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后半期的特点，是在提出和解决俄国革命问题方面呈现异常活跃的景象。新的革命党民权党的出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影响和成绩的增长，民意派内部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小组中以及秘密刊物上，引起了关于纲领问题的热烈讨论。在秘密刊物方面值得指出的，有“民权党”81的“迫切的问题”和“宣言”（1894年），有“‘民意社’82快报”，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83在国外出版的“工人”，有在俄国加紧出版主要是供工人阅读的革命小册子的工作，有圣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1896年著名的彼得堡罢工发生时所进行的鼓动工作等等。

我每天都读到一个又一个经济学家、记者或政府官员谈论如何在这个或那个国家最快实现经济复苏。不消说，开出的药方总是相互冲突。但几乎所有这些权威人士，在我看来，都好似身处太虚幻境。他们真的似乎相信，自己的药方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就能发挥作用。

事实是，世界只不过处于衰退的开端，衰退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并将变的比现在糟得多。政府眼下的问题不是如何复苏，而是如何在它们无一例外面对民众日益愤怒的情况下保全自己。

在琼瑶式文艺百花齐放的今天，一切与革命有关的宏大叙事都成了毒草，都成了任人唾弃的死狗。文艺批评家们忙于从垃圾堆里淘金，忙于颠覆与重写，并用他们的人性标准来丈量每部作品的高低。年轻人们忙于恋爱，如饥似渴地从畅销书专柜或者电影院里获取台词与剧情，用他们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气息来演绎所谓的浪漫。而对于这样一部夹杂着意识形态说教的小说，似乎已经过时并且永远地过时了。但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本身的原因，不如说是意识形态指向的原因，斯皮尔伯格和梅尔 •吉布森这些来自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家大行于世就是明证。如果今天有哪位小资猎奇似拾起了这本古书，并用他们独有的眼光来审视这部作品，吸引他们的肯定不在于书中的革命故事（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少年保尔与冬尼娅的爱情故事。

马克思主义给关于政治和历史的科学带来的根本创新，在于证明不存在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人的本质”（这个概念当然起源于宗教思想和超验主义），人的本质无非是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语文学和批评学方法来确认的历史事实。因此，必须把政治科学的具体内容（连同逻辑体系）视为发展着的有机体。不过应该看到，马基雅维利为政治问题指出的方向至今还受到争议和反驳，还没有成为“常识”（这个方向就是他的作品中潜在的主张，即政治是一种独立的活动，自身具有区别于道德与宗教的原则和规律——这个命题有着重大的哲学意义，因为它潜在地提出了一种道德和宗教观，即开创了一整套世界观）。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仅仅意味着在马基雅维利思想里已经萌发种种要素的那场知识和道德革命还没有发生，还没有成为民族文化的公开的和明显的形式吗？或者这只具有当前的政治意义，可以证明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的鸿沟，证明分属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两种文化的存在，证明统治阶级（例如教会）对于普通人民固有的态度，因为它既不愿成为孤家寡人，又必须让他们始终相信马基雅维利不过是魔鬼的化身？

访问者《小说选刊》副主编：冯敏

受访者：《星火》编剧韩毓海、导演刘毅然

1，冯敏：首先向二位编剧和导演表示祝贺！根据左翼作家叶紫的三个短篇小说《星》《火》《丰收》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星火》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后，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并以收视率平均8.93%，最高12.16%的佳绩创中央电视台收视率近年来的新高（据《中国电视报》央视索福瑞调查数据）。这部戏不仅观众反映强烈，在知识界理论界也引起热议，网上也有大量评论。请二位谈谈当初改编作品时的一些想法，也希望能介绍一下作家叶紫的情况，因为多数观众也许并不熟悉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

在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悲剧《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曾经提出了一个几近永恒的难题：“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哈姆雷特选择了毁灭。不幸的是，“好的”、“发达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今天也遇到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这个难题是：“透支，还是过剩？这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两年以前，“透支消费”可是一件相当时髦的后现代行为（想想“按揭”吧，想想《穷爸爸，富爸爸》吧）。可是现在，“透支消费”已成众矢之的，千夫所指，万人侧目。