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 Ockham's Razor）是由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提出的一个原理。奥卡姆（Ockham）在英格兰的萨里郡，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这个原理称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Entities should not be multiplied unnecessarily）。有时为了显示其权威性，人们也使用它原始的拉丁文形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里一再提出一个问题：农村里的个人究竟如何组织起来？他发现，尽管有着市场经济的驱动，农民之间合作仍然非常困难，并断言“只要中国小农没有学会自组织并通过各种自组织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那么，中国的小农依然是历史上的传统小农”。[1]这个“如何组织”的问题，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同样存在。尽管在这里，人们一出生就被各种制度和机构所包围，被学校和单位所管制，但这些除了养成惯于被组织的本能以外，并不有助于了解“如何自组织”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转型社会学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片段如何形成”视为一个理论问题，孜孜不倦。[2]只是，在他们企图分析和把握的这一重新组织的过程中，市场和消费往往成了绝对的主角。人们只有成为某一类商品——无论是房产、汽车还是名牌服饰——的拥有者，才能发出“组织起来”的信号。这一类关于“如何组织”的想象未免单调。

在这样一种状况里，我们开始重新阅读和评价社会主义时期的小说。[3]也是在这一状况中，从一般意义上的个体——英雄人物——的角度去追认社会主义小说的价值，既是这一阅读冲动的迫切需要，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陷阱。因为想象的需要，而匆忙确认一种“不同于今天”的状态，总是很容易把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回想，转化为貌似激进的怀乡病。

在出版我的《日志》第一号的时候，我曾预告过读者，我在《日志》中也将考察那些不仅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而且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人都感到兴趣的问题和现象。这类问题中，毫无疑问包括有法国社会主义者爱尔威的那篇尖刻而又有些古怪的著名声明中所提出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La vie socialiste》杂志编辑部就这个问题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要求各国社会主义者写出他们对这个题目的想法。我也接到了这样的邀请。我的回答就包括在下述致该杂志编辑部的信件中。

日益加深的金融危机，使得人们纷纷回到马克思，去探寻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与一些简单援引马克思观点来攻击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人不同，齐泽克坚持自己的独特思考。在近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他明确表示此次危机不会导致革命，但同时认为，就算资本主义能够暂时自救，还是无法解决其固有的矛盾。

金融危机来了，昔日象征金融辉煌的华尔街一朝沦为落水狗，银行信贷也无法独善其身。危机所到之处，大量卖不出去的商品开始积压，各类大小商人拼命要把商品塞给消费者，再贱的价钱也肯卖。“生产过剩”这个老掉牙的词汇，渐渐从岁月的尘埃中浮现出来。

《陌生人》是近年来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吴玄的新作，最早刊登在今年第二期的《收获》。小说塑造了“陌生人”的形象——何开来，他的内心是冷漠绝望的，开始像俄国的多余人，然后是像加缪的局外人，但多余人和局外人是自我意识强大的那类人，他们的自我是确定、清晰的，可以跟世界抗衡。而对陌生人何开来来说，荒谬的不仅是世界，自我比这个世界更荒谬。他是后现代社会自我崩溃后的一个碎片。他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开始做市府秘书，后来到电视台：他在寻找故乡，找到的却是对社会、时代的陌生感，他放浪形骸，玩世不恭，所谓的故乡那时候幻化为某个女人，他意外地对医生李少白一见钟情。但是，爱情也不能拯救他，他感受到了两人之间的陌生感，爱情是虚构的乌托邦。他声称考研逃到北京，后来又逃离了李少白，和有钱又没有性诱惑力的杜圆圆结婚，躲进书房，获得了精神内部的最大的自由，不用再虚构一种爱情，了无挂碍。他卸下了所有的社会角色，儿子、兄弟、朋友、情人、丈夫、职员，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裸体的自我。他懒得活，但一个自恋的人不会真把自己杀死的，何开来活在自己的地狱里。而他的两个双胞胎妹妹，一个试图活得有意义，一个随波逐流，可意义那么缥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