计来防止罢工的。
在2010年以前，中国工人罢工最常见的原因是：拖欠工资。这类罢工的要求非常直截了当：把我们应得的工钱付给我们；几乎没有提出比现存法律规定更高的要求。由于（企业）违法在中国过去曾经是，现在依然是普遍存在的，这类自卫性斗争有着肥沃的土壤。
罢工通常开始于工人们放下劳动工具留守在工厂里，或最低限度在工厂的土地上。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几乎没有使用破坏罢工的替代劳工的，因此中国工人几乎不使用警戒线。[原注]
如果遇到冥顽不化的管理层，罢工有时升级为上街游行。这一手段为的是针对政府：通过影响公共秩序，他们可以立刻赢得政府的关注。工人们有时向地方政府所在地进军，有时是简单地阻断一条街道。这类手法风险很大，因为政府虽然有可能支持罢工者，但同样有可能诉诸武力。即便最终有了妥协，在公共场合的示威往往导致组织者被拘留、殴打或关进监狱。
风险更高但是依然很常见的是工人进行破坏生产和破坏财产的活动、骚乱、谋杀老板，以及与警察对峙。在大规模下岗或破产时，以上手法看来最常见。好几起对峙发生在2008年末和2009年初，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国出口加工业工人大规模下岗。中国工人也许正在发展与警察对抗的自觉意识（这一点下文将作出解释）。
在中国工人抵抗手法的目录上，最不引人注目的一点却形成了所有其他一切的基本的背景：越来越多的流动工人已经完全拒绝了他们以往蜂拥而上的、在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出口加工业那些待遇差的工作。
2004年，中国第一次出现劳工短缺。在一个拥有七亿农村人口的国家里，许多人都认为劳工短缺是偶然的、暂时的现象。八年后，很显然，结构性的变化已经出现。经济学家们在激烈辩论劳工短缺的原因，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只说一点：沿海省份如广东、浙江和江苏一带的一大批制造业做不到吸引和留住工人。
不论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很明显：劳工短缺使得工人的工资上涨，使得工人在市场上的力量得到增强；中国工人得以利用这一优势。
南海的本田变速器工厂在2010年夏天掀起的罢工浪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从那时起，工人反抗的特征出现了变化；这一点许多分析人士都注意到了。更重要的是，工人的要求变得有攻击性。他们一直要求工资涨幅高过法定工资；并且，在许多次罢工中，他们开始要求选举产生自己的工会代表。他们没有要求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外成立独立的工会，因为那样的话一定会激起政府的暴力镇压。但是坚持工人选举工会代表的要求代表了中国工人政治要求的萌芽，虽然这一要求只是在企业的组织层次上出现。
2010年的罢工潮在南海引爆。此前，南海的工人已经在抱怨工资低和讨论罢工达几个星期之久。5月17日，几乎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工人（事后有报道把此人化名为唐志勤）会自发地发动罢工，他所做的只是摁下紧急停工摁钮，把厂里的两条生产线都关掉。
工人们走出了工厂。到了下午，经理层央求他们回去工作和开始谈判。当天，生产就恢复了。但是工人们系统阐述他们的要求：月工资上涨800元人民币，普通工人工资相当于上涨了50%。
工人们提出了更多条件：要求“重组”公司在斗争中基本没有给予工人任何帮助的官方工会；还要求让两个被开除的工人重返岗位。在谈判过程中，工人们又一次罢工，罢工一星期后，中国所有本田车的装配工厂都因为缺乏零件而关闭。
与此同时，南海罢工的新闻如星星之火，点燃了全国工业领域的工潮。中国报纸的头条是这么写的：“一浪高过一浪高，本田锁厂也爆发罢工”；“7万人参与大连罢工潮，影响到73家企业，最终工人工资增长34.5%”；“本田工人罢工动摇了低成本制造模式”。在每一次罢工，主要的诉求都是涨工资，但是其中很多罢工也提出了重组工会的要求，这一政治上的发展极为重要。
其中一场跟风的罢工活动在战斗性和组织性方面特别引人注目。6月19至20日那个周末，电装公司[4]（日资丰田汽车配件供应商）一群接近两百人的工人秘密集会讨论计划。会上，他们决定了“三不原则”：不工作、不提要求、不选代表；且要坚持三天时间。
他们知道：通过扰乱供应链，邻近的丰田装配厂将在几天内被迫关闭。罢工且三天不提要求，他们预计电装公司和丰田公司的更大生产链将出现高额损失。
他们的计划成功了。星期一上午，他们走出车间开始罢工，并阻止货车离厂。到了下午，同一个工业区里的其他六家工厂关闭。第二天，由于缺乏零件，丰田装配厂被迫关闭。
第三天，他们按计划选出27名代表围绕涨工资800元的要求与资方进行谈判。电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从日本飞过来参与谈判。经过三天，最后宣布：他们赢得了整整800元人民币的工资增长。
如果说2010年夏天的工潮其特征是激进但是相对有序的对资本的反抗的话，那么2011年夏天产生了两起大规模对抗政府的暴动。
2011年6月的同一个星期，大规模工人暴动震撼了潮州和广州城郊的制造业园区；两地都发生了大范围的和有针对性的、破坏财产的行为。在潮州古巷镇，一名四川来的工人讨要工钱时被挥舞匕首的暴徒和他之前的老板残暴攻击。因为此事，成千上万流动工人开始在地方政府驻地示威；他们中的许多人多年来被（与官员勾结的）雇主剥削和歧视。
这次抗议活动据说是由一个松散的四川“同乡会”（由于公开的组织不见容于当局，像这种类似黑帮的组织得以迅速繁殖）组织的。在包围了政府办公楼之后，这些流民很快把愤怒发泄在那些他们看来歧视过他们的本地居民身上。他们烧了几十辆车，抢了许多商店，最后政府动用了武装警察来扑灭暴乱，还解散了当地人自己组成的治安团体。
仅仅一个星期后，在广州郊外的增城，发生了一场更大规模的起义。一个四川来的孕妇在街边叫卖时被警察猛推到地上。工人中立刻传出流言说：这个孕妇因此流产了；至于她流产与否很快变得无关紧要了。
被警察的又一暴行激怒的工人们在增城暴动达数日之久，烧毁一个派出所，和防暴警察战斗，且隔断了一条高速公路。据报道，广东其它地方的四川流动人口涌入增城，参与暴动。最后人民解放军被叫来镇压这一起义，他们对付暴乱分子时使用了真枪实弹。虽然政府否认，但是极有可能有一些人在军队平暴中被杀。
仅仅几年时间，工人的反抗从自卫性发展成攻击性。看似不大的事件引爆了大规模的起义，说明了普遍存在的愤怒。而沿海省份持续性的劳工短缺指向了深度的结构性改变；这种改变也影响到了劳工政治的格局。
所有这些给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以及二十多年来作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政治经济特征的压低工资的做法带来严峻的挑战。2010年的罢工潮结束之际，中国的媒体评论员们已经宣告：中国廉价劳力的时代已经结束。
但是，假如工人工资的增长是可以乐观的理由的话，植根于他们心中的不问政治倾向意味着他们从胜利中得不到太多满足。工人们任何公开的政治要求的企图都会立刻被右派及其政府里的同盟粉碎；他们会召唤暴君的幽灵，问：你们真的想回到混乱的文革吗？
如果在西方＂不存在其它选项＂的话，在中国存在的两个官方选项是：无摩擦、高效的技术官僚制度（即新加坡式幻想）；或者绝对的、野蛮的、极端无理性的政治暴力。结果，中国工人们自觉地服从于政府强加的把经济要求与政治斗争割裂开的做法，他们提出要求，但包装成经济上的、合法的、甚至符合政治上荒诞的所谓＂和谐＂意识形态的要求。不这么做的话，罢工将会激起政府严厉的镇压。
中国工人们也许在这家工厂可以赢得涨工资，在那家可以赢得社会保障。但是这种分散的、短暂的、去主体性的起义没有能够形成任何可以长期存在的反霸权组织；只有那种组织才能在阶级层面上迫使政府或资本家作出改变。
结果，当中国政府真的介入且代表工人的利益时——或者在罢工谈判中支持工人的要求，或者通过法律来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其作为“仁慈的怪兽”[5]形象得到支撑：这个怪兽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而是因为它关心“弱势群体”（正如官方词汇中对工人的指称）。
然而只有通过在意识形态上把原因与结果分离的做法，政府才能在象征层面上维持工人真是“弱势”的假象。考虑到这一做法的相对成功，应该说，中国工人阶级是讲政治的，只不过他们被迫疏远了政治。
不理解今日中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我们不可能理解这一状况是如何被维持下来的。今天的中国工人与文革宣传画里的英勇、超级雄壮的工人形象相差很远。在国有企业里，工人们从来就不是政府声称的“企业的主人”。但是当年他们有终身制的铁饭碗，工厂承担了一切社会再生产的费用，为他们提供住房、教育、医疗保健、退休金，甚至还有红白喜事的服务。
九十年代，中央政府开始在国有企业里大规模搞私有化、让工人下岗、或者取消国家补助，导致了中国东北“工业衰退地带”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的错位。虽然余下的国有公司里，工人们的物质条件相对而言依然较好；但是这些公司日益走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运作方式。
当前更让人关切的是新兴的工人阶级，主要由农村来的流动人口组成；他们大批涌向东南部“阳光地带”的城市。中国于1978年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型。一开始农民过得挺好，因为市场的价钱比政府以前付的高。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农民的收入增长被猛烈的通货膨胀消灭掉了；农村人口开始寻找新的收入来源。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这些农民被改造成了流动工人。
与此同时，政府发现：从计划经济继承下来的几项制度对于促进私有化积累很有用。其中最主要的是户口制度，把一个人的社会福利与某个具体的地方挂钩。户口是一个复杂且日益地方化的管理手段，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户口制度在空间和社交层面上把流动工人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即他们的工作与家庭生活）割裂开来了。
这一割裂影响了流动工人劳工运动的方方面面。年轻的流动人口来到城市在工厂、餐馆和工地打工，小偷小摸、沿街叫卖、或者出卖色相为生。而政府从来不曾假惺惺地表示说：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本质上是平等的，或者长期而言流动人口将会受到城市居民的欢迎。
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城市居民拥有的包括医疗保健、住房和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他们需要官方的允许才能够待在城里；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出现了多例没有证件的流动人口被拘留、暴打和“遣返”的事例。在长达至少有一代人的时间里，流动工人的首要目标是：赚尽可能多的钱然后在二十多岁时回到村子里结婚生子。
其它一些形式上的安排也确保了流动工人无法在城市里生活。社保系统（包括医疗保障、退休金、失业保障、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是按市一级单位组织的。这意味着流动工人中的一小撮幸运儿能够得到雇主支持的社保，但是他们是付钱给一个他们永远都不能受益的体系。如果退休金不能跟随他们回农村的话，流动工人有什么理由要求一个更好的退休金制度呢？因此，他们罢工提出的要求就合理地集中在最直接的涨工资上面。
因而，主观来说流动工人并不把自己视为“工人”，他们也不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相反，他们是民工，或者说农民工，他们从事的是“打工”而没有什么专业或职业。这种与工作的短暂关系也许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常态，但是在中国许多工厂，工人的流动率高的惊人，有时一年之内就换了一茬。
这一状况对于工人抵抗运动的影响深远。比如，记录下来的罢工斗争里极少要求缩短劳动时间的。工人们为什么要在一个拒绝他们的城市里逗留更久呢？人力资源领域的“工作-生活平衡”的讨论对于一名在上海郊区的工厂里卖苦力的18岁流动工人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在城里，流动人口为工作而活，不是在自我实现的意义上，而是只在字面的意义上来说的。如果一个工人想着：他们不过是挣点钱，最终都要把钱带回家去的话，要求更多时间好在城里玩儿什么的就没啥道理，也没啥机会。
另一个例子：每年恰恰在春节前，建筑工地的罢工数量剧增。为什么？这个节日对于许多流动人口来说是他们一年中唯一一次返乡的时候，通常也是一年中他们唯一一次见到家人（往往包括配偶与孩子）的时候。建筑工地的工人们通常在项目完工后才拿到工资，但是自从八十年代这一行业撤销了管制规定后，拖欠工资成了普遍现象。空手返乡对于工人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当初去城里为的就是赚到更高的工资。于是他们罢工了。
换句话说，中国流动工人还没有把生产斗争与他们生活中其它方面（或更加广大的社会问题上）的斗争联系起来。他们被切断了与当地社群的联系，他们在城市里无权像一个公民一样发言。他们对工资的要求没有扩展到缩短工时，没有扩展到要求更好的社会服务、或政治权利上。
与此同时，资本家依靠几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提高利润 。
在工厂内部，过去几年最大的发展是（美国、欧洲或日本工人将会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趋势）：不同种类的不稳定的劳工出现爆炸性增长。这类劳工包括临时工、学生见习工，而最重要的是所谓“特派工人”。
特派工人直接受雇于一个合同制劳动公司，其中许多人被地方劳动局拥有；这个劳动公司“特派”工人到工作地点。这种工人有一个明显的模糊雇佣关系的效果，从而强化了资本的灵活性。特派工人现在构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很高份额（在某一给定工作场所往往高过50%），涵盖了广大范围各种各样的工业：包括了制造业、能源、运输、银行、医疗保健、环卫，和服务业。这一趋势在中国国内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出现了。
不过最近几年的大事件是工业资本从中国沿海向中西部迁移。这一“空间修补”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也给予了工人阶级新的和潜在而言革命性的可能性。至于这些可能性能否实现当然是一个在实践中才能回答的问题。
中国最大的私营雇主——富士康的例子很有启发：富士康在十多年前从台湾搬到中国沿海的城市深圳，由于2010年的工人自杀潮及持续性的公众对其高度军事化和异化的工作环境的调查；该公司现在被迫要再次迁徙。该公司目前正在榨干其在深圳的劳动大军，同时已经在内陆省份建设了大规模的厂房。其中最大的两个在郑州和成都这两个省会城市。
对于这样的公司来说，内地的吸引力不难理解。虽然在深圳等沿海地区，工资以全球标准而言已经很低（每月不到200美元）；但是在内陆省份像河南、湖北和四川的工资可以低到沿海的几乎一半。许多雇主也许还（正确地）认为：在靠近流动人口源头的地方会有更多的流动工人，而一个更宽松的劳动力市场对资本家会有直接的政治优势。这也是资本主义的老套路：劳工历史学者杰斐逊•考伊（Jefferson Cowie）在他写的关于电子厂商RCA[6]“七十年追求廉价劳力的旅程”中确认了相似的路线：RCA公司这一追寻使得它从美国国内的新泽西州搬到印第安纳州，然后又到田纳西州，最后到了墨西哥。
如果说过去二十年中国沿海提供给跨国资本优惠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的话，中国内地的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虽然劳资之间的对抗将会是普遍存在的，但是阶级冲突的发展将会有很大的特殊性。
那么中国内地有什么特殊性，为什么其特殊性能够成为谨慎的乐观的理由呢？流动人口在沿海地区注定是过渡性的（因而他们的斗争是短暂性的），但是在内地他们有建立长久社区的可能性。这在理论上意味着：他们有更大的可能性合并生产斗争与再生产斗争；当这两个领域依据空间割裂开时，这一可能性不存在。
考虑一下户口问题。过去流动人口涌进的东部大城市都有对于居民身份的严格限制。即便是拥有硕士学位的白领工人要拿到一个北京户口都困难。
但是在内陆较小的城市，要得到当地居民身份要容易得多。虽然这只是猜测，这一差异对工人反抗运动会有怎样的影响依然值得思考。过去，流动工人的生活轨道是到城里工作几年赚点钱然后返乡成家；内陆的工人或许有非常不同的看法。突然之间，他们在某个地方不仅＂工作＂而且＂生活＂。
这意味着流动人口将更有可能长期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安家。他们将要找配偶、买房子、生孩子、送孩子上学—-换句话说，从事社会再生产。
以往，雇主无须付给民工足够生活的工资，并且由于工人们将返乡定居的前景很明确，不存在假惺惺的对那种工资的预期。但是在内陆，流动工人很可能要求体面生活需要的一切：住房、医保、教育，以及失业和退休的保障。他们也许还会想要给自己和自己的社群留点时间；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工潮很奇特地缺乏这一要求。
这会提高工潮政治化的可能性。在沿海，流动人口从来没有期待过良好的公共服务。但是假如他们能够在内陆建立起居民权，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将很容易成为普遍的要求，他们就有机会摆脱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孤立的斗争。对社会保障的要求将更可能指向政府而不是个体雇主，从而建立起可普遍化的对抗的象征性基础。
虽然中国流动工人勇敢的、有时候蔚为壮观的反抗运动容易被浪漫化，现实情况是：对于恶劣工作环境的最常见反应是彻底辞职，去找别的工作或者回家。这一状态也有可能随着他们工作地点变成生活的地点而发生变化。那样的话，流动人口可能会坚守阵地、为了自己的社区、在自己的社区内作斗争，而不是单纯的逃跑。
内地工人的阅历也可能他们增强对抗性提供机会。这些流动工人中有许多人在沿海地区已经积累了很多工作和斗争的经验。年长一些的工人较青年工人也许缺乏战斗的热情，但是他们对付剥削人的老板及其政府里的同伙的经验会成为一项宝贵的资源。
最后，内地的工人将会拥有更多可动用的社会资源。在沿海大城市里，他们很难从当地居民那里获得多少同情，在古巷暴动中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但是在内地，工人们可能有朋友和家人在附近。这些人不仅倾向于支持劳工，而且对于劳工工资的上涨和社会服务具有直接的依赖性。这会带来一个劳工斗争扩大化的机会：走出工作场所，涵盖一些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有些左派人士或许对于持久性的斗争本身有乐观的信念。这种盛行于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式已经对资本积累造成了重大的破坏。
然而工人们被从他们自己的政治活动中异化出来。中国工潮存在一个严重的不对称性：工人的反抗是偶然的、缺乏策略的；而政府与资本家的应对却是自觉的、同心协力的。
迄今为止，分散的和短暂的工潮对于中国党–国的基本结构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没能留下重大影响。而作为一种普遍的趋势，资本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它战胜反抗的能力。如果军事化的工人反抗迫使资本家毁掉一个工人阶级然后在别的地方制造一个新的（对抗性的）工人阶级，我们真的能够认为这是胜利吗？
资本积累的新疆域带给中国工人阶级机会来建立更持久的组织形式、来扩大斗争的社会范畴、来构想基础更加广泛的政治要求。
但是直到这一切发生之前，中国工人阶级将依然落后于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历史性敌手。
[原注]
为何中国雇主只是偶尔使用破坏罢工的劳工，其原因不甚明朗。一个解释是：政府可能不会支持雇主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可能加剧矛盾，导致暴力行为或更大程度的社会动荡。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工人的罢工少有持续比一两天还久的，因为罢工者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工会的支持，且往往遭到政府方面强大的压力。结果：中国雇主们对破坏罢工的劳工的需求不大。
[译注]
-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是自从七十年代以来盛行于西方的政治思潮, 指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 强调自由市场的机制; 支持私有化，反对由国家主导的直接干预和生产（如凯恩斯主义）; 强烈反对最低工资等劳工政策、以及劳工集体谈判的权利; 反对社会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 等等。
2 .雅努斯（Janus），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双面神。 - 北方（Northern），这里指的是政治地理上的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别，基本上发达国家为北方，发展中国家为南方。
- 电装公司（DENSO CORPORATION）是世界第三大、日本第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起先是丰田汽车的下属零部件供应商，后来成为丰田集团子公司。主要生产汽车的空调系统、点火系统（如铱合金火花塞）、燃油喷射系统、发动机点火控制系统等。世界500强中排名223。
- 利维坦（Leviathan），是《希伯来圣经》的一种怪物，形象原型可能来自鲸及鳄鱼。后世每提到这个词语，都指来自海中的巨大怪兽，而且大多呈大海蛇形态。
- RCA公司（曾用全名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美国无线电公司），是美国自1919年至1986年期间营运之公司，但品牌由于转手仍持续被使用。1986年，美国无线电公司被美国通用电气（GE）并购。
- 作者：伊莱•弗里德曼，美国康奈尔大学助教
- 译者：公子重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