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之一。左翼中关于历史理论的讨论格外引人注意。@走向现代之路和@巡夜人-马宁两位同志此前撰写的一篇文章细致地讨论了“历史创制学”的问题。虽然言辞犀利，内容却发人深省。小编征得作者同意后，特将其转载于本站，希望能促进理论思考和争鸣。
作者： @走向现代之路，@巡夜人-马宁
不久前“女神读书会”刊发了傅小正的《“共产主义”：末世论还是创世论》。这篇文章由刘小枫关于毛泽东国父论引发的争论而起。不同的是，傅小正用了所谓历史创制学的方法来论证和辩护毛泽东的国父地位。毛泽东是否国父这种问题我们并不感兴趣，我们在这里想谈一谈历史创制学，看看这个能创造奇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货色。
傅小正在文中为其历史创制学的出场做足了铺垫。他先是把关于毛泽东的国父的争论规范为“逻各斯”的冲突，使问题一开始就具有了浓重的唯心主义气味：“总是陷于自己的族群而不可自拔，并仇视着其它不同的习俗”。于是争论的各种表现都是“假象”，真相只有一个：“两种普世价值、两种逻各斯之间的冲突”。是哪两种普世价值以及逻各斯呢？作者并未做太多说明（因为他的主旨也不在此），只是给出了结论：一是毛泽东与新自由主义、基督保守主义之间的统一，二是毛泽东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解放之间的统一。因为作者的这种处理方法是历史创制学应用的具体表现，所以值得谈一谈。
作者在这里绕了很多圈子，谈了阿伦特等“共和主义”派推崇的城邦的对立用来类比两种“逻各斯”之间的冲突，这个类比是很不恰当的，因为一个城邦并不是一个原子，甚至谈不上统一，城邦本身就是分裂的，城邦是奴隶主的城邦，对立的是一个城邦的奴隶主与另一个城邦的奴隶主，对于不同城邦的奴隶来说，这其中并无有意义的差别。我们在该文的最后甚至看到作者把“城邦”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说“城邦是真正的公共空间。”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公共空间”是奴隶主和氏族贵族共同占据的，而奴隶和非公民的自由民则被排除在外。而他所谓的两种“逻各斯”的对立则与之完全不同。他还谈到了法国哲学家科耶夫钟情的“游击队”，浪漫地说，“游击队的生存空间是大地，……大地之为大地，正在于它屏退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生存方式，它是真正的政治空间，而不是经济计算。”且不说所谓大地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对立是一种荒诞的哲学，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生存在海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而且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也远远晚于大航海时代，与海洋毫无关系，甚至可以说就是为了摆脱对海洋的依赖；事实是，任何一种生存方式都是经济计算，没有经济计算任何一个人、家庭、政党、社会或者国家都无法生存，不论是在大地上还是海洋中，游击队还是正规军。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作者的这些论述，没有丝毫历史唯物主义的味道。作者绕的那么多漏洞百出的圈子，如果不是为了炫耀名词实质上也毫无必要的，他只需说出两种“逻各斯”的对立就可以了。
但是，两种“逻各斯”是对立的吗？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总是在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对立的。这两种所谓对立的“逻各斯”，它们有着共同的更高一层的“逻各斯”，它们只是这更高的“逻各斯”的演变。这种更高的“逻各斯”就是合法性。把毛泽东与新自由主义、基督保守主义统一在一起，是为了给这种“逻各斯”以合法性，因为这种“逻各斯”为了把自己的利益说成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更好、更直接的招牌。把毛泽东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解放统一在一起，同样也是为了给这种“逻各斯”以合法性，宣扬自己是毛泽东事业的继承者。有趣的是，作者根本没有提到否定毛的“逻各斯”。
这两种“逻各斯”都把合法性的根源追溯到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它们统一在了一起。但是比宇宙大爆炸的速度还要快，这两种“逻各斯”瞬间从统一的混沌状态中分裂而出，呈现出你死我活的对立。为什么同一个毛泽东，却像板蓝根一样功效神奇、包治百病呢？傅小正说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做人的余地。不是人，难道他是神吗？不，正相反，出现这种情形，恰恰说明毛泽东不是神。一个神是绝对同一的，它的自身不包含任何矛盾。神本身不会即是善的也是恶的。神是绝对的善，而魔鬼是绝对的恶。而毛泽东不一样。即使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但是他仍然不是一个神，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诠释。神的绝对性是靠着神的信徒的屠杀和恐怖确立的，而毛泽东的绝对性，还远没有能够这样确立起来。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一旦毛泽东具有了这样的“绝对性”，他也就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解放者，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事实是，不论哪一种“逻各斯”，当它企图把毛泽东和自己捆绑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抓住了毛泽东的真实一角，而后夸大为全部。因此，有时候我们甚至很难判断，究竟是哪一个版本的毛泽东更真实，还是哪一个版本的毛泽东更不真实。毛泽东既是善的，也是恶的。他解放过人民，也戕害过人民。毛泽东的不同信徒们都想把自己抓住的那一片确立为神，实际上也就是把自己确立为神，以神的名义行使神的权力，实质上也就是把人的权力从其他人手中剥夺掉，并把它集中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在我们看来，如何对待毛泽东并不是毛泽东的问题，不论摸到腿的说他像柱子还是摸到耳朵的说他像扇子，都不再与他有关。在我们看来，这些分歧远不只是“逻各斯”或者方法论那么简单。向他追溯合法性的行为，决不是为了意识形态上的目的。
傅小正为历史创制学出场准备的第二重铺垫是对公羊学的阐释。这重铺垫不但是历史创制学的应用，而且是历史创制学的合法性来源，如同两种“逻各斯”在毛泽东那里寻找合法性一样。作者这些写道：“《左传》长于记事，《縠梁》长于大义，《公羊》则兼具微言大义。”既然《公羊》是前二者的“合题”，那显然就是历史创制学的先驱了。此外，我们马上就看到，在讲了一通“素王”与“革命”的道理之后，作者写道，“素王的创制、墨家和释道的平等、心学的成圣论和法家的世俗关切对于律法（礼法）的反抗在毛泽东那里汇成了一股力量。”于是，作为革命者的毛泽东，是纯粹中国古代史的产物，而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无关。那么很自然的，毛泽东思想也纯粹是中国古代史的产物，也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无关。历史创制学在《公羊》那里找合法性还嫌分量不够，又把毛泽东也挂了起来。于是除了扇子和柱子，我们又有了一个像绳子的毛泽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中国古代史并不是中国古代农民等被压迫者的抗争史，而是中国古代封建的，或者其它任何一种统治阶级的（超经济）剥削史、压迫史以及为这些超经济剥削压迫寻找遮羞布的历史。换言之，这已经倒退到1840年以前，或者说清末新思想传入之前的历史“思维”水平。这种“思维”，恰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从进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直接鞭挞的对象。几个“革命”的辞藻，掩盖不了这种史观的倒退和反动本质。
因为毛时代后期对法家的极端赞扬，使很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法家有什么样的思想渊源。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比亚里士多德和孔夫子更近。法家的严刑酷法和重农轻商，厚今薄古，时刻围绕着君主。法家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维护君主的地位和权力、以君主的剥削压迫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傅小正谈到了毛泽东的“弑父”，而实际上，法家正是父亲顺从的儿子，即使车裂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毛泽东时代赞扬法家，说法家代表了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显然是种歪曲。从这一点上来看，历史创制学在毛泽东这里寻找合法性，也是一种非常合乎逻辑的做法。
因为毛泽东不是神，所以即使在他这里找寻合法性，也需要相应的论证。这是颇为麻烦的一件事。傅小正围绕着《公羊》和毛泽东写了很多东西。他说，“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曾敏锐地指出，古代人的智慧是关于永恒价值的追求……毛泽东的逻各斯，并不是启蒙主义自由主义那套工具理性……毛不会是如公知、历史真相党那样庸俗下流的智术家。毛的理性与自由观念毋宁更近乎于古代，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也可能是他的可怕之处。”作者在这里依旧没有丝毫历史唯物主义的味道。在一个对世界的细节缺少认识的时代，人们很自然地用头脑中的想象来填补对世界认识的空白，这必然引导人们走向对宇宙和人类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的猜测，而不是执著于细节和真相。这些猜测都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古代人眼中的许多“永恒价值”在今天可能已经一文不值。而毛泽东如果“更接近于古代”，那么显然等同于说他更接近于对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想象，并为自己的想象为人类的“永恒价值”，能够拯救人类，并为之奋斗。现在，毛泽东不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非常现代的思想无关，而且不但是中国古代史的产物，而且是世界古代史的产物了。与傅小正的中国古代史只是统治者的历史一样，这里所说的世界古代史同样如此。作为一个基本常识，在古代，古代希腊罗马，这样的“自由”亦即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只是一小撮统治阶级成员的特权，“古代人”这样的词句不会使得这样的自由变成多数人的自由。换言之，傅小正的这篇东西连篇累牍地谈论“解放”，指向的却全部都是奴役和压迫。
作者继续追问：“公羊学真的如流俗所认为的那样，是非历史，甚至是反历史的吗？……尽管后世‘正史’神迹的色彩越来越淡，但它们始终都树立了一条普适的道德标准，并以其来绳墨一切历史人物与事件——对兴衰治乱原因的讨论无一例外地回归到了单纯的得到评判。……传统史学追求的是一种超时间、超现象的普遍本质，它不会去贯彻历史的相对性，更不会去承认历史的不断被创造，……章太炎、周予同诸公对于‘今文非史’论断，恰恰不自觉地还原了公羊学那真正的、具有时间性的历史思考，尽管这些思考在我们看来，仍然是残缺和片面的。”
若如作者所言，公羊学对待历史具有时间性，那么显然，历史的时间性应当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因此也有着不同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一个历史时代（或者一个朝代）的兴衰，不能从它如何看待自己、从它的意识形态方面去寻找真正的原因，而应该从它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去寻找；任何一个历史现象的原因，都要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用教条来套。如果所谓公羊学的历史时间性是这样的含义，那么我们将会很高兴地看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基本原理，原来中国人早已经发现了。
可是，傅小正马上告诉我们，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所谓历史的时间性，并不是客观的，而纯粹是主观的。“不仅仅孔子托古改制，诸子也托古改制，诸子百家所有人的言论并不是因他们出于王宫而各自对周代政制的某一方面做简单的复述，而毋宁是处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救世之弊’，是借用古人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承认你对舜、禹、伊尹的描述或许正是历史实相，但这并不妨碍我为了追求‘世界历史新的一幕’而对他们做出不同的解释。……我们则可以在荀子、韩非子的‘圣无常法’、公羊家的‘孔子创制’那里，看到历史新的可能性的一丝曙光，尽管他们也会‘很保守地’与统治者形成暂时的和解。……蒙文通先生等于提出了‘人民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以及新的历史叙事’的伟大命题。”
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似乎解释历史也就创造了历史，或者我这么解释历史就可以这么创造历史。所谓的时间性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对历史重新做一次解释，而且在傅小正他们看来这也是重新“创造”历史。这是什么样的时间性！事实上，这样的“创造”，注定只能停留在主观的幻想领域。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傅小正援引的这些“托古改制”（除了康有为的最后一次），对各个封建王朝不仅没有分毫触动，而且恰恰强化了其统治。这不禁让人想起那样一句话：谁都不能创造历史，除了历史学家！这种历史观追求的不是历史真相（管它呢！），而是对历史做新的解释。这种对历史做出五花八门的新解释的做法，与该文引用的马克思的话根本就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指出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借用旧的语言，但是马克思随即强调，这就如同总是把一门刚学会外语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是还没有领会和熟练掌握新的语言。而且这种做法是在革命形势形成之后，在革命进行中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革命成功，那些旧的语言就会被扔到一边去。“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就都消失不见了。”这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规律。一会儿把现象当成规律顶礼膜拜，一会儿又奢谈“断裂”，这种思维之混乱、错乱显而易见。而历史创制学与革命者相反，对那些古董情有独钟，大概还希望借此造成革命形势；甚至它的古董还是假古董，因为每过一段时间，它就得把那些古董翻新一遍。
而且在这里，傅小正实际上讲到了两件事。一件事是重新解释历史，或者更恰当的说是“托古改制”，另一件事是“圣无常法”，也就是推倒重来。前者是法先王，后者是法后王，似乎目的都一样，方法论却完全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呢？莫非仅仅是孔夫子是历史学家所以喜欢说往事，而韩非子历史知识不足所以只能讲现在？显然不是。同样是为了改变现状，但是内容却是不同的。孔夫子的政治理想是周制，本质上是希望社会能回到周礼的轨道上去。而韩非子的政治理想是霸道，根本不稀罕用古人的语言和衣服。他们的政治理想的根本区别不能因为他们都想改变现状就混同一气，就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民国时期遗老遗少的活动不能因为都“反对民国”就一锅煮一样。就是都托古改制，目的也可能完全不同。在今天，傅小正的历史创制学能找到颇多回音，有托民国改制的，有托苏联改制的，有托文革改制的，还有托美国改制的，——显然他们远不是一回事。所以，所谓历史创制学，正名为历史伪造学可能更加准确一些。既然傅小正们试图用它革命，当然也会有傅小歪们试图用它反革命，他们完全可以把毛泽东解释成为大灾星、大反派、大祸害，事实上已经有了这样做的、网上一抓一大把的民国粉丝们。因此，这种历史创制学事实上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种所谓的“创制学”事实上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规定“创制”的方向。
唯物史观与之完全不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历史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不同的立场上去解释历史，当然改变不了历史的真相，因为历史是客观发生过的。用不同的方法去伪造历史，更是绝对与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决不可能因为有些人从这样或者那样的立场上去解释历史，就能改变历史的走向。
由此可见，历史创制学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根本上是一种唯心主义谬论，大致是1990年代以来国内流行的各种新儒家和西方理论的大杂烩。但是傅小正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他文章的最后一段，叫作《我们为什么要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创制学”？》
历史创制学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两大贡献，第一个就是唯物史观，而历史创制学否定唯物史观，怎么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傅小正为什么一定要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创制学呢？难道唯物史观与反唯物史观能调和在一起？
傅小正写道，“放眼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似乎只是在继承黑格尔的哲学思维，往远了说是在继承从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古典目的论。……所有这些评说都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免除对马克思的个人崇拜，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一部不断批判发展的历史，一部不断寻求对自身断裂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回应，就是在不断地抽去‘绝对精神’这个最保守最反动的东西，因为‘绝对精神’，本身是一个严密完整无所不包的固定体系。马克思主义是要拆除黑格尔体系的大厦，并在它的废墟上去寻找批判的砖头！我们需知，马克思是这个理论的开创者，却不是最终完成者，甚至需要如沃勒斯坦那样，‘把他当作战友’。毕竟，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个人的事业。”
这段话是如此重要，因为它揭露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创制学”的秘密。之所以要把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创制学拼贴在一起，是有着极其现实和功利的目的的。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要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以便借马克思主义这件“旧服装”，“借来的语言”，这种“久受崇敬”的东西来实现他们的意图。这是历史创制学的“时间性”和“不同的解释”的实例。
首先，他们极力夸大马克思主义的“断裂”，不仅仅与黑格尔断裂，而且与自身断裂。这样，“断裂”成了马克思主义本质性的东西，而马克思主义则成为了一种类似自变体病毒的东西，不断否定自己。而且，这种否定在他们看来是随心所欲的，没有任何对象目的因而也就没有任何规范可言的。这事实上已经消除了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所应该具有的东西，事实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只有名称没有具体内容的空壳——不难看出，这个和……有异曲同工之妙。前面对毛泽东是绝对的同一性，这里又马上跳跃到绝对的非同一性，其目的昭然若揭。而且，这样一来，他们的“毛泽东”，和刘小枫眼里的毛泽东毫无二致，是一个“去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因而去革命化了的毛泽东。
其次，他们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定义为彻底的毁灭，只是接受几块批判的砖头。如果这样，那马克思谈不上主动自认是黑格尔的学生。傅小正们显然不解马克思为何突然在《资本论》跋中做如此声明。那是因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重新读了黑格尔，并受到启发。列宁强调，“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这种“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路数，显然和第二国际，以及斯大林——日丹诺夫更加心有灵犀。
第三，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未完成”。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个人的事业，与马克思主义是否完成根本是两回事。事实上，他们真实的想法是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一点在下边很快就会显露出来。
他们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以上三点规定呢？因为这样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才适合应用于他们的目的。他们强调“未完成”，是为了论证因此马克思主义需要有人不断去“完成”。他们强调“断裂”，就可以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硬塞进马克思主义中去。而他们夸大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决裂，无非是为了以屏弃历史目的论为借口无限夸大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他们误以为他们这样做了之后，就可以把唯心主义的历史创制学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然后把毛泽东安置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史的最高峰，并通过神化毛泽东来为自己夺取在人间的市场。
傅小正进一步阐述道，“马克思不是多愁善感的抒情诗人，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不只是要说明工人阶级有多么可怜，而毋宁是要解释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展的奥秘，只要有剩余价值存在，生产部类与消费部类就不会平衡，资本主义就会不断地需求外部市场以满足内部无法消费掉的商品，并把外部市场纳入到其自身内部，直到它扩无可扩。……资本却是运动的实体，是不可分割的。并且，资本主义的扩张是有其自身意图的，只有把全世界到纳入到它的内部后，它才会走向灭亡。在这之前，资本主义不管有多么地肮脏，但它始终都是作为进步的力量存在的。这里仍然保留了黑格尔体系的残留，而这种残留恰恰是考茨基主义的思想根源——我们所有的……都是为了在等待那个绝对的时刻，它一旦到来，一切不公就会消失，我们自然而然地获得解放，在它到来之前，我们只有默默地忍耐和承受。这种犹太教式的祈祷和默念，是与作为解放政治学的马克思主义冰炭不相容的。”
作者在这里表露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系列问题的不了解。剩余价值规律根本得不出生产部类与消费部类不平衡的结论，而资本主义积累需要不断向外扩张市场的思想来自于卢森堡，她的这个错误理论早已为布哈林和列宁这样的革命派以及考茨基这样的改良派所批判。在现代仍然高举卢森堡的这个错误理论是很奇怪的事情，似乎是用来为自己更加错误的主张辩护。此外，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资本主义是自行灭亡的，他更加没有认为这要等到“把全世界到纳入到它的内部后”。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在当时仅仅存在于地球四分之一面积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在高声宣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傅小正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故意对马克思时代的国际工人运动视而不见，这样的歪曲需要怎样的勇气！
因此，所谓黑格尔体系的残留仅仅存在于作者的想象之中，而作者的这种错觉，无疑来自于各种时髦的小册子。作者在赞扬“断裂”的时候，却从那么多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理论大杂烩中继承了那么多错误的、反动的东西！
而且，即使是考茨基主义也远没有他所谴责的那么庸俗。而他的思想，却与伯恩施坦“目的并不重要，运动就是一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傅小正这么抨击马克思主义，把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也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证明随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断裂”。他写道，“当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时，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就已经死亡了。然而，死亡毋宁是重生。‘在马克思和列宁之间，断裂和创造超过了延续和发展。同样，在斯大林与列宁，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也存在断裂’（巴迪乌：《阿尔都塞：无主体的主体性》）。这种断裂真正宣告了一以贯之、圆通无碍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并不存在，断裂恰恰是旧的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和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首先，第二国际尤其是第二国际的“中派”和右翼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早在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之前，就已经显露出来了。恩格斯的友人指出，如果恩格斯活着，是不会赞同第二国际的很多政策的。列宁与第二国际的决裂，根本不是旧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决裂。傅小正们想证明列宁与旧马克思主义“断裂”，却只能举出一个例子来，就是所谓“列宁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打开了缺口的政治实践，也同样是一次理论创造，……第一次真正冲击了它固有的教条”。而实际上，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例子。即使列宁主张能够在最薄弱的环节打开缺口，他也仍然相信，俄国革命的胜利需要靠欧洲革命的胜利，这依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固有思想。列宁和苏联对德国、匈牙利等革命的支援等具体措施则进一步说明了傅小正的错误。当然这个错误并不是傅小正的发明，而是继承斯大林的歪曲。而且，这充其量只是策略上的不同，而策略必然依照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改变。在原则上、在基本立场上，列宁与马克思毫无差别。傅小正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斯大林式的无限拔高策略的作用和意义，从而为违反原则打掩护。
但是如果你认为作者称赞列宁是为了表彰列宁，那就错了。当作者写下列宁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毛泽东。他写道，“齐泽克曾指出：从马克思到列宁，从列宁到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次伟大传承，这两次传承毋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背叛，而正是这两次背叛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了两次伟大的重生。”正如同心虚的历史创制论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要拉出公羊学和毛泽东一样，心虚的作者为了证明毛泽东的合法性，先拉出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断裂”、后拉出列宁对马克思的“断裂”这两个子虚乌有的东西来。这样，毛泽东的“断裂”的合法性就确立了。这就如同为了确立耶稣基督的权威，也顺便承认了亚伯拉罕的权威一样。而因为毛泽东断裂于最后，所以毛泽东的理论也因此更加正确。不过，他们又一次自相矛盾了，因为他们的“断裂”已经取消了一切判断正确和错误的标准。
事实上这就是历史创制学的全部结论。不同于其他理论，历史创制学与其说是个理论，不如说是个没有任何证明的证明过程，它唯一的结论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后，傅小正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又写下了这样的诗篇：“‘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发展的东西，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当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特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正是这些……话，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末世论和决定论色彩。历史的结局不是预先设定的，它会往哪个方向走，完全取决于哪个矛盾的哪个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我们不主动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么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就不会成为主要矛盾；如果我们不通过正确的决策，那么我们就不会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中占据主要方面，历史就会改写。或者说，正是因为实践，我们才创造了历史。与其说先有一个理论，我们再照着做，毋宁说我们在实践中创造理论，然后再投入新的实践。矛盾论不仅仅是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它也是我们去认识和实践历史的方法。……在这里，本体论与认识论、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再度获得了统一。而这种再次统一恰恰是建立在矛盾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中断’（阿尔都塞的术语）之上。”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作者既不懂辩证法，也不懂毛泽东。作者在大谈矛盾的转化时，有意悄悄地忽略掉了“特定的条件下”这几个字。似乎矛盾的转化、矛盾各方的转化是无条件的，似乎这些转化是由人主观操纵的。这甚至都已经不是作者猛烈抨击的黑格尔的“最保守最反动”的“绝对精神”，而是更保守更反动的个人主观唯心主义。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否成为主要矛盾，根本不是什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的，这样说，不啻重复日本侵略者的老调；正相反，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矛盾，才有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至于“我们”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的说法，把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说成是两个党派之间的矛盾，这既不会给中国共产党或者毛泽东增光，也不符合事实。对历史、事实和理论的认识都如此浅薄的认识，那么给予毛泽东的特殊荣耀，成色又会如何呢？很明显，既然一切都是主观操纵，那么傅小正及其同道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主张毛泽东的，或者他们的个人主观操纵就一定比其他人的主观操纵优越——除非他们真的想回到黑暗野蛮的欧洲中世纪或者中国封建王朝。
而后傅小正关于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创制学和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种种论述都不必再多说了。作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歪曲了共产主义，也歪曲了毛泽东，把一切革命都归结为“创制”。这种创制学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气味，通篇奢谈什么“解放”，却通篇看不到他们的“革命”有什么具体内容和具体对象，通篇看不到对资本主义哪怕最ABC的分析，——虽然这样，他们却声称马克思主义就是创制学！这不禁让人想起达赖喇嘛说他赞成社会主义。不过达赖喇嘛也只敢说自己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还是比历史创制学的好汉们要谨慎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