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文件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在近代史上占最重要地位的事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几大流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中国革命事变中，目前共产国际的正式领袖斯大林，把他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人为的 原因，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文件，已经散落，消失和被遗忘了。有些则被精心地封存起来，以防止被群众看到。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要藉助于斯大林及其亲密助手们的文章和讲话，藉助于他所授意的许多共产国际议决案，来重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重要阶段。为 此，我们要引用苏共党内反对派档案库中所藏的原始文件。我们特别要引用一个当权派干部其塔罗夫（注一）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后来也 被当权派藏匿起来，以便不让党内更多的人看到。读者们会自己看到其塔罗夫的证词有如何惊人的意义，他是一个年青的职业官僚，跟着斯大林路线爬上来的投机分子。他曾是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现在已经是少年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

为了使事实和引证更为明了，我们以为重温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最重要的事变经过，对读者是非常有用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第一次政变。
一九二六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一个从国民党派来的蒋介石代表参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行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左派」国民党在长沙实行反革命的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宣布：留在「左派」国民党内，是中共党员的责任。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采取暴动路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
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宣布在中国采取武装暴动与建立苏维埃的路线。
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放弃把武装暴动当作中共现阶段的主要口号。

一．四个阶级的联盟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建筑在”四个阶级联盟”这一理论之上的。下面，是在柏林出版的流亡孟什维克[1]派机关报对这种政策的赞扬：
「四月十日（一九二七年）马丁诺夫[2]在「真理报」上，极有力地并且……十分”孟什维克”式地，论证了官方立场的正 确。就是说，确认了保持四个阶级联盟的必要；确认不要急于打倒联合政府，因为在这个政府里，工人正与大资产阶级坐在一起主持工作；确认不能过早地把「实现 社会主义」的任务放在联合政府的面前。」（「社会主义报道」第八号第四页，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究竟像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且摘引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央机关报中的一段吧：

「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广州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罢工法，在这条法律中，禁止工人示威游行时携带武器，禁止逮捕商人和企业家，禁止没收他们的商品，建 立强迫的仲裁委员会，调节劳资冲突。这条法律中的许多条款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但是与这些条款并列的，还有其它的条款，比如限制罢工自由的条款。革命战争中为保卫革命的最高利益，工人阶级必需实行某些自我限制，但上述法律的某些条款就超过了自我限制的必要程度。」（「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九号第四百零八页。）

在资产阶级放在工人脖子上的绞索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有利于工人的蜘丝马迹（「条款」）。这根绞索的缺点，只是在于太紧了，竟超过了[（为防卫中国资 产阶级的）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了。这就是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刊物写的东西。谁写的呢？马丁诺夫。什么时候写的呢？二月二十五日，离上海大流血仅仅只有六个星 期。

二．斯大林心目中的革命前途

蒋介石在领导革命，斯大林把他当盟友；革命的前途，在斯大林看来，是怎样的呢？底下是他那众多相关讲话中之最不丢人现眼的一部分（那最可耻的部分，从未公开发表过）：
「中国的革命军（即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进展，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它的中国走狗的 打击，与此同时，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也因此会得到集会、罢工、出版与组织的自由。」（「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四十六页）

蒋介石的军队，据斯大林说来，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牠给全体人民以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

那么，为使革命成功，需要什么呢？很少：

「青年学生（革命的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假使能让他们都从属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之下，那么，所有这些人就会化作一股巨大力量，推动革命飞速发展。」（同书第五十五页）

这样说来，共产国际的任务，不是把工人和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相反，是怎么样更好地把他们附属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在斯大林这篇文章写成和发表的日子里，蒋介石正在用苏联援助的军火，率领着从属于他的工农，「飞速地」走向……上海大屠杀。

三．斯大林与蒋介石

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政变以后（那时我们的报纸对此避而不谈），共产党就沦为国民党彻头彻尾的附庸了，当时，中共还签订了一纸誓约，保证不批评三民主义。然后，蒋介石－－好一个精彩的细节！－－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做它的正式支部。在准备作工农刽子手的同时，蒋介石需要世界共 产主义运动给他作掩护。他得到了这种掩护。蒋介石与胡汉民领导下的国民党，终于以列席的资格被共产国际批准加入了。当蒋介石紧锣密鼓地筹划反革命政变时， 他也没有忘记和斯大林称兄道弟，比如说，互赠像片，以示友谊永固。作为这种友谊的象征，苏共中央委员，当权派的布勃诺夫（注二），曾专程来中国拜望蒋介 石。顺便说一下：布勃诺夫到达广州的时候，正赶上蒋介石发动的三月二十日事变。布勃诺夫有什么反应呢？他要求中国共产党服从国民党，并且保持安静。

上海大屠杀之后，共产国际上上下下的负责干部，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企图否认刽子手蒋介石曾是共产国际的一员。这些大人先生甚至脸红脖子粗地断言，国 民党压根儿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政治局就此事表决时，以压倒性多数（托洛次基一票反对）批准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国民党代表 邵力子「同志」参加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那次会议正好谴责了左翼反对派，而在邵力子的与会发言中，却有这么几句话：

「蒋介石同志在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中指出，假使中国革命不能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那么革命成功一定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奋斗的目标，不是在中 国国民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统治，如同西欧当年所建立的资产阶级统治一样，或是如同现在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统治那样（只有苏联除外）。……我们都相信，在共 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国民党一定会完成牠的历史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记录（德文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三○三到四○四页。）

这就是一九二六年秋天第七次全体会议的真实情况。在这以后，共产国际的一员，「蒋介石同志」，就是那个发誓要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解决一切历史任务的蒋介石，真地解决了一个历史任务：血腥镇压革命的任务。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说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第七次全体会议对中国革命进程的预测，已经被最近的一切事变，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证明了，并且是完全正确的。假使这是黑色幽默的话，发明它的人一定是个天才。不过我们决不可忘记，这种幽默浸满了上海工人的血。

四．列宁的战略和斯大林的战略

对共产国际对在落后国家的任务，列宁是如何看待的呢？

「在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常常企图把共产主义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对类似的企图，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列宁去世以后，国民党用「在中国不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空头允诺，竟也被准许加入共产国际了。莫非这就是在执行列宁战略？

显然，列宁也承认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作暂时联盟的需要。但是同样很明显的是，他主张的联盟，不是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上层联合，藉以欺骗和出卖革命 性的小资产阶级（比如农民与城巿小巿民）民主运动，而是与聚集在形形色色组织和派别里的群众进行联盟，以反抗民族资产阶级。那么，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的联盟，照列宁看来，究竟是怎样一种方式呢？对于这个问题，他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写的大纲上，做了答复：

「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暂时的联盟，但是决不能与牠混为一体。即使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阶段，也一定要无条件地保持自身的政治独立性。」

斯大林命令共产党与国民党合并，然后又批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所有这些，都是打着执行列宁主义的的旗号干的。

五．蒋介石政府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广州第一次政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一年后，对蒋介石政府是怎样占计的呢？从政治局委员们的公开言论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加里宁在莫斯科高次纳克工厂的演说：

「中国的各个阶级，自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都深恨外国资本的走狗－－军阀；对于中国的所有阶级来说，广州政府就是全中国的国民政府。」（「消息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几天以后，在电车工人集会上，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鲁祖塔克也有个演说。「真理报」的记载是这样：

「鲁祖塔克同志，在谈到中国形势的时侯，指出革命政府的后面，有中国所有阶级的通力支持。」（「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

类似的话，伏洛希洛夫也公开讲了不止一次。列宁把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从小资产阶级”理论”垃圾中清理出来，真是徒劳无功。不肖门徒们在很短的时期内，竟拿双倍的垃圾把牠掩盖起来了。

迟至四月五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圆柱厅里演说，还坚持共产党应留在国民党内，而且他还否认这个同盟者有什么叛变的危险。他说：「鲍罗庭在那儿干得不错，没啥可担心的」。他演说一星期后，四一二上海政变就发生了。

六．上海政变是怎样发生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一份特别有价值的证词，那就是其塔罗夫在联共第十五次大会的发言。他支持斯大林的路线，同时也是 中国革命的目覩者。从中国回来时，正赶上党代会，他参加了大会并且有一个报告。报告中最重要的部分，都在公开发表时被删掉了，其塔罗夫本人也同意这么做： 真实情形自然不能公开发表，因为牠证明了反对派对官方路线的一切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不管怎样，还是听听其塔罗夫的发言吧（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第十六次 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国革命的第一道大伤口，便是四月十一到十二号对上海工人的屠杀。关于这个政变，我会较详细地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党内很少有人晓得牠。在上 海，曾经有过二十一天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存在；在这个政府里面，共产党人占多数，所以我们可以说，上海曾有过二十一天的共产党政府。但是，这个共产党政府表 现得十分消极，虽然蒋介石早已在准备政变，每天都有爆发的可能。

首先，在很长的时间中，这个共产党政府都没有开始工作。它一会儿说，政府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不愿工作而且怠工；另一会儿又说，武汉政府并没有承认上海巿政府的成员名单。这个政府的全部活动，便是颁布了三个命令，而其中之一，就是筹备盛大仪式欢迎快到上海的蒋介石。

这时候在上海，军队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尖锐。例如，大家知道，军队（托洛次基按：也就是蒋介石的军官们）眼看着工人流血牺牲，而不肯伸出援 手。军队早就逼近了上海，但在市郊停了下来，坐山观虎斗，因为他们知道工人正在与鲁军作战。他们希望工人的力量在起义中被消耗掉，所以故意延迟进城。进城 以后，在这些军队当中，有一个师是同情工人的左派－－那就是广东军的第一师。师长薛岳与蒋介石的关系很糟，因为蒋介石知道他同情群众运动。薛岳出身于社会 下层，他最初是一个排长，后来才作师长。

薛岳来找我们的上海同志，告诉他们，一个军事政变已经准备好了。他说，蒋介石把他召到司令部去，极冷淡地命令他带领全师离开上海，到前线去。薛岳决 定不再到蒋的司令部去了，因为怕被诱杀。薛岳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希望我们配合他反抗蒋介石的命令（注三）。他已准备留在上海，并且打算与上海工人共 同作战，以对付酝酿中的军事政变。对于这个提议，中国共产党的负责领袖们（陈独秀同志也在内）表示，他们已经知道在准备政变，但是他们不愿意与蒋介石作过 早的冲突。这样，第一师便调出了上海，他们的防地被白崇禧的第二师占据了。两天以后，上海工人便被大屠杀。」

为什么要把这种真实而且生动的陈述，从公开发表的记录中删去呢（三十二页）？因为刨根究底起来，该对这一后果负责的不应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说：

「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工人没有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主动决一死战。反对派不懂得，中国革命是不能发展得太快的。牠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利的条 件下，盲目地投入到决定性的斗争中去。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战（当可以避免的时候），就等于是帮助革命的敌人……」

斯大林这一段演说，题名为「反对派的错误」。在上海的悲剧里，斯大林竟也能把”错误”的大帽子扣到反对派头上来。实际上，当时反对派还不知道上海的 具体形势。就是说，还不知道三月到四月初，形势仍然对工人那样有利，虽然在这之前，共产国际的领导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与罪恶。从其塔罗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得 很清楚，即使那时的形势，还是有救的。上海工人取得了政权，他们的一部分已武装起来，而且有巨大的可能，更广泛地武装他们。同时，蒋介石的军队并不可靠， 有一些部队，甚至高级军官，也倾向于工人。但是一切的一切，都被上面既定的方针路线束缚住了，动弹不得。中共党人不是准备与蒋介石作殊死的斗争，而是鸣锣 打鼓开欢迎大会向他庆祝胜利。斯大林从莫斯科坚决要求中共：不仅不要抵抗”盟友”蒋介石，相反的，你们要向他表示忠诚。怎样表示呢？躺下来装死。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全会上，斯大林仍然为他让上海工人不战而降的政策狡辩，他说这是出于现实的战术考虑，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投降战术”，已经让 上海的无产阶级和革命运动被当头一棍砸得半死了。半年以后，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斯大林在上海问题上干脆一言不发。大会代表延长了其塔罗夫发言底 时间，让他有机会做完对中国事件的报告，因为报告的内容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不过，对付类似的小麻烦，史大林自有一定之规，就是把其塔罗夫报告中 最关键的段落，从公开出版的大会记录中删去。我们在这里，第一次把这份堪称历史性的文件全文发表出来。

关于其塔罗夫的报告，还发生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在发言中，尽可能把中国事变的进程说的含糊不清；实际该对失败负责的的最高决策者们，也被他掩盖 得很好。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其塔罗夫便挑出陈独秀的责任问题，大做文章。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苏共中央的多数派一直在保护陈独秀，回击苏共党内反 对派对陈的批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陈在忠心耿耿地执行他们的指导方针。当陈独秀同志不再愿意作那缄默的替罪羊，而是渴望光明磊落地讨论中国革命失败的原 因，共产国际的一切写作班子，所有的秀才们，就全都扑上来围攻陈独秀。这并不是因为他对革命犯了致命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不愿继续欺骗工人，不愿再作斯大林 的挡箭牌。

七．斯大林·国民党·”新鲜血液”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大约是上海政变三个星期以前写道：

「国民党的领导层，由于缺乏带有革命性的工农热血，正在生病，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帮助它得到这些新血。到那个时侯，形势就会有根本的不同。」

真是一语成谶！国民党需要「工农热血」，而中共的「帮助」是不遗余力的。1927年的几个月里，蒋介石与汪精卫，得到了太多太多的工农热血……

当谈及斯大林政策中对蒋介石的态度时，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宣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在中国革命上一个阶段，是绝对正确的。仅就北伐的成绩而论（！），牠已给了这个策略一个历史性的证明……。」

北伐的成绩！斯大林很喜欢这类带血的幽默，不过，血通常是别人的。北伐的确成功了，只是有一个小仳漏：成功的北伐意外地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讨伐，仅 此而已。上海工人的头颅和热血，不能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大人先生们，有任何的警醒。不仅如此，他们还费尽心机，想把别人的眼睛也蒙起来。

八．斯大林的新试验：与汪精卫合作

其塔罗夫的演说，还删去了下面一段极重要的文字：

「上海政变以后，每个人都很清楚，中国革命正在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资产阶级正在背离革命。这一点所有的同志都承认了，并且立刻公开下了结论。但是有 一件事，他们却没有看到。那就是，虽然资产阶级正在背离革命，然而武汉政府，连想都不想离开资产阶级。不幸，我们同志中的大多数，不了解这种情况，他们对 于武汉政府存有许多幻想。他们把武汉政府几乎当作工农民主专政的典范、标准模式。」（这一段被删去的演说，在大会记录中三十三页）

「上海政变以后，很显然，资产阶级是在背离革命了……」。

假使事变不是那样悲惨的话，这倒是令人发笑的事。斯大林解除了工人的武装，然后蒋介石砍瓜切菜一般把他们屠杀了；再然后，我们党里的事后诸葛亮们， 总算是「懂得了」资产阶级在「背离」革命。但是，斯大林虽已承认他的盟友蒋介石已经背离，他还照常命令中共依附于那个武汉政府，按照其塔罗夫的报告，武汉 政府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离开资产阶级」的。不幸「我们的同志都不懂得这一点」。哪些同志呢？是不分日夜忙于阅读和执行斯大林电报指令的鲍罗庭吗？其塔罗夫 没有举出任何名字来。他是个聪明人，懂得”革命诚可贵，乌纱价更高”的道理。

这里，让我们再听听斯大林怎样说吧：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现在南方会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个中心。一个革命的中心在武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在南京。」

「这就是说，武汉革命的国民党，领导着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牠会在实质上转变为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知道，”工农民主专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了！

斯大林继续说：「因此，在现阶段，在国民党内部，推行左派分子与共产党员密切合作的政策，具有特殊力量与特殊意义。……没有这样的联合，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二五至一二七页）

不与反革命匪帮－－「左派」国民党合作，「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斯大林一步步地－－在广州、在上海、在汉口－－”保证革命胜利”的方法。

九．打倒左翼反对派，国民党万岁！

共产国际对于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是怎样看待的呢？牠的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在弹压呵斥左翼反对派的百忙当中，对于这个问题，给了一个明白的答复。

「共产国际以最坚决的态度，驳斥那些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中国国民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无产阶级直接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合作」。

如此这般，斯大林设想的「工农混合阶级政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眼里，十分正确地在国民党身上实现了。

小有名气的拉菲斯，当年俄国内战时，在乌克兰一个白匪政府里作过部长，白匪败了，他来投奔革命。如今是斯大林的红人，在中国督导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在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上写道：

「我们俄国的反对派，众所周知，也主张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把这种观点贯彻到底的话，早早晚晚必然要拾起一九一七年托洛次基宣传的那个著名口 号：「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把这个口号用在中国，就成了：「不要军阀，要工人政府」。幸好，我们的反对派暂时还没走到这一步。」（「无产阶级革命」五 十四页）

拉菲斯讨厌「不要军阀，要工人政府」的说法。分析他和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倒是可以替他们归纳出下面几条口号：「不要工人，要蒋介石！」「不要农民，要汪精卫！」「不要反对派，拥护国民党！」。

十．斯大林再度解除中国工农的武装

在中国革命的武汉阶段，我们的党和国际领导层是怎么”保证革命胜利”的？听听其塔罗夫吧。底下一段，是我们在公开发表的十五大记录中读到的：
「在整个武汉阶段，中共中央的政策是什么？牠的政策归结为”后撤”两个字……
在革命中，在革命斗争最紧张的时期，共产党拿”后撤” 两个字指引牠的工作。在这个口号之下，中共先后放弃一个个阵地而无所作为。以下一些事实都是属于这种放弃的：

同意把中共掌握的所有工会、所有农民协会及其它革命组织，转交国民党领导；不得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准许，不单独行动；自动解除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散武汉重子团（注四）；在国民政府的领土以内，基本上所有农民协会都被反革命势力摧毁了；诸如此类。」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里描写得极其明白：牠的领导，实际上是帮助「民族」资产阶级，摧残人民起义，屠戮优秀的工农战士。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的真象。底下是被删除的一节其塔罗夫发言：

「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负责同志，中国同志和非中国同志，发明了所谓后撤理论。他们说：反动派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压过来，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后撤，以保留合法工作的可能；假使我们后撤，我们是能保持这种可能的，假使我们起来自卫或者主动进攻，那一切就全完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在中国，武汉的”左派”国民党开始大规模地围剿、消灭工农运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说：「土 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汉口的国民党及汉口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心。」（记录（德文版）第七十一页）

一个工人，用书面提出问题，问为什么在武汉不建立苏维埃，斯大林答道：「很明显，谁现在要求在武汉地区即刻建立工人代表大会，那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中的国民党阶段，就是冒险主义，就是给中国革命制造极大的困难。」。

但是，中国革命不是已经遇到极大的困难了吗？这又作何解释呢？

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和学生的谈话中，斯大林说：

「在中国，一般地说来，工农代表大会是不是应当建立呢？是的，应当的，绝对应当的。可是牠的建立，要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以后，要在土地革命深入开展了以后，要在土地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
原来如此。在武汉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反革命没有加强他们的地位以前，工农运动不能通过工农代表大会，加强他们的地位，为什么？

那些流亡的孟什维克，是这样评价斯大林的武汉政策的：

「在本质上说，斯大林的路线，几乎是无可非议的。尽量争取留在国民党内，不到万不得已，不放弃与它的左翼合作。「时机不到，不冒然出击」。不提出 「一切政权归工农代表大会」的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只能「给中国人民的敌人提供新的宣传材料来反对革命，来制造新的谣言，说中国进行的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 是莫斯科人为的输出革命」－－还有比这更稳健睿智的政策吗？……」（「社会主义报道」第九期（一五一）第一页）。

一九二七年五月底，就是当武汉政府已经开始摧毁工农组织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招开了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部分，作了如下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提请中国共产党注意：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和发展一切工农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里面，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加入国民党。只有这样，国民党才会转变为有力的群众组织，才会成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加入国民党」等于是让工农去送死。上海的教训，还不够吗？中共在莫斯科的训导下，已经变成一个专司送羊入虎口的角色。天天为资产阶级刽子手的政党（国民党）供给「工农热血」。

十一．斯大林与武汉的国共联合政府

1917年的俄国，有过克伦斯基主持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府，被证明是烂泥扶不上墙。1927年左翼反对派警告斯大林，不要向中国输出克伦斯基的失 败经验。斯大林不听。两个共产党员参加了武汉的资产阶级政府，一个作劳工部长，一个作土地部长－－真是典型的政治人质－－。为保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共 产国际不惜葬送阶级斗争的利益。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共产国际一直在用这种方针从莫斯科直接指导中国革命。

其塔罗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于代表听众之前，是这样形容共产党员入阁的情形：

「你们知道，在政府中有两个共产党员部长。」底下的话，从出版的大会记录中删去了：

「后来，他们（共产党的部长）干脆不来开会了，自己不出头露面，而是听任部里上百官员自行其是。这两个部长在任的时期，没有颁布过哪怕一个改善工农 地位的法令。这还不算稀奇，他们的下台经过更加可耻。这两个部长，一个说生病，一个说要到外国去，便以此等理由请求免职。他们本来应该说：你们是反革命， 你们是叛徒，我们不再与你们在一起了。这才是政治性的辞职。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作，一个说他确实病了；而谭平山甚至写道，他拿广大的农动没办法，所以请求 准许他辞职。我们能够想象还有比这更大的羞耻吗？一个共产党员部长，竟说他拿农动没办法，那么谁能呢？看来，只有反革命军队的刺刀有办法了。这是公开承 认，武汉政府对农动的残酷镇压是合情合理的。」

这就是共产党员参加联合政府的真实经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当斯大林的演说和论文，在许多人心中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其塔罗夫的报告，是不能发表的。 虽然其塔罗夫（年纪虽轻，却非常伶俐！）为了他自己的官运，并没有对莫斯科的领袖们说一句坏话，甚至说到鲍罗庭的时候，仅仅用「某一非中国同志」来代替。

“谭平山抱怨说他拿广大的农动没办法！”，其塔罗夫的指责是正确的，但也是虚伪的。其塔罗夫知道，正是斯大林决定了谭平山的表现。谭平山在一九二六 年年底，来到莫斯科接受新的指令，并向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汇报工作，说他在对付「托洛次基主义者」方面，干得不坏。就是说，对付那些要求退出国民党藉以组 织工农的共产党员们。斯大林打电报给谭平山，要他约束农动，不要惹恼蒋介石和北伐军里的反动军官。同时斯大林却谴责反对派……说我们轻视农民。

第八次全体会议，甚至通过了一个特别的决议，题名为「对于托洛次基与伏育维奇两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演说之决议：」

「托洛次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要求，用苏维埃的形式，在中国立即确立两重政权的形势，并立刻采取打倒左派国民党政府的路线。这种在形式上（！）极 左的（！！），可是在实际上机会主义的（！！！）要求，不过是重复旧的托洛次基主义。托洛次基是要跳过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土地革命阶段。」

这里，斯大林一班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反托派运动的本质。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和资产阶级结盟，反对工人农民起来夺取政权。

十二．领袖与群众

所有中国的工人组织，都被莫斯科的「领袖们」利用，去约束、压制和破坏革命群众的斗争。

其塔罗夫继续他的陈述：

「原定在武汉开的工会大会一天天地拖延下去，当牠终于招开的时候，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以对反革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反之，在大会最后的一天，牠还 决议在国民政府公署之前，举行群众游行，目的是表示他们对政府的忠诚。（洛佐夫斯基（注五）插言：「我在那里警告了他们」。）」

洛佐夫斯基这时候出来说话，简直不知羞耻。他「警告」了中国的工会干部；其实呢，中国的工会干部，就是被他们这号”领袖”的指示弄得昏头涨脑的。洛 佐夫斯基跑到中国去，转了一圈打道回府，他没有帮助中国同志分析形势，预见革命和反革命的发展，没有做任何对革命有用的事。这个「领袖」从中国回来写道： 「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已经变成支配的力量。」（「工人底中国」第六页）。

无产阶级，已经被蒋介石的铁蹄踏在脚下了，洛佐夫斯基还说出这样的混帐话。他身为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这样欺骗全世界的工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正是由于各种不成器的「总书记」的破坏，中国工人遭受了历史性的失败。洛佐夫斯基竟嘲弄中国的工会干部，说那些「懦夫」受到提前警告了，所以后来受到屠 杀，也是自作自受。这种”警告”，就是他在武汉的那次演说。在这小小的插话里面，可以看出现在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保住官位的手段，看出他们以势压人的权 术，他们为了个人前程，置千百万人于不顾的卑鄙！

革命性群众运动的力量，确实是无可匹比的。我们已经看见，虽然犯下足足三年的错误，1927年春天上海的形势还是有救的，如果工人不把蒋介石当作解 放者，而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来”迎接”。更有甚者，甚至在上海政变以后，共产党仍然有机会在各省加强自己的力量。不过斯大林要他们服从「左派」国民党。

对于武汉国民党掀起的第二个反革命浪头中最”辉煌”的一页，其塔罗夫有如下的叙述：

「武汉方面的政变，发生于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政变是在简直不可信的情形下发生的。在长沙的军队有一千七百人，集合在长沙周围的农民武装则有 近二万人。虽然有这样的优势，反动军官还是夺取了政权，枪杀了所有的农民积极分子，解散了一切革命组织，建立了他们的独裁。这完全因为长沙和武汉领袖们的 懦怯，犹疑和退让的政策所致。农民们听到了长沙政变的消息，他们便自己准备起来，打算围攻长沙。这进攻是五月二十二日决定的。农民从各方面调动他们的队 伍，向长沙进发。很明显，他们不要很大的努力，便可取得长沙城。可是正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一封信，在这封信上，陈独秀教他们最好避免公 开的冲突，把问题转到武汉来解决（注六）。湖南省委根据这封信，便下了一道命令，通知农民武装退却，不要向前进展。但是这个命令，没有送达到某两个分队， 这两个分队，便向长沙进发，结果是被军队消灭了。」（记录三十四页）。

事情的进展，在其它各省，都很相似。在鲍罗庭的领导之下－－「鲍罗庭在那里干得不错，没啥可担心的」－－中国共产党奉命执行了莫斯科的训令：不要 与”命中注定”要做民主革命领袖的左派国民党决裂。长沙的沦陷，是五月二十一日发生的，就是说，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决议后几天以内发生的。中国共 产党完全履行了这些决议。

领袖们确实尽了一切可能，去毁灭群众的事业！

在同一演说当中，其塔罗夫说：

「在这里，我有责任说，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共产党确实犯了空前的机会主义错误……可是我们决不应责备党的群众，让他们为这些错误负责……我深信（我 曾见过许多共产国际的支部），没有哪一个支部能像中国支部那样献身于共产主义，能像中国同志在为理想的斗争中那样英勇。任何国家共产党员都没有中国同志英 勇」（记录三十六页）。

无疑，中国的革命工农，在斗争中表现了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毁灭他们与革命的，是领导层的机会主义路线。然而这个领导层，不是广州，上海和武汉的中共领袖，而是从莫斯科发号施令的”总书记”们。这将是历史的定评！

十三．广州暴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招开了非常会议。在莫斯科的授意下，会议谴责了原党中央 的机会主义表现，并且决定转向武装暴动的方针。当苏联共产党开第十五次大会的时候，斯大林的特派密使们，正在广州筹划武装起义。暴动的首要目的，与中国革 命无关：苏共当权派要用它在中国的”胜利”，掩盖对党内反对派的打击迫害。
当革命已退潮，城市群众非常消沉的时候，中共在广州伧促地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参加起义的工人英勇无比，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而领导层的冒险主 义已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广州无产阶级新的惨败消息传到之时，正是苏共十五次大会开幕之日。堕落蜕化的苏共当权派决定流放党内反对派之 时，正是他们的昔日盟友蒋介石在广州穷追猛打共产党人之日。这绝非巧合。

开完十五大，对广州的惨败，也到了找几个替死鬼来承担责任的时侯了。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报」写道：”各省的许多反动军队，在向红色广州进攻 时，步调一致，团结有力。这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由来以久的一个极大缺点，那就是忽略了在反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从内部分化国民革命军的运动，进行得太不充 分。”。

“由来以久的一个极大缺点”！这是不是说，分化国民党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呢？如果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即上海流血的一个半月以前，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刊物写道：「由于资产阶级在革命军的影响，还相当强大，中国共产党与一切觉悟的中国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应进行分化革命军的活动……」（「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第十九页）。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史大林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有如下的演说－－这几句话是他在任何时侯都常常重复的──：

「在中国，北洋政府的军队面对的不是赤手空拳的人民，而是武装的人民，也就是革命军。在中国，武装的革命在与武装的反革命进行斗争。」

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和秋天，国民党军队被说成是”武装的人民”。当这些”武装的人民”向广州暴动举起屠刀的时候，「真理报」又说，中国共产党「由来以久的一个极大缺点」，在于他们没能分化「反动军队」。

真是一些无耻的骗子！

十四．盲动主义时期

一九二八年二月，在广州暴动一个多月以后，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招开全体会议。牠怎样估计中国的形势呢？这里是有关决议的原文：

「社会民主党和托洛次基主义者正在诋毁中国革命，说什么中国革命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牠的一切支部，应当与这些毁谤坚决斗争，这是他们的责任。」

可怜的执委会，除了造谣歪曲的手法，一句反驳我们的话也说不上来！国际上的社会民主流派都声称蒋介石的胜利，就是民族革命的胜利（那个糊涂的乌尔班斯（注七），也这样以为）。左翼反对派却认为蒋介石的胜利，即是民族革命的失败。

我们左翼反对派从没有说过而且也不可能说，中国革命彻底完蛋了。被欺骗、被误导、被摧残和被消灭的，只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第二次中国革命。当然，仅仅这一项”成就”，已足够说明，今天领导国际共运的绅士们犯了多么深重的政治罪行！

我们左翼反对派从一九二七年秋天起，就确认中国革命退潮已成事实，无产阶级在后退，而反革命则已暂时取胜，正在大肆庆祝。斯大林那伙人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报」上，斯大林写道：「中国共产党正走向全面的武装暴动。中国整体的形势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每时每刻地、广泛地、审议周详地准备武装暴动。」

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在批准中共冒险主义路线的同时，作了些模棱两可的保留。这种保留的目的很明显：为自己留条后路，当形势不利的时侯，可以不用承担责任。

第九次全体会议的中国决议，是轻浮而且罪恶的。履行这个决议，只会造成新的冒险，新的毫无价值的牺牲，进一步破坏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丧失在群 众中的地位，把尚存的优秀革命分子葬送在冒险主义火坑里，摧毁党还剩下的一点力量。从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到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这 个时期彻底浸透了盲动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和共产国际，就是这样帮助蒋介石把中国革命最后一点火种扑灭的。

一直到第六次大会上，共产国际的领袖才承认：

「客观上说来，广州暴动的性质，已经属于革命退潮时期的「且战且退」。」（「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啊！是「客观的」！那么主观的呢？暴动路线的自觉制造者－－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呢？他们遮遮掩掩地承认广州暴动是冒险。不管怎样狡辩，共产国际在反对 派的意见提出一年以后，尤其重要的，是在连续地惨败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已与武汉时代同时终止。无论怎样挣扎，中国革命是不能经过冒险主义来恢复 的。在第六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张飞荣（译音－－Chan Fi-yun）报告说：

「广州暴动的失败，给了中国无产阶级一个更重的打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在这样连续败北的情形之下完结了。在工业中心地区，工人运动已经感觉到消沉的气象。」（「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第一百六十四号）

事实就是事实！第六次大会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武装暴动的口号，已经取消了。领导们所剩下的事情，不过是玩弄「第二次中国革命」这个字眼，把所 谓的「革命第一阶段」与将来的”第二阶段”，用一个无限的时期来划分开来。这是企图在纸面上，来拯救自己的威信，或者说是残留下的那一部分”威信”。

十五．第六次大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苏姓代表（译音－－Siu），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说：「只有托洛次基派和中国陈独秀派这些叛徒，才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独立（？）发展（？）的前途和稳定（？）。」。

我们且不理这种谩骂。这些可怜的家伙，假使他们不破口大骂左翼反对派，便不能再住到”豪华”旅馆（注八）里去。辱骂反对派是他们在共产国际唯一的生 存之道。谭平山在投降敌人以前，也曾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执委会上，用同样态度，大骂过「托洛次基主义者」。他们企图嫁罪于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把「民族资 产阶级」理想化，并认为牠能「独立发展」。真是罕有的赤裸裸地无耻！斯大林在中共的追随者，现在如同他们的领袖一样，靠骂街来掩饰心里的慌乱，因为六大以 后发生的事情，再一次显示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去了解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将来发展的方向。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的时期，正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指导中国共产党继续走向武装暴动的时候。我们对这条路线，曾表示过相反的意见。我们认 为，现在中国的形势发展大体会这样：工人群众会暂时离开政治舞台；党的力量会被削弱，虽然不排除农民持续暴动的可能。与此同时，军阀混战趋向平息和无产阶 级罢工运动的衰退，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经济生活会出现初步的恢复，工商业也会因此多多少少活跃起来。这种活跃，又一定会带动工人罢工斗争的复兴。在大环境的 转变之下，在正确的策略之下，共产党必然能够重建牠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后，这样的党，是能够把工人暴动与农民战争有机结合起来的。这就是 我们的立场，这就是被苏共当权派骂作「取消主义」的内容。

在漫骂以外，苏代表对中国最近两年的事情，还说了什么呢？首先他说：「一九二八年的中国工业与商业，可以看到相当的恢复迹象。」

他继续说：

「在一九二八年，有四十万工人罢工：一九二九年，罢工的人数，已经达到七十五万；一九三○年上半年，工人运动完全巩固了它的地位而且在很快地发展。」[3]。

很显然，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共产国际发表的资料，苏的资料也包含在内。但是，暂且不管那数字可能的夸大，苏的报告，完全证实了我们在一九二七年年底与一九二八年年初的预测。

不幸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中央，却完全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评估形势的。仅仅在第六次大会上，即是在一九二八年年中，才停止使用武装暴动的口 号。但是，除了不断地否定过去，中共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正面指导。经济恢复的可能性，从没有被党认真考虑。罢工运动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但党是游离于运动之外 的。假使共产国际领导层，不是那样愚蠢地指责反对派是”取消主义”，而是如我们一样及时了解形势，那么中共一定会比现在强大得多，首先是在工人运动中！这 还有一点怀疑吗？让我们回忆一下中国二次革命中最高潮时代吧。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拥有二百八十万工人。但是现在，按照苏的报告，全中国 的”赤色工会会员”只有六万人！这些可怜的「领袖」，已经犯了无数的错误，已经卡在死胡同里爬不出来，还厚着脸皮在乱骂什么「托派叛徒」。他们以为用这套 整人的小伎俩，就可以挽救奄奄一息的政治组织。这就是”实干家”斯大林培养出来的好弟子！

十六．苏维埃与革命的阶级性

按照斯大林的意见，苏维埃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在中国革命各阶段的转换中，苏维埃会占有什么位置呢？牠的命运，是与什么阶级的胜利息息相关呢？
北伐时期和武汉时期，斯大林说，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起动”
以后，苏维埃才可建立。正因为如此，苏共政治局完全跟随在斯大林之后，顽固地拒绝了反对派提出的苏维埃口号。

「苏维埃的口号，不表示别的，而是要即刻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组织无产阶级的政权。」（摘引「政治局对反对派政纲的书面答复」，一九二七年四月）。

在五月二十四日，那时正是上海政变之后，武汉叛变之时，斯大林企图证明苏维埃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并立的。他这样说：

「但是假使无产阶级有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他们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他们会向共产党说（而且他们将是对的）：我们有了苏维埃，而苏维埃是政权机关，为 什么我们不能压资产阶级让步一点？不能没收他们一点？这时，假使工农代表苏维埃已经存在，而又不采取没收资产阶级的路线，在群众眼里共产党人就变成吹牛大 王了。在革命的现阶段上，采取这种路线是可能与应该的吗？不，我们不应该。」。

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国民党会变成什么呢？斯大林对这个问题，也计算好了。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向学生演讲中（我们已经摘引过的），他回答 说：「我以为，在中国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准备自己的”十月革命”之时，中共会改变现在这种与国民党的同盟方式，改党内同盟为党外的同盟。」。

斯大林为代表的”伟大战略家”们，预见了一切的事情－－的确，他们预见了一切，除了阶级斗争－－。甚至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后，斯大林还热心地为中 共预备了一个同盟者，不是别人，还是那个国民党。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仍然要与国民党作党外联合，而决不允许与他决裂。与资产阶级联盟，据说是准 备”中国十月革命”最好的先决条件。所有这些，都被称为列宁主义。

无论怎样，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对于苏维埃问题的立场，倒是非常明确的，他把建立苏维埃与即刻洝收资产阶级财产连在一起。当时，斯大林 肯定苏维埃的社会主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拥护没收资产阶级财产，相反，是为了让资产阶级免于这种劫难。不管怎么样，斯大林说得很清楚：苏维埃是社会主义 革命而且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这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立场，这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立场。

但是一九二七年年底，在广州举行了武装暴动，这个暴动是被认为有苏维埃性质的。共产党员得到了政权，宣布了许多措施，都是带有纯粹社会主义性质的 （土地、银行、房屋、工业企业一律国有化等等），可以说，我们面对的，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不然。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对 广州暴动作了总结。结论是什么呢？

「目前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个阶段还没有完成……企图跳过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估计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牠与一九○五年托洛次基所犯的错误一样。」。

但是在这个决议的十个月以前（一九二七年四月），政治局曾说苏维埃的口号（不是托洛次基主义，而是苏维埃的口号！），是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不能 允许的。现在，国民党和大大小小地”原国民党”民主盟友，都欺骗了无产阶级，需要批准苏维埃口号之时，我们又听说，只有托洛次基主义者，才把苏维埃口号与 无产阶级专政联在一起。莫非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之时，斯大林曾经是个「托洛次基主义者」？

当然，共产国际现有的纲领，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殖民地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一节，纲领上说「必须在苏维埃基础上，建立工农民主专 政」。真是不可思议！昨天还认为苏维埃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今天却宣布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的基础了。在这种翻筋斗的把戏中，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一点合理的 解释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不分青红皂白地行政命令下进行的。

斯大林在那一方面是错的呢？是当他说苏维埃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的时候呢，还是当他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基础的时候呢？在这两个时候他都是错的。因为斯大林不懂得民主专政的意义，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也不懂得牠们相互问的关系，以及苏维埃在牠们相互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他对这个问题，虽然只说了几句话，可是这次表现得最为明显。

十七 在联共第十六次大会上的中国问题

斯大林在他十个小时的报告中，不管当时心里如何不愿意，总不能把中国革命问题完全置诸不理，于是他讲了五句话。不是平常话，而是如拉丁人所说的 「multum in parvo」（言简而意赅）。他避免一切尖锐问题，不敢作一般的概括，更不作具体的预言，在这五句话里，斯大林把他过去的一切错误发挥得淋漓尽致。

斯大林说：「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行径，就这样过去而不会受到惩罚，那真是可笑。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反抗着他们。听人说， 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一点也不奇怪。毫无疑问，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真理报」一九三○年 六月二十九日）

「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这就是后来一切结论的基础。假使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行径，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反抗，而且这反抗是用苏维埃和红军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帝国主义者怎么仍旧好好地生存在世界上呢？

「听人说，中国已经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这里「听人说」是表示什么呢？谁说的呢？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说了什么呢？牠是共产国际 的支部呀，牠的代表在大会上曾经发言的呀。这是不是说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与共产党无关而且连知道也不知道呢？那么谁在领导这个政府呢？谁是牠里面 的成员呢？是那个政党在领导这个政权呢？斯大林不仅不能给一个回答，而且他连提也不提这个问题。

「我以为假使（！）那是真的，那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还一点不知道，而中国革命的最高领袖，对于这个政府的政治路线，竟不能给我们一点解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还说一点也不奇怪，那么世上还有什么是值得奇怪的！

「毫无疑问，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瓜分和衰亡。」是那一种苏维埃呢？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见各种各样的苏维埃了：一方面，有1917年春夏时 期俄国孟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有191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苏维埃；另一方面则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孟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不能挽救俄国免于瓜 分和衰亡。反之，他们的全部政策，恰恰是朝着变俄国为协约国殖民地的方面走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领导劳动群众把苏维埃变为一种解放自己的武器。中国 的苏维埃是那一种呢？假使中国共产党对此说不出什么来，那就表示牠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那么谁在领导牠呢？既然不是共产党，就祇有那些投机的中间分子和「第 三党」人，总之，那些二流和三流的国民党失意政客，在领导苏维埃，在建立苏维埃政府。

仅仅在昨天，史大林还说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是「可笑的」。现在他似乎相信（假使他的五句话里有一点点真心）在民主革命当中，苏维埃甚至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也能挽救国家。

说到苏维埃政府，而不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欺骗工人，而且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农民。可是说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说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那就是再一次把 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个陷阱，来陷害无产阶级。不过，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极软弱的。牠的工人党员，只有几千人了。在赤色工会里面的工人，大概有五万人。在这些 情形之下，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马上要实现的任务，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南部，广大的农动正自发地高涨起来，这里面已经出现了许多的游击队。十 月革命的影响，虽然被斯大林这班不肖门徒败坏得不成样子，可是对中国的影响还是非常深刻。以至于农动自称是苏维埃运动，游击队自称是红军。这又一次揭示了 斯大林派的肤浅。

当斯大林出来反对苏维埃的时候，他说我们决不能用「人为的苏维埃化」吓走中国的群众。只有蒋介石能被苏维埃吓走，中国的工人与农民是不怕苏维埃的， 在一九一七年以后，苏维埃对于工人和农民，已经成了他们解放的象征。很明显，中国的农民对于苏维埃的口号，寄托了不少的幻想。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那些尾 巴主义的领导者，对中国农民的幻想加上了一顶含糊而不负责任的高帽子，更不向无产阶级解释事情的真实意义，这是可以原谅的吗？

斯大林说「一点也不奇怪」，那意思即是说中国农民，没有工业中心的参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能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而不奇怪。但是我们说，在这种情 形之下，苏维埃政府的实现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就是孟什维克的苏维埃，也只有在城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若以为农民能够独立地建立他们 的苏维埃，那就是表示相信上帝的奇迹。要建立一个农民的红军[4]，那是同样的奇迹。农民游击队，在俄国革命中，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可是，牠是在城巿中 已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和有了集中的无产阶级红军之下，完成牠的作用的。因为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薄弱，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薄弱，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中 国目前的任务，那是难以说通的。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不顾他过去一切的言论，紧随在农民暴动之后，被迫把农民”苏维埃”和农民”红军”，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凑合在一起的原因。领导这种”工农民主专政”，共产党是干不动的。所以，牠让位给某些别的政党，或者可以说让给一个未知的革命党。因为斯大林阻碍了中国的 工农大众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所以现在一定要有一些人，把苏维埃政府拿在手上，当作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机关，以帮助斯大林。斯大林送给了我们五句话，算是这 种新前途的五个论证，那就是：（一）「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二）「听人说」；（三）「假使那是真的」；（四）「一点也不奇怪」；（五）「毫无疑义 的」。这就是整人专家斯大林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我们预先警告：在这种绝对不负责任的路线指导下，再一次付出重大的牺牲的，还是中国无产阶级。

十八．斯大林「错误」的性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错误。在人类思想的各种范畴内，有时会发生重大的错误，其来源或因对考察对象还缺乏研究，或因事实材料的不足，或因事件的因素过 于复杂难以面面俱到，如此等等。在这些错误中，我们可以说气象学家在预报天气上的许多错误，与政治家犯的许多错误，在错的过程上很相近。一个有理论根基、 头脑机敏的气象学家的错误，比一个经验主义者对天气的猜测，对于科学是有用得多，虽然后者有时偶尔也有猜对的时候。但如果一个地理学家，一个极地探险队领 袖，他的出发点，是认为地球是位于三条鲸鱼上面的，他的研究和勘察会有什么结果呢？然而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几乎完全属于这个范畴。斯大林从没有上升到把马 克思主义当作方法论的高度，他只是在口头上利用一些「差不多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在实际行动中，他从来是以最粗鲁的经验主义偏见作出发点。

但这正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斯大林的许多偏见，在革命低潮时代，却赋予了他无穷的力量。也正是那些偏见，使他扮演着他主观上并不想干的重要角色。那 庞大笨重的官僚制度，从取得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分离出来，看中斯大林的，恰好就是他的经验主义，他的贪求权位，他对原则的满不在乎，所以他成为官僚制度的领 袖。官僚制度炮制了斯大林的神话，这神话正是官僚制度自身的神话。这就是为什么和怎样发生下面这种现象的：那些顽强而绝对平庸的人，在革命高涨时代，只处 在三四流的地位，可是在革命退潮的时代，在世界资产阶级稳定的时代，在社会民主党复活的时代，在共产国际被削弱、苏维埃官僚制度发生广泛的蜕化堕落时候， 却被聘来当主角了。

法国人常说一个人：「他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说到斯大林，正可以说：「他的缺点，帮了他的大忙」。阶级斗争的内在规律，使斯大林乘时而起，靠什么 呢？靠理论上的贫乏，靠政治上的随波逐流，靠不讲原则。简单地说，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许多缺点，在特定条件下，在苏联小资产阶级群众从十月革命、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派政治传统”解放”出来的时代，使他变成了国家级大政治家。

中国革命检验了斯大林的新作用，当然，是用反证法来考验的。由于在苏联取得了政权，由于党内和社会上那些放弃国际革命的阶层的帮助，更由于国际资产 阶级的（间接但非常实际）的帮助，斯大林自动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领袖，并且因此变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官僚机构的幕后主角，在大革命潮流的事变中，也必须明 确地把他的立场和方法展示出来。在这股潮流中，斯大林的作用，表现得悲惨而自相矛盾。他教中国工人附属于资产阶级，制止土地革命，拥护反动将军，解除工人 武装，阻止苏维埃的实现并且消灭那些已经实现的。作了这些以后，斯大林还完成了孟什维克企图在俄国完成的历史任务。其不同之处是：孟什维克在公开的舞台上 活动，他们受到列宁派攻击以后，就企图把被他们欺骗的工人阶级，出卖给资产阶级，对此，他们必须马上并且公开承担自己的政治责任。而斯大林在中国的活动， 自始即是藏在幕后的，他被苏联政权所掩护，而且打着列宁的旗帜。1917年夏天，孟什维克藉资产阶级的手来镇压列宁派，以巩固自己在工农代表大会的地位。 1927年的冬天，斯大林自己动手，迫害党内残存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左翼反对派）。1917年资产阶级对列宁派的镇压，被革命高潮打的粉碎；斯大林 的镇压，则从革命退潮中汲取力量。为什么斯大林能够用纯粹的孟什维克政策，在中国革命中，一直”试验”到底（也即是说试验到最悲惨的失败）？这就是原因。

最近，斯大林的政策有了一个左转弯的突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这个小插曲里面（这个左转弯的意义虽大，仍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只有那些非常 短视的人们，不了解人类意识的辩证法与历史发展辩证法的关系，才以为牠与以前斯大林的政策，是绝对矛盾的。革命的衰落与牠的高涨一样，不是沿着直线进行 的。革命退潮时，经验主义的领袖，在一定的时候，势必要对自己踩在叛变深渊的边缘，感到惊恐。当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时候，斯大林正是被他自己的政策，赶 到这深渊的边缘。前面是无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敌人，后面是不久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在中间挣扎着。哥德说「你以为你自己在动，其实是外力推着你动」，这 里正是这样。因为官僚机关的蜕化变质不是一个平衡的进程，因为群众中的革命倾向还根深蒂固，所以官僚机关从「热月」政变（注七）的深渊边缘，在政策上向左 转，马上就获得了广大的拥护，和保持这种政策的力量。这个左转弯，带有一种恐慌的跳跃性质。正因为经验主义者斯大林不能预见任何事情，直等到他临近峭壁悬 崖的时候，他才知道危机的严重。这种左转弯的理论，还是我们替他准备的。但是，他祇能够胡乱利用左翼反对派的一些零碎提议，一些个别的，与整体割裂开来的 口号。这正合乎一个经验主义者的行径。但是这种剧烈的向左急转弯，并不改变官僚制度蜕化变质的基本演进过裎，也不改变斯大林自身的性质。

斯大林缺乏理论的准备，缺乏宏大的观察力和创造性的思想。一个人若没有这些特点，便不能在广大的范围上独立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列宁曾估计斯大林的理 想位置，是当一个实际工作的助理，并且向党提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撤去，因为那时已经很清楚，这个位置已经在发挥独立的政治影响。列宁从没有把斯大 林当作政治的领袖看待。

在1917年以前，要是没有党内一流的大哥大姐们提携，斯大林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通常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假使说，列宁与斯大林从没有过什么重 大的理论或政治冲突，如同他和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甚至李可夫那样，那不过是因为斯大林从不曾坚持他在原则问题上的意见。每次与列宁发生不同意 见的时候，他总是保持沉默，暂时走开，等待时机。正因为如此，列宁常常与斯大林有组织上与精神上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是很尖锐的。列宁对于斯大林的那些缺 点，在他的「遗嘱」上，虽然在形式上批评得很谨慎，可是在本质上是非常无情的。

在以上所述的以外，我们还要说明一个事实：列宁曾与一群亲密战友，肩并肩地共同工作，对于这项共同的事业，那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供献了自己独有的知 识，都发挥了各自的创造力，都是卓越的天才。可是斯大林的周围，则围绕着一些十足的庸人，特别是在他清除布哈林的右派集团以后。他们缺乏任何一点对国际事 物的观察力，对于世界工人运动中任何一个简单问题，都不能提出一点独立的意见来。

同时，自从列宁死后，官僚机关的重要性就变得无比巨大。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正是官僚机关的巨大权力，与他在理论、政治及民族意识上的狭隘性相 结合的可怕产物。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不可救药的。他在第十六次大会上对中国问题所说的五句话，澈头澈尾地渗透了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斯大林就是用 这个机会主义政策，在过去几年里指挥中国人民的斗争。扼杀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人，正在我们眼前，准备扼杀萌芽中的中国第三次革命。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普林基博

注释：

注一 F.Chitarov－－曾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原校者
注二
A.Bubnov－－斯大林派官僚，积极从事红军政治工作；一九一八年参加布哈林的「左翼共产主义派」，主张对德进行革命战争，曾继鲁那察尔斯基为教育人民委员。－－原校者
注三 据陈独秀说，根本不曾有过这件事。－－原译者
注四 据陈独秀说，并未解散童子团。－－原译者
注五
A.Losovsky－－当初反对十月革命，后入布尔什维克党。从事职工运动，曾任赤色职工国际书记，以此资格于一九二七年来华参加五次劳动大会，后任苏联政府外次，拥护斯大林。－－原校者
注六 据陈独秀说，此非事实。事实上中央特派员及湖南省委书记在马日事变突发后，并未报告中央委员会就逃走了。－－原译者
注七 Urbahns－－德国共产党左派领袖之一，被开除后成立「列宁同盟」，一度同意托派，后即在苏联国家性质问题上及中东路等问题上与托派决裂。－－原校者
注八 Hotel Lux－－第三国际之多数外国代表与俄国官员居此。－－原译者
注九
Thermidor－－法国大革命后，行革命历，「热月」相当于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七日。当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热月」九日，罗伯土比尔革命政权被推翻，开始反动。俄国左派反对派文件中习用此词，借以喻苏联斯大林派对左派的反动。－－原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