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是著名左翼学者，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历史学和政治思想史杰出教授，著名欧洲思想史家，代表作有《本雅明：救赎美学》、《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争论集》、《文化批评的观念》、《迷宫》、《海德格尔的孩子们》、《非理性的诱惑》等。他长期持续关注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其近作《东方之风：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遗产》，标志着他的研究转向左翼知识分子与国际毛主义的关系，是国际学界有关毛主义研究的力作和新成果。1950年，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首次在国际学界提出“毛主义”（Maoism）概念。此后，毛主义成为国际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60年代，国际社会的毛主义运动也逐渐兴起。毛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思潮。 2013年8月，笔者就有关国际毛主义学术和运动的问题，与沃林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本文作者路克利，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讲师。
国际毛主义的兴起与毛主义的魅力
路克利：哈佛大学学者开创的国际毛主义研究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后来，国际学界围绕毛主义主题发生过多次学术争论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上世纪60年代，毛主义成为法国“五月风暴”运动中的三面旗帜（马克思、马尔库塞、毛泽东）之一，毛主义开始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作为一个国际学界知名的左翼学者，您的多种学术作品被译成中文出版，您的有关国际毛主义的学术观点近年开始在中国学界传播开来。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您是左翼学者，您如何界定自己的学术立场？您认为自己是左翼还是中左翼？
沃林：中左翼可能更准确些。我的政治观点曾受到上个世纪60年代（文化和思潮）的深刻影响。我这一代美国人认为，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是最邪恶的事情，也因此对美国后来的对外干涉行为不信任。当时，主流的美国政治机构对这些批评置之不理，无动于衷，因此，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围堵”这些机构，发动游行示威和其他方式进行公开抗议，就是为了使这些机构听到我们的呼声。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企图绕开这些机构来直接影响美国民众，实际上，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应该解决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惊人的贫富差距问题。当然，今天，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不仅限于西方了。然而，一般性的、常规的渠道，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在这些问题上反应迟钝。
路克利：是的，一些国际组织在正视和解决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方面无能为力，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和您一样，美国和欧洲的毛主义知识分子有类似的经历。正因为如此，左翼知识分子，例如法国的青年学生和学者，考虑绕开这些公共机构，寻求有效的解决方式。而毛主义具有一种追求社会公平的普世关切，因此吸引了知识分子。在您看来，中国毛主义怎么适用于外国的情况呢？
沃林：我写的《东方之风：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遗产》那本书的结论是：在西方政治中运用毛主义是非常困难的。法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很艰难地得出了这个教训。毛泽东的方法和理论非常适合中国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情形，适合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势力斗争的情形。这种情形在西方很少出现。当然，如果出现所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斗争的形势就会大不相同。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毛泽东的主张可能会适用。
众所周知，毛泽东挽救了中国，使中国走出自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遭受列强侵略的百年屈辱，毛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如何把一个革命运动转变为稳定有序的政府治理，这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毛主义面临的重大难题。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
路克利：“毛泽东主义”这个词在中国理论界和学界较少使用，“毛泽东思想”是常用的说法。“毛泽东主义”这个词最早是在1941年由国民党的理论家叶青首先使用的，他用这个词批评毛泽东，认为“毛泽东主义”是“中国的农民主义”、“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个再版”。 1948年，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给周恩来发电，向中央请示是否可以在华北大学的典礼上提“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明确表示，“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不是‘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反对把自己和马恩列斯并列。您已经发表了大量有关毛主义作品，对国际毛主义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您怎么看国际毛主义？您曾谈到“毛主义的魅力” （the Maoist Temptation），这种魅力具体指什么呢?
沃林：谢谢你告知在中国和西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的不同用法。我会在我的书中谈谈这个问题。西方的毛主义者例如法国的无产者左翼组织（Gauche Proletarienne）常用的是毛主义，而慎用“毛泽东思想”。在西方，毛主义一词是最常用的，包含着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尊重。这里的毛主义也包含着民粹主义、激进主义、意志主义的内容，也有不与形式主义（即官僚主义）妥协的意思。在西方的政治思潮里面，一定程度上，毛主义是通过对“文革”的认知形成的；但在学界，毛主义则意味着强调毛泽东的思想的整体性一一革命战争、农民的重要性等。
这里，我要谈一些我在中国演讲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时让我感到惊讶的一些事情。听众并不太了解毛主义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产生的巨大影响，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欧洲产生的巨大影响。要了解国际毛主义在60年代的兴起，一定要考虑两个背景因素：一是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僵化和官僚化，这可以通过它在二战后推行的对东欧国家的霸权和侵略政策反映出来，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苏联的老人政治缺乏活力。二是要认识到，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些外国人眼里，是给中国共产主义戴上了一个新的光环，使中国充满了革命活力，这种活力正是苏联共产主义所缺乏的。当时，在西方，毛主义不再被看作仅仅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相反，在60年代的革命风潮里，革命组织力图把毛主义应用到他们自己的形势中。当时，苏联共产主义转向保守，而毛主义则面向未来，尤其是在那些正在反对本国专制和外国压迫与侵略的争取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看来，毛主义代表着未来。
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受挫的政治形势下，“毛主义的魅力”这个词主要指继续和传递革命斗争的力量。二战后，法国共产党（PCF）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官僚式机构，不再具有革命性，或者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修正主义的党。
国际毛主义学术的发展
路克利：60多年来，众多学者、政治家、作家等参与到国际毛主义研究中来。国际学界已经展开了对毛主义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毛主义早已是国际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学者们从费正清到巴边乌、齐泽克等人，包括历史学家、汉学家、政治学者、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等等，都在研究这个领域。您能否对国际毛主义研究做个简单总结？
沃林：今天，国际学界的毛主义研究大大发展了。这不仅因为学术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对全球性的政治问题即经济不平等的反应和关切。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主要的抗议运动都有针对这一问题的趋向。从美国的占领运动，到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到最近的巴西的千百万人的抗议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不是毛主义运动，但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诊治形式，仍然与毛主义存在相关性。这也有助于解释巴迪乌的学术作品为什么会声名鹊起，巴迪乌不像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他仍然保持着年轻时受到的毛主义的激励。
你也谈到了齐泽克。他一直致力于复活共产主义思想。近来他编辑了一本毛泽东思想导读，名为《齐泽克诠释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其中包括了一个长达到页的齐泽克写的解读性前言。最近，在学界，一些毛主义时代的中国档案解密了，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都可以看到，这大大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最后，大家都知道，中国近年来和平崛起，成为善意的世界大国。在很多专家眼里，中国的经济在2030年将超过美国。中国的地位大大上升，中国研究也在上升，包括对毛时代中国的兴趣也在上升，这是合理、自然的。
当然，费正清是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大师和老前辈，他深深影响了在哈佛接受教育的整整一代人。他对中国革命相当同情，坚持游说美国政府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当然，这件事在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终于成功。
路克利：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曾受到毛主义的深刻影响。在您的畅销书《东方之风：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遗产》中，您研究了毛主义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能否具体谈一下毛主义对萨特和巴迪乌等人的影响？
沃林：毛泽东思想在不同方面影响了巴迪乌和萨特。70年代，萨特积极参与了1968年成立的法国学生组织“无产者左翼”（Gauche Proletarienne），该组织成员主要是法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哲学家阿尔都塞此前的学生。萨特没有成为一个毛主义者，但他认同这个组织的激进主义，支持这个组织在5月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失败后仍然高举革命的火炬。从这个角度讲，萨特代表了这个时期西方左翼的普遍态度，即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教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着左翼激进主义新的开始。直到今天，萨特有关毛主义的作品还没有被深入研讨。
60年代，巴迪乌属于巴黎社会主义者联盟（PSU），这是社会党内的一个异议派别，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运动中形成。法国总理摩勒（Guy Mollet）曾支持这个派别。1969年，巴迪乌组织了一个毛主义的小派别，名为马列共产青年联盟（UJC – ML），与“无产者左翼”组织对立，因为这个组织质疑文化大革命。巴迪乌曾解释说，这个转变的焦点是转向“生活政治”（lifestyle politics），开始远离政治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巴迪乌的小组织主要是为移民工人的权利展开斗争，这个群体的事业被法国传统左翼政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所忽视。巴迪乌在他的同志当中是唯一一个仍忠诚于毛主义遗产的人。因此他主张并支持他所谓的共产主义假设，这种假设强调严格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当然，问题仍然在于，谁来实现这种“平均主义”？
路克利：受到毛主义影响的学者还有很多。如被学界称为“法国毛主义教父”的阿尔都塞，他在名著《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专门研究了毛主义辩证法问题，他认为“主次矛盾、主次方面、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矛盾的不平衡发展规律是毛泽东哲学的要义，是黑格尔哲学所没有的。”他把毛泽东的著作当作重要的国际文献来阅读。
国际毛主义运动的历史与前景
路克利：国际毛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左翼运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主义为旗帜的社会组织和政党几乎遍布亚非拉和欧美各大洲。毛主义在60年代以后的新左派运动中影响很大。毛主义成为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的三面旗帜之一。60年代的美国进步劳工党和学生运动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协会”（SDS）就曾以毛主义为旗帜。70年代成立的美国革命共产党更是以毛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高举毛主义旗帜。左翼文化批判学者、美国著名学者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是毛主义的崇拜者，他高度评价毛主义的文化实践意义，认为毛主义是“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化符号”。以第三国际为榜样，1984年，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美国革命共产党等左翼组织还发起成立了毛主义国际一一“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t Movement，RIM）。这个组织宣称信奉“文革”毛主义和“四人帮”毛主义。由于组织松散，力量相对弱小，其影响力目前还不大。另有一个组织是以菲律宾共产党为中心，催生了“马列主义政党及组织国际大会”，也称为“马列主义政党及组织（毛主义）国际大会”（简称ICMLPO），是由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党和组织纽成，每两到三年召开一次国际大会。 2008年4月，尼泊尔毛派在制宪会议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获得近一半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执政。应当指出的是，一些国外的左翼组织，如阿尔巳尼亚劳动党、美国革命共产党等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与中国有分歧，甚至认为中国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即使在革命共产党内部，也有重大分歧，一些人坚决支持“文革”后的中国新领导人，并因此离开了该党。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瓦基安（Bob Avakian）为首的另一部分人至今仍然坚持暴力革命理论。
在《东方之风：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遗产》中，您认为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实际上误读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法国的社会现实。这个观点很好。那么，您认为他们如何误读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呢？
沃林：是的，在该书中，我想表明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了解很少，相反，革命中国只是一个投影屏，这些人在这一投影屏上演出自己的革命幻想剧，当时的法国已经被戴高乐主义（Gaullism）统治了11年（1958-1969）。这里，很重要的是要记住，回溯到1789年，回到巴士底狱风暴时代，法国人已经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概念。因此，很多法国知识分子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是法国政治经验即1789年的遗产的延续，甚至更是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延续（1793 -1794），这中间曾有1917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承前启后。
大约在1970年，“文化政治”开始在法国流行，正如女性主义、同性恋解放、移民权利和生态主义开始主导法国左翼政治思维。这些运动中有一些是被法国的毛主义所催生的，但总体上看和中国的毛主义没什么关系。由福柯（Michel Foucault）创立和领导的监狱信息组织（Prison Information Group）也受到了毛主义者的鼓舞和激励，但是，监狱改革这一当时非常重要的问题，与中国的毛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法国人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跨文化的概念转置过程，这个词就是“la grephe”，英文为“grafting”，意为“嫁接”。在这个意义上，70年代，毛主义的思想被选择性地嫁接到了法国特殊的政治场景中。
路克利：“嫁接”这个词用得非常贴切。这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相通之处。
沃林：是的。我认为“中国化”是个很好的词，很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我认为中国化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重铸马克思主义。而且，再进一步讲，这也是任何一种系统化思想的命运，难道不是吗？思想在一个具体的情形中被认知，被转置为另一种思想，这就是“嫁接”的过程。至于法国对毛泽东思想的接受，其中则确有很多错误的认知，中国思想被主观和武断地使用。
路克利：美国学者亚历山大（Robert J.Alexander）在《发展中世界的国际毛主义》 和《发达世界的毛主义》两本著作中分析了毛主义运动。在您的著作中，您也分析了法国的毛主义运动。中国的毛主义运动和国外的毛主义运动有什么区别？
沃林：正如你提到的，毛主义在发达世界，尤其是欧洲和美国与发展中世界有很大的不同。在发达世界，毛主义深刻影响了“城市游击”理念，这一理念是由巴西革命思想家马里格赫拉（Carlos Marighella）于1969年提出的，可参见他的《城市游击小册子》。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赤军建立的基础性文件之一《城市游击概念》（1971）中至少15处简短地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语和思想。
总的来看，这些组织推崇毛主义的“唯意志论”（voluntarism）：认为革命主要是意志问题，人们不要坐等革命的客观条件到来。因此，革命参加者的观念和思想很重要，小股力量的革命组织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反抗。但是，这一观念已经过时了。1969年，马里格赫拉已被巴西政府处死。到1971年底，赤军的核心分子先后被囚禁或杀害。法国人所称的大革命的黎明没有到来。本质上看，把适用于发展中世界的革命战略转接到发达世界已经不可能了，这已经得到了证实。发达世界的普通老百姓已经不具有革命性。这些人已经深陷消费主义陷阱。
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产的独特贡献是其农民革命理论。这种农民革命理论曾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在非殖民化（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时代，这种思想具有巨大的影响，在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都获得了不可估量的响应。例如，切·格瓦拉的小册子《游击战争》受到了毛泽东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成功战略的影响。还有一个例子，秘鲁的“光辉道路”和尼泊尔的毛主义非正规军，最近成功地成为了执政党的一部分，这都体现了毛泽东的农民战争思想的力量。
60年代，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成为国际青年的《圣经》。在这个方面，毛主义的影响力并没有系统化，但同样影响广泛，我的意思是西方的各种组织自由地从毛主义的思想中各取所需。例如，毛泽东的思想对美国黑豹党非常重要，他们早年曾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校园里推销红宝书，并且还获得了一些收入。黑豹党是一个非裔美国人的斗争精神得到发展的实例，这个党迷恋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你可以想象当时这样一个口号在第三世界激烈的国际斗争中，在越南、古巴和其他地方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反响。这样的事件成了当时在都市里到处张贴的新闻报纸的主要内容。
在很多方面，毛主义被西方误读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通过击败日本和国民党获得成功是与中国的特殊情况高度相关的。但最终它无碍于毛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运用。引发争论的问题是：毛主义被选择性地、实用主义地运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环境和形势的过程。
路克利：在中国，“毛泽东热”正在升温。在国际社会，近年来，齐泽克曾呼吁人们“发扬毛泽东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曾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现场发表演讲鼓励青年人坚持斗争。国际毛主义热的发展状况如何？国际毛主义运动未来如何发展？
沃林：现在，国际社会对毛泽东和毛主义的兴趣正在增长，其中有一些原由。毛泽东逝世近40年了，从一定的角度看，毛主义已经成为历史遗产。换句话说，毛主义与我们今天的分析和理解已经有了历史距离。但是，正如我所提到过的，今天，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一个社会不平等的紧要问题。正因为如此，西方学界才重新考察毛主义，希望从他那里获得启发和解决方案。如果不考虑人们对全球化逻辑的失望和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社会不公，我们就无法理解西方为什么会对巴迪乌的作品如此着迷。1969年，他是毛主义组织法国共产党（马列）的创建者之一。巴迪乌曾激烈地为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辩护，“文革”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法国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被称为是继雅各宾专政、巴黎公社、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一次伟大的左翼激进运动。我认为，到“文革””50周年和毛泽东逝世 40周年（都在2016年）的时候，还会出现又一次毛主义热。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国际学界也不得不思考和评估中共的历史和事件，例如毛主义和“文革”。
正如你所知道的，在南美，那里的游击运动曾经蓬勃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军政府已经消失了。协商式的转变已经发生。在委内瑞拉、乌拉圭和厄瓜多尔，曾出现过左翼政府。但是，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也是反民粹主义的。90年代，毛主义在玻利维亚遭受了一系列严重挫折，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现在只剩下印度北方的毛主义运动，他们已经实现了大众化，并且导致印度政府和印度共产党在帮助贫苦农民方面无所作为。
因此，尽管人们对毛主义的遗产仍然兴趣很浓，但是，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革命时代。从这个方面看， 1989年东欧发生的民主转向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就是明证。天鹅绒革命也是非暴力革命。
经济不平等、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关切。无论是在发达世界还是在发展中世界，毛泽东的遗产已经有了一种新的相关性。甚至正如当代中国，如果我们获得了一些历史教训，那就是资本主义的无限发展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有产者或者是小康生活的人改善了自己的条件，而代价是贫困者的贫困。如何修补和改变这个局面呢？毛泽东是经济平等的直接倡导者。这个事实也说明了为什么今天的人们仍然对他的思想有兴趣。在西方，人们可以从巴迪乌作品的流行中感受到这一点，他也是1968年运动那一代人中最后的一位毛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