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中的共和国文学：1949-2009”：“当代性与文学史”圆桌讨论会上的发言

作者：张旭东

本文节选作为 “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记录（参与者包括张旭东、蔡翔、罗岗、陈晓明、刘复生、季红真、王鸿生、千野拓政、林春城）之一部分发表于《学术月刊》2009年10月号，5-16页）

作者：赵汀阳

百年来中国的思想者往往不得不或明或暗地受制于一个特定的视界去思考各种问题，这个视界(horizon)就是中国的命运，显然，这个中国视界比世界视界要小一些。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这样想“中国应该如何如何”，而并不经常想到“世界应该如何如何”。尽管我们现在也必需用全球化眼光看问题，但这只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考虑全球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各种一体化的倾向，可是思维的全球尺度并不意味着世界立法的感觉，因此，我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随便想什么事情都自我感觉跟世界经理似的。中国眼光虽然不一定完全是政治性的，但总有一点泛政治性——同样，世界眼光也是泛政治性的——这种有局限性的眼光并不完全是缺点，因为它构成了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世界视界的批评。也许有一天各种文化下的人们能够摆脱被歪曲和压迫的状况，从而都能在实践上形成真正公正的无局限性的纯粹人类眼光，即能够这样思考“人类需要如何如何”——尽管一个思想者在纯粹理性上从来都有可能以人类眼光去思考，但只有当超越了文化霸权，人类眼光才会在实践上成立，而不仅仅存在于我思中。

这是一部意大利影片，是一部好影片。以前我没有看过意大利的片子，这是第一次，这第一次却给了我很大的喜悦和很深的印象。我连看了两次，两次的印象都是一样的。那里面每个镜头我都能记得，极小极小的动作也不会忘记，我总还想看，而且常常要把里面的一些镜头拿来回忆。我不能不替那个主人公里西设想，替许许多多意大利的劳动者设想；我特别想那个孩子，那个早熟的、很小的年龄就为自己的生活去劳动的里西的儿子。整个意大利社会，就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当中把我们吸引住了，我们不得不钻到那个社会里面去，而且深深感到在那样的社会里生活是多么艰难，多么使人喘不过气来，多么可怕。影片象一块沉重的巨石，投入你的平静的心中，激起你感情的波涛，汹涌奔腾，使你也经历着那生活中的险阻，比当事人只有看得更清楚，体味得更深刻的，使你的感情长久也不能平伏。

女权主义(feminism)，或被译作女性主义，然而，作者经考察发现，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不是一种译法的差别，也不是译者的偏向和喜好，而是从理论发展的表征。在这些不同的称谓里包含有女权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递进的过程。女权主义从出现起就强调男女平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首先追求的争取选举权、工作权、生存权以及其他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在社会解放的进程中，逐步获得了成功。女权主义的目标确立为争取真正的人权，以及由此产生的真实存在权和发展权。虽然20世纪的女权主义发展有自己的特色,与19世纪的女性解放运动不同，表现在语境不同,理论任务和目标不同,达成的社会效应也不同，可是女性的权力仍然是得不到真正的保证的。尤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建设中,女权主义的任务和目标仍然是艰巨和持久的。

今天晚上提出一件对这个学会来说是历来最有意义的案子。这是一件“人民对医生”的讼案。我们虽是被告，又是法官。我们应该以最客观的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案子是社会经济学领域中的伦理和道德问题，而不单纯是医学经济学问题，应当看作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中而不能从中分离的东西。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任何社会结构的基础都是经济。加拿大的经济从理论上或从实践上来讲都是资本主义的。它建立在个人主义、互相竞争和私人盈利的基础之上。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经历着危机——通常叫做经济萧条，这不是政治机体的一种暂时的毛病而是一种需要作系统治疗的足以致命的顽症。那些懦夫却把系统治疗称为激进派的药方。我们大多数的政治庸医们所建议的治标的措施，就等于是用阿司匹林来治疗梅毒性头痛，可以解除一些痛苦，却永远不能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