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与其说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际问题。三十年以前，在理论界谁也不会把这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常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修正主义者、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者，不敢公开说我们的改革就是搞资本主义。因为我国毕竟是一个搞了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国家，广大群众对资本主义是什么货色还是有所了解的。官方把改革定性为市场化改革，提出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主流派学者大造舆论，大肆宣扬市场经济较之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于是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似乎市场经济是一个高深莫测的理论问题，市场经济是一种无比优越的经济体制。其实，按本意来说，此处“体制”应为“ 制度”。他们讳莫如深，用英语同外国人对话时，讲ＲＥ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译成中文，准确的译法应当译为改革经济制度。但他们对此实行回避，偏译成改革经济体制，以为就可蒙混过关了。其实，这完全是一种欺骗，是蒙蔽群众的手法。

马评网编者按： 乔尔·安德斯（中文名为安舟）是美国左翼学者，对中国革命史（特别是文革史）有独到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他同时也非常了解当代中国的情况，包括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在这篇文章中，他用生动的、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了阿瑞基（另一位左翼著名学者，世界体系学说代表人物）的乐观主义，后者认为，中国将成为替代美国霸权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而安舟的文章则向我们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导致的是灾难性的社会矛盾，一个内部不平等的中国也将无法超越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从而创造新的未来。此文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的真实看法，使我们能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我们的社会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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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突然成了全球经济中的一个主要角色，越来越普遍的看法是中国正成为世界上的主导性大国。在这种预测性文献中，乔万尼·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的《亚当·斯密在北京》显得特别突出有两个理由。第一，阿锐基把分析放在探讨一系列霸权国家兴衰荣辱的宏大和复杂历史模式中，第二，尽管许多西方学者用惊恐不安的眼神看待中国的崛起，阿锐基则充满热情地欢迎中国。

“我只是个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马基亚维里的孤独”

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正在加剧的一个迹象：为了出版也许是战后时期数一数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1960和70年代以来的作品，我们将不得不证明这样做的理由；尽管阿尔都塞的著作最近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西欧和西欧之外的地区（尤其在拉丁美洲），都取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反响。

这是一本颇让我感动且获益不浅的书，描述的虽是美国工人家庭，但同样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看待自己的生活。虽然很遗憾，书中有许多句段译得很草率，甚至文句不通，这很可能要归咎于排印后没有认真校对。作为开业的婚姻和家庭治疗专家，同时又是激进政治的参与者，莉莲·B·露宾走访并精心研究了50个美国白种工人阶级家庭，探讨“他们生活中紧张的根源”，亦即“美国社会中深刻的思想意识与社会矛盾”。这些家庭位于旧金山海湾周围12个不同的社区，离城市的距离半径为50英里。她也采访了一些职业中产阶级家庭，作为对照。她体切地留意到这些工人夫妇所描述的早年与现今生活、工作方面的种种细节，敏锐地分析各种经验和心理作用方面的因果关系，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上的阶级色彩。

那么，[客观性的]事物如何与[主观性的]自由共存呢？1922年，当列宁表明自己的立场并反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权力进行的批评时，他是这样说的：

的确，这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所作的说教反映了他们的本性：“革命跑得太远了。我们一直这么说，现在你也这么说了。让我们再来重申这一点吧。”而我们对这一点回答说：“正因为这样，让我们枪毙你们吧。要么劳驾收起你们的观点，要么你们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处境比遭到白卫分子直接进犯时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还要谈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对不起，我们就要把你们当作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来对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