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国家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借助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已经渗透或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和领域。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其著作中已经注意到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作用和前途, ①并为二战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立场、方法和概念,构成了这些理论的基础和思想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针对战后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一方面努力从经典理论中寻找依据,另一方面试图对马克思等人的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和发展,以更合理地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尤其是国家与资本、国家与公民社会、国家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以及阶级结构的变化。他们批评了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浅显认识,为20 世纪70 年代“国家”概念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回归提供了理论起点。他们之间观点不同,视角方法各异,互有争论。尽管他们在解读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文本、理解他们的思想上有所偏颇甚至扭曲,但是他们提出的观点、观察的角度以及使用的方法毕竟是以新的历史条件为基础的,不仅丰富了经典理论,也为深入认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理论景观
从20 世纪50 年代后期以来,在欧洲和美国,国家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在卡诺伊看来,有两个主要原因促成了这种变化。这一方面是因为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出现了新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50 年代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针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经济出现的问题对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②如何理解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丰富多彩的。从客观上看,这是由于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从理论者主观上说,个人的理论出发点、使用的方法和关注的领域不同,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归纳出国家理论的几个流派。
从对国家作用的判断可以区分出“工具主义”国家论、“结构主义”国家论、“仲裁者”国家论和“制度平台”国家论四类。“工具主义”国家论是在马克思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观点上发展起来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米利班德。他认为国家并不是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间的中立的裁判者,而是一个深深介入其中的不可避免的偏袒者,是统治阶级的重要工具,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结构主义”国家论是以20 世纪60 年代在法国兴起的结构主义为分析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阿尔都塞和希腊学者普兰查斯。与“工具主义”国家论相比, “结构主义”在分析上更加宏观,对国家的理解更加抽象。它认为要理解资本主义应该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结构而不是人上。只有生产关系即社会阶级才是历史的主体。结构的存在和变化决定了个人的选择和历史的方向。可以区分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种结构,虽然经济结构有最终决定性,但是其他两种结构在一定时期也能成为特定生产方式的支配结构。“调节者”国家论把国家视为调节阶级矛盾、应对社会经济危机的主体,保持相对的自主性,通过缓和各阶级关系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维护了现有的社会结构。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奥菲。“制度平台”国家论在一定程度上与“结构主义”有相似之处,带有明显的制度主义色彩,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杰索普。他认为国家是一系列制度的集合体,为社会各阶层和力量提供了活动和斗争的制度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 从关注的领域可以划分为经济学、政治学、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学四种国家理论。比较而言,前三者强调的是从各自关注的领域来理解和解释国家。经济学强调的是国家与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关系。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理论强调的是国家的阶级本质、统治的方法以及霸权的形成。而第四种理论强调从整体上把握国家,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复杂的、自我再生产的制度,其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都有自己明确的角色,社会关系不仅是阶级关系也是生产关系。
从理论基础上可以划分为“资本逻辑”的国家理论、“阶级逻辑”的国家理论、“国家中心”的国家理论以及“战略理论”方法。“资本逻辑”论的理论资源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其代表是德国的“衍生学派”,著名人物是赫施。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必须从《资本论》所阐述和分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法则、特别是利润率下降规律中加以推演。利润率降低的倾向尤其需要资本家阶级组成国家,利用国家在物质和金融基础结构方面的投入以及人力资源的投资来抵消这种倾向。因此国家的作用是榨取剩余价值而不是阶级斗争。“阶级逻辑”论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概念入手分析国家的。“新李嘉图”学派中的一些成员对此作出了贡献。他们研究了国家对阶级间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了国家如何通过干预经济来维持或恢复公司利润。在这一分析方法下也可以划分出两种取向,一种是用工具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国家与阶级力量的关系,另一种则认为不同的国家形式体现了阶级力量不同的平衡关系。“国家中心”论带有明显的韦伯理论的色彩,把国家视为制度聚合体,并且是从政治家、官僚以及军队等活动主体的角度来
研究国家作为制度管理者的作用。美国学者斯考波尔等人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战略理论”方法是杰索普提出来的。在他看来,这种研究取向可以避免“资本逻辑”理论的过于抽象、实质主义以及“阶级逻辑”的过于具体,并且可以把规制理论( regulation theory) 、阶级斗争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普兰查斯和福柯对权力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他把国家视为一个具体的、有着多重边界的制度聚合体,没有固定的制度形态,也没有预设的形式或实质的统一性。国家的形式、作用以及具体的制度建构是由阶级、资本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战略选择决定的。
最后一种区分标准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可以分为包容法、衍生法和联系法。包容法是把特定体制所体现的普遍性原则应用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衍生法是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推导得出特定制度的本质;联系法是通过从具体体制中发现“相机的必然性”,然后把它们综合起来,建构成复合的、体现多种决定因素的解释体系。
这三种方法的典型分别是从阶级逻辑出发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德国的衍生学派以及普兰查斯的把国家视为社会关系的理论。③
实际上,很难有一个标准把现有的国家理论区分清楚,包容完整。任何一个理论家即便坚持某个理论起点和原则也决不会无视现实的多样性以及其他批评者提出的合理建议,总是在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决不能简单地应用某个标准来裁剪理论,犯“化约主义”的错误。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面对着具体的资本主义,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所理解的国家、关注的领域和使用的话语上也有所不同。比较而言,欧洲大陆的国家理论对国家的理解更加多维,在关注政治经济领域的同时,特别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在理论构建和话语叙述上更有抽象性和概括性。欧洲学者强调一般性的“资本主义国家”,重视规范性研究。而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对政治过程、政党、财政等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从中概括出观点。同时,他们是以美国社会为出发点的,不仅提出的问题带有明显的美国化,而且描述的国家也有美国的独特性。以至于美国学者斯考波尔认为:“现有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没有给予国家和政党组织充分的力量,使它成为政治冲突及后果的独立决定因素.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自称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郑重其事地探讨过国家的结构和政党组织。”④她说,几乎所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谈论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直接从这类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概念推演出政治。
总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普遍反对列宁式的国家观,即把国家简单地看作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试图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重新解读;二是对一般国家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通过对具体历史和社会的分析,来说明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从而也展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问题。
二、三场争论
在国家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许多争论。这些争论一方面反映了争论各方使用的理论资源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判断提出了挑战,并为新的解释和理解提供了拓展的空间。在这些争论中,比较著名的争论有以下三场。意大利的争论。实际上,早在20 世纪20 年代,葛兰西就为这场争论打开了大门。各方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性质。卢西奥?科利蒂(Lucio Colletti) 通过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阐释指出,民主越发展,国家就越接近萎缩。民主与国家是一对矛盾,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另一方是在20 世纪90 年代西方“第三条道路”争论中产生重要影响的诺伯托?博比奥。他完全不同意科利蒂的观点。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的产生意味着工人阶级的胜利。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民主即使采取资产阶级形式,也应当是扩大民主的起点。国家本身的民主化应当成为整个社会民主化的基础。第三方的代表是皮特洛?英格劳( Pietro Ingrao) 。他坚持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阶级国家,国家的民主内容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构条件决定的。尽管工人阶级赋予了代议制某些民主内容,但是真正的变革必然是大众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到来。总的来说,博比奥和英格劳都同意把代议制民主看作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基础,并且承认现存制度的某些合理性。
第二个争论发生在德国学者之间,是以赫施为代表的衍生学派与奥菲的争论。前者从资本的逻辑出发理解国家的经济作用,后者则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借用了官僚政治等概念研究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政治作用。虽然双方在许多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但依然有两个争论的焦点:一是在方法论上。以赫施为代表的衍生学派更强调对经济领域的研究,而奥菲则侧重于对政治过程的分析;二是在看待国家“自主性”上,奥菲扩大了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并且把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隔离开来,赋予其独立的行动法则。在他看来,国家在本质上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过程的管制者,也无法改变资本运动的规则。
比较而言,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的争论最具有影响。争论发生在1969 年米利班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一书发表之后,以《新左派评论》为阵地。争论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第一个问题是方法问题。米利班德在书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政治问题的分析,批判了多元主义的国家模式。普兰查斯认为米利班德的分析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因为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时候采用的依然是资产阶级政治学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在批判多元主义精英概念的时候应该抛弃精英的概念,“因为观念和概念决不是无害的,用对手的思想回击他,将使它们合法化,允许它们继续存在。每个观念或概念只有在创立它的全部理论问题的范围内才有意义:把它们从问题中汲取出来,又‘毫无批判地’输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它们绝对具有无法控制的效果。”⑤这样,米利班德很难把社会阶级和国家视为客观结构,而是把它们还原为人与人的某种关系。而米利班德认为普兰查斯提倡的结构主义虽然深刻地涉及到如何合理地阐述问题,但却忽视了经验研究的必要性,而具体研究对打破资产阶级理论的神秘化是必不可少的。第二个问题是结构与个人的关系。按照普兰查斯的观点,资产阶级与国家的关系是客观关系,这意味着个人的行为是由客观关系决定的。但实际上,统治阶级与体系之间的关系远比“客观关系”更复杂,“结构决定论”不可能真实地理解国家与体系的关系。⑥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的争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理解和分析国家的方法得出侧重点不同的结果,但是二者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新发展。更重要的是,双方在方法论上的争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甚至对双方以后的观点改变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国家的定义和职能
马克思在其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都论及国家,即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前后一致的国家理论,因此为不同的理解提供了起点。尽管如此,在国家问题上,马克思依然形成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它有三个部分组成: (1) 国家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不是产生于人类心灵或意志; (2) 国家虽然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形象出现的,但不代表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是生产过程中阶级结构的政治表现; (3) 国家是阶级镇压的工具。用恩格斯的话说:“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⑦
就国家的定义来说,马克思不同时期著作所侧重的国家的不同维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成为他们根据具体历史条件定义国家的基础。杰索普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梳理出六种国家定义,它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都曾被不同作者利用和发展过。⑧
(1) 国家是“寄生虫”。这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中提出的观点。国家是一种“寄生性”制度,在经济生产和再生产中毫无作用。国家并不代表共同利益,只是代表集团压制和剥削市民社会。
(2) 国家是财产关系制度和经济上阶级斗争的“表面反映”。马克思在其1859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明了这个观点。国家被视为经济基础的反映。尽管国家干预能加快或阻碍经济发展,但是后者才是最根本的决定力量。
(3) 国家是“阶级调和的要素”。马克思的这种观点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葛兰西和普兰查斯。国家通过压制和退让来调节敌对阶级之间的冲突,在不破坏统治阶级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再生产的前提下,调和阶级冲突。
(4)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一个“中性”的工具,既可以被资产阶级使用,也可以被无产阶级使用。
(5) 国家是“一套制度”。国家作为公共权力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劳动分工决定的,并且在形式上表现为由专门从事行政管理和维持秩序的官员垄断政府管理。
(6) 国家是一种“政治统治制度”,具体影响着阶级斗争。这个定义把重点转向了政治代表和国家干预形式。它把国家看作一种确保阶级力量平衡、有利于既有阶级或阶级集团统治的长远利益,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此外,“资本逻辑”学派, 比如阿尔特瓦特(Altvater) ,还为我们提供了第七种定义:
(7) 国家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国家被比拟成资本家,但不是资本家个体,而是集体性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虽然维持了需求,重组了生产,但是也要服从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既不能超越市场力量,也不能消除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国家要实现既维护阶级统治又保持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双重目的,必须通过发挥自己的职能来调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等诸多关系。在经典著作中,国家的职能被分为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两种。政治职能体现为统治阶级利用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工具维持统治秩序,以及利用政治权力调节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缓解阶级斗争。列宁所说的“暴力的方法”和“自由主义的”方法正是政治职能的两种表现形式。⑨社会职能指的是国家以“整个社会代表”的身份影响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马克思曾经指出,即使在“专制国家中”,政府的作用之一就是“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⑩社会职能具有历史继承性,一些手段和方法是不会随国家的更替而消失的,社会职能是政治职能实现的基础,可以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在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结合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对国家的职能进行了更具体多样的分析。米利班德等人归纳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三个职能:首先,国家具有广义的经济职能,通过控制收入和需求来协调经济的发展;其次,国家在政治上有维持秩序和法律的镇压职能,保护私有制,调整资本各部分之间以及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最后,国家具有思想文化职能,它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并向公众灌输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对资本有利的就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任何其他生产方式都不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好。lw
概括而言,对国家职能的分析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由于学科体系的健全,对国家职能的分析也更加具体详细;二是国家的经济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得到了特别的重视。这两个特点在不同作者的分析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在经济职能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把国家经济作用的增强与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转变联系起来,既强调国家对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再生产所起的支持和保护作用,也注意到随之而来的弊端。分析的重点集中在福利制度、国家财政、利润率、垄断、收入分配以及其他宏观经济调控问题上。奥康纳通过对资本主义财政危机的分析指出,国家开支的增长虽然为资本再生产提供了条件,但由于社会剩余依然由私人支配,由此导致了财政危机。奥菲对福利制度的分析指出,国家为资本提供了一种非市场化的支持系统,从而维持了雇佣劳动大军。新李嘉图主义者研究了国家对阶级间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了国家如何通过干预经济来维持或恢复公司利润。他们的缺陷在于忽视了生产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把劳动过程完全视为技术性,并且把收入分配与劳动力价格联系在一起,认为是在生产循环中决定的。衍生主义者认为利润率降低的倾向尤其需要资本家阶级组成国家,利用国家在物质和金融基础结构方面的投入以及人力资源的投资来抵消这种倾向。在对国家经济职能的分析中,可以概括出两种倾向: (1) 国家通过投资、政策支持等诸多形式直接为资本再生产服务; (2)国家通过为社会提供公共品,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间接地为资本再生产服务。
政治职能最直接、最明显地体现了国家的阶级性和暴力垄断者身份。经过200 多年的发展,西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统治方式,通过代议制、选举等诸多制度有效地掩盖了阶级性和暴力性,缓和了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时,随着国家间交往关系的扩大,国家对外的政治职能也日益明显。比照这种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表现出两种倾向: (1)通过深入分析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揭示国家的暴力性和阶级性; (2) 侧重于对国家对内政治职能的分析。米利班德认为,镇压是国家最明显的职能,具体体现为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一方面直接参与阶级冲突,另一方面通过法律为冲突规定各种条件。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长期的宪政传统,但是一旦社会发生严重冲突,国家的镇压职能就马上施展出来。lx
法国学者福柯对国家强制性职能的广泛化与深入化进行了非常透彻的分析。在他看来,国家的强制性更多的不是体现为以暴力镇压反抗和平息冲突上,而是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且借助一些社会制度来实行“戒律权力”(disciplinary power) ,疯人院、医院、收容教养所等机构成为国家监视和控制社会与个人的制度。
ly奥菲在福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福利国家所体现的强制性。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复杂化,国家对各种偏离规范的行为也越发敏感,因此从身体到心理对个人的控制越发严密。从反对吸烟喝酒到交通安全教育,国家发展出一整套行为控制制度,过去被视为纯属个人的私事也成了国家关心的问题。lz
葛兰西首先开启了对国家思想文化职能的探索。他认为,一个社会集团要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必须取得文化和道德上的领导权(或霸权) 。每个国家都是道德国家,其中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通过教育、文化、宗教、家庭和日常生活等渠道,把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强加给大众,使之认同统治阶级的统治,从而取得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和统治的合法化。葛兰西的思想使意识形态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阿尔都塞、普兰查斯、哈贝马斯等人都对其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在他们看来,许多社会制度,比如宗教、教育、工会、媒体、文化等都成为了意识形态机器,巩固了统治阶级取得的社会认同。对国家思想文化职能的研究拓展了对国家权力和阶级统治的理解,有助于摆脱简单地套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缺陷。而所有这一切也验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著名命题:“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三种职能虽然是相互补充的,但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奥康纳分析的积累与合法性的矛盾就揭示了国家的经济职能内部,以及经济职能与社会政治职能之间的矛盾。而这些实际上反映了国家一方面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作为“虚幻共同体”与维持社会的存在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四、阶级关系与国家的“自主性”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1)服务性行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就业人员越来越多; (2) 传统产业逐渐衰落,蓝领工人日益减少,白领工人日益增多; (3) 出现了专业管理人员阶层。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国家的阶级属性,究竟国家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还是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行为者,也成为了许多作者关注的对象。在经典作家那里,实际上已经提到了国家“自主性”。恩格斯把国家定义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在经典理论中,国家的自主性是在两种情况下出现的。一种是正常情况,因为资产阶级不喜欢直接掌管国家机构,而且各资本之间存在着冲突,需要一个国家机构来调节;另一种是“非常时期”,阶级斗争的激烈化使冲突各方无法单独控制国家,因此“国家权力作为表面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相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论及国家的“自主性”。杰索普对于各种论述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归纳了三个区分不同分析方法的标准: (1) 按照研究国家所采取的理论方法,可以区分为“资本逻辑”方法、“阶级逻辑”方法以及“国家中心”方法; (2) 按照如何分析国家自主性的方法,比如输入―输出模式、“内部―外部”(内容―形式) 的辩证方法; (3) 按照国家自主性是否对资本积累和阶级统治产生了功能性、反功能性或相机性的影响。
l|按照他的归纳, “资本逻辑”方法试图从分析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中得出国家拥有自主性的必然性。它强调国家在特定条件下是相对自主于特定的资本阶层或其他阶级力量的。尽管如此,国家的自主性最终还是由经济决定的。奥康纳认为现代国家要解决资本关系具有的功能性矛盾就必须保持一定的自主性。这样才能通过社会化的形式为资本生产提供基础条件,同时通过为被统治阶级提供物质利益来维持资本和国家的合法性。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国家的自主性能调和社会的阶级冲突,为资本积累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奥菲、赫施等人则更具体地分析了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国家自主性才能出现。他们认为,国家自主性的发挥有赖于国家在不同组织形式上的灵活选择。长期的自主性依靠国家特定的组织质量。米利班德和多姆霍夫认为,由于资本家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差异和不同,因此国家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否则就无法代表资本家阶级的长远利益。国家保持自主性的一个方法就是实行资本积累者与国家机器管理者之间的分工。
“阶级逻辑”方法在国家自主性上有两个取向。一种是工具主义。简单工具主义完全否定国家的自主性。经过修正的工具主义则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国家管理者能够赢得某种例外的或非正常的独立性。另一种取向则从阶级力量的平衡关系变动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国家的自主性,认为国家要在塑造阶级力量平衡中扮演创造性角色,而国家形式就是由此决定的。
“国家中心”方法利用对具体历史的研究,具体分析了国家自主性的产生条件和表现形式。用斯考波尔的话说:“到目前为止,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国家作用理论的致命缺陷是:他们排除了国家组织及精英们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反对统治阶级的长远经济利益,或者创造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可能性。”
l~国家自主性是在国家完成特殊政治任务中实现的,这些任务包括资源汲取、行政管理能力和暴力控制。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汲取资源来建立和支持作为国家权力基础的暴力和行政组织,这意味着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为配置社会资源而同统治阶级进行竞争。一般来说,在特殊条件下,比如国际环境的压力(战争、经济竞争等) ,国家自主性最为突出。同时,国家自主性的发挥需要一个组织团结的官员队伍。这需要三个条件: (1) 职业化的官员队伍;(2) 官员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利益相对分离; (3) 意识形态的统一。
对国家“自主性”的讨论揭示了国家行为的多样性,对国家制度结构和官僚组织的分析丰富了一度被阶级理论单调化的国家理论,也有助于认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展,并为理解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差异提供了帮助。
五、公民社会、意识形态和霸权
公民社会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把它理解为与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交往形式。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公民社会才摆脱了政治束缚,作为私人利益的王国同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国家分离开来,成为后者的基础。在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公民社会支配着国家,设定了国家的组织和目标。在约翰?基恩(John Keane) 看来,马克思对公民社会理论有两个主要贡献:一是指出了现存公民社会是历史的产物;二是主张社会平等,而不仅仅是政治平等。同时,他也指出了马克思公民社会理论的三点“缺陷”: (1) 只把公民社会规定为经济关系,忽视了家庭、自由团体、职业集团等其他社会形式也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因素; (2) 否认了国家的中立性; (3) 主张国家消亡,而不是对国家的民主改造。
mu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论及公民社会的时候,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另一方面也是从这些“缺陷”入手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的。无疑,葛兰西在这方面做了最大胆的尝试。在博比奥看来,葛兰西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公民社会视为上层建筑而非经济基础中的要素,并且认为反映历史发展活跃和积极的因素是上层建筑中的诸要素,而不是经济结构。
mv这样就使分析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这种理论上的转变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暴力性减退、统治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之所以能保持统治的巩固,并不简单地依靠暴力或经济上的优势,而是获得了被统治阶级的同意。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获得了统治的“霸权”,而公民社会中的诸多组成部分成为了霸权的实现机制,它们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教育和政治改造,从而实现了统治阶级在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等所有方面上的全方位霸权。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于霸权、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有过多种不同的论述。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认为葛兰西对于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有三种判断。第一种把二者视为对立的,霸权属于公民社会,强制属于国家。统治阶级的社会统治是通过霸权获得同意的,而统治则是靠国家强制完成的;第二种认为国家包含公民社会。国家是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之和。霸权披着强制的甲胄。在这种关系下,霸权是同意与强制的综合;第三种认为国家与公民社会是统一的,这样就不存在究竟霸权在何处存在的问题,霸权无处不在。mw
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在阿尔都塞那里得到了更详细的阐释。阿尔都塞把国家机器分为镇压性和意识形态两类。一方面国家具有镇压功能,另一方面国家提供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机器包括教会、学校、家庭、法律、政党、工会、媒体等机构以及文化事业等,包括了许多私人领域的组织或机构。教育是国家保证劳动力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的国家机构是教育的意识形态结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构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居于统治地位,这是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结果。”mx
在阿尔都塞看来,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具有镇压和意识形态两种功能,只不过相互的侧重点不同罢了。他特别强调,尽管意识形态机构是多样的,但是统一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下,因为如果不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行使霸权就无法长期掌握国家政权。反之,没有霸权的国家机构意味着一个国家不能长期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正是从这点出发,阿尔都塞和葛兰西一样,都主张发展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来包围现有的国家,从而从根本上夺取国家。
普兰查斯发展了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思想。首先,他认为阿尔都塞提出的两种国家机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并且在实际运行中很难完全区分开来。其次,他认为由葛兰西提出并由阿尔都塞系统化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和镇压角色实际上是一种“消极国家观”,把国家只看作预防者、排斥者和操纵者。他认为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核心。“国家也发挥积极的作用,创造、改造、制造现实”。my他认为,虽然葛兰西对于国家政治空间的论述确实扩大了国家作用的范围,并且把私人机构也纳入了统治阶级霸权机构之中,从而强调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作用,但是他把这个范围限定在消极的作用上,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有限的国家概念,按照这种概念,国家的行动是单向的,国家机构本身没有冲突或矛盾。
在普兰查斯看来,霸权表示: (1) 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如何逐步形成,并成为政治实体的“一般利益”代表: (2) 统治集团内部的各派别如何形成一个权力集团,相互竞争的资本如何形成一个统治阶级并控制国家。意识形态在这两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个阶级在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之前,能够而且必须成为意识形态的领导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拥有霸权。国家虽然是由霸权阶级领导,但并不直接代表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是代表它们的政治利益。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组织者。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是自主的。国家的作用是组织统治阶级,缓解它们的竞争,同时孤立被统治阶级的每个成员。普兰查斯认为,知识分子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他们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但只有国家才是新型的知识部门及其知识应用的关键,只有国家才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合法化。国家对“专业知识”的控制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对公民社会、意识形态以及霸权的讨论至少在三个方面丰富了对国家的认识: (1) 通过讨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使社会分析的单位进一步具体化,既体现了社会的多样性,又深入揭示了社会的统一性; (2) 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展现了阶级统治“非暴力”的一面,进一步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方式的新变化; (3) 对霸权的讨论展现了国家作为一种控制力量的深入性和彻底性,也说明了推翻既有体制的艰巨性。
六、资本积累、福利国家和合法性危机
保证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维持利润率不下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职能。而福利国家、代议制民主制度成为了国家实现这个职能的重要制度保证。这两个制度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逐步产生的,尤其是福利国家制度19 世纪后期从普鲁士产生后,在西欧和北欧的许多国家得到进一步完善,现在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尽管各国的福利程度不同) ,有效地协调了资本与劳工的关系,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提供了较为扎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但是这种制度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还是引发了新的危机,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奥菲不同意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对国家的判断。他认为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引起的危机的反应。国家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管理者。他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一切均由强大的资本控制的时代已经结束,资本的力量在衰落,如同老人一样,它也需要某种保护和支持,福利制度就是一种重要的非市场化的支持系统。福利制度的功能在于维持资本再生产所需的劳动力队伍。换句话说,非商品化的福利制度是劳动力商品化的一个先决条件。福利计划的制度化改变了战前的工业阶级斗争的模式,并且带来了“更加经济主义的、以分配为中心的、日益制度化的阶级冲突”。mz
福利国家通过对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做出让步,消除了它们进行斗争的动力。工人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因为充足的利润率和投资水平保证了支持用于福利项目的经济剩余的产生。而资本家也接受了基本工资要求和福利国家开支,因为后者确保了一个健康驯服的工人阶级的存在。因此,尽管福利项目对于资本也有益,但是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真正的收益。然而,福利制度也给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特定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成了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的焦点。在经济上,国家干预政策和资本的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干预可能损害某些资本家的利益;在政治上,国家对生产的参与影响了市场原则的贯彻,成为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体系中冲突和不稳定的根源;在文化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破坏了控制市场交换的公平交易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奥康纳通过对美国经济的分析指出,国家开支和国营部门的增长既是垄断产业增长的结果,同时又为垄断部门和整个生产的增长创造了基础。国家要调节劳资关系、有组织的劳工与失业者和贫困者之间的关系、大资本与小资本之间的关系、不同地区资本间的关系以及经济扩展部门的资本与衰落部门的资本的关系等诸多矛盾,必须扩大开支。国家财政开支分为两类:一类是资助私人资本积累的开支,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另一类是提供私有生产的社会成本,比如治理污染等开支。国家社会开支的增长虽然带来了福利范围的扩大,但由于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根本矛盾,往往会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首先,尽管国家使越来越多的资本的成本社会化了,但社会剩余(包括利润) 依然是由私人分配的,双方的差距导致了财政开支与收入之间的结构性亏空,从而导致了财政危机。其次,私人利益控制着国家权力进一步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因为“政府开支的数量和构成以及税收负担的分配不是取决于市场法则,而是在结构上反映着并且是由阶级和集团的社会经济冲突决定的。”m{
每一个社会集团都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资金,但不承担更多的税收。这必然导致财政开支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整个社会生产的增长速度,从而形成财政危机,而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又依赖于国家扩大财政开支来调和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从而最终导致合法性危机。这个矛盾是无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解决的,必须实现社会主义。
相对于奥菲和奥康纳等人,沃尔夫(Wolfe)把分析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尤其是70 年代出现的滞涨) 反映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危机,而自由主义民主由于无法兑现对公众的许诺,造成了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这样,国家无法让资本家和工人双方满意,只好求助于意识形态的诡计。但意识形态又不断在现实面前破产。m|
博比奥从理解战后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工人阶级生产的结果。尽管这个民主形式是有限制的,但仍然是民主,是一种政治参与的正确形式。在现代社会,直接民主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必须选择代议制民主形式,以扩大参与。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客观条件上越来越不民主。现代民主政治中存在四个矛盾。首先,人民是在越来越不民主的客观条件下不断要求更多的民主的;第二,现代国家,像私人公司一样,就规模和它所执行的职能而言也在发展,并且官僚机构是以等级制和非民主结构为特征的;第三,工业社会越来越依靠技术和人才来管理国家,专家治国趋势越来越明显;第四, “大众化”体现出的普遍性顺从是与人的能力的全面自由发展相矛盾的。
比较而言,哈贝马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的分析更具有影响力和深度,他分析了国家行为扩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造成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危机。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行为大幅度扩张了,既承担了补充市场的任务,又承担了取代市场的任务。除了经济领域,国家的行政行为还深入到其他一度有传统的自发调节机制的领域,干扰了文化的自我特性,加速了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生活领域的政治化,威胁到公民的私人性,扼杀了社会文化系统的创造力。这样,曾经一度实现过有效整合的社会诸系统之间出现了矛盾,社会文化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的差距扩大了。而“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m}
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与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存在着差距。积累与合法性的矛盾贯穿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中。一方面,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前进动力;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社会系统,资本主义必须获得合法性的认同,才能维持整个社会阶级关系的存在,从而为持续积累提供条件。国家在调节这对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在经历了多次阶级冲突和斗争后确立了以代议制民主和福利国家为基础的基本制度框架。然而这些制度只是缓和了各种矛盾和冲突,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它们。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矛盾,从而成为新问题和新冲突的源头。
七、结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认识是多样的,这不仅反映出不同作者所持立场的不同,而且也说明了各自关注的领域有所差别。这种认识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国家的现实制度体现形式的不同。正如杰索普所说,由于资本主义既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出现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国家在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不同的体现形式,因此无法建立一种普遍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m~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的讨论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更生动地展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诸领域的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一度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摈弃了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或阶级斗争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二是他们对国家的重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一度抛弃国家概念的西方学术主流,使国家概念重新回到社会科学领域,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而他们对国家的阶级属性的研究也凸显出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肤浅,揭露了社会政治经济运行中更根本性的问题。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手段和国家的经济机构并不是中立的,而是不同利益冲突的场所,因而在确保资本积累的条件上具有内在的局限性,并且必然受到阶级斗争和大众民主斗争的影响。
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来自学界,在现有体制中获得了学术地位,同时也对体制持批判态度。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带有明显的学术色彩,更强调理论体系的完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理论的实践性和战斗性。客观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对马克思在不同时期阐述的国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尽管如此,这些不同思想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新发展、新变化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丰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
注 释:
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等著作中都不同程度上阐述了关于国家本质、国家自主性以及国家与资本关系等主题。尤其重要的是,他在晚年意识到自己对国家缺乏系统研究,特意制订了一个“国家研究”计划,列举了要研究的重要主题。恩格斯以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从历史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在历史阐述的基础上揭示了国家的组成要素和本质,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更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他突出了国家的阶级镇压功能。其他一些经典理论家如卢森堡等人也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国家角色的变化提出过自己的观点。所有这些理论或观点都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②Martin Carnoy ,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4.
③Bob Jessop. 1990. “The state as political strategy”. InState Theory : 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 Cam2bridge : Polity Press. l.
④Theda Skocpol. 1981.“Political response to capitalist cri2sis : Neo – Marxist theories of the state and the case of thenew deal”. Politics and Society 10 (2) : 155 – 201. pp.199 – 200.
⑤Nicos Poulantzas. 1969. “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state”. New Left Review. No. 58. P70.
⑥Ralph Miliband. “The capitalist state : Rely to NicosPoulantzas”. New left Reiview. 1970. no. 59.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4 卷第170 页。
⑧Bob Jessop. 1990. “Recent theori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State Theory : 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 pp. 24 – 47.
⑨《列宁全集》第2 版第20 卷第68 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25 卷第432 页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 2004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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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杨雪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