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所用的战略计划的这个术语带有着某种综合性。在这一章里，我们对计划做了诸多方面的探讨，主要会谈到经济的整体结构，但并不能将这个结构想当然地轻易划归到宏观经济的或详细的生产计划的主题下，这两个问题我们将会在另外的章节里解决。
本章讨论的主题如下：
- 产业结构的计划；
- 需要考虑的环境因素；
- 投资计划以及生产的时间维度；
- 有关商品和服务分配模式的计划；
- 农业生产计划；
产业结构计划
我们可以对由政治决定长期生产目标的许多领域（比如：住房、交通、能源供给、通信、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等）做一些可实现的预想。在各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做出一些“崎岖坎坷”的决定。例如，新住房的开发形式就是个绝佳的适合作民主讨论、民主决议的问题。或者还可以思考一下关于私人交通出行的问题。
国民出行依靠于私家车还是公共交通是一个对社会有巨大而长期的影响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基于独立意识做出的决定的总和并不一定与对社会最理想的结果相符。在那些大工业城市的交通运输还依赖于火车和有轨电车的时候，人们坐车通过城市中心可比现在快多了。当然，对于那些能买得起私家车的人来说，这些新兴的私家车确实比电车速度要快，因为他们不用每站都停下来载客。但是当越来越多的私家车涌上道路的时候，交通堵塞也越来越频繁了，整体来看，造成的结果就是私家车和公共交通的速度都变得比以前慢了。因为私家车总是保有对公共交通的速度优势，所以人们也就一直热衷于自驾出行。因为不断增加的私家车的使用抢走了公交车和电车的生意，这些公共交通服务的境况就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城市里常常出现的危险而堵塞的道路、空气污染以及越来越冗长的旅途用时。这个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基于经济状态的社会决定，有可能产生比仅仅是个人决定的总和更优越的结果。
放宽还是限制私家车的使用，是一个对国家工业有着巨大影响的决定。对一个大国来说，汽车制造业也许直接或间接地雇佣了数百万的工人来制造汽车或汽车零部件，供应汽油，维修汽车，修建和养护公路等等。私家车的占有量还会影响城市的布局以及零售业的类型。战略计划应该系统地考虑这些派生问题。如果决定要限制私家车的使用，那么计划就必须对与汽车制造业有关的劳动力的重新部署做出相应的要求。
上述的例子是关于一门已经被充分了解了的工业技术。然而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产业战略计划也会随之出现不同的问题。回顾以前的工业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一系列由不同的工业领域所引导的工业潮流：纺织业、铁路、重型机械制造业、化工行业、汽车工业、耐用消费品、电子工业等。每一个工业经济体的成功，都依靠于该经济体迅速发展这些先锋行业的能力。在前两次的工业发展潮流里英国处于突出地位，第三四次是德国。美国是大规模生产汽车和耐用品的先锋，然而随着电子行业浪潮的到来，领导者的地位流转到了远东。
新近的正在工业化的经济体有一个相对简单的任务：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已确立的工业基础，由此出发就可以全力建设新兴工业。苏联在30年代到50年代间通过扩大发展重工业获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率；台湾和韩国通过电子行业也得到了四十年的类似程度的发展。这种最初的工业发展很适合进行计划，因为负责计划的机构能把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先进国家的工业结构直接照搬过来。
对于一个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并领跑工业潮流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现成的可以照搬。老旧产业必然会日薄西山而要支持一些其他的新产业，这些新产业潜在的可能性的基础在于某些尚待开发的技术。这需要一定的前瞻性，必须要做出一个计划，这一计划能够做出预测，即未来全新的工业体系都要建构在现在所进行的科研结果之上。要做到能够识别出将来所必需的知识、科技和技能，并能组建有能力把科学转化为技术的研发机构。要重新组建能够“生产”出有能力使用这些新技术的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机构。最后，必须能构想并设计出将要用这些新技术制造的消费品。创造出相应的生产流程。还要发展生产设备以及零部件供应，建设新的生产线并投入生产。
如果经济发展不停滞，将会以10到15年为一个阶段不断地做出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计划。这种水平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主的，这一点并不是十分清楚。刚开始，关于哪种技术很有可能在未来的10到20年里是有价值的知识，将会集中在一个小型的研究团体里，而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判断。不过，也许可以先让技术专家们提出若干有关未来工业发展的可行的选择方案，然后在公众讨论中征求意见。
负责制定战略计划的计划部门的人员组成必须按照计划相关的时间规模来决定。长期计划必须要是一个由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从日常工作中调派过来的）共同组成的小型委员会制定的。对于5到7年的计划的制定，会由更多的经济学家在产品工程师的协助下完成。短期计划要在产品设计师和工业主管人员提供更充分的信息的基础上制定。
使得战略计划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这些计划利用创新的能力。这是一个天生固有的矛盾，因为就其定义来说，创新并不能在其发生之前就为人所知。然而，一个新的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常规的工业应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即使创新的过程也许在一开始不可能被计划，但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计划会变得越来越可能实现。任何现代工业经济通常都有一个工业发展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使不可知变得可知，使可知的变成可用的。科学研发成为社会分工劳动的一个分支，并且，在技术层面上来说，还相对独立于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的形式。
这并不是说社会关系对创新的过程毫无影响，很明显是有影响的。但是相比一系列其他方面的因素来说，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对于创新似乎并不十分重要。创新是劳动分工的一个分支，在这种劳动分工中，一个经济体或许可以完成专业化但或许也不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将新科技转化为工业应用的成就的高低也互不相同。英国因其科技创新步履迟缓而臭名昭著，快速进行科技创新的日本广受赞誉。这个原因不能过于简单地做出解释，当然更不能归结于“市场越自由，创新程度越大”这一简单的公式。民族的心理特征和文化——一个社会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这些不可估量的因素也应该同等地被纳入考虑范畴。
除了这些难以衡量的因素之外，一些具体的客观因素也在起着相应的作用：一个社会的教育体系的优劣能起到什么作用？有多少国民收入用到了研发上？这些研发经费又有多少是用在了民用多少用在了军事研究？一个社会能不能有这样一个机构，它能整合产品从基础设计研究到制成成品整个发展周期的所有方面？
一个社会花在教育和民用研发上的经费数量和它的创新速率之间有着许多显而易见的联系。一个民主计划体系的制度，像国防、教育和研发这些国家预算的主要部分都要由一年一度的普选决定。但这样的制度并不保证会把大量的预算支出用于研发。这一决策对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公民可能会给一个优先级较低的考虑。但这是他们自由而从容地做出慎重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公司会计师做出狭隘的个人决定后所带来的副作用。
研发要想有效率就必须有一个涵盖了纯学术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和大规模生产等各个时期的传输带。亚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似乎表明这个传输带的后期阶段尤为重要。西方资本已经有足够多的公众资金在支持纯学术研究，但是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过多地面向了武器生产。结果就是制造出了很多出奇精妙的战斗机和火箭，但是生产民用一般产品的创新能力却消失殆尽了。在将新技术应用于视频录像、摩托车和照相机这些贴近民众生活的产品的方面，美国和英国都没有苏联做得好。国防工业是惟一一个把公共资金支持的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引入生产的行业。对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来说，想要用科学来提高用于民事的国家工业，那么首要的就先必须创造一组民事研究机构来代替那些军工复合体。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在第四章我们谈到，社会主义经济需要采取一种环境友好的发展政策。本节我们将探讨这一目标的一些具体含义，并且评估市场和计划关于环境问题的相对优劣。一些深入的相关问题会在第14章展开，那时将聚焦于确保谨慎借鉴使用自然资源所要求的财产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设任何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都被用于生产的人类劳动总时间所充分包括了。在最近的一次对社会主义计划的批判中，Don Lavoie（1985）再一次提出了一个陈旧的反对理由：劳动价值不能充分处理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问题。其论据是，根据劳动价值而言的成本花费不能处理自然的或者非劳动的投入。在市场体系下，自然资源都有一个价格标签，从而会计入生产成本中。但在劳动理论里它们是免费的。因此，他们争论道：劳动理论会低估由稀有自然资源生产的产品的成本。
这是个严重而危险的问题。但这个源自冯·米塞斯的论点也能反过来反驳那些支持市场的人，因为理性使用自然资源正是资本主义的弱点，同时又（潜在地）是社会主义的强项。
自然资源的“自由市场”价格是如何确定的？经典的回答是来自级差地租。在这种语境下，那些边际的土地、油田或是森林都是免费的，并且生产的边际成本①来自于劳动（而在新古典理论里，是资本）的投入。但是来自边际油井的石油也是消耗型资源，但在市场体系下这种消耗没有价格。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是鲁莽而毁坏型的，而不管这自然资源是否是边际的。这里，我们值得回顾一下马克思对美国拓荒潮的看法。由于殖民者从沿海诸州迁移到平原而改善了那里的土地质量。随着原本在地理上很边缘的土地变成了最高产的土地（因为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偷来的，所以这些土地都是免费拥有的），所有在自然资源开采上的限制都去除了。自此后农业生产活动（没有轮耕而是单一作物种植）在这片大地上开始了，但这种生产活动造成了急剧的土壤肥力的枯竭。在大多数市场主导型经济体里，这种生产活动的特点造成了灾难性的土地的风沙侵蚀区。边远地区的木材开采也有这样的情况。资本主义企业从北美西海岸或亚马逊和婆罗洲原始丛林原住民那里偷木材，将其看作是免费的自然资源。需要花费上千年才能形成的森林在短短几十年里就被砍光了。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市场体制会促使人们节俭地使用土地并保持土壤肥力，那就是存在着一个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个阶级从地租获得收入，在保持这一收入方面有既得利益。从学术上讲，这意味着级差地租产生于边际收益的递减。政治上，这意味着地主阶级是富裕的、政治经验丰富的，并且背后有国家权力的支持。这种结合只会发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资本主义时期，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土地由被贫农或者狩猎采集者拥有，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权力。他们的自然资源已经被轻易地征用了。除此之外，对地主们来说，节约地使用还是开采这些资源（会破坏土壤肥力），哪个更理性，这取决于资源的贴现率。只要贴现率很高②，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竭泽而渔的耗尽型使用就是合理的。贴现率如果低而稳固，那么采取一些投资来加强土地的质量在经济上就是切实可行的，就像十八世纪英国地主阶级做的那样，但这儿我们说的就不是不可再生资源，而是缓慢的可再生资源了。
总之，不管利润在增加还是减少，市场总是会浪费边际资源。在低贴现率和边际成本递减的情况下它将节约使用那些缓慢的可再生资源。对于那些不可再生资源，市场总是竭泽而渔地耗尽使用。
把估算租金③引进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就像苏联那批“改革家”所鼓吹的那样）就相当于是用边际成本代替平均成本来计算劳动价值并且还假设劳动收益是递减的。但是根据我们上面的讨论，社会主义下的估算租金在节约使用资源方面将不如资本主义下的真实租金有效。我们提出一个更激进的观点，任何“经济的”决策机制，也就是基于单一目标函数的任何决策机制，都会造成生态破坏的结果。任何基于价格的决策过程都不能反映出一个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后果，因为它们都很复杂，不能还原为一个会计分录。对环境影响的任何非定性评估都是具有误导性的。一个行为对环境所造成后果必须通过科学地调研才能确定，并通过通过政治斗争方能解决。这方面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苏联科学界曾发起一场运动，以阻止在贝加尔湖沿岸的的工业开发，并中止将西伯利亚河引流到南边用以灌溉中亚地区的计划。
不能保证在这些问题上会采纳那些明智的决定。最多能够做到的就是要求有允许就问题展开自由而广泛的辩论的政治条件，有科学调研和出版的自由，而最终的决策通过自由投票来完成。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决定最终几乎始终如一地都是为了符合那些能够“买得”政治影响的大公司的商业利益而作出的。在社会主义民主体制下，主要的环境问题会在持久公开的媒体辩论之后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解决。如果一个水力发电计划会使得一个峡谷被水淹没，而这个峡谷既是一个美丽的景点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态栖息地，那么搜寻可以决定这个项目是否应该实行的经济公式就是毫无意义的。这个问题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也就是说，要做一个决定需要对优先要考虑的事情做一个深思熟虑的判断，而不能把这个决断缩减为几个简单的数字的对比，不论这个数字是用劳动时间或是金钱来表示。
资源消耗的问题是有悖论性的，因为快速消耗的政策和极度保护的政策会导致相似的结果。如果我们在一个持续几年的大繁荣时期用光了北海石油，那么我们就剥夺了后人对资源的使用，但如果我们把它永久留在地下那么我们又是剥夺了自己对它的使用。慎重的替代选择是以一定的方式和速度来使用石油，可以让我们在消耗完它之前能够开发出相应的能源替代品。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市场正这样做。另一方面，有一些证据表明苏联正系统性地按照这种方式处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苏联坚持在高能核聚变研究中投入大规模的资源以期开发出一种化石能源的替代品。西方的装置如欧洲联合核变实验装置（JET）都是源自于苏联的托克马克（Tokamak）设计。并且随着1987年新的能源号重型运载火箭的发射，这使苏联开发太阳能量这一太空计划的主要目标得以被外界知晓④。这些运载火箭预期的用途包括放置轨道镜以在冬季给北极圈的工作点提供照明，建设轨道太阳能电站以把太阳的微波能量输送到地球。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把这种长期项目作为常态计划机制的一部分予以实施。市场机制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他们设立模仿社会主义计划的特殊的国家机构——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是CEGB（中央电力局）。
生产的时间维度
迄今为止，我们对劳动价值这个概念的讨论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在十年的时间里，每天工作的价值和第二天都是一样的。可能会有人反对说这太不切实际了，这样的计算体系会导致采用过度资本密集型的项目。我们可以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为了发电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形成一条高速通道，现在提出了一个在塞文河的河口处修建一道大坝的方案。由于能量是由非同寻常的高达7米左右的潮汐振动免费提供的，所以这个项目一旦建成就可以以一个非常低的劳动成本来发电。但是建造大坝需要大规模的土木工程，这将比建造一座同等产出的火力发电站耗费更大。
图5.1在理论上比较了这两个项目在五年期间将花费的劳动力成本。从整个30年的期间来看，产出等量的电力，火力发电要比潮汐发电耗费更大的总劳动成本。但是在项目建设的头十年，火力发电站的花费较之更低。如果我们仅仅基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劳动成本来考虑如何发电的问题，那么潮汐系统将完胜火力发电。实际上英国电力局选择了不去建造潮汐发电站，因为建造大坝需要偿还的贷款的利息大于投入使用后它将节省的燃料的费用。如果是在一个较低的利息率的环境下，那么英国或许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仅仅用劳动内容（亦即就纯粹的劳动价值方面）来看这两个选择的耗费成本就相当于是在零利率或零贴现率的环境下进行比较。
图5.1：9%的贴现率对两种电力计划成本的影响
无论根据主观情感还是客观现实，人们都会反对零贴现率。今天的果酱总比承诺的明天的果酱好。照这一原则，今年少付出些努力或许更好，即使这意味着以后要做更多的工作。一个主观决定的贴现率，可以通过政治的方式确立（人民每几年可以就他们是否希望贴现率上升、下降还是保持原样投一次票）。但是一个更为客观的方法是很可能的：可将生产力的平均增长率作为贴现率。这样做的理论依据便是：如果劳动生产力每十年翻一番，那么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将相当于90年代末的半小时劳动的工作（作者写此书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译者注）。因为我们永远没法精确地预知未来，那就有必要根据最近的历史来预估将来的生产力增长。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可能会意识到电力局不进行塞文河大坝项目的决定在经济上是不理性的，因为在他们的计算中所使用的贴现率是远高于经济中实际的生产平均增长率的。这个例子有力地证明了：理性的经济计算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才是可能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贴现率是由金融市场的偶然性决定的，而这种偶然性是和实际的生产可能性完全脱节的。它是由国际资本的投机活动和金融机构里的不民主决策联合推动的，很不稳定而且每个月都在不停地波动。不管是以经济效率或是民主机制做理由，在经济决策中使用这样一个变量都是站不住脚的。⑤
市场和非市场的分配方式
有一个和经济的整体形态相关的战略决定，那就是关于哪种产品应该由计划直接分配、哪种应该交给某种意义上的“市场”来分配。我们设想一个生产者产品完全由计划分配而消费者品由市场分配这两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情况。市场的确切性质将在第八章阐明。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这一市场是和资本主义经济里的市场截然不同的，因为它从属于社会劳动时间的计划分配。但我们依旧面对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市场分配和非市场分配确切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可以应该用哪些原则来判断市场与非市场的分配？
有四个要点和这一问题相关。我们会在这四个小标题下展开探讨：公民权利、选择的自由、应对稀缺和计量的成本。
公民权利
首要的原则便是，一些产品和服务，应该由全民税收提供资金，作为一项权利提供给公民，因为这是全面参与生产的和公共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条件。这里典型的例子就是教育、卫生保健和保育（我们将在第13章讨论到带有电子投票机的电视也应该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而提供，以保证政治民主的全面参与⑥）。为了能作为一个积极的、生产性的成员在社会中起作用，一个人必须要受到良好的教育，身体健康，并且无需整日呆在家里照顾幼小的孩子。这些产品在给予公民们“积极的自由”⑦来掌握他们自己的生活方面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教育、卫生保健以及保育的有益之处不是仅限于公民个人，每个社会成员都富有生产性、都能享受教育且身体健康对整个社会大有裨益。（用经济学里的术语来说，这里存在着外部效应或说“正外部性”，而人们普遍认识到，市场在一些外部性很重要的地方并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选择的自由
第二点是，一旦公民权益的基本前提条件得以保障之后，每个公民（或者家庭、群体）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来决定他们想要以何种方式来享用他们的劳动果实。国家分配或配给制是极不适应于这个要求的。我们需要一个某种形式的“市场”，人们可以在其中花费自己的劳动券。（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我们将在第8章详细描述这样的市场。）这种分配模式将被应用于食物、饮料、娱乐、书籍、衣物、假期旅游等领域——即不存在外部性或是外部性并不重要的一些产品。对一个社会来说，虽然使其成员都陷入无知、被不必要的疾病困扰或是被年幼的小孩困在家里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让他们能够在鱼子酱、红酒、书籍或是去高原地区旅游方面做选择却也完全合乎情理。
应对稀缺
第三点关注的是，那些供给相对固定的产品在价格为零的情况下，需求超过供给的情况。拿一段堵塞的高速公路为例，可以建造新的公路也可以加宽旧路，但这需要花费劳动时间且可能会因为环境理由而受到反对，让我们先暂时假设高速路的供给实际上是固定的。如果公路的使用是免费的，那么它就会变得特别拥堵以至于人人都不能享受到快捷方便的旅程。在这种情况下，收取通行费用是很合理的。这是“限量供应”稀缺资源的一种方法。那些觉得快捷的个人旅程十分重要的人就会付通行费以满足愿望，而一些人可能会选择公共出行方式作为代替。
这种形式的过路费也会给计划者们提供有用的信息。假设正在考虑修建一条新的高速公路。修建工程将会在劳动时间方面耗费昂贵的代价。如果现有的公路已经过度拥堵了且没有收取任何通行费，那么这本身并不意味着新建一条公路是划算的。但如果已经征收了和新建工程成本相关的通行费之后现有的道路依然拥堵的话，那么这时就有理由来建造更多的公路了（除非有特别强力的来自环境考虑方面的反对）。
这里总的观点是：反对资本主义并不是指完全反对应对稀缺问题的“市场解决方法”——甚至有很好的理由给当前社会下碰巧是“免费”（即从税收获取资金）提供的产品定价收费。
计量的成本
我们在上面提出：没有任何重要的外部效应的消费品应该参与劳动券的市场交换。不过考虑到保证基本的经济理性，这一原则必须在一些情况下加以限制。那就是：如果计量人们消费和要求他们付款这两项操作成本超过可获得的收益，而商品的定价并未包含这两项成本时，个别地收取一件商品的费用是毫无意义的。就此而论，即使把意识形态的考虑放一边，英国将水私有化的行为也很可能是不理性的。水是非常低成本的产品，并且并不完全清楚计量和收费的成本是合理与否的。（如果净水将会成为一种稀缺并且代价昂贵的商品，那么情况将会有所不同。）
农业
在发达社会里，农业领域的自由市场几乎是闻所未闻的。那些倡导用自由市场来解决波兰粮食问题的西方政府却在他们本国内强烈抵制也这样的政策。在日本、欧洲共同体以及美国，粮食市场是受到强力调控的。这种调控的目的在于一方面确保供给的稳定，而更为重要的是缓和严厉的市场对那些政治影响很大的农业游说团体的冲击。所采取的措施在细节上可能稍显不同，但总体起到的效果都是要保持粮食价格高于自由市场水平以确保农场主们的利益。
这种措施所引起的可预料的后果便是刺激了生产过剩。过量的粮食被生产出来，然后全部被以补贴价格收购并积存在仓库里。对剩余的这种处置方式产生了一个经济难题。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全部低价出售给消费者，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削低价格并有损于农场主的利益。还可以诉诸于一些特殊的花招。比如在圣诞节给领取养老金、抚恤金的穷人分发黄油。于是在救世军的办事处就出现了卑劣丑恶的一幕：年迈的老人们排着长队，竞相占有那免费发放的几磅黄油。甚至还有更糟的，食物常常被毁坏。大量库存的土豆被故意用紫颜料弄脏以使得它们不能再作为人们的消费品。付给农民们一笔钱以激励他们使土地闲置而不是种植粮食。
同时，粮食的高价又激励农民们愈发有动力去开垦边缘的土地。岸边草地、灌木丛以及树林消失了，在消失的地面上产生了谷物大草原。在补贴价格之下，在土地上滥用化学物质、污染食品、滥杀野生动物以及用硝酸盐化肥和农药污染水源都变成了值得去做的事情。我们步入了一个极端荒谬的境地，即只有给土地所有者付钱才能使他们不去通过种植松柏而破坏那些科学价值地点。而如果不是为了所能得到的休耕报酬，他们一开始也根本不会想到去种树。
西方现存的是一种公共管制和个人私利的离奇的混合物，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发财致富。尽管如此，这一体制的辩护者仍然会指着东方说道：“至少我们不用像俄罗斯那样在食品面前排长长的队”。关于共产主义农业流行的印象就是永远的短缺、俄罗斯的排队以及波兰的肉食品骚乱。
在东方的共产主义体系崩溃之前，那儿的农业系统就有着很大的差异。波兰国内以私人农业占主导地位然而捷克却全境实行的都是集体农业。当布拉格的国营商店堆着萨拉米香肠和腊肠的时候，波兰的肉店架子上却空空如也⑧。在苏联占主导的是集体农业，但仍然因为短缺而声名狼藉。
正如这些事例所表现的，这不是一个个体农业和集体农业孰优孰劣的简单的问题。其他因素——物价政策、分配体系以及农村的文化水平——都在其中发挥着它们的作用。此外，用商店货架是空的还是满的这一标准是不能很好地来评判一项农业政策的效力的。如果物价足够高那么商店将一直都会是满满的。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商店货物充足，但人们却在挨饿的情况。相反的，如果人为地压低价格，那么商店的货物就会一售而空。
评判粮食生产分配体制的一个更好的方法便是看全民整体的营养标准，以及这个体制所产生的生态影响。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有关饮食的科学知识体系。甚至在二战之前，营养学家们已经计算出了一份平衡的饮食所需的蛋白质、脂肪、糖类以及维他命的数量。这个知识被很好的用在了战时粮食配给额度的设置上。即使往常的供给来源变得混乱，但理性的计划以及合理分配现有的资源也使得国民整体的健康和营养标准在实际增长。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关营养的建议现在看来已经有些过时了。对饮食以及心脏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已经引入到了现代的处方建议中，比如少食用黄油和动物脂肪、多食用复合糖类食品等等。但是普遍的原则仍然是适用的：如果全民都按照最新的科学知识合理饮食，那么整体的健康水平将会得到提升。问题不再是防止由长期营养不良助长的软骨病和结核病等疾病，而是遏制由不良饮食习惯带来的现代人类健康的大型杀手如癌症、心脏疾病。
这表明食品供应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计划。对于一个给定规模和年龄结构的人口，总的食品需求可以轻而易举地计算出来。粮食的来源有三个：进口、社会化的农场和渔业，以及私人农场和私人渔业。我们假定食品出口受制于与各生产国的长期供应合同，除非有重大的气候灾难，这能够给那些不能在本国里很经济划算地生产的食品提供一个可靠的供应基础。
进口长期合同确定之后，国内生产的目标就自然是确切可知的了。如果我们假设农业领域是由国营农场、合作社以及家庭农业组成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从这些来源来完成生产目标。农业比其他工业都更容易受天气因素的影响。它的生产值年年都在浮动，要做出精确的年度计划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几年为一个时期的阶段内这些波动是相当平缓的，通过缓冲库存，常规的供给是可以保持稳定的。为农业制定一个三年或四年的浮动生产目标是合理的。家庭农业和合作社将被要求竞标承担三年一期的固定数量的谷物供给。他们会被要求详细说明在机器、能源以及化肥等方面他们所要使用的投入，以及他们想要多少附加价值作为自己的劳动所得。供应合同将根据一个公式制定出来，这公式不仅会考虑到成本（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劳动），还会顾及由于使用特定量的化学物质及化肥而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竞标体系将会避免折磨着西方农业计划体系的生产过剩的痼疾。它把消费者和环境的要求置于生产者的要求之上。它鼓励效率，促进了那些不经济的边缘农场的倒闭。那些赢得合同的农场将会获得长期稳定的价格和市场份额。
注释
① 在地租理论里有边际（margin）和边际成本这两个概念的根源。这里的边际（margin）只代表字面上的耕种的边沿的意思。故译者称为“边缘土地”，是指那种末等的质量很差的难于犁作的土地。
② 现率是利率的一个抽象概念。如果，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如果我有一张一年后可兑换的一千美元的邮政汇票，但其实它对我的当前价值是少于一千美元的。如果我现在就要用钱，但还没到一年后，我就必须去贷一笔款并承诺一年后还钱。假设信贷公司管我要25%的利息，我借了八百美元，那么当我的一千美元汇票到期后我就可以一起偿还贷款和那200美元的利息了。未来的1000美元的 收入就将贴现当前800美元的当前价值。可以这么做很明显是由于信贷制度，但资本主义经济把这个概念从他的制度框架里抽象出来并把它推为经济计算里的一般原则。
③ 社会主义经济中租金意味着国家好像是充当两个个体：一个土地所有者和一个工业家。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国家为工业对土地的使用，向作为工业家的国家征收租金。因为土地和工业都是国家所有，这就是一个纯粹的内部会计操作。
④ 参见 《泰晤士报》（The Times），10/8/1987
⑤ 必须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计划中对贴现率的使用决不意味着存在货币市场、贷款或者贷款利息。它不过是计算机程序在评估不同生产选择的社会成本时使用的一个参数而已。
⑥ 这是作者在八十年代的设想，而现在就应该把电脑和宽带服务作为公民权益的一部分而提供——译者注
⑦ 关于积极自由的概念，请参见帕萨·达斯古普塔（1986）
⑧ 保加利亚农业采取的是捷克的模式。本书作者之一在1980年代初访问保加利亚，那时波兰团结工会骚动正处于顶点。他的丰衣足食的保加利亚主人公开地表达了对波兰人轻蔑：“怪不得他们现在一团糟，他们早在56年就把农业私有化了”。
作者：保罗•科克肖特、阿林•科特尔
翻译：路过海王星的水滴
校对：黑夜里的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