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践道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军训是全民义务兵役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校学生参加军训实际上是履行兵役义务。

而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有一个前提，就是民众，尤其是占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必须认同国家意识形态，才能真正把保家卫国当做一种义务来履行。

中古时期，是没有真正的全民义务兵役制的，因为贵族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把底层民众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所以古代农业社会基本是依靠贵族和职业军人打仗，没有义务兵，民众参军大都是靠抓壮丁抓来的。欧洲中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之前盛行雇佣兵制度，一支雇佣兵军队的核心是贵族军官及其亲兵，再威逼利诱抓来一群兵痞。军官为了控制这些兵痞，不得不经常进行体罚，打仗时全靠亲兵督战，稍不注意兵痞们就一哄而散了。这些雇佣兵部队的规模都很小，一般是十几到几千人。各国政府平时只维持一支一两万人的常备军，打仗前找雇佣兵承包商，把十几支雇佣兵部队临时拼凑成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欧洲混战几百年，其实战争规模都不大。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革命政府没收教会土地，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售给农民，获得了底层民众的认同。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法国建立了全民皆兵的义务兵役制度，并让士兵选举自己的军官，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征募到近百万士兵。凭着这支庞大的军队，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和拿破仑帝国才能与反法同盟抗衡。

1806年，拿破仑率军与普鲁士军队在耶拿附近会战，6天之内瓦解了普军主力。时任耶拿大学教授的黑格尔正好在此时完成《精神现象学》。拿破仑骑马入城时，黑格尔说，他看到世界精神骑在马背上，巡视全城。时任普军副官的克劳塞维茨则成了战俘，被关了大半年，顺便掌握了法语。

耶拿的惨败使普鲁士丧失了近一半领土。普鲁士国王弗里德利希·威廉三世痛定思痛，锐意改革，于战败后的第二年颁布“十月敕令”，废除农奴制，仿照法国建立全民义务兵役制，打破贵族对军官职位的垄断，严禁体罚士兵。然而拿破仑要求普军将规模限制在4.2万人之内。于是普鲁士每个月偷偷让一部分现役士兵回家休假，再招募训练一些新的士兵训练一个月；现役基本只有一年，退役士兵编入预备役再服役两年，每年参加一次训练，退出预备役后再编入民兵服役7年。

就这样，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普鲁士发明了预备役和军训。到第六次反法同盟时期，也就是耶拿会战7年之后，普鲁士实际上有近50万大军。1870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大败法国，乘机统一德国。

全民义务兵役制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得以普及，加上火车铁路的发明，使得全民战争动员成为可能。战争规模从此被推向巅峰。

而中国直到民国时期，兵役体制仍然是古代农业社会的模式，征兵不是靠政治动员，而是靠抓壮丁，管理士兵靠体罚，打仗靠督战队。土地改革运动前贫农雇农占全国人口一半，占有的耕地人均不到一亩，忍受着饥荒和战乱，显然不会对国家、民族有认同感。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人权宣言》基础上的，并不是简单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思。抗日战争时期有农民给日军带路去打国军，也就不难理解。

当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意识到了政治是军事的灵魂。王奇生说：“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

当然党机器是为了贯彻党的政治纲领而存在的，政治纲领不合适，党组织再好也没用。中国共产党一上井冈山就打土豪分田地，争取农民认同，延安时期还搞选举，基本上就是在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完成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数百万农民踊跃参军，再加上数倍于此的支前民工，中国才算是第一次有了全民战争的动员能力。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打国民党，与其说是无产阶级打资产阶级，不如说是现代军队打古代军队。

即使是建国后改开前最专制的时代，大多数民众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也是认同的，因为民众并没有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反而是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运动。当然，是用阶级认同代替民族认同。

然而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而新的意识形态尚未建立，使得当前的国家意识形态暧昧不清。国家的精神分裂使得宣传机器只能进行空洞的单方向输出，却无法得到认同。底层民众虽然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却远离国家政治。

对于非民族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国家，实施全民义务兵役制度是勉为其难的。美国就一直采取志愿兵役制度。中俄两国则在几十年前从义务兵役制转变为“与志愿兵役制度相结合的”义务兵役制。作为与义务兵役制度相配套的军训，也变得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