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克服与资本主义相关的收入、权利和机会的严重不平等。社会主义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受资本主义不平等之苦最深的人们。相反，那些从不平等和特权中受益，或者相信自己受益的人，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反对者。

富人会轻易地相信他们被误导了，实现社会平等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但他们贫困的同胞可能需要费一番口舌才会相信。为此，有人就认为不平等不仅实用，而且不可避免。为了激励人们努力和高效工作，不平等的收入是必要的；无论他们最初的目的怎样，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现他们为了让经济运转，不得不引入不平等。富人响应的激励与穷人非常不同。有意思的是社会不平等的倡导者是怎样看待这一点的呢？如果劝一个富人去工作，他们要求的是更大财富的刺激：因此头等重要的是为高收入者减税。而论及穷人的时候，恰恰相反，却认为最好的劳动激励莫过于愈加贫困的前景：因此头等重要的是严格限制给予他们的补贴。

我们强烈反对这两个论点。我们想表明，尽管一点经济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相比于当前社会存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量是极小的。我们认为，施行一个高效、人性和基本平等的社会是可能的。在这一章里，我们概述一下能够产生这样的社会的可持续经济机制的第一个原则。

不平等的来源

在当前的分配下受苦的人们不需要被告之事情有多坏；他们已经了解这一点了。重要的问题是：造成当前贫富对比的原因是什么？关于它们，能做些什么？从逻辑上讲，第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当前社会的不平等呢？最重要的原因是：

(1) 对工作的人的剥削

(2) 少数人对财富的继承

(3) 失业

(4) 年迈体衰

(5) 女性的经济从属地位

(6) 技能的差异

剥削

日常用语中，我们说到强者占弱者便宜的时候，就会使用剥削一词。经济剥削牵涉的是人们没有为他们工作获得足够的报酬。这既可能是一个妻子被迫无偿为她的丈夫当佣人，也可以是员工工作让雇主致富。在一个剥削关系中，被剥削的人没能拿回他或她所投入的东西。这种看法在个人关系中会显得有点模糊和不准确，但在工人和雇主的现金关系中，它的含义是非常准确的。如果一个工人得到的报酬不值他劳动的产品，那他/她就被剥削了。

这一思想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可以通过先想象没有剥削的情况来说明它。假设一个工人每周被雇40个小时。如果他没有被剥削，那他从工作中得到的工资就应该可以让他买到需要四十个小时的工作来生产的产品和服务。

虽然产品不会像麦片包装盒上的卡路里量一样，把劳动量标记在上面。但原则上讲，计算劳动量是可能的。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剥削。作为一个厨师或者公交车司机工作一周所换得的，是提供职工们想要的和其他必需品的人的等量的工作：农民、制布工人、银行家、演员，等等。

但实际上，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会发生。尽管雇主和雇员间的劳动合同形式上是自愿协议，但其条款却是雇主说了算。失业一段时间或者害怕事业的人，会乐意干任何工作，而不会太挑剔条件。雇主不会面临同样的限制。通常每个工作都会有许多求职人，以至于如果有人试图沟通工资率，总会有其他人愿意降低价格与他竞争。

在劳动力非常缺乏的罕见情况下，工资增加到没有剥削的水平，那时雇主就会选择把资本放在银行里生利息。他们宁愿这样做，而不是以威胁到他们的利润率的工资水平来雇佣劳动。最后，他们还可以考虑把生意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那里的工资水平低得多。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雇员被被迫以低工资水平廉价出售自己。看看表1.1的英国国家收入细目，我们就能明白有多低了。对于每个经济部门，我们研究通过劳动增加的价值是如何在工资和利润间进行分配的。价值增量指的是一个公司的总销售额和生产过程的非劳动投入（燃料、原材料和机器折旧等等）的差额。

这些数字取自1983年国民收入支出蓝皮书，由中央统计局发布。两列显示各经济部门的总工资和总利润。总价值增量是工资和利润之和。我们可以看到，从一部门到另一个部门，用于工资的价值增量的份额差别很大。1982年，能源工业的价值增量中流向工人的份额只有27%。相当于能源工人每工作一小时，其中的16分钟是为自己，而44分钟是为了雇主的利润。

在其他产业中，剥削率要低一些。例如在制造业中，大约75%的价值增量用于工资。为了得到整个经济中对雇员剥削率的估计，我们把各个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工资和利润加起来。如果我们看一看工资和财产收入的总额，就会发现只有60%的价值增量流向创造这些价值的工人。

更进一步研究，发现这高估了工人获得报酬总额。问题是，银行和金融机构不能像制造和餐饮一样被视为财富的生产者。金融部门获取其收入的来源有二：从当前账户的持有者手里抽取的服务费，以及贷款的利息收入。前者叫做交易收入，后者叫做非交易收入。金融部门提供像兑现支票和银行账户之类的服务。这些服务的价值是通过服务费来测度的。服务费减去相关的工资账单就显示为官方统计数据中的交易利润。这些交易利润必须和银行赚取的总利润区别开来，后者会被利息形式的非交易收入推高。

银行部门的总交易利润一直是负的，这表明银行的交易收入只是部分支付其运营的成本。也就是说，只有一部分银行雇佣的劳动投向了交易服务；剩下的劳动是银行为管理贷款和收利息而招致的附加成本。

这一成本需要人口中的财富生产部门通过支付利息的形式来负担。当我们计算资本主义部门中的全国总工资额时，我们应该只包含这些银行中提供交易服务的雇员的工资；银行的其他工资应该被看做是剩余价值。我们在表1.1的下面部分做了这些调整。调整后的结果给出的剥削率估值要高一些。

我们可以从这一结果计算出实际上有多少收入回到了生产财富的雇员手里。这体现在调整后的工资和财产收入数字。使用这些数字，我们发现资本主义部门中的工人仅仅拿回劳动创造出的价值增额的53%。

表1.1 ：计算剥削率，1982
总计121105
（= 57%）88014
（=43%）

产业或部门	工资	利润和其他财产收入减去股票增值
能源	7241	18796
制造业	44337	14105
建筑业	7774	5706
配送&餐饮	21526	8445
交通	7443	2868
通信	4259	4259
银行等	15205	13853
地租	0	14690
其它服务	11176	3367
农林渔业	2044	3708
原剥削率（每工作一小时的分钟数）	为自己34.4（= 57%）	为别人25.6（=43%）

银行和金融服务进一步细分项目如下：

工资薪水 15205

服务费 10589

交易利润 -4616

假设按照创造价值的60%付工资给银行职员，从交易费获得的收入细分为：

工资薪水 6353.4

剩余价值 4235.6

总计 10589.0

调整后的银行部门：

对工资薪水贡献 6353.4

对剩余价值贡献 22686.6

调整后的总额：

工资薪水 112253.4

财产收入 96865.6

调整后的剥削率 为自己 为他人

（每工作一小时的分钟数） 32.2（53%） 27.8（47%）

• 所有的数字以百万英镑为单位。来源：国民收入支出，中央统计局，1983年版

实际上，他们每小时中有32分钟为自己工作，28分钟用于维持各种剥削和供养社会上的非生产性群体。

对雇员的剥削与收入和财富的严重的不平等有关。① 剥削所得主要用于两个目的。
它们要么按照分红和利息报酬进行分配，要么被公司用于给资本积累提供资金。任一情况下，
受益人都是股份、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的所有者。如果利润用于分红，那他们就直接获利。如果利润被用于资本积累，股东通过股票增值间接获利。

股份在人口中的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1975年，皇家收入和财富分配委员会报告， 80%的底层人口之拥有不到4%股票。甚至到今天，像在英国这样有着发达的股票市场的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人却一点股票都没有。而持股的那些工人也常常只有价值几百磅的股份，以至于他们从股份得来的收入在他们的总收入中是无足轻重的；他们的股份所得总额还不及他们要为个人贷款和抵押贷款（房贷）的利息。除了被他们雇主剥削之外，他们还要遭受金融机构的净剥削。

收入的不公平分配是自我延续的。在人口中占非常小的比例人拥有大多数股份。皇家委员会报告，大约330,000人占有55%的股份和58%的土地。这部分人能够以财产收入为生。这样的人可以选择工作，获取额外的董事费收入，等等。在任一情况下，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将其中的一大部分再投资于新增股份或者其他金融资产。因为比起一般的职员，他们能够省出收入的更大一部分。这一阶级将会持续，一代又一代，持有全国金融资本的更大一部分。②

这一小众是对劳动人口系统性的不足额报酬的最终受益者。只要当前的市场体系持续下去，这就注定是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失业

失业是一个次要但依旧很重要的经济不平等的来源。有工作的人会很容易忘记，或者没能意识到，如果一个人失业以后收入会降到多低。很多被雇佣的人不重视的平常小支出——买杯咖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看电影——都突然显得不寻常地贵。 那些因长时间失业耗尽了有限的积蓄的人，或者那些从来都没有获得有偿就业机会的人，依靠很好地计算了的国家福利勉强维持生存。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失业的人甚至连这点福利也得不到。这些群体被迫进入犯罪和卖淫的黑社会，或者依靠慈善过活。

就业的人和失业者的生活条件的差别吸引了许多政治关注。政治家谈到长期失业的新下层阶级的出现。王子们用委婉的术语担忧起“市中心贫民区”。尽管如此，失业只是不平等的第二大来源。首先，它只是影响劳动力中的小部分；失业率会波动，但通常都会少于健康成年人口的七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失业起着维持对就业者的剥削的作用。失业创造了劳动力的买方市场；每份工作都会有许多应聘者。没有别的选择的人不会质疑剥削性的工资率。如果工会知道雇主可以稳定地从失业人群中雇佣顶替罢工者工作的人，就会对争取更高工资的罢工感到犹豫。全部劳动力都可以被解雇，然后以更低的工资率雇佣替代性的劳工。

失业是剥削的稳定器，而政府政策也是这样来维持它的。带来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政策在二战后采用了大约二十年，使得失业率低到大约劳动力的三十或四十分之一。现在也可以应用这些政策。创造充分就业的杠杆仍然是一样的。不实施这些政策的原因是因为最近二十年发生的事情。

那时，保守党总理（哈罗德•麦克米兰）可以诚实地对工人阶级说，他们“从未这样好过”。充分就业意味着全所未有的实际工资持续增加的时期。在半个世纪的萧条之后，真正的实得工资差不多翻倍了。③ 但是在同一时期，公司产出中流向利润的份额减半，从1950年的23.4%,减少到1970年的12.1%（培根和埃利斯，Bacon and Eltis,1978）。换句话说，雇员运用劳动短缺减少了剥削。公司通过增加价格来维持其利润的尝试导致了通货膨胀。

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两个主要政党的政客们都承认成分就业是不现实的，如果再回到充分就业，就会再一次引起通货膨胀。基于系统性地剥削雇工的经济需要从劳动力市场创造剩余价值，而这就需要失业。

为什么失业势必造成贫穷和匮乏？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原因。如果没有工作可干，那么一个文明社会可以向这些暂时空闲但却愿意工作的人支付合适的工资。如果某人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空闲，为什么他应该遭受收入的下降呢？如果像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的那样，失业的来源是技术变革，机器人和计算机的进步，那么采取这种理性和人道的政策就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失业是因为政策改变。一旦政府赞同把失业作为控制劳动力市场的永久必要措施，他们就会开始让失业者状况恶化。

一年又一年，提供给失业者的福利的真实水平在降低，而获得福利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变得越来越严格。像青少年这样的弱势群体，获得福利的权利被收回了；贷款代替了服装和家具的补助；失业者还必须承担人头税（Poll Tax）, 等等。

通过把失业者降低到绝对贫穷的境地，政府压低了工资水平的下端。当年轻人被迫为被慷慨地称为培训计划的事情工作而每周仅获得25磅的时候，还用惊诧成年人的工资低至每小时1.7磅吗？而且，这些工资率是付给每周干十几二十小时的兼职工作。失业者的贫困是通向就业者贫困的大门。

年老体弱

一个人仅仅因为他年老，残疾或者因为别的原因无法工作,并不必须成为穷人。拥有充足财产的上层阶级退休者过着富裕的生活。只有那些缺少财产，以出卖劳动为生的人，才会因为受伤或者年老被扔进苦难之中。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所以大多数老年人和残疾人才会相对窘迫，依靠极少的国家养老金生活。

这些养老金的低水平是政治决定的结果。官方的政策是鼓励人们依赖私人养老金和保险计划，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依赖法定养老金，就会不太愿意购买这些私人养老金和保险。这就造成了保持低水平的国家退休金的压力。做出这些决定的政治家知道，就他们个人而言，在退休之后会有充足的储备金可以依靠。这一事实不可能不会影响他们，但他们并不就是出于纯粹自身利益行事。当他们鼓励使用私人养老金时，他们是在遵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逻辑。私人养老金计划将建立在工作生涯里的收入差别延长至退休生活；他们就这样为基本阶级结构增添了安全和稳定。除此之外，他们还给了中产阶级以储蓄的激励。通过储蓄，他们入股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而政治利益由此得以永存。

如果没有私人养老金，而且国家养老金的水平由那些被认为不依靠这些养老金生活的人自己决定，那就会非常不同。相比于平均收入，期待基本国家养老金比现在更高是合理的。

妇女的经济从属地位

西欧国家的社会体制有若干不同的经济形式组成。社会主义者传统上大都知道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部门。当人们谈起混合经济的时候，他们的意识是这两种组分的混合：私有产业和国有产业的混合。除此之外，而有时也因此困惑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因素（比如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和部分教育制度）与私有和国家资本主义部门的区别。这些被视为混合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看待事物的角度所忽略的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家庭经济。

我们认为，就像资本主义经济要为一组经济不平等——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负责一样，家庭经济也最终要为另一组不平等负责——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平等。

家庭经济以家庭中的无偿劳动服务为标志。直接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大多都是已婚妇女；而从这些劳动服务中受益的非生产者是儿童和丈夫。家庭经济的另一特征是，无论工作结果还是工作本身都不是无偿的。如果一个妻子给家人做了一顿饭，她不会因为花在劳动中的时间而获得酬劳，这顿饭本身也不会出售。如果家庭成员到饭馆吃饭，他们可能会迟到在营养上相同的饭，但其社会特征会完全不同。这顿饭是作为商品买来的，由饭馆里的工薪雇员所生产。

因为家庭经济基本上是非货币性质的，其对国民产品的贡献就没有被包括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如果我们按照所投入的精力、家庭主妇和其他参与者的数量，以及劳动的市场等来衡量其贡献，家庭经济无论怎样都会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

在资本主义时代，家庭经济的重要性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下降。当古典作家谈及经济或者oikonomia（希腊语的经济一词——译者注）时，他们说的就是家政管理，家内生产的组织（参看Tribe, 1978）。如此大的比例的经济活动发生在家庭中，以至于赚钱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非自然的活动。当亚当斯密形成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时候，出现了完全的反转。现在，为市场的生产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独特形式。这种看待经济活动的视角根本就是市场导向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体制实际上高于家庭经济的事实。

在快速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是以家庭部门为代价的。历史地看，这一过程的最重要阶段是资本主义农业取代家庭食物生产。

在英国，这一过程在十九世纪早期就完成了，但在欧洲其他地区，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20时候的下半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地发生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家庭经济在食物生产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家庭经济的余地就变得要有限得多。它受限于这几个领域：（1）食物准备的最后阶段；（2）照顾学前婴儿；（3）一部分照顾学龄儿童的工作；（3）一部分清洁和维护家庭房屋的工作；（4）一部分照顾年老体弱者的工作。

在资本主义发展期间，人们可以发现好几个生产领域已经几乎完全从家庭经济中消失了：（1）栽培农作物；（2）照料家畜；（3）碾磨；（4）屠宰；（5）食品保藏；（6）纺织；（7）修建房屋。这些活动都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了。这一进程仍在持续。饭馆的增加和方便食品和速食食品的出售就是例子。这些东西减少了家庭部门完成的食物生产量。另外，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上层家庭购买住宿学校服务也是一个例子。

部门间的这些转换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市场部门更有效率。在某些情况下，曾经使用强制手段来吞并土地和减少家庭农业（英格兰的圈地运动，苏格兰的高地清洗），这是真的；但甚至在那些没使用强制手段的国家，家庭农业也衰退了。资本主义在其组织的所有活动中都造成技术进步。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促进了最高效技术的采用，而劳动生产率也因此提高。现在花费更少的工作在曾经属于家庭生产的领域。从中释放出来的劳动现在可以用来运营全部的新产业和近代发展起来的生产部门。

尽管仍然要消耗许多劳动在家庭生产中，但家庭生产创造出来的实物相对较少。与之相反，市场经济的物质生产一直在增长。资本主义部门供应的产品越来越多，而家庭部门的生产率却一直相对停滞。并不是完全停滞；家庭生产资料的改进是相当大的。煤气和电炉取代木头和干粪火堆，自来水取代了水井，洗衣机取代了洗衣桶，这意味着完成相同任务需要花费的劳动现在大大减少了。但这些进步是对家庭经济来说是外部的；他们是引进资本主义技术的结果。如果依靠自己，家庭经济没有显示出多少创新能力。

家庭经济也让给了社会主义。在工业化国家，国家向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是一种常规。这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家庭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它较少了母亲的工作，因为母亲不用全天负责孩子们。另一方面，它从家庭部门中移除了潜在的劳动力，因为在学校上学的儿童，在更早的经济制度中，已经过了开始进行生产性工作的年纪。在中国，恢复家庭农业的一个悲剧性结果是，农民家庭倾向于让他们的孩子退学；因为让他们干农活更有用。一个家内劳动力常常是文盲。

最近以来，国家开始承担部分照顾老人的任务。不像资本主义部门的入侵是自发出现的，用免费公共服务取代家庭劳动需要直接的政治决策。社会主义者和家庭生产模式之间最近冲突的领域包括喂养儿童（免费校餐），以及照顾婴儿（托儿所护理）。在食物生产、清洁和育儿等家庭部门，半社会主义部门进一步扩展的余地还相当大。

就像上面陈述过的，在家庭组织中，已婚妇女一般都为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做无偿工作。这种特殊形式的剥削被高度神秘化了。隐藏在性爱和母爱的意识形态之下，人们倾向于忽视这种剥削。因为它的非常私人的性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常常以个人的对抗的出现。经济上的阶级剥削表现为争论，道德压力，殴打妻子，抛家弃子和离婚。

经济上的阶级斗争，甚至是雇主和雇员间的阶级斗争，对参与者来说也基本都表现为私人纠纷。当这些纠纷牵涉到一类有着相同的特征个人，与另一类的个人进行斗争的时候，这些私人纠纷的集合就成为阶级斗争。因为丈夫和妻子或者老板和雇员间的斗争并不仅仅是出现一两次的孤立的情况，而是同时数百万次地重复出现，所以必须将这些斗争视为不同阶级间的冲突。

当这些纠纷被政治化的时候，参与者就会清楚这是阶级问题。也就是说，这方或者那一方要求国家采取行动为其洗冤。家庭阶级矛盾尤其是如此，因为这是只有在政治舞台上，大批妇女才能够相互合作与对她们的剥削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就跟在其他情况下一样，让矛盾保持私人化和个人化，完全是为了剥削者的利益。

所有的政治阶级斗争都要求阶级意识的领导和可以让整个阶级围绕其联合起来的要求的纲领。目前为止，妇女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议题也许是关于堕胎权利的斗争。只要家庭生产方式继续存在，掌握生育对希望掌握自己的劳动时间的妇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妇女作为一个阶级反对家庭剥削的斗争，只有在其斗争目标变成用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取代家庭经济的时候，才会呈现出革命的特征。除非坚持不懈地宣传人们生活在一起，准备食物，照顾小孩和相互提供感情支撑的替代性生活方式，不然就不可能使男人和女人见的矛盾超出个人政治的层次，提高到政治阶级斗争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男人和女人间的矛盾看做是英国政治中仍然是被压抑的和潜在的矛盾。

今天的父权制家庭将会被公社取代。我们认为，向女性斗争提供革命内容的最好方式是提出公社生活方式的具体图景。第十二章会开始这一任务。

总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让大家注意到了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平等的程度和不平等的一些根源。我们在对劳动的剥削中考察了不平等的经济根源。对这种不平等的反对，以及消灭这种不平等的尝试，处于任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道德中心。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表明，通过始终如一地坚持人类劳动是价值独一无二的源泉的原则，可以建立起一个既正义又有效率的经济制度。

注释

① 说不平等是由剥削“引起的”是不太准确的。这两种状况是相互加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中深层次的不平等迫使不拥有生产资料的大多数人向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出售劳动，并因此屈从剥削，而这又反过来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②与之不太符合的一个事实是，实际工业资本的直接所有权现在主要是由人格化的企业行使，而不是单个的资本家。关于这一点，请参看科特尔（Cottrell ，1984）

③ 劳工数据历史摘要（1886–1968），就业和生产率部（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1971

• 作者：保罗•科克肖特、阿林•科特尔
• 翻译：黑夜里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