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2008年11月，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机关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简称ISR）刊发了编辑乔尔·戈伊尔的时评，认为此次经济危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周期性危机，而是一场国际范围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在这场系统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工人的阶级意识正逐渐觉醒，社会立义左派的复兴将迎来历史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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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今天的美国与世界再次进入一场无比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此次经济危机，代表自由市场在二战后遭遇到的最大挫折。长期以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幻想着，市场能够实现自我调节和自我纠正；但是今天，这种幻想彻底破灭。这场经济危机已导致国际银行体系启动，国际股市崩盘，并会带来一场二战后最大的经济衰退。这不是十年一次的典型周期性危机，而是一场系统性危机。它发端于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关系着市场运转所需的货币供应。在过去，我们被告知，自由市场无可替代。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当危机发生之时，政府干预与宏观调控无可替代。
危机起因
可以说，当前的经济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内在矛盾的衍生物。
第一个值得注意的矛盾是，自由市场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尤其是在克林顿和布什任内，债务的增长令人吃惊。在2007年的前20年间，信贷市场的债务翻了大约4倍，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这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983年以来，美国GDP年均增长5.9％，而债务的年均增长率却达到8.9％，在1997—1998年，其无法维持的部分债务终于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事实上，创造这股债务泡沫的因素有很多。而最主要的因素，是利用货币政策来处理经济问题。当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抽调了大量的流动资金，将其注入银行系统，并令人咋舌地压低利率，无视当时国家仍处于繁荣状态的现实。这导致了网络泡沫的出现，即科技股疯狂膨胀。这些泡沫在2000年陷于破灭。
第二个矛盾是，美国在建立与亚洲的贸易体系时，往往使自己成为买方，即成为亚洲各国的出口对象，并通过负债来扩大消费。美国的国际支出从每年大约 2 000亿美元涨到了每年 7000—8000亿美元。这些钱都是借来的。美国政府在克林顿领导下还有一些财政盈余。但是到了小布什时期，由于减税政策与战争开支，美国政府在2000—2001年创造的2500亿美元盈余消失，取而代之的是2002年30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刺激了美国经济，但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开始依赖于外国资本。在这个国家，储蓄率已经陷入崩溃，并在此次经济繁荣的后几年呈现负增长。而外国资本，尤其是中国、日本以及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国的资本，资助着美国的债务。2001年，网络泡沫破裂并出现经济衰退，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把银行利率降低到1％—2％之间，并保持了三年。这就导致了大规模的资产价格膨胀，特别是住房价格。
导致债务爆炸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收入显著地不平等增长。而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也是阶级力量的对比出现失衡的结果。在近些年，资本家剥削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工人的实际工资被进一步压低，几乎所有新创造的财富都被资本夺取了。一些数字能够生动地说明这种情况。在1973年，美国的人均GDP是20000美元；而到2006年是38000美元——30年内增长了90％。然而工人的工资，却在同期出现下降。在1973年，工人的实际工资是每周330美元；而在2007年，工资是 279美元——下降了15％。
这种财富从工人阶级向资本家转换的过程，为潜在的投资行为提供了大量资本。但是，在最后的商业循环中，资本并不能在国内找到足够的盈利渠道。在2000年以来的美国国内，没有扩大再生产，没有资本积累。在这次商业循环中，2007年那场经济衰退之初的工厂数比1999年更少。因为资本家们纷纷把资金投到海外，而不是用来投资本土的新技术、新厂房或新设备。即使是投资于国内，也大都投到利润率最高的产业——住房、建筑和金融。正如格兰特在2008年10月18日《华尔街日报》中所评论的：“在1983年，银行。经纪公司和其他金融业务的利润贡献值占到国内企业的15．8％；而今天更是达到当时的两倍。”
这些投资大大刺激了住房和债务泡沫。从2000年到2005年间，住房价格上涨了50％以上，并掀起了一场疯狂的住房建筑热。同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兴起抵押贷款热潮，并创造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次优抵押贷款市场。与此同时，住房投机活动也大幅增加。那些中小投资者会购买第二处或是第三处住房，并期望住房价格会继续攀升，以便于能够转卖这些房屋获利。美林公司估计，在2005年上半年，有一半的经济增长与房产部门的繁荣有关。
与此同时，尽管实际工资有所下降，工人们仍然尽力维持着他们的生活水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工作更长时间，从事更多工作，并使家庭成员中更多人从事工作。因为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家庭收入。即便如此，在1998年到21世纪头十年间，这些家庭的收入甚至仍然出现下滑。在工资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想要维持生活水平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房屋净值贷款和抵押融资的方式来举债增值。在最近一次繁荣时期，房主们从他们的房屋净值中拿出了5万亿美元（从1997年开始是9万亿美元），刺激着越来越难以承受的债务结构。而这个债务结构最终却随着膨胀过的住房资产价格跌落，而陷于崩溃。导致这一债务泡沫的第三个因素，是不正常的银行体系，它导致一个影子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个影子银行系统被培育得越来越大，并最终超过规范的、投保的商业银行。通过这个影子系统，商业银行能够使各种类型的贷款和投资都不在账面上表现出来，这是标准的“安然风格”。
在这个影子系统中，银行可以在不具备足量的资本储备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结果，他们能在这个失范的系统下，借出高达他们实际资产30、40甚至50倍的资本，用来投资股票市场与各种新的外来的债务产品，如债务抵押债券和信用违约互换等各种金融欺骗行为——其中许多是基于对住房抵押贷款进行包装与再包装。这些都被吸纳为一种投资的手段，而不管其中蕴含着大量潜在的有毒债务——如价值9000亿美元的次级贷款。
失范的银行系统为资产膨胀提供了大量的信贷资产，并且在创造了这些新的信贷工具以及按揭证券的情况下，导致了一场投机性狂热，驱使价格越来越高。与此同时，这些不受管制的手段十分复杂，没有人真正知道它们的实际价值。起初，这种设置给银行带来了丰厚利润。于是这种疯狂的供应抬高了资产价格，并创造了一种人人都渴望参与的环境，为不可避免的崩溃搭好了舞台。随着住房市场南移，房市终于陷于崩溃。
债务性贸易体系的终结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那种贸易体系，总是难以持续。所以它会持续多久，往往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而目前，这场危机发展的程度，已使它不可能持续下去。美国已产生了巨大的贸易赤字，而这是通过国外借款即国际货币储备的资助来缓解的。如果美元不是国际储备货币，那么这种贸易赤字竟然能够持续这么多年，将是不可思议的。现在既然世界经济已经陷于衰退，那么美国很可能会运行更高的赤字预算。这些赤字当然也会随着美国军费的扩大而增加。如果算上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的附加费用，美国军费已经从2000年的一年3000亿美元增加到现在一年超过8000亿美元。这项开支最主要的部分，被美国用于耗资巨大的纾困救急计划。这意味着，为应对各种可能性，它会在来年运行7000亿美元甚或更多的财政赤字。
这些钱从哪里来呢？目前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储蓄，尽管将来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是中国、日本及其他国家，极有可能不再为美国一年7000或8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提供帮助。因为在美国财政的资产负债表中，巨大的国家债务已从布什上台时的5万亿美元增长到今天的11万亿美元。尽管此时的美国国债仍然是一个避风港，但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已不可能继续资助这一债务。因为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中国的贸易盈余将受到很大影响。
中国的人口只消耗了他们生产的35％，其余部分都被用来进行再投资和出口。在世界工业体系，中国经济的回报率最高。但是现在，它的出口市场正面临着压缩——出口量已开始出现下滑。因此，希望中国继续对美国提供大量资助已成为一种妄想，尤其是现在美国的利息率已降到谷底。因此，当美国正在建立一个巨大的预算赤字时，它便不再能够运营一个巨大的贸易赤字，更不要妄想在国外借款的基础上使两者同时存在。制度将不得不进行改组和调整。同时，美国可能会对直接的外国投资更加依赖，尤其是像中国、日本这样掌握了大量现金储备的国家。这便是我们为什么讲“这不仅仅是一次典型的周期性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所在。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各种矛盾．在同一时间突然爆发了，并不得不在当下得到解决。
政府干预
有一些右翼人士认为政府干涉是“社会主义的”。甚至连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同意英国的纾困计划后说道，“政府拥有任何一家美国私有公司的股份，是许多美国人所反感的，包括我在内。”因为生活在纯粹的银行家与投机者世界中，他显然还没有看到这样一种民调：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拥有单个纳税人的健康医保以及更好的社会服务。
我们必须非常明确：为解救资本主义于其自身矛盾中的国家干预政策，在任何意义上也谈不上社会主义。美国政府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府，供职于它的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人。比如，保尔森就曾经是高盛公司的一名高级经理人。政府以资产阶级的方式思考问题；它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并戴着资产阶级的眼罩看人看事。其实，正是政府放松了对银行系统的管制，特别是得到以下几位人物的推波助澜，如阿兰·格林斯潘、罗伯特·鲁宾和劳伦斯·萨默斯。他们都做着同样的事情，就是放松对银行的管制，并维护无约束的债务贸易体系发展。事实上，正是政府与其政策的放纵导致了这场灾祸的发生。政府在主持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使财富由劳动流向资本，它还减免了富人们的大量税收，并鼓励宽松的信贷和债务支出。因此对于这场经济危机，政府与银行家们负有同样重大的责任。
此外，直到10月中旬，政府对金融崩溃的应对措施是完全不够的。从两年前开始，这场危机就已经开始演变并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而几个月以来政府却一直拒绝承认此问题的深刻性，所采取的应对行动，不是太少，就是太晚。迄今为止，已经出现过五次不同的特设救援尝试，其中包括削减利率与对银行开放廉价信贷，以及收购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之后，保尔森又允许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此举引发了更深的金融恐慌。再往后便出现了美国国际集团的纾困计划，导致了保尔森用于购买银行不良资产的700亿美元纾困计划。现在到了试图稳定金融体系的第六次尝试——在10月中旬决定调整银行资本并使其部分国有化——这是由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发起的一个计划。最终这或许能使银行贷款解冻。
在以上各种特定尝试中，官员们都认为这是一个资金流动性问题，而不是破产问题。所以他们认为，问题只是把钱注入银行系统，以使其能够互相贷款。但是，这些银行都拒绝贷款给对方，因为他们知道，其他银行的账面资产和自己的一样糟糕——这很容易导致违约。这就是所谓的“交易对手风险”：银行担心，其他银行正处于破产边缘，因此不会给他们贷款。当雷曼兄弟公司在9月中旬被允许倒闭，这种厌恶风险的心理达到高峰。这便是9月下旬到10月中旬信贷崩溃的导火索，而信贷的崩溃很快引起世界各地市场的连锁反应。
华盛顿的决策者们犯下的另一个失误是，他们拒绝对住房危机作出任何解救。当贝尔斯登公司在2007年3月倒闭时，纽约时报发表了社论，自由派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也写了一篇专栏，他们都认为，政府保护银行系统是必要的，但是它无力拯救已经过度膨胀的房地产市场。这种观点一直是政府政策的着眼点，也是政府为什么对止赎无动于衷的原因。然而，正是房产价格的紧缩，使按揭证券与其他贷款卷入危机，而且正因为此，银行陷于破产。政府在试图拯救不良债务持有者的同时，却在允许造成这种不良债务的问题继续恶化。
几个月以来，政府一直拒绝调整银行资本。相反，他们对银行家们宣称：我们将会以通胀价买下你们部分的坏账，以此方式给你们资金支持。在试图恢复贷款的尝试中，这是最糟糕的一种。因为银行可以贷出高于自身资本十倍的数额，而从它们那里购买坏账的方式却远达不到同样的效果。事实上，没有人理解保尔森计划的意义所在以及它将如何运行，而且他可能永远无法解释清楚。就连英国首相布朗也公开指责，这种计划毫无价值。仅仅在英国之后，保尔森才决定接受局部的（也是暂时性的）国有化计划，然后欧洲也开始效仿。
所以，保尔森对这场危机的深化负有一定责任。在正常情况下，他会被要求修改条款。但是，在这个国家存在着一个政治真空。布什政府什么也没做；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仿佛仍在19世纪；而民主党人小心翼翼地备战选举，生怕作出任何影响选举的举措——所以最终他们都什么也没有做。一直是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填补这一真空，并且是保尔森一直执行着经济政策。
现在伯南克宣称，他过去一直在为银行资本重组而努力。但是，保尔森和布什否决了这一主张，理由是它代表了部分国有化；他们不希望政府拥有银行股份。保尔森曾对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这样说道：“有些人说我们应该去介入银行资本，把持优先股……但是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不介入、不担保、不注资，并且有各种各样的提议要求我们那样做，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利用市场机制。”今天，保尔森唱着完全不同的反调。
经保尔森加工过的部分国有化计划，是要给银行划拨现金而不管它们如何去花这些钱。银行将能够相对自由地去做它们想做的事，因为国家将要购买的是一种没有投票权的股份。用韦斯曼的话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没有公共控制的公有制”。保尔森的新计划建立了极低限度的规则，要求参与的金融公司只需要阻止“不必要的。过度的风险，因为它威胁到金融机构的存在价值”。从本质上来讲，那些银行因为无约束的挥霍性投资使我们陷人今天的僵局，然而它们正接受政府委托，再次实现“自我调节”。我们怎样才能阻止银行挥霍国家资金？它们在继续亏空数千亿美元，继续支付股东和管理层工资，而不用这些钱来重新启动借贷。正如韦斯曼所指出的，“银行没有义务用得来的这些钱去提供借贷。银行也没有义务与借款人就抵押贷款一事进行重新谈判——即使有惊人的1／6的房主欠下了远高于其住房价值的欠款。”
如果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国家不愿对银行行使太多控制权。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的例子。在政府掌控了该公司80％的股份后，该公司被允许斥资数百万美元，用来游说国会在新的联邦法案中放宽某些规定，而该法案本是为严格按揭监督而建立的。
因此，无论是从什么角度，政府都是同最富有的资本家们沆瀣一气的。我们已经处于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中，而且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场，这在一年前就已经很明显。然而直到今天，政府都只在下意识的基础上作出特设的反应，使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国家干预的局限性
这是一场国际性危机，但是我们缺乏一个能协调各方反应的国际政府。没有政府会保护国际上所有的银行。每个国家都在试图挽救自己国内的银行。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每个国家都被迫采取行动，并且危机的规模迫使他们最终采取同样的行动。据估计，美国迄今已拨出4至6万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用于经团努力，而欧洲也已拨出了2.3万亿美元。但是，国家间并没有多少合作，因为这些行动只是为了使自己不落后于国际上的竞争对手。然而，每个国家实际上只控制着世界一体化经济的一小块。因此，国家干预或许能够减轻国内危机的影响，但是并不能阻止国际性的经济衰退。
直到现在，唯一有可能协调国际行动的是美国，但是它没能完成这一使命。它提出的计划不尽合理，所以在国际上未能得到认真对待。现在，有一种共识，即只有大规模的资本重组和国家对银行间借贷关系进行担保．才能解开金融系统的死结。英国政府正在进一步提供担保，对象不仅涉及银行存款，还涉及所有银行间的贷款。然而在美国，保尔森拒绝这样做。他仍在试图保护影子银行体系。
与此同时，老牌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行动似乎就要发生了，而其中并不包括“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些较富裕的国家会觉得压力会相对减轻，而更多发展中国家（除去中国）则会觉得压力变得更重。正如李·苏斯达在《社会主义工人》中写道的，“一旦银行有效实现国有，那么金融体系的健康度将会取决于各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因此，那些又小、负债又重的国家，比如东欧与拉丁美洲各国，回旋余地将更小，并很可能会面临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如果纾困计划恢复了借贷环境——在本文发表的时候可能已经这样做了，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因为即便银行再开始发放贷款，它们也只会拿出极少部分的资本，因为它们还要处理按揭证券带来的损失——雷曼兄弟公司在商业房地产下跌后陷于破产；美国国际集团在9月中旬需要850亿美元的纾困救助，用以支付其信用违约交换（CDS）；或许还会出现其他损失。在汽车贷款、商业建筑贷款、兼并收购贷款中，银行还会出现更多损失。同住房领域一样，在其他领域的整个信贷结构同样是一团糟。许多质量低劣的贷款，没有文件或定金，已扩展到私人股本公司和对冲基金。这些贷款即将到期，而银行也不能为它们推出新贷款。于是，各种各样的垃圾债券和杠杆收购交易，也将走向破产。
整个银行系统正接受重新评估。银行不会再被允许贷出其本身30或40倍的贷款。贷款的比值会被限定在10倍以内。这便意味着信贷紧缩。正如资产通胀和信贷泡沫延长了繁荣，并创造了大量虚拟资本；那些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的毁灭，将会延长经济减速。
金融危机对美国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影响
美国在世界经济、军事以及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力都在下降。“华盛顿共识”已风光不再，尽管其曾使贴有美国标签的经济与意识形态在世界体系中大行其道。现在的美国不再有能力对世界其他地区任意发号施令。世界曾经是美国的世界——美国主宰着世界贸易体系以及贸易规则的制定，并通过其世界上最强大的银行业系统支配世界经济。但是现在，这些已成为历史。
美国的军事霸主地位依然不可撼动，但其维系这种地位的经济能力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资金支持面临着压力。况且美国的军队正陷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中，在中东地区的颓势正消耗着美国大把大把的资金，并使军队面临尴尬的处境。在这种时候，美国已没有必要再去插手诸如朝鲜、叙利亚这样的所谓邪恶轴心国的事务。它也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地应对俄罗斯在格鲁吉亚事件中的强硬立场。事实上，我们正见证着华盛顿共识与布什主义的同时崩溃，而这两者正好是美国在经济和军事政策上的两大支柱。
美国的统治阶级将不得不重新审视其政策制定与方法选择。这些在总统大选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审视。麦凯恩和奥巴马以及他们的竞选团队都对此问题保持沉默，或许是因为在激烈的竞选中，他们都想尽力回避作出任何有困难的决定。但是，或早或晚，一切终不可避免会得到重新审视。
尽管如此，想要讨论出下一步该怎么走仍是件难事。因为这场经济危机才刚开始，我们还不知道它对其他国家会造成怎样的冲击。例如，俄罗斯人认为在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国以及外高加索地区应属于其势力范围，当美国人试图侵入该地区时，俄罗斯采取了强硬的政治立场。而这一立场的形成得益于俄罗斯近年来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这些是石油与商品市场的繁荣带来的。因为经济的繁荣稳定，使俄罗斯拥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美国货币储备，仅次于中国和日本。据说这些钱足以用来实现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在几个月之前，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但是，石油价格下降，使俄罗斯产生了严重的信贷紧缩。而俄罗斯股市现在是世界上最脆弱的，在2008年10月，由于银行危机的影响，股市在两周之内关闭了三次。所以，虽然我们在几个月前还可以谈论复兴的俄罗斯，但是现在却不行了。
与此相似的是，德国财政部长施坦布吕克在9月底声称，美国将不再是世界金融超级大国，而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多极化的世界。在接下来一周，当法国倡议一项类似于“保尔森计划”的联合救助计划时，德国拒绝加入，于是引发了欧洲市场的信贷紧缩。德国人认为，这场危机只是美国的危机，与德国无关。但事实上，德国的银行系统可能更加脆弱，因为它们比美国的银行业受到更大影响。德国一直存在着过度膨胀的资产。最终，在10月中旬时，德国承诺投入6790亿美元来重组银行业。这足以证明其银行危机的严重性。
美元的地位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三个月前，美元汇率开始下滑；最近，随着经济危机在国际上蔓延，美元出现了一次强力反弹。所以，当前的问题是，经济危机怎样影响着美国与其他各国，以及它们怎样对彼此产生影响。
我们知道，国际军事力量的平衡上将发生大的变动。我们也知道，美国一直为其夸张的军事实力而沾沾自喜。这恰恰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和布什主义能够大行其道的深层原因——因为美国不仅有能力发动先发制人的入侵，甚至有能力随心所欲地占领这些国家。但是现在，这样的观点不再适用。所以在全球范围内，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将必然发生大规模重组。但是，在这场金融危机初期，我们还很难对重组后的国际图景作出任何预测。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不仅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同时也是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危机。
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将会发生大量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冲突。早在这场经济萧条开始之前，多哈多轮贸易会谈就已经陷入破裂。因为西方的G8集团希望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更多市场，而自己却不愿作出任何相应的政策性让步，这自然引起了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各个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来保护自己免受竞争对手的侵害。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将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它们正试图让工人阶级为这次危机买单，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阻力和阶级斗争。它们也会试图让其他国家来分担此次危机的代价，于是又会带来国家之间的对抗。现在我们只能作出这样大体性的概括，想要描绘出细节性的场景为时尚早。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我们将会得出更深入的认识。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努力提高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并试图将自己确立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过去25年间，尽管美国保持着高于其竞争对手（日本、欧洲）的经济增长率，却落后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此外，美国为了维系其经济环境而陷入了债务之中。其结果是，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已经失去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现在美国将不得不进行调整，这将涉及试图提高剥削利润率的企图——即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进一步降低工人工资以及福利待遇。我们已经在汽车行业中看到这种情形，在许多情况下那里的工资已经被减少了一半。与各个竞争国相比，美国将会变成一个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在它的汽车行业中，工人的工资可能只相当于德国同类工人的1／3。它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只是英国、法国、德国、爱尔兰的一半。新自由主义的矛盾已经加重了贫富分化并加深了美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并且为了摆脱危机，他们会更进一步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
危机中凸显的问题
在当前，经济上的动荡正导致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不稳定。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相应地觉醒。直到目前，人们一致认为这一次经济衰退主要体现在房市的下降以及去年食品与石油价格的猛涨上。现在他们的养老金正遭受着巨大损失，也就是说，由于房产价格与养老基金等的持续下滑，美国工人阶级的那点积蓄正消失殆尽。人们的收入在锐减，而公司裁员却越来越多。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大家对银行业系统以及政府部门已经失去了信心。有些人将希望寄托于奥巴马的当选，只希望他能够带来任何政策性的改变，因为人们对现存的政治机构与政治家集团已经失望透顶。在奥巴马之外，我们很难找出另一位能带给我们这种希望的角色。事实上，普通民众并不会热情地颂扬自由市场——对于市场，他们会选择接受，但并不会陷于吹捧。现在人们看到的是，自由市场陷于彻底失败，而政府干预是必需之选。
政府必须出面干预，这不仅是银行家们的共同看法，也获得了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支持，除去那些日益边缘化的保守派以外。此时出现了一种质疑声音：究竟什么才是具有普遍性的自由市场思想？而这种思想恰是美国媒体与大学普遍坚持的观点。这些人坚持着这样的看法，即政府干涉是错误的，市场是万能的，自由的全球化将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今天，这样的观点就在我们眼前彻底崩溃了。
用什么样的观点来取代它呢？传统的自由主义或许能作为直接的替代物，民主党将在大选中取得完胜，他们会拿出一个替代性的经济计划。他们会出台一些刺激经济的计划，比如说投入更多失业救济金、更多基建支出。总之，他们会号召更多人来分担此次危机中的损失。亿万富翁们肯定不会作出这样的号召——你需要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来作出这一呼吁。迄今为止，一直是布什政府对战争问题与经济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罪魁祸首是右翼。现在你们将会迎来自由主义的掌权，无论它能否实现如下期望——诸如缓和裁员危机、增加失业救济金并停止止赎——它都将重塑美国政治。
这场经济危机并不意味着只有左翼会获得发展。右翼的力量同样会获得增强。在澳大利亚，极右势力获得了30％的政治选票。在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者正在联合政府中引进种族主义法律来对付罗马人（吉普赛人）。在南非，出现了对来自于其他非洲国家难民的大屠杀。右翼还会采取更多肮脏的政治行动，这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危机。这已不是传统的右翼势力，而是一股新的权利集合体，它将笼络各地反移民的种族保守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右翼民粹主义。
另一方面，已被边缘化了几十年的左翼终于获得巨大的发展契机。这场自由市场的灾难，使我们更有论据来争论资本主义的必然失败以及基于人类需求的制度更替。自由市场，据一些人推测，其在1989年便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给我们带来了“历史的终结”。事实果真如此吗？它给人们带来的，除了无尽的痛苦与对数百万人的迫害，还有什么？在它的迫害下，人们陷于贫困、饥饿、失业与疾病。但是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对自由市场理念的狂热推崇，资本主义的社会安全网并不会首先解决这些问题。
人们难免又要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一个政府代表的是企业主、银行家与实业家，而不是工人与广大群众，那么当它行使政府干预手段时代表着怎样的含义？这样的国家是用来实现资产阶级目标的工具，为了实现资本重组，它甚至会遏制其自身一些过度的行为。但是它的目标是维持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劳动人民受到少数资产阶级统治，并受到其剥削。正如我们曾经提到的，部分的资本重组过程将涉及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进一步剥削。与此同时，国有化的出现使我们有理由反对大规模的私有化，使我们有力地阻止公立学校私有化，甚至使我们主张建立国有化的医疗保障。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国有化——实质上，是为了扶植银行家与实业家，通过牺牲我们的利益来实现国家干涉，而此决议过程中没有任何民主——与之前相比并不会带来多大改善。自由主义将会接受这种国家干涉的观点。我们必须要求这种国家干涉作出一些改善，至少要能够接受群众监督与下层参与——以使这种干涉用来改善医疗保障、教育、失业救济金，防止止赎，等等。
现在左派必须做好两件事：第一，必须兴建或者说是重建左派，使其在国家中时刻准备好投身于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抗争的前线，无论是反对裁员、防止止赎，或是反对削减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第二，左派必须作好参加任何捍卫工人阶级利益斗争的准备，并针对自由市场及其捍卫者保守派和自由主义，建立起一套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相应替代物。左派必须利用此次经济危机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攻势，并争取建立起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主义左派。
- 作者：乔尔·戈伊尔
- 张寒 摘译
-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2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