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鲁智力深

我生于九零后，未见天明，天已经黑——已经不习惯叫他主席了。当下各种作协、摄影协会、文联的主席出来走穴，梳着难看的大分头，油光满面，面目可憎；就连学生会的主席也是昂着鼻子走路，惯于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商会和慈善基金的主席们周旋在官僚和会员之间，左右逢源，倒显得平易近人一些。高中时，从学校出发，穿过一条长街，再走一两公里过一座桥，就到了书店。用现在的话说，书架上大多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可敌人反对的，必然是我们都拥护的——陪我逛书店的女朋友固然不爱看书，我也拉她去人迹罕至的书架，在其中就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和毛选。

眼看毕业了，想起之前找工作的经历，忍不住学《大话西游》里的夕阳武士，对自己说一句：“他好像一条狗啊！”千千万万学生小资，找工作时好像历经沧桑，心窍爬上了裂纹，身价在一遍遍拒绝中落到温饱线，变成温顺小狗，终于尘埃落定了；大狗深藏功与名，事先画了一张饼，其实是吃完了的，可是还在啰嗦：“中国梦。”群众满头大汗，对之曰：“三个代表。”

教材上写，“中特”理论生于毛，成于邓，发展于三个代表。当初为了应付考试，背得头皮发麻，直到现在，都不明白“三个代表”是什么，总不会是三个戴表的人；一面又说毛泽东“老来昏聩”。毛泽东又不是皇帝，即便昏聩，也不至于生灵涂炭。为了划清界限，后继者把他当开国君主那样供在神坛上，又默许媒体对各种“宫闱秘辛”的揭秘来抹黑他。不久前，深圳亮相了一尊毛泽东的塑像，金光闪闪，汉白玉的底座，不食人间烟火。

十九世纪末，西方的旅行者来到中国，写下这样的话：“中国的过去比西方悠久的多，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不过，过去并不等于历史。中国过去没有真正的叙事，有的只是一个个不知真假的故事罢了。”在历史悠久的中华帝国，来自发达世界的旅客看到了一片凋敝的现实。过去某个时间点的辉煌，短到数十年，长不过两三百年，统统习惯性地变成废墟。黄炎培曾问毛泽东，共产党靠什么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给出了他的解答，就是实行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这样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提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面实行民主的。传统的政治叙事里没有人民的作为，多的是所谓“家天下”和“牧民”。孔尚任写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几千年来，王朝就这么崩坏循环。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开门一看，真的只剩下一堆断壁残垣，一触即碎。

临近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离他去世也已经快40年了。这一百多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由竞争的经济被跨国的垄断资本替代，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高潮到低潮。私以为，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和政治领导的技艺不是最值得纪念的。对这些才能表示惊叹不过分，长期为之赞颂并大书特书就过分了，因为堕入架空小说的窠臼了。恰恰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救星式的图腾形象也应该被放到注意力之外。而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在敌国环伺的情形下的思考，才最是值得后来者反复取用的财富。毛泽东给了我什么启发？

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滞涨的背景下，资本大量跨国兼并，直接导致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如今的资本主义世界，担当主力角色的是大型跨国公司，全球化实际是垄断资本的跨国化。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指出，世界作为一个政治经济的体系，而非相互分离的国家利益体系，资本的收益取决于在这个跨国体系里的地位。跨国资本并不渴求国家的主权，民族资本实为跨国资本的附庸。这种情形下，第一、第二世界的国家仅仅是作为各种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而由寡头们不遗余力推广的地区主义改写了“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使之抛弃了多民族的平等联合，变成了纯粹的单民族霸权的分离主义；第三世界各色民族冲突、历史矛盾的间隙，资本进入，控制住他们的经济，将利润源源不断地送往金字塔顶端——正因为如此，作为大本营的第一世界美国，才愈加吸引各种跨国资本前去落户，只因美元的霸权。追求地区霸权的民族主义不足以抵抗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是不可抵抗的，各种民族主义力量强大的国家，其自身经济实际上是在跨国资本的掌握中。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长久地预计，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那样联合起来，阶级对抗和地区对抗联合起来，运用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观，建立国际组织，才是对抗统治阶级的唯一有效的办法。

对于毛泽东晚年的作为，官方认为他犯了巨大的错误。既不能全然否定，而用“老来昏聩”这种春秋笔法间接否定，因为情感复杂，为政权的合法性蒙上了羞羞答答的面纱。毛泽东去世后，社会主义中国彻底沦为资本主义再次复兴的契机，为跨国资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无数廉价劳动力，也使各种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先富裕了起来。今天重新提起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是为了说明这样的道理：

第一，阶级的区别要人牢记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人类历史构图的底色；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革命成功的前后都有可能在内部产生修正主义派别，这绝不是个别的情况，外部的资本主义环境为修正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广袤而坚实的土壤；

第三，从先锋队内部产生新统治阶级的隐忧不禁使人疑问：经历过这样好似欺骗行径的失望群众，凭什么相信共产党能够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如今高度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体现了比以往帝国主义时期更高程度的霸权，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拥有空前的手段，而全球化的阶级压迫又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怎样的土壤？

第四，“文化大革命”对后继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仅仅就“民主”来说，它就提示了形式民主与大众民主的区别。有人认为大众民主是暴民政治，相信共产主义者则会毫不吝惜地认为它是最终超越阶级压迫的现实运动。在更现实的意义里，不得不澄清这样一个问题：在过渡时期里，由于政治组织的高度垄断，尽管有“鞍钢宪法”这样在局部生产领域的民主制度，但限于物质的丰裕程度和劳动时间偏长，群众在经济上缺乏自主权，未能建立与过渡时期相适应的政治意识，因此不具有主动探究和影响政治进程的能力；而作为政治运动自上而下的参与者，才刚刚实现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实际上是落后的，也是进步的。既然是自上而下的，也就脱不了“人亡政息”这样的周期律。未来如何避免它？如何实行它？

毛泽东留下的遗产还有很多，我只选了两点。在纯粹个人的情绪里，我从来不愿意去纪念某一个人或事——无论哪种纪念方式，本身都是作为仪式，意识形态的氛围太浓厚了。然而世上没有能够抛弃意识形态的人，只不过说，从一种意识形态转而投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之中。这么说来，我们又不得不纪念了。人人都指望天亮的那一天，而人人都要为之付出代价——这是你我的梦想，继承自前人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