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民骐
今年冬季（1月份）给本科生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们这里是经济学305。给学生安排的教材有罗伯特•塔克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读本》、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和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沃勒斯坦的学说，以前并没有研读过。这次借给学生上课的机会，略微有了一些了解。受沃氏的启发，联系世纪之交世界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大势，兴之所至，将有些原来思索过的问题，略作整理，权充读后感一篇。
长周期、无产阶级化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极限
在黑格尔看来，拿破仑在耶拿战役的胜利，既象征着象征着法国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绝对理性的实现。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只是人类社会的“前史”结束之前所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它是一定历史条件（“生产力”）的产物，因而也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存在，并且必将为变化和发展了的历史条件所超越、所摒弃。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怎样为自己的灭亡准备了条件呢？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资产阶级又是怎样度过这些危机呢？一方面是被迫摧毁大批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是通过征服新的市场和更彻底地剥削旧的市场，也就是说，通过为更全面的、更有毁灭性的危机扫清道路，和通过减少防止危机的手段。”
另一条线索是现代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存在和统治的基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增长；而资本的前提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以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是其不自觉的促进者），消灭了由于竞争而形成的劳动者的孤立状态，而代之以集中起来的劳动者的革命结合。所以现代工业的发展从资产阶级的脚下破坏了它的生产和占有的基础。因而资产阶级所产生的，归根结底，是它自己的掘墓人。”
从今天的观点看，一个经验事实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灭亡，也就是说，它通过在其自身范围内的调整度过了到目前为止发生过的所有的危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果“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不过是与一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是否有证据可以说明，危机不仅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不断自我调节的手段，而且在每一次危机－调节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某种长期趋势，指向“更全面的、更有毁灭性的危机”和日益减少的“防止危机的手段”？这个问题，显然只有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才能回答。
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分析的最小时间单元是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世界经济长波的形成机制是世界供给和世界需求的矛盾运动。世界供给是无数个经济个体在市场规律的驱动下分散决策的结果。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市场交换和为交换价值生产占统治地位，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追求无限制的资本积累是个体资本的一个基本趋势。因此，只要扩大生产与不扩大生产相比仍然有利可图（或者损失较小），生产就有无限扩大的趋势。
另一方面，世界需求是由一定社会过程所决定的收入分配的“函数”。世界供给是由价值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所决定的，而世界需求却取决于在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反映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力量对比。阶级斗争的进程在一定时期告一段落时，对立的阶级之间暂时达成一定的“妥协”。这个“妥协”往往通过制度、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在未来的一个时期（一般为几十年）保持相对的稳定。
比如，美国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工人斗争的高涨以后，在战后出现了所谓“资本－劳动谅解”的局面。在大公司和主要工会之间达成了如下的妥协：大公司保留在管理和投资决策方面的特权，工会努力维护劳动场所的纪律和促进生产率提高。作为回报，公司方面保证工人工资与生产率同步增长，并给予工人一定的就业保障。另外，也是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开始为失业工人提供救济，“福利国家”开始形成。1946年国会通过了《就业法》，规定政府有义务运用公共开支等手段提高就业水平，维持宏观经济稳定。
由资本－劳动之间的暂时妥协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格局，决定着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进而决定着社会消费的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它有相对“固定” 的特点。然而，世界供给却有无限扩张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协调世界供给与世界需求。其结果，就是世界供给的增长不断地有超过世界需求的增长的趋势（参见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第十章，可以证明，如果积累占剩余价值的比重和资本有机构成都趋于上升，则资本主义经济消费品部门的生产能力的增长有不断超过消费品需求的增长的趋势）。随着需求增长越来越落后于供给增长，利润率趋于下降，世界经济进入下降或相对停滞的阶段。在下降阶段中，世界范围的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进一步萎缩，萎缩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世界范围的价格总水平发生“崩溃”，以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式强制解决现有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矛盾。
需要说明的是，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从来是不承认市场经济的内在运动会导致经济危机的。唯一的例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二、三十年时间，“凯恩斯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主流经济学承认市场经济是“不稳定”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历了其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次繁荣。无论就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结构，一般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等方面来说，其纪录都是空前绝后（“空前”是一个经验事实，为什么是“绝后”下面再说明），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时期”。如果说，十九世纪的主流经济学无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反映了上升中的世界资产阶级的自信。那么，二十世纪晚期对自由市场迷信的全面回潮毋宁说是世界资产阶级在步入老年之后的讳疾忌医。
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原有的阶级力量对比，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要求对世界经济的剩余进行再分配，将其中一部分分配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这样一种再分配，使世界范围的收入分配得到“改善”（在政治的和经济的双重意义上），提高了绝大多数人口的消费水平，使世界总需求再次超过世界总供给，从而启动新一轮的长波。
在沃勒斯坦看来，在启动新一轮长波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化－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按照雇佣劳动的方式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生产过程－起着一个特殊的和关键的作用。这里首先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从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观点来看是最优的？从世界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通过使绝大多数劳动人口支配和使用数量庞大的货币购买力，有利于形成一个广大的“国内市场”，进而有利于使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得到“实现”（即使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转化为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
但是，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不仅有利于剩余价值的实现，同时又使劳动者能够有实力迫使资本让出一部分，乃至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下，劳动者一方的“谈判实力”大大超过了其在其它组织形式下（如在半无产阶级的，“准封建”的，奴隶制的或其它强制性劳动的组织形式下）所能达到的水平。因此，从个别资本家的观点看，或者说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观点看，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不仅不是最有利的，反而是最昂贵的、“成本”最高的。
这种“成本”是两方面的，一是直接的、“静态”的“成本”，二是长远的、“动态”的“成本”。半无产阶级或“准封建”的组织形式通常比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更便宜，因为在半无产阶级或“准封建”的组织形式下，劳动者的相当一部分必需品是由劳动者及其家庭自己生产的。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是在商品、货币循环之外进行的，对于资本家来说，就不发生货币成本，资本家支付的“劳动力价值”因而只需要偿付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一小部分。这是外围、半外围国家大多数劳动者货币工资惊人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在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下，货币工资或“劳动力价值”必须能够偿付工人生活必需品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这一差别，是在将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与半无产阶级的、“准封建”的组织形式做“静态”比较时总是存在的，并且是在两种组织形式相转换时直接发生的，因而是直接的、“静态”的“成本”。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还有长远的、“动态”的含义。这个含义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命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就与《共产党宣言》在论证“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相对的性质时的第二条线索－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联系起来了。《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完全是以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只有工人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大于维持工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才能够有剩余价值，这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事实。或者用比较接近主流经济学的语言说，给定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一定的产品价格，工资必须低到一定点以下，利润率才能大于零。可以想象，如果劳动者之间不存在竞争，而资本家之间存在竞争，利润率必然被压低至零。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刚刚代替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时，劳动者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原子式”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工资普遍压低到一定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存”水平上。
但是，《共产党宣言》又指出，恰恰是“工业的发展”消灭了“由于竞争而形成的劳动者的孤立状态，而代之以集中起来的劳动者的革命结合”。《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雄辩地论证了在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下，现代无产阶级为什么必然具有以前一切劳动者阶级都不敢望其项背的强大的向统治阶级挑战的力量。这种力量最终会成长到颠覆整个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的地步，从而使现代无产阶级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共产党宣言》的论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本身要求对劳动者集中使用，从而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创造了便利的条件。第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进步，包括通信、交通手段的飞跃进步，因而为无产阶级的组织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第三，资产阶级自身在上升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的过程中不得不把广大的下层劳动者群众，包括无产阶级，投入到政治运动中，使他们受到“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熏陶，因而使广大无产阶级有了参与政治的愿望和能力。
现代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有工会和政党，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社会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在社会的“正常”条件下，群众性的“反体制”运动大规模地、有组织地存在的情况。被剥削阶级在社会的“正常”条件下，即能够迫使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其利益，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工会的存在消灭了劳动者在局部（在工作场所）范围内的竞争。工人阶级政党（在二十世纪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利用代议制民主政治（本身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产物）将国家（至少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从“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物的委员会”变成了一定时期阶级斗争的暂时妥协在政治上、法律上的体现。在代议制民主政治条件下，即使在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范围内，国家的政治行为也很难不与资本利益发生冲突。通过发展福利国家，为失业工人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和迫使国家以管理总需求的形式维持高就业水平，工人阶级参与国家政治逐步消除了劳动者在社会范围内的竞争。劳动者之间竞争消除的结果，是资产阶级被迫让出剩余价值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利润率因而向下运动趋近于零。战后初期（1945－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规律（下面再加以说明）。
所以，从个别资本家的观点看，从剩余价值生产最大化的观点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劳动力采取半无产阶级的、“准封建”的或其它非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但是，从整个世界资产阶级的观点看，从剩余价值实现的观点看，在半无产阶级的或“准封建”的组织形式下，相当一部分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在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循环之外进行的，劳动者所需要的必需品的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为交换价值的生产来满足的，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国内市场”。如前所述，在世界经济长波下降波的最后阶段，世界供给与世界需求之间的矛盾被迫以危机形式强制解决。重新启动新一轮长波，要求世界需求的增长再次超过世界供给的增长，因而要求对原有的收入分配和阶级结构做重大调整。而要突破原来的狭隘的“国内市场”，就必须使大批的劳动力无产阶级化，即以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代替半无产阶级的、“准封建”的组织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变化，从长远来说，将彻底破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础。因为，第一，在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下，劳动者的组织能力和向统治阶级挑战的能力都大大加强了，并且在长远有能力迫使资本让出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使利润率向下运动趋近于零。第二，每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在迫使各个民族国家实行收入再分配和剩余价值再分配的同时，也产生了进行再分配所必需的制度和法律结构。这些制度和法律结构，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不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的结果，而越来越取决于各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收入分配，因而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为了再分配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和法律结构因而成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要求更大的剩余份额的斗争武器。
如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个在地理上有固定范围的体系，那么世界资本积累的极限很可能很早就达到了。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自产生以来一直是不断扩张的。在每次世界经济长波由下降阶段到上升阶段过渡时，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无产阶级化和剩余价值再分配扩大了“国内市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地理上的扩张将外围地区大批新的劳动力纳入世界市场体系。这些外围地区的劳动力，由于是按半无产阶级的、“准封建”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能够生产大量的剩余价值。只要扩张的规模足够大，如此增加的剩余价值就足以弥补在中心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化和剩余价值再分配而失去的剩余价值，因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范围内，剩余价值总量没有减少，利润率恢复到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外围地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通过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国际分工体系转移到中心地区，使中心地区得以同时维持高工资和强劲的资本积累。
这就是第二国际中修正主义派（伯恩斯坦）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的宏观历史背景。在十九世纪末至1913年这一轮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波中，一方面是中心地区各主要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工人贵族化”－即剩余价值再分配，从而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需求方面的动力；另一方面，是资本输出的高潮（即“全球化”）和“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完全殖民化，中国完全半殖民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地理上达到了其可能达到的最大边界－全球。
1914－194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遭遇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世界供给和世界需求之间的巨大矛盾，最终只有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大萧条而得到强制解决。危机改变了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阶级力量对比，要求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形成新的妥协格局。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和半外围地区发生了如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中心地区国家无产阶级的进一步“工人贵族化”（福利国家的发展）；中心地区国家的劳动力无产阶级化的完成（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完成了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转移）；外围、半外围地区国家的劳动力的相当一部分实现了无产阶级化（主要是在半外围地区，如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苏联、东欧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决定性地改变了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在中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在数量上大大增加了的和在政治上、经济上有效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有能力逐步地缩小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在世界资产阶级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地理上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在中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所丧失的剩余价值不能够通过世界体系的扩张得到补偿，其结果，是整个世界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剩余价值总量的减少和世界范围的利润率下降（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体现便是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六十年代危机”）。
世界历史的转折、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问题和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在人类步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很可能处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扩张到历史性衰落的转折点上。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刻，毛泽东曾经豪迈的宣布：“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那时，距中国革命的胜利仅两年之遥。现在，我们或许已经处于这样一个时刻－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终结已经为时不远了。这不是黑格尔、福山等人所说的“ 历史的终结”，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前史”的终结。
1945年开始的世界经济长波，具有与以前历次世界经济长波根本不同的特点。在1945－1966年的长波上升期，
世界范围的和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是趋于“恶化”，而是趋于“改善”。1966年以后开始的世界范围的利润率下降，不是如以往那样，由于世界供给的增长大大超过世界需求的增长，而是由于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地理扩张达到尽头的情况下，迫使世界资产阶级让出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这标志着，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虽然还没有达到它在技术上的极限（全世界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但是很可能已经达到了它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极限。就是说，世界范围的“产业后备军”－尚未无产阶级化的半无产阶级和“准封建”的劳动力，其规模已经不足以束缚中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占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的能力。
自1966－1973年开始的世界经济长波的下降波中，世界范围的和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是趋于“改善”，而是趋于“恶化”。要恢复利润率，从而恢复资本积累的基础，就必须打破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重新建立劳动者在世界范围和在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原子式”的竞争。为了重建劳动者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就必须实行“全球化”，特别是实行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为了重建劳动者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竞争，就必须削减福利国家，乃至一般性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收入分配从一个政治问题重新变成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同时，还必须或者以公开失业的形式（如欧洲），或者以大批从事低工资工作的劳动力的形式（如美国），重建国内产业后备军。而要在整个世界经济范围内重建产业后备军，就必须摧毁半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使其中相当一部分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半无产阶级。自198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半外围国家再外围化的历史。八十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宣告了拉丁美洲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终结。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宣告了有七十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终结。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结束了所谓的东亚经济奇迹。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骤，将有可能证明是中国经济奇迹结束的开始。
说到收入分配，有必要澄清在中国知识界的论战中产生出来的几个问题。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论战中制造了两个神话。第一个神话，是说中国目前的贫富悬殊的问题，主要不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而是由于权力干预市场、权力导致腐败造成的。也就是说，是腐败，而不是市场要为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状况负责。腐败自然是要反的，试问当今之世界，哪一种政治力量，从左到右，从自由到保守，从法西斯主义到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从极端民族主义到和平主义、环境保护主义，敢说自己不反腐败，不以反腐败相标榜呢？世界上有多少以腐败下台的政治家，当初不是打着反腐败的旗号上台的呢？眼前就有埃斯特拉达这么一个例子。但是，撇开腐败问题不论，自由派的这个神话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在经验上站不住脚，原因很简单，世界上有的是“基尼系数”与中国相当或者比中国更高的市场经济国家。据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是40.3，巴西是60.0，智利是56.5，马来西亚是 48.5，墨西哥是53.7，新西兰是43.9，尼日利亚是50.6，菲律宾是46.2，俄罗斯是48.7，南非是59.3，泰国是41.4，土耳其是 41.5，美国是40.8。中国的收入分配程度，以“基尼系数”衡量，在世界上也只能算是中等。这并不是为中国现有的贫富差距做辩护，而是说，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一些公认的比中国“规范”得多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既然市场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且不论世界市场在各个民族国家之间造成的不平等），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仅仅是或主要是腐败造成的，而与市场无关或关系很少呢？自由派的这个神话，在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腐败，归根结底只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收入再分配有关，而与国民收入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无关。换句话说，腐败或许能解释精英集团中的某些个人为什么收入如此之高、积聚了如此大量的财富，但是，腐败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有上亿的打工者为了极其低廉的工资，在极其恶劣的、没有安全保障的工作条件下，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及忍受种种侮辱和非人的待遇。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第二个神话，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正的标准不应当是结果平等，而应当是机会平等。这种观点认为，只要实现了机会平等，比如给全国所有公民发一张价值相等的私有化证券，那么中国的工农群众就会从此安分守己，再不会因为失业而上街闹事，或者因为对老板不满而破坏机器，或者要求不切实际的高工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迂腐，由此可见一斑。问题从来不在于什么抽象的、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机会平等”或“结果平等”。而且，怎么定义“机会平等 ”呢？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不也是为了机会平等吗？在一切阶级社会中，所谓的“公正”只能是这样一种“公正”，即“统治者能够照旧统治下去，人民能够照旧生活下去”。具体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所谓的“公正”无非是指，与稳定的、保持一定速度的资本积累相适应的收入分配结构。而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国家的大幅度的干预，甚至不经过相当规模的阶级斗争，仅凭资本主义市场自身的运行，是无法保持这样一种收入分配结构的。
自1980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收入分配结构，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都趋于恶化。这种恶化的直接结果，是世界需求的萎缩，和世界需求与世界供给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世界需求与世界供给之间的矛盾目前直接表现在两个不可持续的趋势上。第一个不可持续的趋势，是美国的持续的并且日益扩大的经常帐户赤字。自1983年以来，美国每年对外都发生经常帐户赤字。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有逐年扩大的趋势，目前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是世界需求趋于萎缩的反映。由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相对或绝对贫困化，大众消费趋于萎缩，美国充当着世界市场“最后的消费者”的作用。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勉强弥补着世界供给和世界需求之间的缺口，使世界经济免于崩溃。但是，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必须通过外国资本不断流入美国来平衡，而外国资本流入美国，是因为受到美国急剧膨胀的资产市场的吸引。一旦美国的资产市场泡沫破裂，资产价格暴跌，导致资本外逃，美元必然大幅度贬值。那样，美国便无力继续对外维持经常帐户赤字，世界供给大于世界需求的矛盾也就无从得到缓解了。
第二个不可持续的趋势是主要中心地区国家的实际利率普遍高于GDP增长率。据OECD资料，西方七大国平均的实际长期利率（十年期政府债券利率与消费者价格指数之差）与GDP增长率之比，1881－1913年为0.97，1919－1939年为2.40，1946－1958年为 0.36，1959－1970年为0.55，1971－1982年为0.18，1983－1994年为1.83。可见，实际利率高于GDP增长率的情况只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1983年以后才出现过。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在“全球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国中央银行为了防止资本外逃，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吸引资本在本国停留；另一方面，是由于居于霸权地位的中心国家－美国－为了平衡其经常帐户赤字，不得不以高利率吸引外国资本，进而迫使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实际利率高于GDP增长率，其潜在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意味着债务增长速度超过收入增长速度，从而公私债务占GDP的比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其最终结果将是企业、居民部门不堪债务重负，普遍破产，引发全面经济危机。
象以往一样，目前的世界供给和世界需求之间的巨大矛盾，将不得不以“崩溃”和危机的形式得到强制解决。危机的作用，在于打破原有的阶级力量平衡。在危机的情况下，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秩序相联系的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将难以为继。各国政府，包括中心地区国家的政府，将不得不重新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这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为了恢复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必须扭转过去二十年来收入分配格局恶化的趋势，重新实行对各劳动阶级有利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同时增加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这些都是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社会民主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足以在短期稳定世界经济形势。但是，在长期，所有的中心地区国家和无产阶级化达到相当程度的半外围地区国家都将不得不重新面对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同样的困境。非“全球化”和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将会限制乃至消除劳动者在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收入再分配政策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则将使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再度政治化，同时会减少乃至消除劳动者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竞争。其结果，将是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再度有效地组织起来，通过代议制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干预，从而扩大自己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而缩小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也就是说，导致利润率下降和资本积累的火焰熄灭！出路何在呢？
在探讨矛盾的解决办法之前，先研究一下，在世界历史的大转折，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在中国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派的论战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判断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即中国是否已经建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我们撇开各种学究式的争论（如单纯凭国家在各种经济指标，比如产出、投资、就业中所占的份额，来判定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不谈，也撇开意识形态的偏见，而关注于中国实际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是过去二十年中世界上资本积累最强劲的国家。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常年保持在35－40％（基本上是世界第一），GDP年平均增长率达9％（也是世界第一），九十年代中后期平均每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约400亿美元（连续多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第二位），自1994年以来常年保持巨额经常帐户顺差（在统计上即意味着中国是资本净输出国）。可以说，中国是二十世纪晚期世界上新兴的半外围强国。
在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方面，中国社会在过去二十年中最重大、最有深远意义的变化，不是什么“市民社会”的形成，更不是什么“中产阶级”的增长，而是中国社会劳动力的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即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常年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为生。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城镇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从 1980年的24.8％上升到1998年的29.6％，同期非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31.3％上升到50.2％。中国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如《共产党宣言》所论证的那样，也是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所证明的，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力和争取占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的能力是远非其它形式的劳动阶级所能相比的。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资本积累的社会基础，在城市是掌握国家机器和国有资本的政治精英与国有企业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主义”－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联盟；在农村则是“耕者有其田”的小农制度。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可以保持资本积累所必需的政治和经济稳定。政治上，相对“工人贵族化”的、人数相对众多的国有企业工人阶级起着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作用，防止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也防止着在各下层阶级之间结成广泛的反对政治精英的联盟。在经济上，通过允许国有企业工人阶级分享一部分剩余价值和农民的不断的无产阶级化（乡镇企业的发展），能够保持大众消费和社会需求稳步增长，从而为资本积累解除了需求方面的“瓶颈”。如果这样一种格局能够保持下去，中国是有可能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框架内完成全社会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并进而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的。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上，一个半外围国家上升为新的中心国家，总是伴随着大片原外围地区上升为新的半外围国家。比如，美国上升为中心国家的过程伴随着拉丁美洲各大国（墨西哥、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上升为半外围国家的过程。日本上升为中心国家伴随着“东亚四小龙”和东南亚各国上升为半外围国家的过程。这是因为，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来说，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半无产阶级和“准封建”的劳动力起着中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所有无产阶级的产业后备军的作用，而在中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范围内，则是半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直接充当着中心地区无产阶级的产业后备军。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半外围地区无产阶级的存在，抑制着中心地区无产阶级争取占有剩余价值的能力，才使中心地区资本的利润率不至于向下运动趋近于零。当然，随着半外围地区无产阶级规模的扩张和组织能力的提高，半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也有能力争取占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从而不再有效地充当中心地区的产业后备军，这时，中心地区资本的利润率下降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作为半外围国家的兴起，发生在二十世纪晚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五百年的扩张史已越过顶点而转入历史性衰落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任何一片广大的地区可以充当中国的“后院”或“殖民地”。换言之，中国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国家的前途作为一种历史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这种历史现实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中国的政治精英自1992年以来受到来自中心地区国家的统治阶级和其自身内部的巨大压力，要它放弃“社会主义”－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而代之以自由化－全球化的战略。自由化－全球化战略的实质，是试图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另一方面通过商品、劳务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将中国目前的半外围的地位固定下来。这一战略，在国际上，要求中国的政治精英接受现有的中心地区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在国内，要求中国的政治精英放弃其与国有企业工人阶级自1949年革命以来所形成的“社会主义”－进口替代工业化联盟，转而与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管理精英）结成新的“自由化－全球化”联盟。
自由化－全球化战略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不稳定的。在政治上，城市中产阶级是一个在人数上远远小于国有企业工人阶级的集团，无力防止社会两极分化，也不能在社会的上、下层之间发挥有效的平衡作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在曾经进行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国家中，恐怕是唯一一个革命的合法性在广大下层工农群众中从来没有丧失的国家。在经济上，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商品、劳务和资本市场的开放，意味着收入分配格局的全面恶化。其中，与农业相关的各市场的开放，有可能动摇1949年以来确立的“耕者有其田“的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收入分配方面的两极分化意味着狭隘的国内市场和日益严重的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这种困难，只有通过世界市场的扩张来克服。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未来二十年的前途不是扩张，而是崩溃、危机。
在短期，只要能够避免自由化－全球化的战略，而采用社会民主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即实行对下层劳动群众有利的收入再分配和加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中国的资本积累就可以开始新的（但是也可能是最后的）一轮大发展，直至中国社会完全无产阶级化。这时，中国也会面临各中心地区国家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即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资本利润率下降和资本积累趋于停滞的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为新的无阶级社会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准备物质上的条件。在完成了这个使命之后，资本主义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马克思并且预言，代替资本主义的将是一个为了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的生产的社会。在这个新的社会中，社会将自觉地按照统一的计划在社会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社会劳动，也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在柏林墙倒塌和“历史终结”之际，世界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曾经广泛宣传，说马克思所主张的计划经济已经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地尝试过并且以失败告终。现在看起来，柏林墙的倒塌在世界历史上只占有一个很不显著的，并且是悲剧性的位置。
无论在苏联、东欧，还是在中国，计划经济都从来没有在技术意义上失败过，即出现了技术上无法挽回的崩溃和混乱。直到柏林墙倒塌那一年（1989年），苏联和大部分东欧国家仍然保持着经济正增长，连严格意义上的衰退都谈不上，何来崩溃？在这些国家，计划经济都是根据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集团的政治决定而被 “改革”掉的。所谓计划经济的“失败”，只不过是在下面这个意义上，即各计划经济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在经济、军事方面的竞争落了下风，因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框架内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但是，彼一时，此一时，在二十一世纪的上半叶，我们即将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范围内提高竞争力和争取“发展”，而是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性衰落，当着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经准备好了的物质基础上建设新的社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如果能够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民主代替其官僚制度，实在是很不错的经济制度。苏联经济（作为一个半外围国家）在基本上没有得到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剩余转移的情况下，使其本国人民达到了很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苏联的教育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绝对是世界一流的。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有能力保持宏观经济高度稳定，消灭了经济危机。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1928－1990年长达六十二年的时间里，除了战争期间以外，每一年都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在苏联式计划经济下，没有失业，劳动人民医疗、养老均有保障，没有危险的或危害工人健康的工作场所，工人可以带薪休假。即使是官僚的特权，实际上也受到很大的节制。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昂纳克在德国帝国主义为了政治报复而设置的法庭上，曾经自豪地宣布，在经历了德国“统一”以后的各种倒行逆施以后，德国东部地区的人民已经明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权利宣布自己为工农国家”。相比起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状况，将苏联式计划经济说成是劳动者的天堂也不为过。
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在技术进步方面，落后于处于“黄金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但是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技术进步速度的。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如果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范围内被迫与中心国家进行经济、军事竞赛，是没有理由生存不下去的。只要用政治、经济民主来代替官僚制度，计划经济就可以成为解决后资本主义时代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理想经济制度。由于取消了为交换价值而生产，因而也不再存在无限资本积累的冲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的总量将可以被限制在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技术进步的成果将被用来普遍缩短劳动时间，从而使广大劳动者能够日益从生产必需品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科学、艺术、文化、公共管理等创造性活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