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危机”暴露了它的大部分成员其实是无产阶级的事实，资本积累的逻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历史发展趋势没有改变。
二战后的“黄金时期”使西方社会出现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文献中，“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使用“阶级”来代表一个用收入水平、消费标准和文化特征来界定的群体，它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不同，后者的阶级概念所指的是在生产中处于同样关系、具有同样利益分配关系的群体。西方社会学理论认为，最富和最穷的人最少、“中产阶级”数量最多的“橄榄型”社会是最稳定、最理想的社会形态。但是，“中产阶级”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资本积累进程的深化，“被挤压的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一道进入了“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危机。有关“中产阶级危机”、“拯救中产阶级”的呼声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不绝于耳。
一、对“中产阶级”概念的剖析
何为“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美国传统词典》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是：“介于工人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学阶级，通常包括专业人士、高级技术人才和中低管理人员”。[①]英美两国的其它词典的定义也与之大同小异。这一定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方社会对“中产阶级”的模糊界定。“中产阶级”社会在西方人看来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多数人既不是富人也不是穷人，而是经济状况处于中间程度的人。”[②]到目前为止，西方对于“中产阶级”的界定，仍没有统一的标准可遵循，也还没有哪个国家对什么是“中产阶级”下过确切定义。倒是政客们为争取选民，不得不尝试对“中产阶级”加以界定。如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人罗姆尼和奥巴马分别将年收入在“20-25万美元或稍少些的人”及25万美元以下的人称之为“中产阶级”。[③]金融机构或研究机构出于工作需要也必须对“中产阶级”的概念加以量化，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产阶级”是指年收入在4000美元到1.7万美元之间的人群。[④]亚洲开发银行将“中产阶级” 定义为每天消费2至20美元(约人民币13.6—136元)的群体，这个标准远低于西方。[⑤]看来，在界定现代“中产阶级”的问题上，人们依据的不是科学严谨的概念，而是收入水平，不管这样的收入差距如何巨大，或这种收入可能因经济状况而如何的不稳定。正是由于“中产阶级”不是严谨的科学概念，所以对它的定义会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只好由机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定义，使“中产阶级”的界定成为学术界讨论不休的话题。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middle class”的界定是明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多次指出，在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中等阶级”、“中间阶级”或“中间等级” (在英文中都是一个词middle class，中文的翻译取决于译者的理解)指的是介于统治阶级贵族与被统治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同样被统治的资产阶级。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写道：“最后，我还要做两点声明。第一，中等阶级这个词我经常用来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它同法文的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即和所谓的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法国和英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假借‘社会舆论’间接地掌握着国家政权。……”[⑥]在资产阶级的统治确立后，“中等阶级”或“中间等级”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指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⑦]。
因之，在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存的、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资产阶级由于其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是介于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和其它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中间的”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可以通过购买爵位或向贵族放贷等方式，获得向更高社会等级流动的机会，所以是中间阶级或等级。而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包括农民阶级、小业主等在内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却是相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中间阶级”。他们在幸运的情况下，可以成为资产阶级，但更多的情况下，却是不幸地破产沦为无产阶级。因而对“中间阶级”的理解必须基于对阶级间相互关系的辩证理解，使用“中间”或“中等”一词就把这种介于“上”和“下”两极间的、居中变动的阶级地位作了准确定位，故将Middle class翻译成中文“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更为贴切。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城乡小资产阶级外，独立执业的律师、医生、经理(不包括那些收入超过工人数倍至数百倍的顶级经理)等自雇的、或与资本家分享利润的专业人士等新型小资产阶级，也应被视为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的一分子。他们与工人阶级的区别在于，或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自谋生路，或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要么自我雇佣，要么通过与资本家合作，得到后者施舍给他们一些剩余价值，使其收入超过普通工人工资水平。这个由不同阶级成分组成的中间阶级，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⑧]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使当代中间阶级的地位仍然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既有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但更多的可能是沦为无产阶级。
与马克思主义不同，西方所谓的“中产阶级”是把达到某一收入标准范围的人群，统统划定为“中产阶级”。这样，除了少数无业游民、最低收入者外，广大的工人阶级、城乡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甚至部分中等资产阶级都成为了“中产阶级”。社会人群不再被划分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而是被划分上层阶级(upper class)、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lower class)三个层次。在此种阶级划分方式盛行的情况下，按照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划分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实质上被解构、被消解，甚至使阶级概念本身也被边缘化，“去阶级化”、“去意识形态”成为学术与媒体的时髦取向。
因此，“中产阶级”是以分配的结果、而不是以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来划分阶级;它力求抹煞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是划分阶级的最重要标准，力图抹煞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同时使阶级概念模糊不清，阶级话语“失效”。它以收入多寡这一看似简单的标准来划分阶级，既回避了工资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区别，又回避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还将被雇佣者、自雇者甚至部分雇佣者混淆为同一个阶级。“中产阶级”在概念的科学性上制造了彻底的混乱，甚至不能自圆其说。鉴于“中产阶级”概念的流行，为方便论述，本文使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并力求说明，“中产阶级”不能掩盖和改变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西方近年来出现的“中产阶级危机”不过是这些现实的真实写照。
二、“中产阶级”的源起
西方“中产阶级”概念的内涵有其演变历史。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封建贵族统治的新兴国家，关于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的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 18世纪时期。[⑨]美国建国后，通过种种手段使其国土面积不断扩大，这为普通人(不包括黑奴)提供了谋生甚至勤劳致富的手段和可能性，小业主和农场主们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不过在今日看来是“老式中产阶级”)，他们的兴盛在19世纪早期达到顶点，“大约4/5的从业人口是自雇型企业家”[⑩]，即小资产阶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在资本的积累、集聚和集中的过程中，大资本不断蚕食中小资本;技术的不断发展淘汰了落后的小生产，使“老式中产阶级”纷纷破产，多数沦为雇佣工人。同时期，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者加入到非体力劳动职业群体中，成为“白领”，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首次在数量上超过了以体力工作为主的蓝领工人[11]。白领工人由于其工资和生活水平较高，被视为“新中产阶级”，西方当代“中产阶级”概念开始形成。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迫使美国政府实施“新政”，在劳动关系方面，通过立法使工人有权选择参加并组织工会，并可通过自己的代表同资方签订集体合同;雇主须按规定的条件雇佣工人。一句话，工人增强了议价的能力。1947年开始的“冷战”和战后高涨的劳工运动，迫使西方国家开始普遍实施福利制度，以克服苏联式福利制度在西方工人中造成的“社会主义向往”。
1949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与通用汽车达成的里程碑式协议――通用汽车保证UAW成员的工资、医疗和退休福利与生产率同步增长，以此来换取工人的合作――被称为“底特律条约”，它对其余工会起到了强烈的示范作用，从而使包含工资与福利的一揽子协议流行开来，未建立工会的企业主为了对抗工会活动带来的威胁，也会向其工人提供与工会成员大体相同的待遇。[12]这多少保证了工人能分享到生产率进步的果实，从而使许多蓝领工人的收入水平提高，进而有能力提升消费水平而成为所谓“中产阶级”的一员。所以，西方的、也是当代语境中的“中产阶级”是指那些收入和生活水平在一国社会中处于中间水平的蓝领、白领工人及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其主体为占人口多数的工人阶级。
工人总体消费力的提高使大公司意识到，基于生产率的工资增长机制能将工人利益与管理利益结合起来，可确保生产率和利润的不断增长。这使提倡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福特主义”，在西方作为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一种调整而一时风光无限。生产力的发展可使工人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这使一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充满了信心。1931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一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美国梦”，“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13]。“美国梦”是“一种相信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在美国获得更好生活的信仰，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富裕，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1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跻身“中产阶级”不仅成为“美国梦”的核心，也成为“英国梦”、“欧洲梦”等等“梦”的核心。西方学者在此过程中提出许多诸如“告别工人阶级” [15]、“阶级斗争消亡”[16]的理论，“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阶级讨论的中心，“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成为社会阶级划分的主流标准，“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在阶级讨论中被边缘化。“中产阶级”成为除了“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外的、包括工人(除失业者或最低收入者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间阶级(即城乡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士和经理阶层等)的大杂烩“阶级”，其主体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雇佣工人。
但是，“在此产生了战后无产阶级所固有的课题，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一方面作为阶级存在依然被编入不平等的体制之中，另一方面作为市民存在又成为平等权利受到保障的社会构成人员，他们不得不在这样的(阶级与市民、不平等与平等的相互对立)包含着二重性在内的矛盾的社会生活中生存”[17]。“中产阶级”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一方面，多数工人的生活改善了，不再被看成是“无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但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身份并没有解决劳动产品的生产者即工人无法改变绝大部分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现实。事实上，在“福特主义”下得到最大好处的是资本家，在1961-1966年间，公司的税后利润增长了两倍。[18]工人的收入虽然有所提高，但却被严格限制在不妨碍资本利润增长的限度内，由此导致有消费能力的需求与社会提供的商品相比是非常有限的。此外，新政后实施的凯恩斯主义本身就是利用公共税收为资本家支付本该由他们支付的社会成本，如福利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等等，这无疑加大了国家财政的负担，造成赤字之后国家只能向金融资本家借贷、向社会成员增税，这又直接损害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使需求愈加不足。这样，需求不足与财政危机的结合导致由“底特律条约”所催生的“大繁荣”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终结。
1973年“石油危机”演变成1973-1975年以滞胀为特点的战后最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1979-1982年又再次爆发更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但资产阶级不是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寻找矛盾的根源，而是在凯恩斯主义上找原因。这一方面使工人承受着福利过高的骂名，另一方面使政府管制成为主流舆论的众矢之的。放松市场管制和推行私有化、削弱工会被认为是解决危机的最佳途径。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他们在西方发动了一场反凯恩斯主义“革命”，借经济危机削减福利和工资、打压工会，同时给企业减税，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等等，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
“1970-1980年代，日益强大的大公司成功地游说华盛顿的政客们打压劳工、反对那些影响工人家庭的公众政策，如增加最低工资的政策等等，当阻碍组织工会的法律不断增加时，平均工资水平停滞了，预示着此后三十年显著的不平等日益增长的趋势。”[19]1981年8月6日，里根总统毫无妥协余地地直接解雇了参加美国航管人员罢工的1.2万名联邦航空管理人员，撒切尔同样强硬地镇压英国1984-1985年的煤矿矿工大罢工，并在任内大规模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代表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政治实践的理论核心。无论是作为“白领”的航管人员还是作为“蓝领”的矿工，通过其先辈的努力和在苏联式社会主义福利的“威慑”下曾经获得的有保障的雇佣地位，已经备受侵蚀，根基不稳了。换句话说，曾经保障“中产阶级”壮大的“阶级和解”的制度安排已经名存实亡。
三、“中产阶级危机”
既然收入是界定“中产阶级”的主要标准，那么，一份工作收入的多寡就决定了能否成为“中产阶级”。前面已经说过，20世纪上半叶，收入优厚的“白领”工作的大规模涌现是西方“中产阶级”兴起的关键所在。
但问题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尤其是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不仅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也使资本的有机构成迅速提高，大大减少了活劳动的应用，从而“较大的可变资本无须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同样数量的可变资本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最后，通过排挤较高级的劳动力可以推动更多低级的劳动力。”[20]这一变化导致从前的中等技能的工作数量明显下滑。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典型的中等技能、中等收入的职业如销售、银行职员、秘书、技师和工厂管理者等的增长比低技能职业快。但从20世纪 90年代早期开始，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改变，中产阶级工作数量下滑，而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作占总工作数量的份额不断上升，呈现‘极化’现象。这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不能代替人的抽象思维和分析能力，高技能的工人通过信息技术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并不会被取代。但是，像流水线或办公室工作，能被换算成机器执行的指令，也就是说能被机械化。但在另一极，一些工作虽然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像折叠毛巾，却难以被机械化。这一趋势的表现就是中等收入职业不断减少，高收入职业和低收入职业尤其是后者的数量不断增长。这在有着不同的工会化程度、不同的劳资谈判水平和不同福利制度的国家都是相似的。”[21]
在资本全球化时代，为了规避工会斗争、工人福利，寻求廉价劳动力和高利润，20世纪下半叶后，西方制造业纷纷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这也造成那些能提供工人较高收入的某些“蓝领”工作，如汽车制造业在西方国家不断消失。一些技术性工作如软件开发也纷纷外包给像印度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些国家造就了一批批工资远比西方同行低得多的“白领”。此外，外来移民也抢了不少当地人原来从事的岗位(主要在服务业)，并拉低了福利和工资待遇。总之，办公室的 “白领”工作和高薪“蓝领”工作的大量消失使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主体呈现萎缩态势――其实就是较高收入水平工人群体的萎缩。
从各国的统计数据来看，“中产阶级”的规模普遍缩减，或是“感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数下降了。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以同样的成人收入口径(指那些家庭年收入为美国当年平均收入水平的2/3到2倍的成人)计算，1971年有61%的美国人属于“中产阶级”，而到2011年这一数字下降到51%。[22]
英国前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1997年曾信心满满地表示，“我们都是中产阶级。”[23] 但2013年“英国社会态度调查”显示，有6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24]
德国经济研究会发现，德国劳动力广大的中间部分――他们的工资为中等收入的70%-150%――从2000年的占人口的62%萎缩到(2008年)的54%。[25]
2013年一项调查显示，十年前，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视自己为“中产阶级”，如今这一人数不到原来一半。[26]
“10年前，9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去年(指2009年)东京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接近一半的日本人把自己的经济地位定义为‘中产阶层以下’”。[27]另据学者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日本“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间值范围内的”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已从 51.9%跌至45.6%。[28]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日本人收入在人均收入中位值之下。
“根据韩国政府的统计，1995年中产阶层比重曾高达73%。但其后开始下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呈锐减之势，仅1998年一年就减少超过1个百分点，其后每年减少0.55个百分点，至今已累计减少10个左右百分点。受2008年发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这一递减趋势还可能恶化。”[29]
伴随着“中产阶级”危机的不仅有“量”的缩减，还有“质”的恶化。
一是“中产阶级”收入停滞或下降。由于传统“中产阶级”工作的急剧减少，西方“中产阶级”的工资停滞了三十多年。[30]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先经历了约20年(1980-2000年)停滞[31]，后经历了十年(2000-2010年)下降，其幅度为5%，总体财富下降28%。而最富有的 1%的美国人现在拥有的财富是“中产阶级”家庭平均数的288倍![32]加拿大政府2013年一份报告指出，1993-2007年间，“中等收入工人的工资就已经停滞不前了。”[33]
二是生活负担加重。涉及“中产阶级”广义收入的退休金、医疗保险等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其成本在不断上涨但保障功能却在下降，通货膨胀又使 “中产阶级”在住房、汽车、子女大学教育等方面的负担不断加重。自1999年以来(至2008年)，欧盟27个成员国的物价已经上涨了22.5%，在15 个使用欧元的国家中，物价上涨了18.8%。在德国，20世纪90年代，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收入上涨1%-2%，但是超过100万德国人在 2000-2001年的经济衰退中失去了全职工作，这使(在职职工)每周工作时间延长并没有报酬。从2004-2007年，通货膨胀上涨速度超过了普通家庭收入上升的速度。[34]
三是生活水平下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曾是“中产阶级”的骄傲，如今却再难重现昨日荣光。2008年时，“横扫全球的通货膨胀与欧洲大陆长期停滞的工资互相交织，使‘欧洲梦’遭受威胁。曾享受了欧洲自视甚高的生活质量的家庭省吃俭用，额外消费如看电影和国外度假被取消。” [35]自1970年以来，由于美国的收入不均加剧，富有社区的家庭和低收入社区的家庭数量都有增加，同时中等收入家庭比例大为缩减。[36]20世纪 70年代时，有65%的美国人住在“中产阶级社区”，到2007年这一数字下降为44%。[37]“大衰退”使“中产阶级”陷入更大的危机中，在西方，因危机爆发而破产的“中产阶级”不计其数，他们不得不接受慈善组织提供的救助，被称为“尴尬的穷人”[38]。
于是乎，各种关于“中产阶级危机”的讨论在西方渐呈热烈，一般认为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计算机化使“中产阶级”就业机会减少、全球化使制造业外移等等，提出解决的方案有“促进劳动力流动、缔造公私伙伴关系来加强工人培训、优先为中小企业筹资的举措将有助于重建全球中产阶级，最终实现由消费者推动的经济增长。”[39]各种力挽狂澜的建议和措施能否改变“中产阶级”的命运、尤其是其中无产阶级的命运呢?
四、资本主义积累危机是“中产阶级危机”的根源
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曾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里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如今，几个世界级寡头的财富就顶得上若干个小国一年内创造的财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财富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但为什么连西方“中产阶级”的日子都不好过呢?我们应该到资本积累的秘密里寻找答案。
(一)“中产阶级”的“身份”不能改变无产阶级的阶级状况
资本积累就是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进一步无偿地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中创造剩余价值的是可变资本(即工人的劳动力)，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决定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假设资本的有机构成保持不变，生产规模的扩大就意味着雇佣更多的工人，在劳动力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就会有一定提高(这种提高是建筑在工人能为资本家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基础上的)，这就是“中产阶级”概念在二战后得以兴盛的原因。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可以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来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是，工人的体力是有限的，工人运动也强有力地反抗着这种剥削方式。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迫使资本家不断通过改善技术装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剩余价值，“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40]因而，资本的有机构成会不断趋向提高，意味着推动单位生产资料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这就会形成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工人生产的商品越多，他得到的报酬与他的劳动成果相比就越少。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总资本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少，在劳动力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工人失业率会上升，“过剩人口”就会增加，在职工人的实际工资或福利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人运动的保护(自1980年代以来，工会运动在西方被不断打压，难以保障工人权益)，就会在竞争的压力下趋向降低(虽然名义工资会跟随通货膨胀率有所上涨)。这就是“中产阶级”的收入随着资本积累的进程而普遍停滞或下降的原因。
在美国，“从19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工业领域出现了两种主要趋势。一方面，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每年增长了约 1.8%，另一方面，制造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提高，每年达到约2.3%。……美国剩余价值率已经稳步上升了近90年。”[41]美国专栏作家霍利· 斯克拉(Holly Sklar)2008年指出，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去掉通货膨胀因素后低于1970年代，最低工资低于1950年代。[42]加拿大工人的中位实际收入在 1980年至2005年间停滞的同时，该国劳动生产率上升了37%。[43]这些数据表明，利润与工资间的差距越拉越大，那么，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就将不断下降。在19个发达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比较1970年与2006年的劳动者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名义工资份额，会发现多数国家的这一份额是下降的，如美国从1970年64.1%下降到2006年的61.5%(p.3)，澳大利亚数值则分别是51.9%和47.6%(p.49)，总体而言，19国的这一份额是从51.2%下降到了50.2%(p.49)。[44]因而，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工人得到的报酬和他创造的新价值相比绝对地降低了，这就意味着资本家拿走了更多的剩余价值。
“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45]即便是在繁荣年代，两极分化仍然是触目惊心的。在美国经济繁荣的1979-1997年间，就税后平均年收入而言，1%最富的人上升了157%，而“中产阶级”家庭仅上升了10%。而最富的万分之一的人拿走绝大多数的收入。[46]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加拿大增长的总收入都集中在1%的最高收入者手中，他们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从70年代后期的5%上升到2000年的10%。1%收入最高的人中最富的0.1%的人占有了大部分增长额，同时期他们所占份额由国民总收入的1%上升到4.3% (Saez and Veall, 2005)。[47]
“资本的积累通过使资本家及其同伙的相对财富增多而使工人的状况相对恶化，此外，还通过使工人的相对剩余劳动量增加(由于分工等等)，使总产品中归结为工资份额减少的办法使工人减少的状况恶化。”[48]工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一种“绝对贫困”，这种贫困导致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又造成工人的“相对贫困”。资本积累过程中析出的“过剩人口”与在岗工人都处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状况，他们是没有能力消费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商品的。这样，与“过剩人口”对应，“过剩商品”也越来越多，也就是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这使资本主义生产遇到了“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的限制，转而由经济繁荣转向萧条和危机。在危机中，许多中小资本由于无法将剩余价值再次转换为资本，导致血本无归，不得不破产，许多原来属于“中产阶级”的中小资本家因此下降到雇佣劳动者的行列。
从2007年“大衰退”开始到2011年，“经济衰退和羸弱复苏致使大批工薪阶层人士及其家庭的积蓄蒸发。经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美国家庭收入中值去年环比下降2.3%至49445美元，比2000年减少7%。”[49]同时，由于反危机的紧缩政策，在卢森堡，“所有的劳动者仅在2011年5月至 10月之间月工资就下降了12.5%，但与此同时，10%的家庭拥有国家80%的财富。2011年，英国家庭实际收入正在以近11%的速度下降，这是34 年来的最大降幅。”[50]
此外，为了救市，“大量资金被注入经济——其中美联储投入了数万亿美元，欧盟也超过一万亿美元”[51]，多数资金被直接注入到“大而不能倒” 的大银行、大财团。对于顶尖富豪来说，“大衰退”是机会而不是危机，是一个低成本吞并中小资本的绝佳机会。2011—2012年间，美国最富的前400人的净资产增长了13%，达到1.7万亿美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当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仅为1.7%[52]，他们的净资产占美国真实国内生产总值 13.56万亿美元的1/8[53]。从全球范围来看：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2014年1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上最有钱的85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底层35亿人的资产总和，也就是半数人类的总财富。[54]
因此，资本积累通过高涨、危机、萧条和复苏的过程，不过是使少数人尤其是金融寡头积累了巨额财富，而使“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变得更穷。看来，不管资本主义制度下“蛋糕”的尺寸做得有多大，只要分“蛋糕”的方法没有改变，两极分化只会越来越大。资本积累的逻辑不过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即以生产者群众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55]，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无论是否拥有“中产阶级”身份，逃脱不了“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56]的阶级宿命。
(二)金融资本的统治使“中产阶级”的真相凸显
工业生产的“过剩”使投资生产变得风险大、利润低，这不过是表明，资本积累在工业领域遇到阻碍，为寻求利润，大量资本不断涌入金融业，使金融资本不断壮大。金融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但是它通过虚拟资本投资如股票、期权却可以从生产领域攫取剩余价值，也可以利用金融衍生品制造财富转移的手段，在金融领域实现工业资本难以想象的超大规模的资本集中，而后者现在已经成为西方金融业的主要创收来源之一。资本的全球化下网络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信贷、投资、金融产品及美元霸权攫取世界财富创造了优越条件。
但财富愈是向西方集中、愈是向金融资本集中，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需求就愈是萎缩，为避免利润下降，许多工业资本也通过金融业务谋取利润。金融市场的规模越大竞争就越激烈，为获取更多财富来源，金融寡头们谁在“创新”金融产品上走在前面，谁就能把握市场先机，赚得盆满钵满。
21世纪最“创新”的金融产品，非美国次级贷款的衍生金融品莫属。它以低利率吸引低收入人群靠借贷进入住房市场，因此急速扩大了市场容量，引起房价上涨，然后把这些住房贷款打包成各类金融商品推销到世界市场上。在市场高涨的情况下，由于金融杠杆的作用，这些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最后形成巨大泡沫。金融衍生品看起来是突破了“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的界限，但“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57]，它只不过是以更大的规模把危机的爆发推向了将来，而它一旦爆发将具有海啸般席卷世界的威力，2008年以来持续至今的这场“大衰退”的破坏性就是如此。
由于实际工资停滞甚或下降，导致消费信贷尤其是住房信贷的扩张，使西方百姓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他们在为工业资本的积累付出血汗的同时，也为金融资本的积累倾家荡产。这就是金融垄断资本统治下西方百姓的生活际遇，“中产阶级”不可能独善其身。
在美国，“中产阶级”是收入负债比最高的群体，2001-2007年间，“中产阶级”家庭的债务增长得最快。[58]中等收入家庭的信用卡债务早在1989和2001年间就增长了75%达5031美元[59]。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报告，美国家庭总负债(包括抵债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债务、汽车贷款和拖欠贷款)在2013年第四季度仍达11.52万亿美元，比上一季度增长了2410亿美元，“这是自‘大衰退’前家庭债务比上年同期增加后再次出现这种增长。这表明在一段时间的去杠杆化后，家庭又开始借债了。”[60] 而举债度日的结果就导致在美国申请破产的人中超过90%的人属于“中产阶级”。[61]而“大衰退”的来临又使“中产阶级”日子更加难过，“被挤压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危机”、“拯救中产阶级”等话题在西方不绝于耳。
奥巴马2009年1月宣布成立由副总统拜登担任主席的“白宫中产阶级工薪家庭工作组”，拜登表示，“美国的中产阶级正遭受痛苦。万亿美元的住宅净值、退休储蓄和大学教育储蓄化为乌有。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失去工作，……强大的中产阶级等于强大的美国，缺一不可。我们的任务是让中产阶级缓过劲来。”[62] 但是，奥巴马的第二任期都过半了，拯救“中产阶级”的任务仍毫无成功的希望。不管是“美国梦”还是“欧洲梦”，都强调通过努力奋斗来实现美好的生活。但是，“中产阶级”努力工作、送孩子上大学，却越来越难实现那种没有负债、越过越好的日子，反倒是少数不劳而获的人的财富越来越庞大。所谓“愤怒的中产阶级”走上街头，宣泄对政府的不满、对现实的厌恶。
马克思说过，“工人的绝对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 [63]我们现在看到的“中产阶级危机”体现的无非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城乡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下必然遭受的痛苦：要么是穷忙族(the working poor)，要么成为失业者、破产者……“中产阶级危机”不过是表明，“中产”不是“无产”、“无产”就是无产，形式永远改变不了内容。要从根本上解决 “中产阶级危机”就是要消除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资本积累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必然使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
五、结语
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资产阶级就没有停止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围剿。尽管马克思说过，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明，在他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64]但由于惧怕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以及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颠覆，资产阶级现在更加认同去阶级化――营造一个没有阶级更没有阶级斗争的世界，才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无论是“告别工人阶级”[65] 还是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后工业社会”[66]，都想表达的是，阶级或阶级斗争属于马克思那个旧时代。“中产阶级”这一概念，不过是想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抹煞其客观存在的无产阶级，用一种令人舒服而又无害的概念将它与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资产阶级混同起来，从而达到消解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概念的目的，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营造一个错误的社会阶级结构镜像，让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无法从中看到自己的存在，进而实现资产阶级统治万世长存的理想。可惜的是，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在不断的酝酿、发展和爆发中，它使“中产阶级”们无法保有理想的“中产阶级”生活状态，从而发现了自己存在的虚幻性，发现了自己作为无产者的真正处境。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解除资产阶级从精神方面对无产阶级的束缚和统治，进而彻底摆脱资产阶级从物质方面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注释
[①]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Dec 18, 2013,
http://www.ahdictionary.com/word/search.html?q=middle+class.
[②] Half Sigma, “The end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ety”, May 27, 2010,
http://www.halfsigma.com/2010/05/the-end-of-the-middle-class-society.html.
[③] Allison McCartney ：”What is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September 24th, 2012,
http://www.pbs.org/newshour/extra/2012/09/what-is-the-american-middle-class/
[④]环球时报驻外记者联合报道：《未来20年全球化使中产阶级浪潮席卷多国》，《环球时报》2007年12月22日。
[⑤]刘一楠：《亚洲中产阶级有望成为全球第一消费群体》，《北京日报》2010年8月20日。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页。
[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42页。
[⑨] Paul Buhle, “The Myth of the Middle-Class Society”, Monthly Review, 2001, Volume 52, Issue 10 (March), http://monthlyreview.org/2001/03/01/the-myth-of-the-middle-class-society.
[⑩] [美]C.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
[11]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12] [美]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13]詹得雄：《独家：解析“美国梦”的前世今生》，《参考消息》，2013年4月15日。
[14] Boritt, Gabor S. Lincoln and the Economics of the American Drea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December 1994: Page 1. ISBN 0252064453.
[15] 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Pluto Press Limited,1982, London, p1,p3.
[16] 参见[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17]高島善哉「現代国家論の原点」『高島善哉著作集』第8巻、東京：こぶし書房、1997年。Takashima Zennya, Genndai Kokkaron no Genten (A Fundamental Perspective of State Theory), Takashima Zennya Collected Works, Vol.8, Kobushi Publishing, 1997.
[18] Ricardo Fuentes-Nieva and Nick Galasso, 2014. “WORKING FOR THE FEW Political capture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Oxfam GB for Oxfam International under ISBN 978-1-78077-539-5 in January 2014.
[19] Ricardo Fuentes-Nieva and Nick Galasso, 2014. “WORKING FOR THE FEW Political capture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Oxfam GB for Oxfam International under ISBN 978-1-78077-539-5 in January 2014.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7页。
[21] “Automatic reaction”, The Economist, Sep 9th 2010 , http://www.uwec.edu/geography/Ivogeler/w111/middle-class-crisis2008.htm.
[22]Rakesh Kochhar and Rich Morin5, 2012. “The Lost Decade of the Middle Class Fewer, Poorer, Gloomier”, August 22, 2012.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2/08/22/the-lost-decade-of-the-middle-class/#fn-14586-2.
[23] BBC News, 2007. “Profile: John Prescott”, 27 August 2007.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politics/6636565.stm.
[24] Tom de Castella, 2014. “The evolu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BBC News Magazine,16 January 2014.
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25744526.
[25] The New York Times, 2008. “For Europe’s Middle-Class, Stagnant Wages Stunt Lifestyle”, May 1,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5/01/business/worldbusiness/01middle.html?pagewanted=all.
[26] TAVIA GRANT, “Five myths about Canada’s middle class”, Nov. 19 2013.
[27]邓喻静等：《全球中产者的愤怒和中产阶级的危机》，《环球》杂志2010年第10期。
[28] 《正在没落的中产阶级》，[日]《经济学人》周刊，2012年1月31日。
转引自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2_02_09_65495.shtml
[29]邓喻静等：《全球中产者的愤怒和中产阶级的危机》，《环球》杂志2010年第10期。
[30] Lambert Strether, 2014. “Job Polaris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Middle-Class Workers’ Wages”, February 9, 2014.
http://www.nakedcapitalism.com/2014/02/job-polarisation-decline-middle-class-workers-wages.html.
[31] TRAVIS WALDRON, 2012. “ 5 Charts That Show America’s Middle Class Has Deteriorated” Aug 30, 2012 .http://thinkprogress.org/economy/2012/08/30/776201/5-charts-middle-class/#.
[32] David Francis,2012. “An Inside Look at the Middle-Class Squeeze”, Oct.16, 2012, http://money.usnews.com/money/personal-finance/articles/2012/10/16/decline-of-the-middle-class-behind-the-numbers.
[33] Dean Beeby , 204. “Tories dismiss government report that calls middle-class ‘Canadian dream’ a ‘myth’”, Canadian Press, February 23, 2014.
[34] The New York Times, 2008. “For Europe’s Middle-Class, Stagnant Wages Stunt Lifestyle”, May 1,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5/01/business/worldbusiness/01middle.html?pagewanted=all.
[35] The New York Times, 2008. “For Europe’s Middle-Class, Stagnant Wages Stunt Lifestyle”, May 1,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5/01/business/worldbusiness/01middle.html?pagewanted=all.
[36] [美]莎布丽娜.塔文尼斯：《美国中产阶级数量为何萎缩?》，《纽约时报》，转引自译言网，2011年11月17日，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66061/283938，2014年4月17日。
[37] Michael Snyder, 2012. “84 Statistics That Prove That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Is Real And That It Is Getting Worse”, August 23rd, 2012.
http://thetruthwins.com/archives/84-statistics-that-prove-that-the- decline-of-the-middle-class-is-real-and-that-it-is-getting-worse.
[38] Mario Queiroz, 2013, “Portugal’s middle-class dwindles under debt”, Aljazeera, 01 Feb ,2013.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3/01/20131281147672390.html.
[39] 布赖恩•克莱因：《警惕全球中产阶级危机》，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杂志网站2012年8月7日，
转自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strategy/2012_08_17_91563.shtml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41] [美]斯蒂芬•雷斯尼克 理查德•沃尔夫：《经济危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
[42] HOLLY SKLAR, 2008, PBS Interview, June 13, 2008, http://www.pbs.org/moyers/journal/06132008/transcript4.html.
[43]Andrew Sharpe, Jean-François Arsenault and Peter Harriso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real wage growth in Canada and OECD Countries”, No 2008-08, CSLS Research Reports from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s, p.i, http://www.csls.ca/reports/csls2008-8.pdf.
[44]Andrew Sharpe, Jean-François Arsenault and Peter Harriso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real wage growth in Canada and OECD Countries”, No 2008-08, CSLS Research Reports from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s, http://www.csls.ca/reports/csls2008-8.pdf.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715页。
[46]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2002. “Middle Class Squeeze” ,12.13.2002.
http://www.pbs.org/now/politics/middleclass.html.
[47]Andrew Sharpe, Jean-François Arsenault and Peter Harriso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real wage growth in Canada and OECD Countries”, No 2008-08, CSLS Research Reports from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s,p.61, http://www.csls.ca/reports/csls2008-8.pdf.
[48] 《资本论》第3卷，第389页。
[49]《美贫困人数创52年新高》，《京华时报》，2011年9月15日。
[50]宋丽丹：《国外共产党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世界形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
[51]彼得·胡迪斯：《超越经济紧缩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8日。
[52] Shannon Jones, 2012. “Net worth of richest Americans soars by 13 percent in 2012,” September 21,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12/sep2012/rich-s21.shtml, 2013年1月4日。
[53]据路透社报道：《最富的400个美国人：盖茨19年稳居榜首》，2012年9月20日， http://news.mydrivers.com/1/241/241831.htm，2013年1月4日。
[54]Voice of America, 2014 “ Oxfam: Wealth of 85 Richest Equals That of 3.5 Billion Poorest”, January 21.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第3册，第135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8—39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8页。
[58]Christian E. Weller, 2011. “Unburdening America’s Middle Class November”, 2011.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11/11/pdf/deleveraging.pdf.
[59] Christine Dugas, USA TODAY, 2003. “Middle class barely treads water”. Sep 15, 2003.
http://usatoday30.usatoday.com/money/perfi/general/2003-09-14-middle-cover_x.htm
[60]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2014. “New York Fed Report Shows Households Adding Debt”, February 18,
http://www.newyorkfed.org/newsevents/news/research/2014/rp140218.html.
[61] ‘Why Middle Class Mothers and Fathers Are Going Broke’
[62] WSJ Staff, 2009. “White House Announces Middle Class Task Force”, Jan 30,2009.
http://blogs.wsj.com/washwire/2009/01/30/white-house-announces-middle-class-task-force/.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0页。
[64]《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下，第509页。
[65]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66]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 原文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5期，网络发表时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