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十后出生的一代人，成长于改革开放的时代，但从小受到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灌输教育树立起来的世界观，并没有跳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个逻辑和现实路径。因此，今天有必要回到马克思，尤其是在反思十月革命的道路时，整理出从马克思到列宁的理论变迁，从而对前苏联的成败给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说明，而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将正反均归因于社会主义，并在既定的价值导向的前提下，悄悄完成从正到反的转换，达到对社会主义的致命一击。

在促使文化大革命产生的众多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性质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比较重要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表现得最为大胆但同时也最为模糊不清。

作者： sacanlee

首先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进行明确的、不含糊的分析，因为甚至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都是十分混乱的。从1936年斯大林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一刻起，这种理论上的混乱就不断地误导着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同时又为修正主义复辟资产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依据。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经历三个阶段。Ⅰ、“长久的阵痛”，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Ⅱ、“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Ⅲ、“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我从没见过一个缺乏幽默感的人能理解辩证法。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流亡者对话》

“对于受马克思影响的历史学家来说，阶级斗争是无时不在的，是为了争夺原始的、物质的东西而进行的；没有物质的东西，精致的和精神的东西不可能存在。然而，它并非以落入胜利者手中的战利品形式而存在，而且胜利者自己的存在被人们在阶级斗争中所感受到。胜利者在这场斗争中，展现自身是有勇气的、幽默的、精明的和刚毅的。”[1366]

资本主义并不只是众多历史阶段中的一个。从某种程度上说，曾经红极一时，今天却已几乎被人遗忘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论断是正确的：全球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在以往的历史中被抑制的某种超溢（excess）在资本主义中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地方化的弥散性的存在，作为一种超溢，一种偏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小钱生大钱的投机运动中，在资本主义这种必须不断解放其自身的条件，才能获得生存的体制中，它被高升至一种社会生活的原则——也就是说，它只有作为自身的“超溢”，不断超越自身的“正常”限制，才能获得生存。因此，只有到了今天，到了全球资本主义已演变为“后工业化”和数字化形态的时候，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现实资本主义才会到达“观念”（notion）的阶段：也许，我们可以再次回到马克思那句与进化论反其道而行之的古老名言（这句话的发明人其实还是黑格尔）：解剖一个人为解剖一只猴提供了钥匙，这就是说，如欲探求一种社会形态的纯观念式的内在结构，必须从其高度发展的形态入手。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