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共和国转眼到了50大寿的日子。这50年可不平常，辛辛苦苦，兢兢业业，风风雨雨，沟沟坎坎，欢欢喜喜，悲悲切切，既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业绩，也有说下尽道不完的辛酸故事。如果摆起一个龙门阵，让平头百姓和学界泰斗把盏对饮，让工人农民和商界巨头同桌共话，让新老右派和新老左派唇枪舌剑，我想那场面一定会是热闹非凡的，而其中最吸引人的一个话题，就有可能是讨论50年的功过得失，特别是前30年与后20年的关系：究竟是前30年黑暗得赛过解放前呢？还是前30年为后20年打下了基础？

在很多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眼中，甚至在许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眼中，前30年都常常是一连串荒唐记录的汇总。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或者更多地是人祸），然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20多年经济停滞，物资紧缺，米、面、油、盐、肉、布料、自行车、火柴等等都要凭票，住房紧张，工资冻结，再加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文化娱乐被八个样板戏统治，一切再糟糕不过了。相比之下，电视节目里的旧中国反而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虽然有军伐割据，国共交战，却汽车、电话、电报、电灯、自来水和一应衣食用品等等都与世界时尚同步，而且绝对不需要凭票供应，只要你有钱，一切货物应有尽有。文人学者出有车，入有鱼，雇得起保姆，住得起洋房，听戏有梅兰芳，听曲有邓丽君，日子过得自在又闲适。这样，在部分媒体的刻意营造下，新中国50年至少有30年打了折扣，剩下20年又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这个50周年的庆祝就暗淡无光了。的确，人们不难注意到，与1998年庆祝改革开放20年相比，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的声势小多了。许多媒体对于宣传20年十分热心，而且技巧娴熟，对于宣传50年却感到有些不知从何说起，只好举些数字、炒些冷饭，回放一些老片子了事。新华社举办的网站上，至今（1999年8月24日）仍然只有讲20年巨变的专栏，而没有50年的专栏。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中国的媒体对50周年大庆提不起精神来时，印度的学者却在隔着喜马拉雅山对中国啧啧称羡。

中外对比五十年

8月10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50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被派驻中国以前曾任该报驻印度记者3年，对中印两国对比很有兴趣。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50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 ——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

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 52％。从1990～1994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

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 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的报纸，更不是亲共的报纸，绝不是亲毛的报纸，而且最近又正值美国国内反华舆论高涨时期，但它却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可见天下还是有公道的。事实上，早在80年代国门初启，人们热衷于进行横比、纵比的时候，就曾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印度作为参照系为新中国的成就辩护过。那时，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出国参观访问，体验了北美、欧洲、日本各地的高速公路、新干线后，未免部惭形秽，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篇横比文章，大意无非是感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痛惜中国的贫穷落后，诅咒文革耽误了建设时光，懊悔当初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候也有一些“没出过国”的或者出过国却“头脑僵化 ”的人起而反驳，纵与解放前比，横与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说明前30年没有白过，也干了许多事情。遗憾的是，这股声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痛惜和懊悔声中总是显得那么孤弱。事实上，到80年代中后期，诅咒文革升温为诅咒新中国，由否定30年进而到否定5000年中华文明，懊悔心理则转变为急切地追求“全盘西化”，民族廖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连同崇美崇洋情结一起弥漫着从摇滚乐到电影电视的每一个文化角落。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一味向发达国家看齐的单向横比态度有所变化。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先生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的书，条分缕析地比较中外各国的发展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毫不逊色的，甚至是非常出色的。我手头一时没找到喻先生的书，但却有几份统计资料可供作一个简单对比。为了说明问题，看来得烦请读者有耐心看一看下面这张表：

1965～1985年部分国家和地区GNP年均增长率（％）对照表①：
①除注明外、本表数据引自《世界经济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美国	1.34	中国	7.49①	印度	1.7
英国	1.6	苏联	5.89②	巴西	4.3
西德	2.7	匈牙利	7.42	阿根廷	0.2
日本	4.7	保加利亚	7.84	墨西哥	2.7
新加坡	7.6	捷克	5.15	埃及	3.1
香港	6.1	波兰	8.67	肯尼亚	1.9
台湾	缺	泰国	4.0	加纳	-2.2
韩国	6.6	马来西亚	4.4	尼日利亚	2.2

①该数据是1965～1983年的年增长率，换算自柳随年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苏、匈、保、捷、波五国的年增长率是从《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各国国民收人1960～1981年数据中计算得出，人民出版社，1985年。

以上选列了四类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这张表中不难看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仅次于波兰、保加利亚、新加坡，与“四小龙”相比中国的速度并不逊色，却比小虎们整整高出一头，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80年代中后期以来，舆论曾经一度从羡慕发达国家到赞美“四小龙”。学术圈的一些活跃人物提到“四小龙”就眉飞色舞：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起点和中国差不多，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直追美国！30多年来，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呢？一个长期是小渔村，一个却摩天大楼一栋挨一栋。这是为什么？

提问者显然觉得自己很高明，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人鹦鹉学舌，跟着起哄。其实，这样的问题愚蠢至极。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倒可以反问，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光芒普照下，曼哈顿富人区和贫民区一街之隔，为什么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个却破破烂烂、污水横流？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是财富的汇聚中心，或者用老式的语言，叫吸血中心。就像旧中国的上海一样，外滩的精美欧式建筑、大世界的奇巧热闹是与上海以外的城镇的破败、手工业的衰落、农村的凋敝相联系的，它不过是外国资本吸噬中国膏脂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罢了。1949年以后，上海不再是全国财富的汇聚中心，相反，倒是成为全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中心，因此，上海本身发展才显得缓慢起来。而香港则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旧上海的角色才得以繁华起来的。本来，在1949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像风卷残云般地收复香港。中国共产党可以废除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为什么独独要遵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租让香港条约呢？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了：考虑到新中国必然要遇到西方的长期封锁，保留香港作为打破西方贸易封锁的通道。正是靠着这样一个新中国外贸独家代理商的地位，香港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发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但其中相当大部分仍然是经香港转口的贸易。有数以亿计的中国打工仔做苦力，香港怎能不肥得流油呢？

至于台湾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大陆，或者更准确地说离不开反攻大陆，充当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给美国当冷战的打手。膘肥体壮才能当好打手，因此美国给台湾（还有韩国）几乎无限额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台湾当局稳定军心民心，练好武功。更重要的是，美国向台湾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以增强台湾的自身造血机能。除此之外，不能不提到台湾从大陆掠走在大量黄金。据《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党从大陆运台的黄金达875吨，以今天的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一克黄金10美元）粗略计算，合87.5亿美元。最近台湾作家李敖评论台独时就坦率地揭露了台湾发展的老底：“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92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82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可见，如果把“四小龙”的发展称为“奇迹”，那么中国就简直可以称为“神迹”了。因为中国的起点是一穷二白，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还少外援（苏联人援了一阵子，又半途撤走，还把钱要回去了），也没有外国财富可供吸噬，全凭勒紧裤腰带干活，却能在建国后短短30年的时间里走完英国100年的路程，这不是“神迹”是什么？
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

在民间的反思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虽然前30年运动不断，但工农业生产却并非停滞不前，人们不是闲了30年，而是埋头苦干了30年。这也有统计数字为证，请看：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①

| 1952 | 1978 |1995|1952～1978 |1978～1995 

----|------|----|---|---|---|---|---|---
| 指标值 | 指标值 |指标值| 年均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工农业产值（指数） | 100 | 779| 3303② | 8.21| 8.8
钢铁（万吨） | 135| 3178| 9153| 12.9| 6.4
煤炭（亿吨） | 0.66 | 6.18 | 12.12 | 8.98 | 4.04
粮食（万担）| 2378 | 6095| 8902 | 3.69 |2.25
棉花（万担）| 130.4| 216.7| 434.1| 1.97| 4.17
肉类（万吨）| 338.5| 856.3| 3692| 3.63| 8.98
石油（万吨）| 44| 10405| 14764| 23.4| 2.07
　　
①本表数据分别引自或换算自柳随年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及《中国统计摘要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
②该数据比照1978到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倍率折算，仅供近似使用。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前30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居然还高于改革还放后的20年！
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只要问一问你身边的退休工人们就可以知道。五六十年代像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劳动模范并不是少数鹤立鸡群的人物，而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那些国营大中型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中，由于工作意义感强，工人政治文化素质高，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都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

既然发展速度这么快，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什么提高，工资一直不动呢？有人责问。

不错，从1957年开始20年没涨工资，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大，这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生产停滞，经济不发展。这个道理就像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家庭一样，如果家长决定把挣来的钱都用来盖房子、置家当，饭桌上的油星自然就不会见长，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这20年里，中国办了两件大事：第一是保家卫国，第二是置办家业。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南方则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国面临南北夹击的险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把相当大的力量集中到国防建设上。正是由于中国不惜耽误经济建设的进程，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把大量企业从沿海迁往内地，而且以“分散、进山、进洞”的非经济方式建设军工企业，表明了中国敢于迎战一切来犯之敌的决心，所以美国、苏联和蒋介石集团才不敢轻举妄动，才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在积极备战的同时，这20年的经济建设也没耽误多少，置办了不少家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经济发展的起伏较大，但总体态势仍呈较快增长。据柳随年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记载，成绩还真是不少，我这里只能作极为简略地摘引。比如，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较大提高，1975 年的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化肥施用量增长3.1倍，用电量增长4.7倍；此外，农业种子改良取得突破性进展，杂交水稻开始推广。工业上，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13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攀钢、酒钢、贵州铝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工程；汽车工业搞了湖北“二汽”，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煤矿、四川宝顶山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火电站；交通上建成了八条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修建了长距离的输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科学技术方面，两弹爆炸、一星上天，人工胰岛素合成，国防科技力量明显增强。总的来说，“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如期完成，“五五”计划开始顺利执行，10年时间总共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工农业总产值由1965年的2235亿元增至1976年的435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在建国17年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这10年的努力，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相信，任何一个热爱家园的人，看到自己的家底打得越来越扎实，家里的耐用品越来越多，应该会感到喜悦和自豪的。当然，如果这时候有邻居挑拨离间，向这家的孩子们说，看你们干了那么多活，还是吃不上肉，没有发展，说明你们家的制度不好，你们家长有问题，孩子们也是有可能上当的。特别是其中有些孩子心胸不够宽广，受过家长的责骂或体罚就把仇恨铭刻在心，看不到家里点点滴滴的进步，最容易带头或跟着埋怨、发牢骚，甚至咒骂祖宗十八代。

好吧，有人说，就算前30年真的有这么快的发展吧，但那时起点低，发展速度自然应该快一些。这就像学生的学习，从0分到60分容易，从80分到90分就难了。

其实不然。如果不存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那么技术和经济的增长应该是正反馈系统。我们都知道技术和知识在以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也就是说越发展越快。经济增长也一样。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时，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低的。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发生，经历了近300年时间，这期间英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远不到1％。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的100年左右的时间里，英美德等国的年增长率也不过是2％左右，此后到“一战”前夕，年均增长率上升到2％～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70年代初，号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作为整体的年增长率也就是4.4％。可见，所谓起点低发展速度就快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按照这种推论，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就应该是最快的了。从逻辑上说，发展起点越低，资金积累越慢，因而速度越慢。随着发展速度的提高，积累越容易，反过来会加速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正反馈机制。举个例子。建国初期搞铁路建设时，既没有大型起重机械，又缺少运输卡车，数以百万吨计的土方、石子，全部的枕木、铁轨都得凭人拉肩扛，建成一条铁路谈何容易。特别是中国山地多，地形复杂，像成昆铁路，1085公里路段，却有 60％是桥梁和隧道，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今天就省事多了，各种铁路建筑机械一应俱全，爆破、运输、吊装一条龙作业，建铁路跟搭积木似的。

综上所述，前30年中国老百姓还真是于了很多好事、大事、大好事的。遗憾的是，许多人，甚至经过那个年代的老一辈人，都把这一切忘光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刚刚退休的教数学的老教授聊天，请他谈谈这一辈子的经历和感受。他说，我这一辈子算是糊里糊涂地过来了，年轻时候跟着搞大跃进，然后是3年自然灾害饿肚子，人到中年又卷入文革派性斗争，一事无成啊。我又问他，做过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没有呢？他想了半天，没说上来。实际上，这位教授从留校任教到退休，一生教过无数学生，确实是桃李满天下。中国的发展不正是由这样一位位普通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的辛勤工作所推动的吗？但是，这么重要的生活内容居然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被抹去了意义！这是集体性记忆丧失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多年来知识界那股“妖魔化当代中国”思潮的杰作啊！我不知道李希光先生是否同意：是中国先进行了“自我妖魔化”，然后才有美国“妖魔化中国”！

旁观者清。台湾有一位叫龚忠武的学者，60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对这一段历史发过一通议论：“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部有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都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的经济最近20年来一蹶不振，其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三元”秩序，从而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我们不能要求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经济建设好。”

后二十年：势能转化为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商品仿佛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而且不断地升级换代，城市变得鲜光了，农村变得活跃了，超级商厦美仑美奂，集贸市场人声鼎沸，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日常的言论也自由了，过去看电影当过节，现在不出门就能任选频道。即使在最偏远的农村和山区，也摆上了黑白电视机，也多了几件时新衣服，多了几句时髦话。这一切的确令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感到欢欣和自豪，人们一度放声讴歌改革开放，讴歌这片希望的热土。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人们陶醉在欢呼、欣喜之中，以致常常来不及想一想为什么，很容易就接受了一个解释：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乍一看，这并没有什么问题，细一想，却失之简单化。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试想，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武钢、鞍钢、首钢、杭钢，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厂，仅仅一个允许私人建房的政策，怎么能一夜之间呼唤出一幢幢楼房，铺设起一条条公路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铁路网、航空网，北方市场怎么能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南方水果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棉纺厂、丝织厂、化纤厂，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布票呢？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乘凉时，固然应该感谢允许乘凉政策，却本不应该忘记谁栽的树。

就以80年代初农村的巨变为例吧。毫无疑问，包产到户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84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也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中去了吗？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80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4个重大因素。第一是种子革命。70年代初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20％。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农作物如小麦、棉花、油料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化肥革命。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垢，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前30年里，各级政府利用农闲每年大规模地组织社员兴修水利，全国的大小水库七八万座，沟渠畅通，堤坝坚实，极大地增强了防洪抗旱能力，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第四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业如此，工业、交通、能源、教育、科研、国防各个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呢？试想，如果没有30年建设的积累，在1949年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要钢没钢，要煤没煤，要油没油，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又如何使商品奇迹般地摆满货架、摆满每个家庭呢？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固然得感谢巧妇，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一下提供大米的人呢？

有一次，我和一位当着地方干部的朋友交谈，顺便谈到这些看法。他还我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物理学讲能量守恒，动能势能相互转化。比如骑自行车上山，很费力。到了山顶时，人就筋疲力竭了，但这时的势能却最大。然后撒把下山，不用费力，速度就越来越快，这就是势能转化为动能。我看，改革开放以来焕发的活力，就是把前30年积累的势能转化为动能了。一旦下到山底，走上平路，则势能既被消耗光，而动能又被摩擦阻力损耗，这时大撒把政策就会走不动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比喻意味深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财政实力雄厚。这就是一个势能很高的位置，用金融业的术语就是“有良好的信誉”。单是吃这个信誉，广借内外债，就可以维持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而到了内外债均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时候，要再借债就不容易了，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再如，当时中央集权程度较高，这也是一种高势能态，因为分权容易集权难，从集权到分权，顺水推舟，皆大欢喜。但是当形势需要重新部分集权时，比如 1994年分税制改革，希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就很困难。更如，土地从三级所有到基本上个人所有，这很容易；但如果此后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再要重申土地集体所有，就很困难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的廉洁程度也是个高势能态，从廉洁到腐败容易，这叫从恶如崩，从腐败到廉洁就难上加难，这叫从善如登。正是有这种高势能态的廉洁干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别人致富，自己守着清贫，基本上可以维持勤劳致富的社会秩序；一旦干部腐败起来，和群众抢守致富机会，甚至雁过拔毛，社会公平感就会荡然无存，而改革的形象也就会遭到严重扭曲。也就是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运动造就的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支撑着改革开放的大业。

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50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中华民族悠悠5000年文明史相沿不绝，正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自信和成熟。我们终究会认真地面对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