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荼蘼月下香

“火车即将离开昆明这个纯净美好的城市，离我来昆明的时间相差了6天。但我感觉这6天有一世那么长，却又感觉稍纵即逝。

当我来时脑海中充斥着火车上的记忆，略显排斥地“挤”入昆明这个城市，而现在火车载着有满满回忆的我即将离开这里。所有的不舍、依依惜别都将在最终时刻被无奈地搁下。”

这段话是我在回家的火车上写下的，在结束了昆明的活动之后，我们就各自准备整理行李开始另一段旅程。原本以为可以将离别看得很轻，可是不知为何总是不想离去。夜晚再次走在昆明那条我唯一比较熟悉的小路上，头顶上星光闪烁，脑海中竟又回到我们刚来这里的情景，意外地直到那一刻才体会到了时间的飞逝，一切仿佛如昨日一般。但我们又都深深地体会到了自己和刚来时的不一样。现在我们即将各奔东西，但无疑我们都是充满斗志的。

这七天的实践真的让我收获到了很多，因为前辈们的指引和孜孜不倦的教导，让我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段时间里我因为自己的鄙薄而自卑、困惑过，也因为前辈们的付出而惭愧过，因为和同组成员之间交流有了收获而欣喜，偶尔也会有苦恼的时候。但正是因为体会过了这些，才明白我们之间的友谊那么真实、纯粹，大家让我有了很大的动力。

现在距离活动结束时间已将近过了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困惑着如何对这次活动进行一次总结，当时一直想着要将它写得完备。但是考虑到目前我所知甚少，如果硬要追求完备，恐怕完成的日子是遥遥无期了。所以姑且把它算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其中可能还会有一些错误或思虑不纯熟之处，希望读到它的人能够给予一些指点。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通过与昆明机床厂、200号军工厂老工人、造反派老人以及知青的交流了解到了很多文革的历史。上述的所有人对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毛时代十分怀念（甚至连文革十年也包括在内）。他们所描述的毛时代是平等、民主的，工人干部各司其职，干部为人民服务，没有“厂长负责制”之类资本、权利集中的制度。当时的工人们工作热情高涨，他们坚信劳动是为自己、为子孙后代、为未来，他们对于毛泽东怀有一种信仰。或许很多老工人对毛时代的怀念是仰仗当时他们所处的周身的小环境。但对于造反派老人而言，他们始终追随毛泽东，革命失败后遭到迫害仍无怨无悔的原因则是他们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创举的动机的理解。正如他们所描述毛泽东是“跳出当时社会框架的人”。毛泽东把共产党官僚政治看作是巨大的弊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中老人讲到的一个史实让我十分吃惊，我通过历史书所读到的哪些烧杀抢掠的红卫兵其实不是文化大革命真正的主角，而是由刘少奇、邓小平组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充当先锋的保皇派红卫兵。他们大多是高干子女，叫嚣着反动的血统论，打着文革的旗号，实则是为了保卫自己父母的地位。原本是冲击官僚主义，却反而在自上而下斗群众，这也体现了中共领导的国家机器逐渐开始脱离群众。而后来真正履行这一义务的是毛泽东在发表《炮打司令部》之后出现的文革造反派。

文革最终以失败告终，老官僚全面恢复统治。毛泽东能够用来遏制自己创造出的官僚体制的唯一措施就是依靠自己的个人声望和个人力量。日益衰老的毛泽东对于遏制官僚体制已是无力回天，而他所留下来的并未包括反对官僚统治的体制保证。

文革造成的伤害我们不能忽视，但是对于现在流行的将文革作为毛泽东人生以及政治生涯的污点的标志，而对于其他细枝末节就一概不提，甚至于扭曲历史，声明坚持要守住否定文革这条底线，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悲。这何尝不是一种剥夺人的自由的行为，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媒体宣传的信息等等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来支配社会。

但当我们回溯这段历史时，我们都能从中收获到能量。“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文革对于后世来说是具有示范意义的，它以如此激烈、果敢的方式向人民昭示着他们的权利，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心中都种下了平等、自由的种子，它是如此珍贵而又娇弱，但却被赋予了茁壮成长的期待。

老人们对于毛时代的怀念、对于毛泽东的信仰背后都有着其沉重的意义。但我想我们的想法、历史的车轮也不会止于此。毛时代有很多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尝试，毛时代的人民有着极强的政治热情和凝聚力，毛时代是实现了公有制的时代。但是毛时代也是寻求社会主义途径在现实中的一次失败的经历，而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与起初的社会主义目标背道而驰。而我相信历史不会是有一个小插曲就带来全局性颠覆的进程，所以毛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早随着国家机器凌驾于社会之上、官僚体系的日益庞大已悄然埋下伏笔，并随着毛泽东的逝世终于被统治阶级推上历史舞台。埃里克·欧林·赖特在他的《指南针：指向社会主义的替代性选择》一文中提到“革命政党也许是在特定环境下颠覆资产阶级国家的有效的“组织武器”，但当建设一个民主平等的替代性制度时，它们却成了非常无效的工具。”类似的例子有苏联发展出的“威权国家主义”，其核心组织原则是国家主义，举这个例子我不知是否恰当。

我们对待那些曾流露过美好本质的历史，除了些微的热忱之外，更应以有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中所发生的事，其背景已经和现实不融洽了。因此我们更需理性地对待，有“古本”可以分析，对于我们思考关于可行性的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的方案大有裨益。

后来我们还听了中戏老师关于戏剧知识的讲座。其中讲记录式剧场时有讲到其中一个来源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政治宣传剧，另一个是1920年代艾卡温·皮斯卡托的戏剧实践。政治宣传剧主要是起到左翼政治宣传的作用，而艾卡温·皮斯卡托的戏剧特点主要是打破移情作用。对于移情作用的例子有好莱坞影片的虚幻场景，当人看电影时，会把自己幻想成电影里的角色之类，造成暂时性的与社会脱节，而回到现实之后更加无力。对于这样的经历我很有感触，很多时候电影片面的情境下所构造的观点总是会让我不加分辨的采用。

每天进行完活动后大家会进行一次交流讨论，主题是当天进行的活动收获，而我对于社会现象的本质的了解就主要来自于学长他们的指引和解惑。讨论过程中我们总会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对于文革和社会现状的了解的基础上，让我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产生了很多疑惑。我们讨论了诸如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价值高于我国？为什么我国的贫富差距如此大？为什么分田到户之后农民会觉得生活较之以往要好？另外还谈到了关于福利彩票的作用，国企如何改制的问题等等。这其中我们对于社会现象所透露的本质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还是由于自己理论基础不够，所以缺乏独立的思考。有时通过学长的帮助有了很多了解，但是脱离了他们，自己就不能够全面地分析。这些都昭示了我们存有的不足，也是我们以后需要克服的地方。我之前应该算是一个懵懂无知而不自知的大学生，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热爱这个社会，却不会表现出热情。但是通过这次活动我可以为这个社会奉献出我的力量，至少是努力。

很贴近现实的是我们拜访了昆明市内的NGO组织，以及与昆明知名维权人士进行交流。那是一个关爱流浪儿童的NGO组织，我真的很敬佩他们。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从衣食住行要教育（一般为礼仪教育以及适当的文化教育，有意愿读书的孩子会被送往类家庭中，可以享受教育），但这些都是基于儿童自己的意愿，这也就让人想到了学长提过的义务教育的问题。流浪儿童大部分都是义务教育的对象，但流浪儿童的教育得不到保障，而这样的一种“自愿”原则不免让人觉得有一种放任的感觉。但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太多深入的了解。

在紧凑的活动安排之中，我们还是有了去参观革命胜地的机会。我们参观了西南联大旧址、云南大学、李公朴遗址遗迹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讲武堂和胡志明故居。在参观过程中，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了解到了很多有趣的史实，以及一些云南的从过去到现在的变革。那一刻，一种时代变迁的感觉交织在我的脑海里。每个城市都有它的历史积淀，而以前我所关注的东西都太过形式化。这种经历让我有了触及一个城市的灵魂的感觉，感受到了自己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回顾这一段时间的实践活动，我想我们都应该具有共产主义理想。拥有理论基础才能够对现实社会进行系统性的批判，而通过维权人士的作为让我明白我们应该要将理想付诸现实，不管它体现在社会中多微小的方面。这也是力量的积累，很多事情只有经过实操，才具有可复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