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7年夏季号刊登了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题为《利润率和世界的今天》的文章，通过回顾100多年来特别是战后以来关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争论，以及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认为这一规律仍在发挥作用，只是其表现出特殊形态：战后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干预阻止了资本主义利用危机清除过剩资本，而且国际资本由于害怕引起总崩溃，也不敢以使两、三个发达国家经济受损的方式来重启增长，因此资本主义危机被延长，从而进入长期萧条和慢性死亡阶段。当前的次贷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马克思和他的批评者
“利润率趋向下降”是卡尔·马克思智慧遗产中最有争议的内容。马克思把它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在他为了创作《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称这一规律“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译本，第267页）。然而，自从这一观点首次发表于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就不断遭到批评。
最初的批评来自19世纪90年代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如意大利自由主义哲学家克罗齐和德国新古典经济学家庞巴维克。但是，这些批评已经被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如20世纪40年代的保罗·斯威齐，今天的热拉尔·杜梅尼尔和罗伯特·布伦纳。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马克思的这一理论都是重要的，因为它必然导出资本主义存在根本的、不可根除的缺陷的结论。利润率是资本家能否实现其积累目标的关键，但越积累，他们就越难以获得充足的利润去支持积累：“就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惟一目的）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同上，第270页）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同上，第278页）。
马克思论证的基本思路是十分简单的：每一个单个资本家通过提高工人的生产率来增进自身的竞争力，而前者又是通过每个工人使用更多的生产工具、机器等生产资料的办法来实现的。于是，就出现了生产资料的物质量与雇佣劳动力人数之间的比率，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技术构成”的提高。
但生产资料物质量的增长将会导致对生产资料投资的增长。所以，生产资料投资的增长必将快于对劳动力投资的增长；用马克思的术语，就是“不变资本”的增长快于“可变资本”的增长。马克思把这一比率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有机构成的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
然而，只有劳动力是整个体系的惟一价值源泉。如果投资增长快于劳动力的增长，那么它的增长也必然快于劳动力（即利润的源泉）所创造的价值的增长。简言之，即资本投资的增长快于利润源泉的增长。其结果必将对利润与投资的比率（即利润率）产生一个向下的压力。
为了处于竞争者的前列，每个资本家不得不追逐更高的生产率。这对单个资本家似乎是有益的，但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却是灾难。生产率的每次提高，都会使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平均劳动量（马克思称为“社会必要劳动”）下降，正是这种劳动量决定了他人将最终支付的商品的价格。今天，我们看到计算机、DVD等产品的价格的持续下降，而这些产品正是由那些新技术引起生产率快速增长的产业生产的。
二、与马克思理论不同的观点
到目前为止，有三个观点被反复提出以否定马克思的理论。
第一个观点认为，对于新投资，没有任何理由证明它将采取“资本密集”而不是“劳动密集”的形式。如果在体系中存在剩余劳动力，认为资本家应投资于机器而不是劳动似乎是没有根据的。对这一论点，在理论上的回复是：资本家为了保持在竞争中的领先地位，会不断寻求技术创新，其中某些创新可能要采取技巧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形式，但势必有另一些创新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一个成功的资本家，必然要为两种创新提供投资通道。
对这一观点，在经验上的回复是：对物质资料的投资在事实上要比对劳动力的投资增长得快。例如，自1948年到1973年，美国雇员每人运用的净股本（净基本资本）每年增长2%—3%。目前，中国的很多投资就是“资本密集型”的。尽管中国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但每年劳动力的就业大约仅增长1%。
第二个否定马克思理论的观点认为，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维持工人现有生活水准的成本（即劳动力价值）。因此，资本家可以通过获得更大份额的新创造价值来保持他们的利润率。
对这个异议很容易回答。马克思已认识到，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用于生产劳动力价值的时间在工作日中的比重，从而对他所表述的规律形成“抵消影响”。资本家可以攫取更多的用于生产利润的工人劳动，形成一个增加的“剥削率”，而不必削减工人的实际工资。但是，这种反向影响的作用是有限的。通过提高生产率，维持工人生存的劳动时间可由每天的四小时缩短为三小时，却不能由四小时缩减为负一小时。与此相反，将工人的过去劳动转化为生产资料的更大的积累则没有限制。随着剥削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利润流向资本，为未来的积累增加了潜能。另一个支持马克思理论的思路是：当工人的劳动一无所获，即在“剥削率最大化”的假设下，人们将会看到，它最终仍然不能阻止投资利润率的下降。
最后一个否定马克思理论的观点是“置盐定理”。置盐信雄是日本左翼经济学家。他认为，技术的单一改变，不会产生一个下降的利润率，因为只有增加利润，资本家才会引入新技术。但是，一个资本家利润率的提高必然会提高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平均利润。正如扬·斯蒂德曼所说：“竞争的力量将导致各个行业选择生产方法，最终使整个经济形成最高的、统一的利润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增加实际工资或加剧国际竞争才能降低利润率。
撇开许多具体表述，这一观点承认，如果第一个资本家由于采用新技术而得到超过其他资本家的竞争优势，这将使他得到超额利润，但一旦这一技术普遍化，这个超额利润就会消失。资本家是根据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的平均劳动量销售商品的。如果资本家引进一个新的、更具生产力的技术，而其他资本家不这样做，他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将由以前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确定，而劳动力的实际支出却在减少，他的利润是上升的。一旦所有资本家都引进新技术，其产品的价值就会下降，直到与运用技术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平均劳动量相一致。
在此基础上，置盐信雄和他的追随者提出了与马克思相反的观点：作为使用更多生产资料的结果，生产率的任何提高都将引起产出价格的下降，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价格下降和生产资料的支付成本减少。他们认为，这种投资的削价将使利润率上升。
乍一看，这一观点是有说服力的；定理的数学表述使用了联立方程，这也说服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它是错误的。它依靠的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不能找到的一系列逻辑步骤。生产过程的投资发生在时间上的某一点；作为改进生产技术的结果，再投资的削价则发生在以后的另一点，两件事并不同步。因此，把联立方程应用于发生过程的整个时间，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一个古老的谚语说：“不能用明天的砖头建今天的房子。”事实也是如此，生产率的提高有可能在一年后降低购买机器的成本，但不能减少资本家在今天为购买机器而支出的金额。
资本家的投资包括在几个生产周期中使用的同一固定不变资本（如机器、建筑物）。事实上，已有投资的消耗在生产的第二轮、第三轮或第四轮以后将会减少，但这种减少并不能改变企业在第一轮以前已投入的费用。已有投资消耗价值的下降当然不能使资本家的生活变得更加宽余。为了在商界生存，他们必须补偿过去投资的全部成本，并带来相应的利润。如果技术进步使得这些投资的现值只是以前的一半，那么，他们必须支付自己的利润去抵消那笔损失。像利润率的直接下降一样，由于过时而引起的资本贬值也是令资本家头痛的大事。
马克思理论的含义远非如此。资本主义积累的巨大成功引发了进一步积累的问题。由于处于关键经济部门的资本家没有充足的利润率去弥补他们的投资，其结果必然是危机。并且，已有积累的规模越大，危机就会越深。
三、危机和利润率
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束，但却为它开辟了一个新前景。通过将某些资本家逐出商界，使其他资本家恢复利润。生产资料以低价成交，原材料价格暴跌，失业迫使工人接受低工资。生产一旦重新变得有利可图，积累就会再次开始。在接受马克思的规律的经济学家之间，对如何理解这一规律的含义，存在着长期的争论。一些人认为，从长期看，利润率将趋向下降。不仅在每个繁荣—衰退周期中有上下波动；而且存在长期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每次繁荣比前次时间更短，每次衰退比前次程度更深。相反，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在不断增加的投资再度使利润率下降之前，重组能够使利润率恢复到它以前的水平。按照这一观点，利润率有一个周期运动，它被重组的危机屡次打断，但不是必然的长期下降。所以马克思的规律应叫作“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它的抵消趋势的规律”。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存在着若干阶段。在每个阶段，危机都会以足够的规模清除不能获利的资本，以阻止利润率的长期下降。例如，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曾出现过利润率的下降，即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棉花产业先驱们的高利润率，降为20世纪前10年的低利润率。这使得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看到利润率下降不可避免（斯密把它们归咎于竞争，李嘉图把它们归咎于农业中物质产出的收益递减）。但后来，利润率似乎得到大幅度恢复。罗伯特·C.艾伦称1840年的利润率是1800年的两倍。这一数据（如果是准确的）与“通过重组恢复利润率”的观点相一致。的确，在1810年到1840年间，共发生了三次经济危机；仅在1826年，就有3300家公司破产。
如果危机总是能够以这种方式抵消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把这一规律看作敲响了资本主义丧钟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因为在过去的180年间，这个制度能够在周期性爆发的危机中生存下来。
但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假定结构重组调整总是以伤害部分资本家而不是全部资本的方式发生的。在20世纪70年代，米契尔·基德隆曾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质疑。这一质疑的基础是不能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解为简单的循环，而应理解为在它的整个时间、不同阶段都存在着转变。
四、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一些资本的增长以另一些资本的牺牲为代价，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作“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这最终导致了少数大资本在资本主义的特殊部位起着支配作用。它们的运行与其周围的或大或小的资本缠绕在一起；如果那些非常巨大的资本倒闭，就会破坏其他资本的市场，切断它们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来源，从而扰乱其他资本的运行。在累积的崩溃中，那些以前的盈利企业会被拖到无利可图的破产边缘，从而在这个制度的心脏形成一系列经济“黑洞”。
新变化出现在两次世界战争之间的大危机中。在这次危机中，一些企业的破产并没有导致危机的结束，而是加深了危机的冲击力。因而，世界各地的资本家都转向利用国家去保护自己。尽管存在着政治分歧，但是，不论是美国的新政，德国的纳粹，拉丁美洲的新兴民主政权，亦或是战时英国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正统经济主张，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在“二战”后最初的30年，国家与大资本的相互依赖已成为贯穿这一制度的正常权利，尽管这一安排有“国家资本主义”（我的首选概念）、“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福特制”等各种称呼。
国家干预是双刃剑。它在防止危机的首要病症发展为彻底的崩溃的同时，也阻碍了一些资本以牺牲另一些资本为代价来恢复利润率的能力。
1945年后的第一个10年不存在大问题，因为两次大战之间的衰退和二次大战的共同作用已经引起了原有资本的巨大破坏（据估算为总量的1/3）。积累能够以比战前阶段更高的利润率重新开始，并且这一比率难以下降，或只是缓慢下降。资本主义当时享有的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黄金时代”。
但是，当20世纪60年代以后利润率开始下降时，资本主义发现它遭遇了“黑洞”或通过有效重组恢复利润率失灵这一双重威胁。这个制度始终不能利用通过危机剥离的方式进行的风险重组。国家干预避免了大量破产的威胁。但这样做，又阻止了有效的制度重组，从而消除了引起破产威胁的压力。据此，基德隆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已经“硬化的”制度。
正如我在1982年所写道的：
通过国家干预来缓和危机的结果只是无限期地延长了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世界经济注定就是衰落，而是在停滞的总趋势下伴随着一些暂时繁荣，其间有就业轻微和短期的增长。然而，从长期看，这些暂时繁荣又会从整体上恶化这个制度，导致更严重的总停滞，以及这个制度的特殊部位的极度破坏。
我认为，如果“两三个发达国家”走向破产可能会为资本主义提供“新一轮资本积累的机会”，但运转这一制度的其他国家会尽其所能地避免让这两、三个国家崩溃，免得把其他经济和银行摧毁，导致“其他资本的进一步崩溃”。我的结论是：“现阶段的危机仍会不断爆发，直到它被解决；而解决办法只有两个，或者是把大部分世界拖进野蛮状态，或者是一连串的工人革命。”
五、经验描述
在过去的30年，利润率的经验记录能否支持上述论点？它在今天有何含义？
目前，已经有一些计算利润率长期趋势的尝试。但彼此的结果并非总是完全一致的，这主要是因为计算固定资本投资的方法各有不同，公司和政府提供的利润信息存在着严重失真（由于税收原因或为了证明低工资的合理性，公司总是尽其所能地向政府或工人低估利润；为了提升股票交易值和借入能力，公司又经常向股东高估利润）。尽管如此，仍有一批经济学家，如弗雷德·莫斯利、托马斯·米歇尔、安瓦尔·沙克和厄尔图格鲁·阿梅特·坦奈克、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于夫克·图坦和艾尔·坎贝尔、罗伯特·布伦纳、伊迪文·N.伍尔夫、皮鲁兹·阿尔米和邓肯·K.弗利等，都跟随约瑟夫·吉尔曼和萨恩·马格在上世纪60年代工作的足迹，对利润率的趋势进行了经验研究。
图1展示了杜梅尼尔和莱维给出的美国商业部门的利润率变动情况；图2展示了布伦纳给出的美国、德国、日本的制造业的利润率的变动情况。
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识：第一，利润率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第二，从80年代初期起利润率开始部分恢复，但在80年代初和90年代末曾被中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是，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的利润率下降不是工资上升的结果，因为在这个时期美国实际工资开始下降，直到90年代末部分实际工资仍未能恢复。米歇尔、莫斯利、沙克和坦奈克、伍尔夫都断定资本与劳动比率的上升是利润率下降的一个因素。这个结论是对置盐信雄观点的一个经验性驳斥。资本家进行的“资本密集型”投资旨在提高他们个人的竞争力和收益率，但却造成了在整个经济中利润率下降这一结果。由此，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得到了证实。
从经验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1982年前后，利润率的确开始恢复了，但它们只弥补了前一阶段50%左右的跌幅。按照伍尔夫的观点，从1966年到1979年，利润率以每年5.4%的速度下降；从1979年到1997年，它又以年均3.6%的速度“反弹”。弗雷德·莫斯利认为它“只恢复了……上期跌势的大约40%”；杜梅尼尔和莱维则认为，1997年的利润率“仍旧只相当1948年同一数值的一半，相当于1956年到1965年这10年均值的60%到75%”。
六、解释
为什么利润率能够得以恢复？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整个经济中剥削率的提高。对此，莫斯利指出，剩余价值率已从1975年的1.71%上升到1987年的2.22%。国民产出结构的变动显示了“资本”份额的持续上升和“劳动”份额的下降。
但是，投资与工人的比率（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也有所减速，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情况是如此。在1980年前后，这个制度又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这就是自“二战”以来危机首次开始导致大规模的破产。
从“二战”到70年代的这个阶段，破产并不是新闻中一个主要话题。在美国，除了铁路，没有很多的引人注目的企业倒闭。在70年代，只有两家著名公司，即1970年的佩恩中心运输公司和1975年的WT特许公司发生了破产。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却出现了各种类型的一系列破产公司案。其中有许多著名公司，包括LTV、东方航空、德士古、大陆航空、联合商业、联邦百货、灰狗、R H Macy和Pan Am、麦克斯韦通信以及奥林匹亚&纽约等，都申报了破产。
同样的故事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发生在2001年2月的危机中。例如，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写到的，安然的崩塌“曾经是最大的公司破产案，直到世通公司破产的到来”。
这不仅仅是美国现象。像麦克斯韦帝国和奥林匹亚与纽约公司的破产所显示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它也成为英国的一个特征。虽然英国避免了2001年2月的全面衰退，但两个曾经占据优势的公司，即马可尼/英国通用电器公司和罗孚公司，却在走下坡路。在欧洲大陆，同样的现象也开始显现。德国的情况更复杂。前东德的多数大企业要么破产了，要么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西德企业。在亚洲，爆发了1997年8月的危机。这一问题的最严重形式是整个国家的破产：前苏联比较显著。多数左翼学者曾持有一个使人混乱的信念，即它们都曾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妨碍了许多评论家，使他们难以理解这些国家的崩溃，是因为利润率不再高到足以承受为了参与国际竞争而装备自己的成本，这也阻止了他们分析注销这些巨大资本对世界体系的影响。
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国际范围的“通过危机进行重组”的周期性过程。但是，它只是向通过清除无能力资本来滋润幸存者的旧机制的有限回归。这里仍然有很多通过国家干预力挺巨型公司或对银行系统施压以支持企业的案例。例如，近些年发生在美国的1979年到1980年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破产案、20世纪80年代末的“信用储蓄社”（S&Ls）危机案和1998年的巨型衍生工具赌徒“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案等，都是如此。每一次由经济、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恐慌所引起的救援行动，都阻止了利用危机从制度中清除无能力资本。下述资料表明，在美国，国家是如何干预重组的：“1970年公共投资只占私人投资的10%；到1990年已提高到24%，从那时起所维持的水平几乎是1970年的1倍。”
官方所使用的新自由主义的辞令，并不能阻碍国家资本主义在实际政府政策中发挥持续有力的影响。这不仅对美国政府是真实的，对西欧和日本也是如此。当银行倒闭可能损害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其余部分时，它们都会赶忙去支撑这些银行；作为一个最后手段，甚至可能实施国有化。当德国的一些公司发现最新收购的子公司不能正常获利后，德国政府竟对这个新近统一国家的东部倾注了数百亿资金。并且，一些世界金融组织也曾对系列债务危机作出反应，利用各种方案以避免西方大银行走向破产；尽管这种做法时而受到来自各方面（如《经济学家》）的抱怨，他们指出，这种做法的后果，是阻断了这个制度恢复其充分活力的惟一途径。
七、非生产性劳动和浪费
莫斯利、沙克和图纳克以及西蒙·莫恩都注意到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另一特征，而这一点基德隆在20世纪70年代就给予了高度关注，这就是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非生产性”部分。
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把包括买和卖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都视为“生产性的”，这是他们把有限的目光只聚焦于市场上出现的交易方式的必然结果。而马克思则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一样，对问题有着更为深切的关注，以揭示资本主义增长的动态。为此，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斯密提出的关于“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区别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性劳动是通过扩大生产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而非生产性劳动则相反，它不是扩大生产，只是简单的分配、保护或浪费已有产出。例如，私人奴仆、警察、士兵或售货员的劳动。
实际上，马克思并不是从物质生产和服务的角度来划分生产与非生产劳动的，某些活动从概念角度看是“服务”，但却可以为世界增加真正的财富。例如，把产品从它的生产地移动到它的消费地，即运输工人所从事的活动，是生产性的。制作电影的活动，当它在通过给人们带来享乐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时又给资本家生产了利润，在这一意义上讲，它是生产性的。与此相反，广告制作的功能只是销售某些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因此它是非生产性的。
为了适应今天的资本主义，必须对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分类进行细化；因为在今天，诸如教育、医疗服务等活动要比他当年从事写作时重要得多。许多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都承认，那些能够增进人的生产能力（而不是单纯地训练儿童）的教育要素，至少是间接的生产性劳动。基德隆走得更远。他认为，为资本进一步积累服务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生产性的，能够保持工人及其家庭舒适健康（即有利于恢复其“劳动力”）以便进一步被剥削的产品生产也是生产性的。但仅仅是为资本家阶级及其附庸提供奢侈品的生产，不是生产性的；同样，武器生产也不是生产性的。
不论怎样给非生产性劳动下一个准确定义，它在当代资本主义都处于重要的核心地位。弗里德·莫斯利估计，从1950年到1980年，美国商业的就业人数从890万增加到2100万；金融业的就业人数从190万增加到520万，而生产工人人数仅从2800万增长到4030万。沙克和图纳克计算了美国全部劳动人口中生产性劳动者所占的比重，指出，从1948年到1989年，这一比重由57%下降到36%。西蒙·莫恩计算了美国“非生产性”的工资和薪水在“原料附加值”（material value added）中的份额：1964年是35%，而2000年则超过了50%。基德隆的计算指出，使用他的宽泛的定义，“从资本自身的角度看，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约有3/5的实际发生的工作被浪费了”。
非生产性劳动的费用实际是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率的消耗。对此，莫斯利、赛克和图纳克以及基德隆的晚期著作都没有异议。莫斯利、赛克和图纳克计算了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即马克思的利润率），并使之与某些公司和美国政府国家年金管理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Pension Administrators，NIPA）提供的有关整体经济的利润率进行比较。赛克和图纳克的计算表明，在1948年到1989年间，“马克思所讲的利润率几乎下降了1/3；NIPA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得更快，超过了48%；公司的利润率下降得最快，甚至高于57%。利润率的更迅速的下降可以用非生产劳动与生产劳动比例的相对提高来解释”。莫斯利的结论是：“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中的传统利润率要比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得更快”，前者是40%，后者是15%—20%。他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非生产性劳动水平的提高是阻止利润率充分恢复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非生产性费用如此增长，甚至达到抑制利润率使其不能更健康增长的程度？这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但每一个都是它自身对利润率降低的反应（以及企业和政府为了阻止危机所做的努力）。
资本投入更多的资源以非生产性的方式保护和扩大市场。
当资本家通过货币市场、金融投机和对冲基金等进行赌博以寻求易得利润时，前赴后继的投机性投资就出现了。
在努力对基层人员不断施加压力的同时，管理等级制度发展起来。这是当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一个典型特征。
用于“保障”的费用和对那些不能有效就业的人员的最低限度的福利，增加了这个制度努力维护社会秩序的成本。
把国家诉诸军事冒险作为解决资本内部所面临问题的一个方法。
八、矛盾的后果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各企业和国家对利润率下降作出了各种反应，而这些反应的后果则是进一步减少了生产性积累的可利用资源。
但是，非生产性支出的后果不只是降低利润率，它还减少了促使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压力。这就是米契尔·基德隆用来解释战后几十年大规模的军备开支对这个制度有“积极”影响的见解。他认为，这些开支像统治阶级及其附庸的奢侈品消费一样，对他们运转这个制度具有一定的有益作用——至少在一定时期是如此。
基德隆认为，被“浪费”的劳动，减少了对通过积累以增加资本密集度的压力。这有可能把提高生产资料与工人比例的价值从这个制度中取走，使积累进展缓慢，但能以稳定的速度持续，它类似伊索寓言里的龟兔赛跑。因此，浪费压低了利润率，但不会面对由于资本—劳动比率的急剧加速而突然形成的向下的推力。
这种分析似乎很符合战后的初期阶段。那时，军备支出大约占美国国民产出的13%（加上间接支出，可能达到15%），这是转移剩余价值而不把它用于进一步积累的主要方式，也是美国统治阶级可以从中获益的一项支出：借此可以维护其全球霸权（对抗苏联并同欧洲资本家阶级结盟），并确保美国经济中一些重要生产部门的市场。
从这种意义上讲，资本家像看待自己的奢侈品消费一样，把军备开支视为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东西，而与改善穷人条件意义上的“非生产性”支出根本不同。即使它降低了积累率，也不是灾难性的；因为，通过衰退和战争所进行的资本重组，已经把积累推进了比20世纪30年代更高的轨道。在国内，所有的企业面临着同样的障碍，它们在市场竞争中没有输给别人。从国际看，在战后初期，其他与美国进行激烈经济竞争的国家（如老牌帝国主义强国英国和法国），也都存在着自身军备支出过高的障碍。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一些国际重大经济竞争者纷纷崛起，这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美国降低了国民产出流向军备的份额。在60年代中期的越战期间和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战”阶段，不断增加的军备支出只是在巨大问题暴露之前给美国经济以短期的刺激。乔治·布什在军备上的支出从占GNP的3.9％增加到4.7％（大体相当于净商业投资的1/3），恶化了美国正在迅速增加的财政和外贸赤字。
对整个制度来讲，所有这些形式的“浪费”所带来的收益，要比半个世纪以前少得多。它们或许仍旧降低了来自资本有机构成的对利润率的向下的压力，因为有机构成肯定不能像所有剩余价值都投入到积累时增长得那么快。但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浪费”而形成的费用降低了生产性积累，也减缓了长期的增长率。因此，资本及其政府一再地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尝试，通过减少对雇佣工人、老人、失业者和长期患病者的支出来提高利润率；利用市场机制试图降低教育和卫生保健的支出；坚持让第三世界国家偿还足以使其致命的债务；借助美国的军事冒险攫取世界上最重要原料的第二大源泉伊拉克的控制权。
我们不应把上述局面描述为一种持久危机——它只是一种周期性经济危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复苏（前者主要在日本，后者在美国）可不仅仅是“短暂的繁荣”。以往的低收益率也不能阻止资本家的想像：未来会有神奇般的利润可以谋取；可以在全世界吮吸剩余价值并把它们投进各种以赚钱为目标的工程。在这些行为中，有许多是发生在非生产领域的纯粹投机性冒险，同时伴随着房地产、商品市场、股价等方面的泡沫。但是，资本家也会幻想把资源投入到潜在的生产部门以获取利润，并且创造能够持续若干年的快速繁荣。美国在1991年到1999年的投资翻了一翻。当泡沫破裂时，人们才发现，在实体经济的巨大投资，如已经开展的光纤通信网络，可能从未获利。
每个大型公司为了获得投机利润，都在故意夸大自己的利润，实际上，它们宣布的利润要比真实利润高出50%左右。
美国（或许还有英国）的许多迹象表明，目前我们正在走近一个与以前相类似的阶段。在经历了上次衰退引起的下降后，在美国的投资现在已经回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水平。但是，美国的恢复是以巨大的政府赤字，靠海外贷款补偿赤字而形成的国际收支平衡，以及消费者举债去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为基础的；与此同时，“雇员的收入在美国GDP中的份额却从49%下降到了46%”。这就是投机冒险行为形成高潮的背景；而这些冒险行为则是由对冲基金、衍生品市场、住房泡沫，以及当前通过大量举债形成的私人权益对巨型公司的收购等实施的（后者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世纪80年代末，在巨型兼并事件中发行垃圾债券的“站在门口的野蛮人”）。因此，这一背景必然导致一个相悖的结果：一旦触摸到真实，公司的利润就要下降；一旦人们认识到事情将会变坏，公司的运转就要出问题。并且，正如人们所说的，一旦美国着凉，英国就要得感冒。
目前，英国的利润率似乎很高。按照计算，在2006年四季度，全部非金融私人公司的利润率已达到了1969年以来的最高值即15.5%。在新工党执政期间，利润占GDP的份额曾达到近27%的记录。而且，它的平均利润率还将被当前英国北海油气的高利润所提升。英国大企业对海外活动有着极高的依赖性（高于其他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服务部门”的获利能力也很高。然而，在那些很重要但盈利能力已被削弱的工业部门，利润率却从1998年的约15%下降到现在的10%左右。所以，与美国一样，这里也有许多热心于资本主义的人担心繁荣时期最终像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结束。
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正在进行着巨大的生产性投资；对此，也有着很多质疑。许多评论家将中国视为整个体系的拯救者。与美国、欧洲甚至日本相比，中国的资本能够将更多的剩余价值（超过40％的国民产出）追加到投资中，而且至今也没有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的非生产性支出拖累（尽管当前也存在着以摩天办公大楼、旅店和大型购物中心的不断增加为特征的房地产泡沫）。这使得中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出口市场上很多产品的主要竞争者。但是，高水平的投资已经对利润率产生了冲击。最近，有人尝试把马克思的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分析指出，中国的利润率从1984年的40％下降到2002年的32％，而资本有机构成却增长了50％。某些西方观察员确信，一些中国大公司的利润率非常低，但这一事实被大型国有银行推动下的持续扩张所掩盖了。
推测不远的将来并不难，但没有意义。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轮廓容易解释，但在无数个别因素作用下，这些制度框架如何在若干月甚至若干年的过程中转变为现实，却难以知晓。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由于当前的危机，已经增加的对工人生活的压力，以及大量潜在的可供投资的价值转向浪费，这个制度只是能够生存，并且像过去30年那样断断续续地较快发展。它在过去未曾回到“黄金时代”，将来也不能。目前，这个制度或许并没有进入永久性危机，但是它处在不能逃脱不断重复出现的危机的阶段；像经济危机一样，这些危机也必然成为政治和社会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